跨文化传播路径与传播模式探讨——以2000-2011来华留学生介入中国媒介为研究视点

李 镓，刘天玺

(1．江西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南昌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0)

一、引言

在回溯和还原整个跨文化传播历史脉络时可以发现，“文化传播是文化运动最早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传播不仅是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而且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传播是一个表现较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过程。”[1]在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需要多角度考量国际传播语境和中国本土媒介语境的综合情况，以交往理论为指导，可将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多方角逐场域转换视角看待成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总和，文化传播需要厘清主体与客体，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我国隋唐时期就已经批量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如今已发展到近30万人的规模。来华留学生是传者受者合二为一的典型，通过人际传播和口头传播。对外文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文章将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客体，并且将视点置于中国国内的境况下，重点回答如何将“我”文化映射到“他”身上。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时代不可避免的课题，通过个案视角提取可借鉴的传播路径和模式显得尤为迫切。

二、介质与语境:来华留学生与大众媒介

一般意义来说，留学生对异质文化的习得分为表层，浅层和深层三个层次。表层是指语言交际，即可以运用东道国语言进行日常生活交际，浅层是指对东道国文化形式的模仿，通过跨文化适应能够梳理清楚自身的身份和角色，并且能够很好地“扮演”;深层是指留学生已经将文化理解、内化、整合并进行思考和批判。以上三个层次也同时能够作为跨文化传播效果考量的标准之一。

来华留学生作为中华文化的接受者，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介质。中国文化在国内语境下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文化传播，与走出国门直接面对语境冲突和大范围异质文化相比有着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更易于获取成功经验。来华留学生需要在特定传播语境中较为清晰地建立和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语境”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笔者认为中国已然存在、并无处不在的文化元素如建筑、风俗、曲艺等即文化语境。而大众传播作为拟态环境的塑造者，在构建跨文化公共空间方面有着天然的传播优势。“跨文化的公共空间的第二个层面是少数和多数的共同空间，即在吸引少数族群的同时又让主流受众感兴趣的表达空间。它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公共兴趣而聚集，同时又就同一议题展现出多样观点，消解群体间的语言偏见(linguisticintergroupbias)。[2]来华留学生观看、参与中国的媒体节目，有效地构建了作为传受二重体的优势，互动性强于其他载体。

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和“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这一“外来知识分子”进入媒体视野。国际面孔为节目带来了国际视野、包容大气的风格。以央视春晚为例，作为中国百姓的民俗盛典，经过30年的直播历程和文化积淀，春晚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文艺节目成为颇具规模的媒体文化形式。正因如此，外国人参加这样一个民族文化色彩浓厚的节目，具有高度的跨文化意义。2011年春晚，大山领着四个来自孔子学院的留学生在春晚舞台的亮相受到了多方的关注。笔者根据直播以来的历年春晚节目单和视频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这一媒体文化传播暗含了诸多传播形式和效果(见表1)。

表1 外国人参加中国央视春晚节目情况表(1988年-2011年)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1989年、1993年、1998年、1999年、2009年和2011年，这几年中参加表演的外国人多是来华留学生，且都是与中国演员一起完成表演的，表演形式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相声小品，其表演的内容更是贴近中国的国情和特色。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媒介上所表演的是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节目，这种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的节目为中华文化传播增添了新的意义。但这些来华留学生是真的理解这些节目背后的文化意义和魅力，还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表演形式?

在中国转型社会语境下，来华留学生参与的是中国本土节目，是作为节目的主体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但就节目的内容、形式和主题而言，显然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顺延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媒体两种传播方式的内涵，不难发现二者杂糅在媒介文化的场域内形成了文化传播的另一种面貌，二者相互结合生出更加符合受众心理的传播效果。例如来自法国的朱力安和来自日本的加藤嘉一参加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节目，展现了不同的文化体系。上海东方卫视具有代表性的谈话节目“东方直播室”，在一些探讨话题时，节目组通常会请一些来华留学生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发表他们的看法，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可以说，新时期的“汉语热”“中国热”已经借助媒体包括很多本土媒介形式多样化的形态传播，产生了很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三、内涵与演进:来华留学生的群体心理考量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传播身份具有双重性和易变性，不仅同时扮演着传者和受者的角色，而且相互转换快，甚至可以同时兼具。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忽略该群体的主体和客体的严格区分，有助于强化传播效果，混合人际、组织、大众传播的优势，覆盖面和网罗点进一步扩大，对于文化传播意义重大。“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存在和发展，透过文化的镜像，我们可以看见社会发展层层累积的过程。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1]因此，选择怎样的传播方式决定了传播效果。

笔者2011年3月对京、津、渝、黔、粤、赣等省市的在华留学生做了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这些留学生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华后其母体文化与中国文化会有冲突，而且外国留学生之间不同文化也存在着摩擦，进一步探析来华留学生的群体心理和处于不同阶段的留学生的心理状态，发现其表达和交往有递增倾向，对于大众传媒的态度也有细微的变化见表2。

