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解析

128亿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8月30日报道，律师持续对31个省社会抚养费收支情况进行追踪，有15个省的财政厅及计生系统将社会抚养费2012年的收缴金额予以反馈，收入总额总计约128亿元。其中四川省财政此项收入最高，为24亿元。

点评：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下来，超生罚款，似乎成了天经地义，少有人质疑。但其实不管对社会抚养费的收取，还是计生政策的制定本身，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反思和修正。

首先，收取社会抚养费的正当性欠缺。按照计生委的官方解释，这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那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就如同排污费了。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会负担，政府则需分出资源养活这些人。但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若教育得当，制度合理，绝大多数人一生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他所消耗的资源；另外，在中国，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多数由家庭承担，又有何必要向政府额外缴费？

其次，社会抚养费总数成谜，在使用上也不够透明。中国每年总共收取了多少社会抚养费，按说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可记者向国家计生委咨询，却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发布。难道这也算国家机密吗？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应该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可在不少地方，这一款项只不过转手给了县计生委，或多数留给乡镇，而十多年前，一个乡镇计生委的临时工都可能有20余人，以至于有“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计生委”、“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一说，这种“罚款经济”岂不是与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初衷相悖？

计生政策控制人口的初衷是好的，但其本身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这为其推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悖论和乱象只是其中之一。希望计生政策能及时调整，向更加人性、更加尊重人口生育自然规律的方向转变，同时防止被部门利益绑架，被政策惯性左右——因为这可能牵涉几十万人的饭碗，关系到政策制定者的颜面，但这种调整却是以人为本、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最起码，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上不能再是笔糊涂账。

6成家长送礼

据《新京报》9月10日报道，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媒体对97位北京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近6成家长和学生仍准备送礼，送礼者大部分是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的家长。礼品既有自制贺卡和画作，也有价值数千元的购物卡、加油卡。受访家长中，准备的礼品价值最高的达3000元。

点评：家长给教师送礼，大多都有一种随大流或者无可奈何的心态。比如别人送自己不送，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会不会被另眼相看，这种“不怕老师没记住送的什么，就怕记住就我们没送”的中国特有的多数家长畸形心态，促使不少家长在无奈甚至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送礼。

教师与学生之间，本应该是纯粹的教与学的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拿纳税人工资，除此之外，任何学生和教师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关系，都难免会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失去纯洁性，同时使教师形象受损，教育形象败坏。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家长和学生对老师抱有尊敬之心，想通过物质甚至金钱的方式给予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教师守不住职业道德底线，私自接受这种来自学生和家长的额外感谢。时间一长，给教师送礼就成了习惯，不送反而成了另类。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教师都不应该收受学生和家长的物质与金钱之类的礼物。这无疑也是一个基本共识。比如在北京市，今年教师节前夕，中关村三小、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培新小学等众多中小学校均以短信或书面通知的方式，向学生和家长们表明了“不收礼”等态度。学校的这一公开通知，无疑打消了家长和学生心中的种种疑虑，让纠结于送与不送的家长和学生，不再担心不送礼会被老师记住等。一方面，这端正了风气，纯洁了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也让教师形象和教育形象大大提升。

教师节送礼风气和现象，关键在于学校和教师。如果所有的学校和教师，都能做到坚决不收礼，都能事前通过发通知等方式，明确表明态度，告诉家长不收礼，教师节给老师送不送的家长们的纠结心理自然也就没有。

1天挖出10余斤铜钱

据《大河报》9月11日报道，近日，南水北调支线工程驻马店西平县人和乡段工程施工后，当地村民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大量古代铜钱，消息一经传开，附近几个村庄的上百名村民纷纷前往，有的甚至一家老小，连夜前去挖宝，有人一天挖出十几斤。

点评：村落现大量古币引百人抢挖，不仅是一种社会丑态，更涉嫌违法。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工地挖出的铜钱，并非无主之物，而是属于国家财产，不得占为己有，否则就构成违法。

然而，时下哄抢古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行为。就在上个月初，江苏建湖一工地挖出大量古钱币，同样遭到村民哄抢，然后以每斤70元的价格卖给闻讯赶来的文物贩子。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币，就这样被贱卖、流失，令人惋惜。更令人痛心的是，村民在抢挖古币的过程中，很可能造成地下珍贵墓葬的破坏，给文物保护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而无序挖土，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塌方的危险，容易造成新的次生灾害。

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宣传不到位，施工人员和群众缺乏文物保护的自觉意识，不知道地下古币属于国家所有，而是采用“见者有份、谁抢归谁”的江湖规则予以处置；同时，法律落实不到位，导致人们缺乏应有的敬畏。尽管《文物保护法》规定，有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侵占国有文物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哄抢古币往往最后不了了之，鲜有人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考古人员跟着推土机跑”成为普遍现象，对地下文物保护带来严峻考验。今年5月，《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让人眼前一亮。当下，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细化上位法，加强对地下文物的保护。比如，将考古勘探列入施工许可前置条件，从源头避免建设对于地下文物的破坏；厘清施工单位和人员的权责，督促其发现文物后及时报告；对于哄抢破坏地下文物的，明确追责情形，走出法不责众的误区。此外，有关部门还要加强法律宣传和知识普及，从根本上增强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树立对相关法律的敬畏。

5731人吃空饷

据《华西都市报》8月23日报道，自6月1日起至8月20日，河南省周口市在全市公职人员长期不上班“吃空饷”问题治理中，查出各类“吃空饷”人员达5731人，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2万元计算，仅此一项开支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

