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人格与规定气质：余秋雨现象二十年重审

戴潍娜

发韧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散文包涵了三大传统——“审美”的抒情，“审丑”的幽默，“审智”的思索。根据周作人的研究，其渊源主要是中国的明人小品和英国的幽默散文。然而，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这三大传统发生了分裂，散文一味浪漫，滥于抒情，没有现代性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余秋雨生逢其时，他在中国当代散文陷于抒情审美，落伍于诗歌、小说、戏剧的审智的历史关头，对抒情的封闭性进行了历史的突围。”1992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经面世，即刻蜚声四起，一时间洛阳纸贵、评论界大赞其散文“跨越了文学的、文艺的而走向文化的了”，余秋雨个人也被抬到“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大师级散文作家”的位置。紧接着出版的《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同样既叫好又叫座。然而时隔不久，余秋雨的学问和文章便遭到了批评界的围攻质疑，被斥为“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别一种媚俗”、“文化口红”。随着《霜冷长河》的出版，余秋雨的创作出现思想和艺术上的下滑，“一时间一种‘世人皆欲杀’的氛围赫然笼罩在余秋雨头上”，其中掺杂大量诽谤、辩诬与人身攻击。这些都构成了引人注目的余秋雨现象。时隔二十年，如今重新回头审视这场声势浩大的“余秋雨现象”，笔者尝试跳出语言学的框架，将其放到更广阔复杂的媒介生态当中予以考察，并试图推及大众传媒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裂变。

一、视觉时代成全的“中媒体”

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在他的《电影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这种“视觉文化”被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定义为与传统的印刷文化相对应的文化形态。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曾经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这种媒介的过渡，重新塑造了审美，对其受众和其他艺术形式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侵略。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成为了人类中枢神经的延伸。而媒介的形式，已经将手术刀一直深入到我们的思维本身。人们长期承受“热媒体”的狂轰滥炸，不再需要通过凝神沉思达成与审美对象的沟通共鸣，他们越来越依赖逼真声像提供的“便宜的刺激和白痴的智慧”，从而抛弃了印刷时代培养起来的具有抽象深度的审美感知习惯，一改昔日的“感知模式或思想方式”。以往的文学主要是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支配，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则需要重新划定权限，寻求与媒介特征和感知模式相适应的表达。

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期逐渐步入了视觉狂欢时代。进入九十年代，电视机已经从只有小康家庭拥有得起的高档消费品，逐步平价普及，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职工的劳动时间与自暇时间出现明确剥离。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发布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实行双休日工时制。这一制度的直接作用是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与之相应和的城市文化随之兴起——看电视[成为了大众追求轻松娱乐的主要休闲方式。随处可见的图像、电影、电视、广告改造了我们的审美感官。荧屏抢夺了文学的受众，人们相信摄影机是客观、中性的，开始怀疑文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需求关系。中国文学在九十年代初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趋向，出版社自主发行的观念和机制逐步形成。发行机制的改革扩大了出版社的自主权（如图书选题的决定、图书定价权等），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转变为独立的组织经营者，在其主体意识逐步增强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压力。这时间，社会对文学有了一种共同的和自觉的期待，双方都进入了一种自然选择的状态。

九十年代初，有过一段无法绕过的文化解禁时期，接续了八十年代自由的文化空气，《顾准文集》、《废都》、《白鹿原》等诸多在今天看来尺度巨大出版困难的作品都是在这一历史缝隙里横空出世的。与此同时，经历了八九事件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新人”的尊崇形象遭到普遍怀疑，国家需要重塑历史潮流，重树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文化苦旅》可说生逢其时。早在1988年，《文化苦旅》中的大多篇目已在《收获》上连载，同期刊发的还有张承志和王蒙等人的文章。余秋雨本人亦早在1984年凭借《戏剧理论史稿》荣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再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文化苦旅》面世其时，余秋雨已是一位知名学者，颇受学术界追捧。吊诡的是，他后来并未如同顾准、张承志那样成为“学术英雄”、“社会良心”，却一径拐下学术殿堂的侧坡，走向如簇如拥的大众平民，成为了一代“文化明星”。这种戏剧性的分岔和站队，实难排除视觉文化的干预影响。余秋雨其人其文亦是与时代合拍，与荧屏共振。历时四年终于出版的《文化苦旅》，可说是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了在社会转型的前提下，文学对自身的发展作出的调适。《文化苦旅》中大量戏剧化的场景、充满演绎味道的人物和一触即发的抒情，使得大众得以在阅读中进行世俗化的观看。作为一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与电视既为对手，又与电视脱不开亲缘关系。诚如尼古拉·米尔佐夫指出的，新的视觉文化最主要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自觉地向视觉文化靠拢，充满了对古人的猜测、臆想和移情，发展出一种戏剧性感官性的文字审美。试看《问卜殷墟》中对王懿荣的一段描写：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入地了，他烧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余氏笔下的人物亦时刻充满了“镜头感”，不愧为最棒的演员。

