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蔡邕《述行赋》的霖雨意象

2013-09-07 09:32赵德波
潍坊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关键词:爻辞蔡邕周易

赵德波

(广州大学,广州 510006)

出行遇雨,会给行人造成诸多不便。尤其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中途遇雨带来的麻烦更多。从先秦时期开始,征行遇雨就作为一种题材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且呈现出多种样态。蔡邕的《述行赋》是汉代行旅赋的殿军,这篇作品的写作契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霖雨。他在序言中写道:“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朝廷宦官给蔡邕所在之地的陈留太守下达指令,征召蔡邕进京为他们弹琴。蔡邕在赴京途中遇雨,行至偃师,托病不前,返回之后写下这篇赋,描写霖雨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中途遇雨给人的前行造成障碍,但是,由于行旅之人所处的境遇不同,因此,对霖雨所产生的感触也就存在差异。把蔡邕在《述行赋》对霖雨的描写及心态展示与此前同类题材的作品加以对比,可以梳理出从先秦到东汉后期征行遇雨题材作品的多种样态及发展脉络。

一、霖雨描写与《易》、《诗》的行路难典故

蔡邕《述行赋》对于霖雨所作的描写共三段,分置于作品的开头和中间部分,首段如下: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屯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蟠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1]

这段文字带有全文总叙的性质,交待自己前往途中而遇雨的情况,说明这篇作品创作的缘由。《后汉书志·五行志一》记载:“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馀日。”[2]蔡邕应召赴京这年的夏天,洛阳一带连续降雨五十馀天。蔡邕是秋天前往洛阳,又遇到连绵大雨。在地面的水分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再次连降大雨,路途的泥泞可想而知。蔡邕这段文字对霖雨所作的描写,主要渲染它给前行造成的障碍,在此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周易》本经与出行相关的典故。“屯邅”之语首见于《周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李道平疏:“阳动于下,二应艮以止之,故有屯如难进之象。二阴乘于初阳,以柔乘刚,故如邅如不行之象。”李道平见解荀爽等古注,把“屯如邅如”解释为难进不行之象。这种解释是本于《周易·屯·彖》而来:“《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彖》传把《屯》卦说成是阴阳二气始交的初春,植物破土而出尚处于艰难阶段。蔡邕“屯蹇”二字描绘路途的状况,采用的传统《易》学的说法,用以突出前行的艰难。蔡邕在形容道路状况时,又用了“蹇连”一词,同样出自《周易》,见于《蹇》六四:“往蹇来连。”虞翻:“蹇,难也。”李道平疏引马融注:“连亦难也。”李氏又把这句爻辞释为“进退两难”。[3]这种解释与《蹇》卦宗旨相一致。《蹇·彖》称:“蹇,难也。”《蹇》卦名称就是艰难之义,故爻辞选择的是前行艰难的事象。蔡邕两次运用《周易》的典故,都是用以突出路途的难行。文中还有“乘马蟠而不进”之语,其中的蟠,指屈曲之状。扬雄在《法言·问神》:“龙蟠于泥。”意谓龙在泥中盘曲而伏。“乘马蟠而不进”,指驾车的马屈曲身躯不肯前行。蔡邕这段文字对霖雨所作的描写,主要强调它对前行造成的障碍,反复渲染的是行路难,路难行。这就为后面的霖雨描写定下了基调,把行路难作为一条主线而首见端绪。

《述行赋》对霖雨所作的第二段描写如下:

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风汩以飙涌兮,气懆懆而厉凉。云郁术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渐唐。仆夫疲而劬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格莽丘而税驾兮,阴曀曀而不阳。

