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传统民居的地域文化背景探析

董黎 DONG Li

武汉理工大学，武汉 430070（Whhan University of Technoiogy，430070 Wuhan）

一、 关于鄂南的定义

鄂南是指我国中部内陆省份湖北的南部地区，因而可以在空间上和文化上对其概念与范围作出这样的界定：狭义上看，指现今的咸宁市市域范围；广义上看，则是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结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的共性与突出表现部分，归纳为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领域。

任何一种自然地理空间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文现象的划分。本文对于“鄂南”的界定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因素，形成一个视野广阔的“鄂南”概念。而考察范围则以咸宁市为主，但边界却并不明确在咸宁市市域的范围，因为市域的边界往往处于不同文化现象的边缘地带，并且具有文化的过渡性和模糊性，所以无法像划分行政区域那样将其齐整地分隔开来。

历史上的咸宁市，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建制。它夏商属荆楚，秦属南郡，汉属江夏郡，东汉末属东吴。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下稚县（今阳新县），吴黄武二年（223）置蒲圻县（今赤壁市），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置永安镇，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升为永安县，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为避宋太祖永安陵讳，依照《易传·乾·彖》中“万国咸宁”与“永安”近义之意，而易名为咸宁县（今咸安区）。史又载，南唐保大十一年（953）置嘉鱼县，北宋乾德二年（964）置通山县，北宋开宝八年（975）置崇阳县，北宋熙宁五年（1072）置通城县——直至明初，这一区域才形成相对固定的隶属关系，和今天的黄石市、鄂州市、江夏区共同隶属于湖广行省武昌府。

这种长期互不隶属的局面，势必会对地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向心性产生影响。从居住文化上看，咸宁市与周边的邻接关系，也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形成的是一个更为完整的“鄂南”概念。所以，本文研究的“鄂南”地区，是一个既明确又模糊的区域概念。明确的是，以咸宁市市域范围为依托，因而有着相对清晰的空间领域；模糊的是，市域边缘在文化上体现着一种渐变性。

二、多元融合的地域文化

作为与建筑文化紧密相关的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始终是制约人类聚居、住宅、营造、结构、空间和材料选择等最重要的元素，从而左右了建筑文化的发展[1]。鄂南地区的自然地理要素具有3个最显著的特点：靠山、临边、沿江，它们是鄂南地区民居建筑自体风格形成的地域背景，也在客观上为多元文化于此交流、冲突、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靠山——南部的幕阜山脉绵亘东西，支脉纵向延展至鄂南各处，立体的自然空间与生态环境为产生多样的文化生长点提供了可能，同时，它仿佛天然的屏障，减缓了战乱与灾祸的侵入速度，对地方的经济文化与生产生活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临边——位于湖北省南端，毗邻湖南、江西两省5个县市，在生活方式、民俗习惯，以及居住文化、建筑风格等方面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沿江——长江的126km水道在西北部赤壁市、嘉鱼县横穿而过，成为连接东西方向不同文化的纽带，从而加速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

1. 荆楚文化的体现

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鄂南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随着数次的人口迁徙，族群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直到清代初年，才基本稳定下来。就地域性而言，鄂南所处的荆楚旧地，原本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偏见极少，并且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东西南北之中，介乎华夏、蛮夷之间，使得文化上的创造和交流十分频繁。就文化渊源而论，楚文化的源头原本就是多元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①。此种由历史产生的文化包容性，一直作用在这片土地上。

《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在肯定了楚文化在中国南方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因作用的同时，还提炼出了这种基因所具有的变革性、开创性、兼容性和适应性特征，并对城市所具有的文化包容性作了诠释：作为各种文化的集结、交汇之处，并非仅仅是让几种文化互不相扰地充斥其间，而是在集结的同时兼有融合诸种文化的功能，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社会距离”，难免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相斥性或排他性，但是，这种相斥性并非永恒不变的，在城市这个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文化冲突中的对立诸面不可避免地在相互撞击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自身原有的心理结构，并各自从对方吮吸于己有用的文化特质，从而在对流、互补、整合、调式的过程中趋于一体，而升华至新的境界[2]。因此从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概念：