在一个电视逐渐称霸的年代，荧屏对于文学的影响不可回避，对于文人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观念占领。在1998年第1期《文友》杂志上，余秋雨公开表明：“我完全不拒绝现代传媒，上电视为什么不可以？只不过介质不同。鲁迅当年写小说、白话文上《晨报》副刊。真正有文化良知的人不吝于把自己的声音送到每一个平民的耳朵里，为什么要在象牙塔、小庭院里孤芳自赏、以自闭的方式保存文化的崇高感，充当文化贵族……在这点上我不赞同钱钟书的观点。杨绛曾经说，他们就像红木家具一样，稍微一碰就会散架。事实上，很多时候媒体很需要专家发表他们的意见、看法，而真正在电视屏幕上谈吐、形象都合格的人并不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不要上电视就跟慈禧当年与大臣商议要不要坐火车一样可笑。”事实上，余秋雨与荧屏文化内在的对称，并不仅仅是“上电视”那么表面。按照唐纳德.麦克温尼的说法，“在我们大半辈子的生活中，艺术界和娱乐界的内战连绵不断……电影、唱片、广播、有声电影各界都在爆发内战”各种感官形式深刻地互相杂交彼此影响。电视普及之后，荧屏把语言简约成对眼球的迅速攫取，使得表达的形态、结构、速度乃至习惯悄悄发生了变化。文学也逐渐开始模拟荧屏心理。余秋雨在其1988年出版的《艺术创造工程》中提出了一个“召唤结构”的概念——“在整个艺术创造工程中，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便是疏通作品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以开放而不是封闭，作为整个工程的了结”。这也体现了余秋雨在创作过程中浓烈的观众意识。写过一本《观众审美心理学》的余秋雨自然是深谙“观众心理”。他谈巴金，先抓住作家的年龄，随即“看看人类历史上真正活到一百岁的文学家有几个”，搬出“中国古代，活到40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50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80岁以上的就多了，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90岁以上的居然也有，叶圣陶、夏衍、冰心。”这种归纳法完全是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和对数字的迷信，创作思维走向美国式的重装潢的娱乐风格。

荧屏时代的到来让人类在柏拉图的洞穴中愈走愈深，一而再地陶醉于影像世界中投射的真实，从而更为深刻地忽视真实本身。然而，印刷时代留下的惯性一时还有遗存，对于历史的反观与人生的焦虑是整个九十年代压抑的追问。与此同时，这种追问又必须在印刷时代的高贵追求和图像时代已不可逆的感官能力间取得平衡。大众呼唤在荧屏以外，有更令人信服的声音帮助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又必须是在可以接受的能力限度里，符合他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余秋雨“亚学术”的姿态正好契合了这种需求，亦使得他较之同期大热的席慕容、汪国真等通俗文学作者高出数段，深得各地中学老师的激赏力荐。学生无须像夜读三毛般打着电筒偷偷传阅，《文化苦旅》成为青少年、老师、家长以及各行各业小白领正大光明走入书店的理由。其不仅输出知识、情绪，还奖赏某种带有进步意义的精神标签。余秋雨深知此时大众传媒的不坚固和青少年对文化懵懂的期待，他在散文中写道“一种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以戏剧理论家、文化学者身份走进文坛的余秋雨凭借其“文化大散文”成为了一代青年的人生导师，不得不承认，余秋雨履行了学者、作家、媒体都应当做，却又没有做的义务，他有效覆盖了三者的“盲点”，恰恰成为了时代之所需。比之汪国真、席慕容的小资情调，他有历史作底，深怀“人文精神失落”；较之于李泽厚、赵元、顾准等人，他又是可以与青年相互倾诉相互感动的。他深入到了下一代的成长中，在许多读书还甚少的“读书人”心中成为了大师。这也印证了德怀特.麦克唐纳口中“中媒体”的胜利——在一个“高媒”不存在，“低媒”被厌弃的年代，“中媒体”篡夺了“高媒”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成为了一种可以流行的敬仰。