表2 来华留学生不同阶段群体心理与媒介选择

表2对来华留学生的生活单独分阶段只是为了更为明确不同阶段的媒介选择，同时，不同阶段的媒介选择只是处于显性的，而且这种显性并不是绝对的。留学初期留学生对人际交往的需求表现在与朋友的交际上，在经历了信息和心理“碎片化”之后，开始需要组织的归属感和确定性。当留学生活适应了相当一段时间，文化内化开始需要更深层次的心理预期，大众传播也许为这一需求提供了条件。通过媒介，来华留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人际圈子，更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心理预期，其中包括:对自我价值的期待，得到他人对自己的认可，评价自身的异国生存的价值及其附加意义。

四、互动与融合:中国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

新时期的中国，其文化内涵有了更明显的变化。武汉大学传播学者单波认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并不是围绕一个单一的命题展开的，而是其三个层面的问题架构的三个维度发散出去，即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文化心理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文化适应与融合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和谐理念、文化心理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文化适应与融合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3]结合现实和理论，文化传播的前提应该是在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互动，一切人际和非人际的互动传播都能为新时期的跨文化传播途径奠定基础。

以来华留学生为载体，注重群体心理体验，挖掘其介质效果。从来华留学生观看和参加媒体节目可以窥见二重传播形式的显著效果。例如，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汉语之星”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许多地方电视台也有这类汉语竞赛节目，因这类型赛事而走红的选手如李慕白、欧莉莲等很多成为了歌手、主持人，在各种文艺晚会或者演出中担任嘉宾或主持人。曾四次出现在春晚舞台的大山，是20世纪80年代的来华留学生，也是广为人知的中加文化交流使者。法国女孩金小鱼参加了除央视春晚以外的各种类型春晚，凭借在湖南卫视的主持和自身才艺担任着各种比赛的嘉宾评委。另外在江西卫视的品牌节目红歌会中，13岁就来中国留学的女孩唐伯虎格外吸引眼球。“走红”对于来华留学生不仅是自己文化适应成功的标志，更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消解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带来的压抑感和排斥感。

以大众媒介为平台，构建宏观文化场域，强化互动语境。来华留学生积极介入中国媒介，首先能够将以往以我为主的灌输文化传播导向，转变为客体参与式的双向互动文化传播。只有东道国派出文化代表和使者才能达到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具有陌生人面孔的人群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展示本国的文化艺术瑰宝，形式新颖，使外国受众更有认同感和参与感，本国受众更具有新鲜感，拓宽中国大众媒体的视野和节目策划的文化包容心。尽管在消费主义的影响和市场化的运作下，媒体深谙如何通过“求新”、“求异”来抓住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将跨文化作为节目运作和包装的一个视角，有利于把文化的观念从体制化的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传媒从业者自身体验到鲜活且复杂的思想，且有助于其中一部分成为媒体知识分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容置疑，这样的形式能够建构出一个浓厚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场域，也为参加这类节目的来华留学生提供一个典型的文化语境。

以多元化媒介为基础，树立国际视野，打造融合图景。新媒体的如日中天也能为文化传播打开一条新的通道。很多通过春晚、汉语桥等节目拥一定知名度的来华留学生，开始使用新浪微博或者搜狐微博，记录他们在中国的点滴。法国女孩金小鱼经常记录她在中国的媒体活动，或者参演的电影或者节目的状态。而大山的微博上还不忘发现生活中的文化冲突或者文化差异，偶尔还替一些中国式英语纠错，引起粉丝的追捧。更吸引眼球的是，在火爆的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很多男女嘉宾都是来华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除了真心需要一个伴侣外，还有就是抱着传播自己、寻找光环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

以优秀文化为典范，深化中国文化内核，发散文化魅力。“在传播的诸种形态中，文化传播是最易于潜移默化、最广泛自然融于生活过程之中的传播形态，是最普遍又最基础的传播形态。”[4](P15)文化通过传播进行着互动，自我深化，其意义不言自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把文化作为主题，文化能够凝聚全体民众的智慧和行动。可以说，作为文化传播的人际代表已经与新媒体互动相映成趣，这也印证着跨文化传播存在的基础就是基于传播过程中的共享和互动。“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5]。

我们应该明晰文化依托于什么而交流，我们传播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规约机制，文化传播的前提是否形成等。

五、意义与启示

文化以传播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的画卷，无论是原始的宗教信仰流传、古希腊辉煌文明的传承、当代流行文化的杂染，都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5]。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文化传播已经跳出了战争这种粗暴的文化殖民语境，但比起国际经济的交流还是显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化。面对异质文化的“入侵”，无论是悄无声息的渗透还是产业化大规模传播的覆盖，必将经历抗拒、震荡、冲突、矛盾、接受、融合等阶段。

中国媒体可以也必须树立国际视野，要“走出去”，挖掘中国文化真正的魅力和精髓。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体制和制度处于逐渐完善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是极大的。将人与文化的互动呈现在大众媒体上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路径，加之新媒体的个性化，同时应使中华文化传播在互动的图景之上更加注重其意义。

[1]武斌．文化传播论——以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来讨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8，(5)．

[2]BradleyW．GorhamMedia＇sRelationshipWithStereotyping:THeLinguisticlntergroupBiasinResponsetoCommunication，Vol．56，2006．

[3]单波，薛晓峰．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和谐理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8，(6)．

[4]吴信训．文化传播新论:以历史与现实为镜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庄晓东．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天津社会科学，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