《述行赋》首段对霖雨及道路状况的描写是笼统的、概括的,没有出现具体的细节。上面这段叙述则是细致而生动,是工笔刻划。“寻修轨以增举兮,邈悠悠之未央”,这两句交待了诗人遇雨前的行为状态:正在寻找前往京城的远道,向着山的高处攀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向上攀登之际,遇到了一场大雨。以下四句不是专门写雨,而是相继对风、气、云、雨四种自然物作了描写。风在雨头,山雨欲来风满楼,首先描写的是风。山风猛烈,迅疾腾涌,气候的变化来得很突然,也很强烈。山上本来就较之平地的气温要低,加上疾风吹来,自然更加冷清。第二个写的是气,用“懆懆”加以形容。《诗经·小雅·白华》有“念子懆懆”之语,懆懆,指剧烈地动荡。气之流动为风。既然山风猛烈,当然空气也在动荡,给人带来的是凄厉的凉意,写的是触觉感受。雨从云降,第三个写的是云,浓云密布,笼罩四方,这是大雨立即到来的征兆。最后写的是雨,云层浓重,雨也下得天地迷茫。濛濛,昏暗不清之象。蔡邕把自然现象依次出现的顺序,内化为作品的叙事脉络。这段叙事是以登山途中为背景,在描写霖雨到来以前和降落之际的景象时,展现出它对路途所产生的影响。“云郁术而四塞”,指云层浓厚而低垂,以至于使道路变得晦暗不清。术,指道路。郁术,就是使得道路被云气笼罩而能见度很低。“雨濛濛而渐”,指大雨迷茫而把道路淋湿,满地淤泥。唐,指的是道路,把霖雨对道路所造成影响加以渲染,与第一段霖雨描写采用的手法基本是一致的。

大雨使山路变得泥泞湿滑,但却还要继续前往。接下来叙述雨中登山的艰难,选择的是《诗经周南·卷耳》的典故。《卷耳》第二章称:“陟彼崔嵬,我马虺隤。”第三章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这两章叙述的也是乘车登山的场景,与《述行赋》的场景相似,只是没有中途遇雨而已。蔡邕把《卷耳》这两章加以整合,成为“我马虺隤以玄黄”之句。《毛传》:“虺隤,病也。”鲁诗:“玄黄,病也。”虺隤、玄黄,都是驾车的马由于过度疲劳而出现的病态。《卷耳》还有“我仆痡矣”之语,蔡邕所说的“仆夫疲而劬瘁”即由《卷耳》化出,意谓驾车的仆夫都累得身疲力尽。《述行赋》首段描写霖雨,选择的是《周易》与行路难相关的典故。第二次详细描写霖雨,所选的《诗经》典故也以行路难为题。典故的选择与作品的情境极其相契。

《述行赋》对霖雨所作的的第三次描写如下:

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

首二句先写云层的黑暗浓重,次写降雨量的众多。零雨,即降雨。溱溱,众多之义。雨不停地降下,地面出现许多积水。第三、四两句叙述道路状况:道路中断,找不到车的轨道。不仅如此,甚至达到泥泞而陷溺车辆的程度。这段文字对降雨过程采用简略写法,但突出了连绵降雨造成的后果,对道路破坏的程度较之上一次描写显得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只好从山路返回,到偃师去缓解疲劳。“率陵阿以登降”,其中的登降指的是登而降,系偏义词组,重点在降。至此,因为霖雨而导致行路难的叙事,在《述行赋》中基本结束。后面虽然还有等待天明准备启程的情节,但已不是叙事的重点。

二、霖雨描写与作品的层次结构

《述行赋》的霖雨描写分置三次,这是蔡邕所作的精心调遣,为的最大限度发挥霖雨描写在作品层次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述行赋》首次霖雨描写置于作品的开头,相对于后面两次霖雨描写,在结构上属于倒叙,是在整个事件已经结束之后追叙途中遇雨一事。而后两次的霖雨描写,则是按时间前后依次进行,采用的是顺叙方式。第二次霖雨描写之后,蔡邕对自己的行程作了如下叙述:“操方舟而溯湍洛兮,浮清波以横厉。”途中遇雨之后,蔡邕曾经乘船横渡洛水。方舟,谓船。横厉,指横渡。这是蔡邕此次行旅的一部分。根据《述行赋》提供的线索,蔡邕从他的家乡陈留郡出发,经由今河南开封、荥阳、成皋,在那里攀登山路而遇雨。第二次描写霖雨,其背景是成皋西部的大坂。在此之后,他渡过洛水,打算沿洛水陆路西行,前往洛阳。第三次描写霖雨,是北渡洛水之后,再次遇到的降雨。这样看来,《述行赋》对霖雨所作的三次描写,采用的是总体倒叙和部分顺叙相结合的方式。