(1)不同文化的相遇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并列关系，必定经历着相互渗透的过程；

(2)在融合初期，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天然的相斥性；

(3)融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补充、取长补短、趋于完善并逐渐整合的过程。

正如《中华文化史》一书所述：“文化，并非诸成分的机械拼接，而是各要素有机组合的生命整体，是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能量转换、信息传递的动态开放系统，文化出了具有共时态的综合特征以外，还有历时态的积淀特征，且具有延续性和变异性的双重品格，这些特征与品格只有在文化的不断碰撞与吸纳之中才能得到完整、集中的体现。”[3]

东晋南渡之后在金口设置了汝南县以安置渡江避难的汝南人，这可看作是与中原文化的最直接的接触。鄂南稳定的生产技术与农业制度为中原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也极大的改善了鄂南地区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的前提下，人们对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也有了较高的要求，这就刺激了中原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也加速了中原文化在鄂南的传播。中原传统的宗族观念、礼教制度、儒学思想等，都在这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具体到民居建筑的风格、样式、选址、布局等方面都有厚重的体现。鄂南多山地丘陵，早期的建筑形式以干栏架空为主，在北方的合院式住宅风格进入之后，经过长期的共存，形成了相互渗透、融合的态势。由于鄂南的地势限制，合院式住宅的尺度不可能完全照搬，所以形成了小巧、朴素的天井院式住宅（见图1、图2），以及顺着地势而建的抬院式空间。这种建筑空间将干栏式建筑对地形的适应和合院式建筑的院落空间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图1 鄂南天井院的基本形态

图2 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下新屋

2. 地域文化的渗透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鄂南与湖南、江西、安徽3省在气候、降雨、地貌上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在建筑文化方面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加之南方地域之间的移民活动以及贸易往来，导致整个华中一带的人口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民居的形态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小尺度的天井院空间，以及风格显著的马头山墙；在民居的装饰部位、装饰手法上也颇为相似。尽管如此，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人文环境所产生的差异性仍然贯穿于民居建造的始终。鄂南地区的民居建筑形态在多源文化的影响下，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村落形态特征与建筑风格（见图3）。

图3 鄂南地区处于四种亚文化圈中间

(1)赣江文化的移民影响。移民对文化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语言上的共融，从图中可以看到，鄂南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赣语语系所覆盖（见图4）。一个时代的现实社会生活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面影、社会的现象，乃至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4]。所以，语言往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随着文化的传播，也使得这些区域在语言上的相似性更为明显。

图4 鄂南所在的赣语语系地区分布示意

早在唐代，江西就出现了人口向湖北一带迁移的社会现象，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从未停止，直至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风潮产生，将两省间的移民活动推向高潮，并导致了在现今的湖北地区，仍是以江西籍的人口为移民的主体构成。明代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曾描述过江西一带的人口状况：“江西、浙江、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5]。可见，当时的江西省由于人口稠密而耕地紧张，导致了大量民众离乡外出以谋生计。这些谋生的人在选择迁入地区时，优先去往周边较为发达或是风景秀美的区域，其迁徙方向向南主要往广东一带，向西北最终进入湖广。其中，广东由于梅岭的阻隔为迁移带来了不便，所以进驻湖广的人口占到了多数，最终形成了移民风潮。大量江西移民的迁入，造成了鄂南与江西两地在社会文化上的同源性，而反映在建筑文化上，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特点也就十分显著了。

(2)徽州文化的商业影响。安徽与湖北处于长江沿岸的同一纬度。在古代，长江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各地的物资与货物通过水路运送要比陆路快捷、安全得多。在长江沿岸地区，由于频繁的人口流动与贸易往来，必然在文化与习俗上相互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房屋建造、装饰装修上体现得格外明显。除此之外，鄂南与徽州地区处在同一纬度，在气候特征上也颇为接近，体现在居住建筑中，要求房屋具有良好的气候适应性以应对不利的天气条件。在密切的商贸往来与合作中，各地的建造优势也被相互吸收，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相似性。