二、荧屏催生的镜像人格

“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介改变了人体的感官比率”。新的感官比率所造成的新的心理平衡，必然会锻造催生出新型人格类型，以适应传统人格在遭遇视觉时代冲击时，那种无能为力的状况。“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体的理想文化人格是在各种文化力量的协商之中产生的”。余秋雨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在文本和媒介的双重关照下，实施话语与人格的相互建构，不断完成对自我人格的设计和塑造。荧屏对余秋雨艺术风格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已不仅仅外化为其行动上对视觉盛宴的亲近，同时逐步内化为一种新型文化生态下的新型文化人格。

“复杂的时代往往培养了复杂的知识分子类型”。九十年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又暧昧不清的时代，社会巨变带来的震荡和对人们生活的改变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想象”（陈晓明语）。经过八十年代末“历史强行进入”（西川语）所导致的历史断裂，正统的官方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在九十年代的合法性严重衰退，消费主义的兴起并不能全然遮蔽社会遭遇的巨大震动。此时的官方，急需重新传播一个民族自信的历史；民众亦需要文史知识的零食，迎合缓解动荡过后的焦虑，个体独立的萌动和商品大潮下的空虚。余秋雨散文发掘出一条联系宏阔历史与个体感情间的通道。他文本中呈现出的情感状态，亦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对待历史文化的私人体悟，“至少也算通俗地亲近了一次吧”20。在《山居笔记》新版自序中，余秋雨写道：“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我们可以将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热看作2000年之后“国学热”，“史学热”的前站。他身后长长的背影下还站着易中天、于丹等日后崛起的文化超星，他们无一不是学者身份，无一不是用感悟的轻俏形式面对一些“重大心灵情节”，又无一不被媒体先“捧”后“杀”，饱受舆论诟病的困扰。归结起来，这类电视文化导师拥有着一些相似的人格特点，他们“颇具现代物质性的个性追求与活动方式、颇为传统和道德性的人文立场与美学选择，在协助商业集团将大众文学阅读消费化的同时，也在大众中培养了阅读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自信”。在此，我们不妨将这种荧屏催生出的知识分子的新型人格命名为“镜像人格”。

1.虚拟性存在

2.天然的焦虑消解机制

3.同步共时性

4.个人气质中抒情的自发倾向

5.充满谬误的回声图景

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Ⅻ）曾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的未来及精神生活是否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技术和个人的回应能力之间能否维持平衡”。余秋雨找到了这种平衡，他的攻击者们用另一种方式也找到了这种平衡。余秋雨在走红的同时，在镜中树立起了许多自身的反面。每当他遭遇攻击激烈反驳，都又一次给这些活在他投射中的对立面们拨出一条生路——不少人确是“因咬而红”，他们成为他无法阻挡的回声，让他无法忍耐，又迫使他再次成为这些回声的回声。“余秋雨偏爱用激烈的态度回应论敌，他态度越是激烈，论敌越是死咬。”在狼烟四起之时，为了回应那些对其文革作为的攻击，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我等不了了》来澄清事实，依据自己的人生信念塑造了自己的历史。在这部书的前言中，他写道“但是，‘真实’又是什么？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如果需要，又需要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在这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批“回声”，他们是一批愤怒的辩诬者，有杨长勋、安波舜、孙勇、田崇雪、林连德等人，他们对各种攻击余秋雨的话语义愤填膺，感叹“在没有规则的文化领域，不遵守规则的文化场地，不入流者必然战胜君子，必然战胜大师”。