《述行赋》共有三次对霖雨的描写,与此相应,每次描写之后都有对所经过、或所要到达之地古今相关事件所发的感慨。第一次霖雨描写有总括的性质,是对整个行程中遇雨事象的概述。在此之后面对历史遗迹所发的感慨,对于古代沧桑之变也带有总括的性质。在大梁想起信陵君窃符救赵,哀悼无辜被杀的晋鄙,而谴责力士朱亥。在中牟想起背叛赵简子的佛肸,还想起卫康叔。到管城想起管蔡之乱。中间还提到曾任周成王之师的宁越。这一段行程涉及的历史典故数量较多,时间跨度也很大,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后期。追高远望,又追溯到夏禹。第一次霖雨描写后所涉及的典故,都是用以抒发作者对世道沧桑的感慨,也带有总括的性质。

第二次霖雨描写之后所出现的历史典故,都是和东周王朝的衰落有关,选材非常集中,是“哀衰周之多故”。其中提到王子带、王子朝两次叛乱。这部分所抒发的感慨,把焦点集中在东周王朝,针对性已经很具体,与霖雨描写的细致入微形成对应。东周王朝的衰落期,与东汉后期桓帝时的形势多有相似,第二次霖雨描写后抒发的历史沧桑感,已经进一步向现实逼近。

第三次霖雨描写之后所提到的事件,都是发生在蔡邕踏上征途前不久,属于时事性叙事,其中写道: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

这是蔡邕思古之后的感今,在历数所过之地的典故之后,蔡邕用隐晦的笔调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予以影射。而其中的语句可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应起来。便于直观,对比如下:

可见,蔡邕笔下的霖雨承载的更多的是他对当时昏暗政局的愤慨,对东汉王朝前途命运的担忧,对自身无辜卷入政治漩涡的抱怨。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述行赋》的三次霖雨描写,对作品的结构发挥出枢纽作用。三次霖雨描写按照从总体到个别的顺序展开,其中所抒发的世道沧桑感,也遵循着从总体到局部的排列顺序。后两次的霖雨描写,采用的是顺叙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后面两大段所抒发的世道沧桑感,在这篇作品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其中三次关于霖雨的描写发挥出统领和协调的作用。

三、早期征行遇雨题材作品的寄托

出行遇雨是经常发生的事,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成为文学作品的取材对象,成为表达情感的一个渠道。

《周易》卦爻辞写定于殷周之际,其中《睽》上九爻辞就有“往遇雨则吉”之语。通常情况下,出行遇雨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这里却下以吉祥的断语,与常理相悖。《睽》卦的主角是一位在外流浪的莽撞汉,作为阳刚的象征出现。雨、水在《周易》卦爻辞中都是阴柔的象征,上九是最高爻位,很容易出现“亢龙有悔”的现象,睽孤又是一位莽撞汉,发生亢进的可能性更大。出行遇雨,可以减缓他前行的速度,是以柔济刚,故称吉。虞翻称这是“阴阳相应”大意近之。《周易》卦爻辞不是文学作品,但具有文学性,这条爻辞可视为出行遇雨事象最初的准文学显示,不过其中没有什么感情的表达,只有阴阳理念的寄托。