徽州民居以清雅、精致、秀丽的外观和风格闻名，被黄山山脉和新安江水自然圈定的徽州，山高水阻，在地理上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徽州地方志称其“山限壤隔，民不染它俗”，自古就是一个偏安避祸的好地方[6]。自汉末孙吴政权重兵慑服山越，打开徽州的门户之后，徽州就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战乱的栖息之地，也成为文人雅士纵情山水的理想之所，经过晋、唐末、南宋3次重大的人口南徙之后，徽州这一弹丸之地接纳了来自北方13个省的部分人口，这为各种区域文化在此一狭小地区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大大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为综合不同地域特点的建筑风格赋予了重要的契机[7]。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北方合院也不同于南方干栏的新的建筑形式，即敞厅加天井的建筑样式。

徽州地居山地，且人口持续膨胀，导致民居建造及生活用地都十分紧张，所以民居的风格并不以规模的宏大见长，而是在有限的空间内体现出装修华美、装饰精致的总体特征，其建筑体量虽然对外无法进行有效地扩展与延伸，但也因此导致人们将更多的文化表达与情感抒发放在宅院内部，无论是空间的划分，或功能的布局，乃至装饰装修的手法无不体现出巧妙精致、优美典雅的整体气质。

徽州民居的平面形制以规整的四方矩形居多，以4面或3面房屋产生围合，形成“三间两搭厢”或“对合”式布局样式（见图5）。房屋大多是2层楼房，也有一些为3层。山墙为错落有致的马头墙，既能够确保房屋的整体私密性，也可以在住宅密度极高的情况下，起到防火的作用。成片的马头墙构成了富有节奏与韵律的空间美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鄂南地区也模仿这种山墙的处理方式，不论是在商业集镇中，还是家族聚落里，都可以看到马头墙优美的造型。然而总的说来，相比徽州民居的精致，鄂南民居从整体上体现着自然、淳朴的风貌。

图5 三间两搭厢（左）与对合式天井院（右）

(3)湖湘文化的行政影响。湖南与湖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同一政治区划，在清朝年间就以“湖广”统称两地。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元代。长江以南的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以及贵州大部都被划入“湖广行中书省”的范围之内，而简称“湖广省”或“湖广”。到了明代，在此设立了“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将管辖范围缩小至湖北、湖南两省全境以及河南省的一小部分。随后“湖广”这一区划概念一直沿用至清代。虽然在康熙年间正式将湖南、湖北分为独立的两个省，但“湖广”的称呼却仍有沿用。在“江西——湖广——四川”的移民过程中，两湖地区共同处于移民通道的位置，接纳了大量江西籍的移民。在许多社会学著作中，两湖地区经常被看作成一个整体而受其研究。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区划，使湘鄂两地之间的文化、习俗不可避免的产生交流与融合，也使两地的传统民居在整体风格与外在表现上极为相似，其房屋结构的处理基本上就是“一脉相承”。

由于湘鄂两地的经济结构差异，反映在民居上也显现出一些不同。两地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模式，尤其湖南是以水田稻作为绝对优势的农耕结构，而在鄂南，受到制茶、造纸等手工业影响，发展出了农商复合的产业结构，加之其临江的环境，为航运提供了便利，因此形成了以“商住一体”的街屋而组合成的商业集镇，这也就大大丰富了民居建筑的形式。另外，由买卖、运输造成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鄂南地区对外来文化的亲近、吸收，使得这里的民居文化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态势。

（4)峡江文化的反馈影响。在“江西填湖广”后的几百年时间里，移民的不断进入与人口的扩张导致了两湖地区的人口压力，于是就有不少的本地人随着江西等省的移民一起西迁，这既是移民活动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规律，也是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政策的大势所趋。峡江地区便利的水路条件，成了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重要通道。

