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次改革中的制度红利

史志杰

摘要：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面临一次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步递减甚至趋于消失，但是制度红利的形式也在随着阶段性发展的变化发生着深刻变化，城市化的制度红利、优化经济结构的制度红利、人力资本的制度红利为二次改革提供了巨大空间，为我国推进民富优先的二次改革注入强大活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将顺利完成。

关键词：二次改革；制度红利；城市化；优化经济结构；人力资本

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而制度红利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制度红利就没有改革。随着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制度红利的形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现实情况看，二次改革的制度红利空间仍然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启动二次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一、二次改革的制度红利空间大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发展的红利模式将发生深刻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加速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二是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三是人力资本取代人口数量增加带来经济发展的红利。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通过二次改革释放这三个方面的红利的空间巨大。

1.城市化的制度红利空间巨大

2011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1.27%。正处于城市化向高级阶段提升、飞跃的紧要关头，正处于一个城市化超常发展的新阶段。按照现有城市化发展速度，未来10年左右，城市化水平将提升到60%左右，进入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如果我国能够把握城市化时代的客观趋势，推进城乡一体话的体制创新，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将会创造巨大的城市化制度红利。如果城市化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大约1300万人口由农村进入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大约增加1200亿元。按照这个预测，如果我国城市化率在未来10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仅居民消费就可以拉到1.2～1.8万亿元。考虑到消费的乘数，以3倍测算，可以拉动3.6～5.4万亿元的消费总量增长。

2.优化经济结构的制度红利空间很大

按照“结构红利假说”，由于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因此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者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就会促进总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带来结构红利。

通过制度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的空间巨大。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服务业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服务业的比例明显过低。服务业的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60%左右，而我国长期徘徊在35%～40%左右。有专家预测，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类消费市场。未来10年，城市人口将上升到6.3亿，这一庞大的人群构成了“中国服务”未来的客户主体。

3.人力资本的制度红利空间很大

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随着劳动力数量增长红利模式的终结，所有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都是通过投资于人的制度安排，实现有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人力资本投资起点低，而且投资于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相当不完善，所以，通过改革拓展人力资本红利的制度空间大。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为3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大体为75%，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二次改革的制度红利有赖于体制改革

1.城市化红利的释放有赖于体制改革

（1）城市化红利的释放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从深层次看，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受到行政力量的深刻影响，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特征，这使得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在各自的行政区域内配置资源，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导致城市化红利难以完全释放。行政区划的障碍不利于城市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整合，亟须推进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尽快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才能有效释放城市化红利。

（2）城市化红利的释放有赖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城市化红利与人口城市化密切相关。而人口城市化缓慢主要在于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当前，2.3亿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使得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摆”。这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在城市消费，使得这个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难以释放。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率先打破户籍制度基础上城乡有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有效释放城市化红利。

（3）城市化红利的释放有赖于改变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从现实情况看，人口城市化滞后，深刻的根源在于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是城市政府主要关心工业发展带来经济总量，而不关心农民工市民化。这会大大制约我国城市化红利的释放。

2.结构红利的释放有赖于体制改革

（1）结构红利的释放有赖于市场化改革。当前，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相关垄断行业，是服务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重要根源。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破除垄断上取得实质性的新突破，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进而调整产业结构，这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竞争力。

（2）结构红利的释放有赖于改变行政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模式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特征，助长了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为特征的重化工业扩张，忽视了服务业发展，扭曲和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使得我国难以获得结构优化的红利。因此，实现工业化模式有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是获取结构性红利的重要条件。

3.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有赖于体制改革

（1）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有赖于市场化改革。客观地看，我国市场化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改革还远未完成，集中表现为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迟迟没有启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企业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而形成的低成本扩张和粗放型增长，而不愿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进而使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疏于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提高缓慢。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工仍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阶段，无力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为此，市场化改革在加快完善宏观经济体制，理顺国家、企业、劳动者收入分配上的新突破，对实现“藏富于民”、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2）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有赖于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直接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没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政府在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上的投入不足，就很难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中的总量偏好、投资偏好、短期政绩偏好等，使其能够将主要职能转向公共服务领域，是获得人力资本红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