《夬》卦九三爻辞写道:“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这里出现的事象与《睽》上九相似,但是断语有差异,并且道出了行路遇雨之人的感受。夬夬,决断刚毅之象。爻辞中的主角一往无前地踏上征途,结果遇上大雨,浑身如同水洗过一样。他感到很愤怒,但最终没有灾患。急急前行而遇雨,对此表示愤怒是人之常情。《夬·象》称:“夬,决也,刚决柔也。”夬指的刚强果决,而九三爻位的宗旨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有厉,无咎。”这是《乾》卦作为总纲提出来的。处于九三爻位需要果敢前行,同时又要有忧患意识,不可冒进。《夬》九三爻辞表达的正是这种意义。夬夬独行之际大雨淋身,衣服湿透,必然放慢前行速度,这正是以柔济刚之义,雨还是作为阴柔的象征物出现。《周易》爻辞中男士、君子途中遇雨,显示的是以柔济刚之象,这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

《诗经·豳风·东山》叙述一位服役三年之后的退伍军人返乡路上所见所想,全诗四章,各章均以这四句诗开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这位退伍军人返乡路上遇雨,诗中没有对降雨景象作具体描写,也没有展示返乡退伍军人对降雨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感触。诗中的“零雨其濛”所发挥的是烘托气氛的作用,使这位返乡退伍军人的情思带有轻烟薄雾般的迷离属性。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共三章,末章如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武人东征,不皇他矣。

毛《传》:“豕,猪也。蹢,蹄也。将久雨,则豕不涉水波。毕,噣也,月离阴星则雨。”[4]这里首先展示两种物象:白蹄猪涉水,月亮进入毕星所在天域。在古人看来,这就是大雨将至的征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东征将士仍然要按期出行,顾不得条件的恶劣。这首诗把雨中出征看作是件艰苦的事情,其中有迫不得已的情绪,也有英雄气概,暗含对自身命运的感慨。

《楚辞·九章·涉江》是屈原流放途中的纪实,其中也有征行遇雨的片段: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5]

溆浦是屈原的流放地之一,那里山高林密、幽暗多雨。从广义上说,上面所引诗句也可以属于征行遇雨的题材,但不是具体描写某一场雨,而是从总体上展示那里的幽晦多雨。涉江出现的上述情境,与蔡邕的《述行赋》有相通之处。第一,作品主人公都是在前往他们所不愿去的地方途中遇雨,屈原是前往流放地,蔡邕是应召被迫进京。无奈出行而又中途遇雨,必然使心情变得更坏。屈原当时是“哀吾生之无乐,幽独处乎山中”,他为自己遭流放的命运悲伤,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愤慨和孤独。再看蔡邕,第一次途中遇雨,想起东周王朝衰败期许多事件,“哀衰周之多故”、“心恻怆而怀惨”。他的心情同样忧愁、悲伤,在感慨历史沧桑的同时寄托着对自身命运无法把握所带来的困扰。第二次遇雨之后,他依然是“感忧心之殷殷”,忧虑深重,以至于彻夜不眠。第二,作品主人公都显示出峻洁的品格,高尚的节操。屈原表示:“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他要保持自己的节操,绝不趋时媚俗,宁可在山中愁苦终生。蔡邕则是在对宦官干乱朝政所造成的黑暗政局进行谴责的同时,托病拒绝前行,甘愿返回家乡过隐居生活。《涉江》和《述行赋》的上述相通,带有偶然因素,也具有必然性。中途遇雨的遭际相通是偶然巧合,而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所思所想相通则具有必然性,是由他们的人格决定的。

出行途中遇雨作为早期文学取材的事象,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在《周易》爻辞中,它是以柔济刚之象,表达的是原始哲学的理念。在《诗经》中,或是作为背景烘托气氛,或是把它视为行动的障碍。《九章·涉江》把霖雨和个人的悲剧命运相关联。而蔡邕《述行赋》中的霖雨意象,则既有作者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又和世道沧桑、国家命运相贯通,出行而中途遇雨事象,随着历史的推移,它在文学作品中的承载变得愈来愈重。

[1]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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