之所以将峡江地区也列入文化的影响方，是由于移民活动看上去好像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过程，实际却不然，其全部移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都应该是双向的，虽然受到影响的强弱不同，但都体现出了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吸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格外讲究宗亲世祖，移民在背井离乡之后与迁出的旧地仍然通过地域以及血缘关系而产生紧密联系， 所以也时常会出现一些外出了好几代的乡民最后认祖归宗、回到故里的情况。这些移民虽然由一地迁往另一地，但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回迁的情况也很多见。回迁者往往为了光宗耀祖，大行修缮祠堂、兴建屋宇之举，无形之中也将先进、新颖的营造技术与装修样式带回故乡，从而促进了居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繁荣。

三、小结

鄂南的自然地理要素是鄂南民居风格形成的地域背景，也在客观上为多元文化在此地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从历史渊源上说，鄂南所处的荆楚旧地曾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而楚文化也是由多元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这种由历史产生的包容性一直作用于这片土地。从地域文化上说，鄂南处于赣江文化、徽州文化、峡江文化、湖湘文化4种亚文化之中，它却不归属于任何一方，体现了被边缘的特点，既凸显着同一性，也包含着特殊性。鄂南在古代曾属三苗的疆域，周朝楚国开拓边境后被纳入楚国的版图，这时整个长江流域及其南部都是以干栏式建筑形制为主，与北方黄河流域的穴居形制截然不同；东汉两晋时期由于黄河流域的战乱与自然灾害，大批北方民众南迁，造成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鄂南民居的木构体系日益成熟，抬梁、穿斗两种结构形式逐渐形成，而在建筑的平面形制上出现了北方合院式的特征；在唐宋时期，随着汉文化的不断融入，北方合院在与南方的地域文化长期共融中形成了天井院式的民居形态，可看作是中原地区传统四合院地域化的结果，体现了对丘陵山地及湿热气候良好的适应性；明清时期，湖北及其周边省份的人口构成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影响最大的“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活动中，鄂南均处于移民通道的位置，并由于其地理位置与江西毗邻，成为接纳移民较早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进入一方面加强了民居的建造，同时，建筑风格因受到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江西等地的影响，从而也就产生了一定的趋同。

鄂南地区民居模式与建筑风格并非一朝一夕、或因为某次移民潮到来而一次性形成的。它是由于南迁的民众定居于此之后，与当地的土著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磨合、甚至是相互争斗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进步的生活模式。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旧的风俗习惯被摈弃，落后的生产、建造技术被改造或革新，南北民众相互吸收着对方的优点，各种生存的智慧被保留下来并得以加强，从而也就影响了民居建筑空间的构造与文化的表达。

注释

① 萧兵对楚文化背景的多源描述，归纳如下：先楚文化地处南方苗人原住地，其文化富集着众多苗人的文化因子，苗文化很可能就是楚文化基础的骨干；楚王常常自认为“蛮夷”而不愧，显然可见其祖居江汉流域偏南的地方；但他又说“托东海之上”，显示其与百越的关系密切；楚姓芈，是羊形或羊鸣，而羊崇拜却是羌族集团的崇拜对象；楚王名字中多有“熊”字，似乎又是西北山原熊图腾文化的投影；楚人又以东夷先祖颛顼、祝融等为祖先，以东方的帝舜为精神领袖。仅仅从楚王族来看，他们与4方文化都沾亲带故，依此可寻绎其文化多元性的踪迹。说见萧兵.楚辞新探：楚辞与中华上古四大集群文化的关系[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0-12.

[1]戴志中.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8.

[2]高介华，刘玉堂.楚国的城市与建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465.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9.

[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88.

[5]王士性.五岳游草·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2006：16.

[6]单德启.中国传统民居图说：徽州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5.

[7]赵群.传统民居生态建筑经验及其模式语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