6.资本越界流通

三、传统规定气质与新型文化人格间的时差

对于余秋雨的大肆讨伐，乍看是学术批评；再看乃意气之争、红利之谋；时隔二十年回头审视，这实在是一次时代超速列车与文化惯性的严重“脱轨”。

整部中国文化史在一代代文人耗尽的才华的供养下，生成了一种独特的悲剧性人格审美。寂寞、孤独、边缘、悲壮、不合时宜，这些都是知识分子身份得以确立的标志。愚忠的“臣民”是一种迂腐，绝尘的“隐士”又是另一种迂腐，他们都因不可变通而显得那么高贵，值得追思。似乎，“迂腐”成为传统文化影响下评价真文人的终极标准！这与耳听八路，眼观四方，如鱼得水，从容应付的余秋雨是多么地不符。余秋雨在与大众媒体的联姻中缺乏一种半推半就、欲拒还迎的姿态；他销量太盛出镜太频赚钱太多；不在官场不在野，又注定了他的尴尬和“可以攻击”。对于世故人情，余秋雨自己也曾有过一番颇为极端的反思，在妻子马兰遭到弃用时，他总结道“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当然眼下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但是，造成你现在这样的处境，主要是一个原因，因为我。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的官员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以为政府讨厌我了。他们在这个当口把你更换掉，是一种响应，也是一个机会。”“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建构”，对于余秋雨疾风骤雨般的批判，似乎是传统“不合时宜”对“太合时宜”的一场围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系列作品中对文化人格高度关注，对生命意识的高度张扬，他高唱知识分子的健全人格。然而，他遭到的口诛笔伐也许恰恰是他过度健全的结果。他对于自身命运似乎也早有预言，在《文化苦旅》序言中就曾发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有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吊诡的是，余秋雨思考的问题多在他自己身上有了反应，他提出诸多假设，生活一再地在他身上证伪证明。时隔二十年，我们清楚看到，日后的余秋雨蓬蓬勃勃实践了其人生计划，也看到他在口诛笔伐中用诽谤累累之身回答了这些预设问题。

五四以来，以科学知识谱系为主流的西方文明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然而，科学民主仅仅局限于知识的启蒙，并没有内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格。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理想的探求在十七年文学中被割断。九十年代随着文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知识分子还没有从八十年代末的狂风暴雨中安顿下来，就在新的神话中被迫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诚如陈晓明所说“当代生活正在以夸张的姿势奔腾向前。没有人能够抓住它的本质，触摸它的精神和心灵”。在这个荧屏和文字杂交的大生态下，知识分子一时无所适从，“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的语境”造成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裂变和不同的角色扮演。一方面他们仍幻想担当着“社会的道德规范、意义模式、生活方式等等的建构与阐释使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道路已经在经济大潮中淹没；传统积淀下来的思维习惯又使得他们无法安然地投靠世俗。有趣的是，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寻求其精英身份认同时，不自觉地继承了一元化的“道统”意识，文革的剩余能量在“排他性”中得以释放。刚刚过去的风波令他们内心余震难平，因不安而愈发贫弱固守，他们的思维气质和道德判断是传统的，拘谨的，有着内在的规定性。与规定不相符合的“倒行者”必将受到审判，更何况拥有新型“镜像人格”的余秋雨还顺应大潮“以文营商”，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如他自己说“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让人恼火、令人疑虑。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39。余秋雨的问题也是整个评论界的问题。

注释：

①孙绍振：《从文体的失落到回归和超越——当代散文三十年》，载《名作欣赏》2008年12期。

②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 到〈山居笔记〉印象》，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③萧夏林，梁建华：《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④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载《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⑤朱国华：《别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⑥朱大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载《畅销书摘》2000年第3期。

⑦过去评论界有将余秋雨的批评分为三个阶段，即赞歌阶段、批判阶段和“余秋雨现象”阶段。本文所考察的“余秋雨现象”涵盖了这三个阶段，而不特指第三阶段。

⑧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世界图像时代”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的阐释、波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类象时代”的论述，都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文化的内涵。

⑨约翰·伯杰著，戴行钺译：《视觉艺术鉴赏》，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⑩按照麦克卢汉的分类，“冷媒介”清晰度低，需要人深入卷入、积极参与、填补信息；而清晰度高的媒介不需要深入参与，是“热的”，视觉性的。在麦克卢汉那个年代电视还被认为是冷媒介，不过时间进展到高清电视和电脑铺天盖地的年代，这些“荧屏”应当都是最典型的“热媒介”了。

⑪⑫张扬：《“余秋雨现象”与“文化大散文热”——兼论90年代以来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0月。

⑬早在1988年初《文化苦旅》就已经交付给一家外省的小出版社，拖了一年半之久，该出版社编辑为使此书成为可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而“大肆删改”。文稿被辛苦追回后，1992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后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⑭加拿大社会学家可楼可与库克这样描述电视：“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利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

⑮余秋雨：《北欧童话》，载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⑯沈金：《散文话语与理想文化人格的相互建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⑰余秋雨：《诗人是什么》，载《国学》2011年第6期。

⑱王安忆曾做过这样的表达：“我想《文化苦旅》至少是有一种勇敢，它的勇敢在于，它不避嫌疑地让散文这种日见轻俏的文体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心灵情节。”

⑲周郁蓓：《百年前美国文学学界的易中天-于丹现象》，载《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⑳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帕尔马大学Rizzo latti 等人在研究恒河猴运动前区F5区的单个神经元放电活动时，发现工作人员的动作在作为视觉刺激能引发特定的神经元活动。他们将这些像镜子一样可以映射他人动作的神经元定名为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