点评：“吃空饷”并不新鲜，但一个市竟然有那么多人“吃空饷”，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而每年流失掉1亿元人民币，也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显然，5000人一起“吃空饷”绝不是一天炼成的。

对于“吃空饷”，往往是一边由其“吃”着，一边却等到一定程度后才出来治事，然后等着下一轮的治理。不知道查出5000人“吃空饷”是不是算上“成绩”，看报道，似乎感觉到当地官员很是“自豪”，似乎查得越多越是“政绩”，那就实在无语了。

“吃空饷”不能等其“吃饱”了才来查处。而流失掉的纳税人的钱，恐怕是很难被追回来的。之所以出现“吃空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单位领导的包庇。大凡“吃空饷”均是得到单位领导“同意”的，如果不是单位领导与其沆瀣一气，根本不可能成功。单位领导之所以这么做，原因也不难理解，可能是为了“照顾”，也可能是拿了人家的钱财，可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顺利展开工作等等；其二，与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有关。如果监管部门经常到单位查一查，也是很容易查清楚的；其三，信息不公开。如果每一个单位的人员信息能够让公众查清楚，那么就很容易发现究竟是谁在“吃空饷”；其四，惩罚没有上升到法律的程度。一旦查处“吃空饷”，对单位领导几乎没有丝毫的影响。既不影响官帽，又不会受到惩罚，又如何不包庇？

查“吃空饷”不能靠“运动式”执法，更不能将查处多少人“吃空饷”当作“成绩”。其实，对于查“吃空饷”，连当地官员也承认，仍有多个县、市、区或单位自查自纠流于形式，虚报、漏报、瞒报现象比较突出。部分单位人员在自查中弄虚作假，用虚假病例、请假条等应付，还有个别单位管理混乱、存在盲区和死角等问题。由此也不难发现，查出5000人“吃空饷”可能还不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不知道一年有多少纳税人的钱会被“吃空饷”流失掉，那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对“吃空饷”应该绝不手软。这边是“最难就业年”，那边却是大量的人在“吃空饷”，多么不公平。

杜绝“吃空饷”，需要有人担责，需要信息公开，需要惩罚，否则，查“吃空饷”会变成“过家家”，闹着玩。

43万亿元

据《深圳商报》9月11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到8月份，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连续三个月突破43万亿元，处于历史最高位。其中，活期存款超过16万亿元，定期存款超过27万亿元，显示出存款定期化的趋势。

点评：过去10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实现加速度增长，分别于2003年9月、2008年8月、2010年12月和2013年1月突破10万亿元、20万亿元、30万亿元和40万亿元大关，且每突破一个10万亿元大关所用时间不断缩短。看得出来，我国居民的储蓄余额在持续增长，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一般而言，只有手中有了余钱，人们才会选择储蓄；储蓄余额的增长速度，应当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在我国，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就意味着，我国居民并非钱多得用不了才去储蓄，而是从牙缝里省下钱存到银行。这种情况，折射了居民安全感的严重匮乏。

在我国，普通居民的肩上一直压着育儿、买房、养老、医疗的重担。先说育儿：据媒体报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全部花销约为49万元。也许这一数字并不准确，但谁都承认，要将一个孩子养育成人，确实要付出巨大的金钱成本。为了养好孩子，父母必须多方存钱。再说买房：安居才能乐业，但如今的房价却高不可攀，要想付得起高昂的首付，除了节衣缩食拼命存钱，普通人哪还有别的渠道？还有养老：目前，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低于国际警戒线。这点钱，并不足以让人坦然养老。要想老来无忧，年轻时只能多方存钱。最后说到医疗：虽说现在医保已很普及，但许多大病、重病却不在医保范围之内，“因病致贫”的现象我们见得不少。为了病有所医，人们也只能在健康的时候多多存钱。

由此可见，正是严重的不安全感，逼得人们拼命存钱，最终导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持续高企。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早已突破50%，远远高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这种现象对经济发展极其不利。因为居民若将收入的大部分拿去储蓄，用来消费的资金自然少得可怜。钱少了，消费自然乏力，内需也就萎缩。这种状况，当然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居民的收入也就无法提高。如此一来，社会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政府部门有所作为，减轻居民的负担，增加居民的安全感。具体来说，就是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才能拥有起码的安全感。惟有如此，建设幸福社会才有可能，因为安全感正是幸福感的前提。

100万元

据《南方都市报》9月11日报道，2013年教师节，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因为常年为本科生上基础课且保持高水准，每人获得了“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100万元的奖励。另有6位老师也因在教学上的突出表现，分别获得了5万元、10万元不等的奖励。

点评：近些年来，许多大学老师把精力都投入到科研课题上，而对课堂教学却无暇顾及，其原因就在于高校考核设计上的弊端。考核体系中，教研成果是主要的指标，而课堂教学却被边缘化。造成这种畸形的原因在于科研是一个显性的材料，可评可估，可以简单地给予定性。课堂教学却是一个隐形的存在，虽然也可以去听，去评，但对于严肃的评估而言，它就要复杂得多。而且真要对一个老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没有成绩这根杠杆就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去考察评价，因为一个人的教学怎样，效果如何，不是一堂课就能做出判断的。

“大学最主要的职责还是培养人才，科研和服务社会应该以此为中心。老师首先还是要教书育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说。浙大这次重奖课堂教学优秀的教师，可以说，是对大学功能认识的一个重新回归。我们盼望着越来越多的大学能够像浙大这样，给予走上讲台的大学教授以尊重和肯定。只有这样，才能让教授们形成“课比天大”的认识，并内化成自律的行为；才能让我们的大学形成“课堂高于科研”的认识，并落实为追求一流的现实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