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柔软的灵魂的现世告别

俞敏华

《第七天》是余华继《兄弟》之后，时隔七年，于近期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讲述了“我”——一个名叫杨飞的刚死了的人，在七天中的经历与见闻。小说的章节标题和故事情节都显得简单又反复，延续了余华《活着》之后的那种写实的、质朴的文风。独特身份的叙述者的建构以及穿越现实世界的空间建构，又让读者感觉到了80年代末被列入“先锋文学”时余华在写作上的探索精神。那么，这究竟是一部给读者留下了什么印象的小说？在余华的创作历程和中国当代文坛上，我们给这样的一部作品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值得一提的是，余华的作品向来不缺乏关注的力度，据传《第七天》刚一发行便被预定了70万册，这对于作家和出版商来讲，都是一件喜事。而余华的作品向来也不缺乏争议，《第七天》出版之后，网络上已有了不同的声音，批判者说其是“最差的作品”，也有批评家理性地分析了作品存在的五大问题。赞同者认为其是“一部非常好读的作品”，并认为余华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也正在于“把当代文学从‘历史’拉回了‘当下’”，更有网名留言“写得最差也要读”。 看来，余华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制造话题的同时，也反应了读者及评论界对余华的热切期待，这也是读者对80年代末期“先锋小说家们”们的期待。笔者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进入作品的阅读的。

一、“我”与世界的两端

小说的开篇写道：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第七天》）

单从叙述技巧上来，将小说的叙述者设置为一名“死者”，早已有之，许多优秀的作品也是如此。当然，这个“死者”是有思想的“死者”，作者甚至并不将其称作“死者”，比如，作品写道：“我游荡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只是“我”已经告别了现实的世界，我的记忆也存留于“我”离开那个现实世界的那一刻为止。不可否认这是一个精彩的开篇：一方面，提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读完开篇的读者们很想知道这样一个“死人”究竟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不仅在于“我”是“死者”的身份，而在于“我”一定要指出殡仪馆过去的名字叫做火葬场，试乎对现在流行的“殡仪馆”的称呼有点小小的不满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这究竟只是叙述者在叙述语调上毫无意识的叙述腔调，还是来自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对现实的微弱的不满以及对不满的承载呢？如果熟悉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的读者，或者会将其视作后者，因为余华的作品从来都不曾缺失对畸变的现实社会的描述。这个死亡者生前与福贵、许三观、宋世纲一样都生活在一个怪事连连的世界，拥有了一个并不如人意的人生，他们是那种只能承担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人。这部作品在叙述中更直接地将“我”定位成了一个死亡者，“我”不仅不能也是不可能去改变现实的。于是，故事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这是一个联接现实世界与死者的安息之地的世界，“我” 带着现实世界的记忆和听闻，游荡在这一个过渡带，来到了一个叫做“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又通过其它游荡在这里的人，经历和见闻了一些人和事。

在“我”游走的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我”的身份确立主要来自“我”与养父杨金彪、给过我奶水的母亲李月珍以及前妻李青的关系中。“我”与养父杨金彪的爱是最动人而又伤感的。“我”从小和养父生活在一起，养父对“我”的爱是如此的浓烈而又质朴，虽因“我”而改变了他本该娶妻生子的正常人生，但他却依然觉得照顾我胜过一切，并一直内疚于曾经试图丢弃我的行为，以致于死前与“我”的不辞而别就是为了回到丢弃过“我”的地方。而“我”对养父的依恋和爱亦是浓烈而又细弱的。比如，“我”陪着病痛的父亲回忆着幸福的过去，父亲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而真正的原因是：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第七天》）

语气显得漫不经心甚至带点调侃，然而，反射出的内心却带着隐隐的心酸，一个睡梦中担心父亲会离开的孩子，他的内心应该是怎样的柔弱而又纯粹的呢？！在这七天中，始终贯穿着“我”寻找父亲的线索，故事第一天开始于“我”走向殡仪馆，也结束于第七天“我”回到殡仪馆。用寻找故事线索的方式解读“先锋文学”作家的作品，有时候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往往会把线索搞得很复杂或者故意不像线索，但是，在我看来，余华这部作品中的这条线索，有着故事最温暖的内涵，“我”对父亲的这种寻找恰恰是一个柔弱的灵魂的寻找。当父亲突然发现了来到这个世界的儿子时，显露出的惊喜、恐惧以及眼角的泪水，都是真爱的流露。

“我”作为一个离开了现实世界的灵魂，游荡在生与死的边缘，这是一个柔软的灵魂，以回忆与见闻的方式讲述出了无力去干涉的刚刚告别的现实世界，又以寻找的方式，完成着“我”微弱的愿望。小说也因为这个“灵魂”的柔软而有了种很温暖的情感。

二、“死无葬身之地”与生命的存在

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上帝在第七天完成了祂的工作而定为安息日的记载。批评家郜元宝指出与书名有失当之嫌，认为“似成问题，不妨引起讨论，因为创世纪的语境与小说的主题或寓意严重不符，看不出非要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在此一点上，笔者也有同感，因为在“我”的七天经历中，没有呈现出劳作及安息的梯度，对时间的理解也不像《圣经》的理解，更像中国传统殡葬习俗中的“头七”之说。“头七”习俗一般认为，死者魂魄会于“头七”返家，那么，小说中“我”对于现世的记忆和情感的留恋就带有这样的意味。但不管摘引自《旧约》还是暗合了中国的传统风俗，小说开创的独特的叙事空间是无庸质疑的。

小说作品营造的叙事空间涉及三个维度，一是现实世界，这是小说中的这群人物已经告别并无力改变，但同时又是挂念着的世界。比如，这里的人常常会向刚来这边的人打听那边的情况，刚来的人带来的那边的消息也常常改变着这边人的生存状态，鼠妹的故事就是如此。鼠妹因为男朋友伍超送了假的苹果手机当生日礼物又得不到他的解释而死了，死后她遇到了他们的领居肖庆，从肖庆那里得知她死后男朋友很悲伤，并且，通过卖肾给她买了一块墓地，于是，鼠妹带着悲伤和喜悦，像新娘般的来到了殡仪馆，走向墓地安息了。小说构建的鼠妹走向殡仪馆的场景美丽而哀婉，现实世界的讯息在这里起到的至关重要的情节推动力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描述种种现实世界的讯息时，刻意地凸显了现实的污浊，公司里同事的冷漠和嫉妒之心、公安局对事件处理的简单化、医院丢弃死婴、政府瞒报死亡人数，公众对事实的冷漠、对哗众取宠新闻的追捧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黑暗的现实。有评论家认为其是新闻的串联，但不管怎样，当这些信息进入到小说作品并转化成艺术世界元素时，它就是充满想象力的。在此，笔者以为，自《兄弟》之后，余华在创作上，进一步显示出了他展示荒诞的现实世界的笔力，作者包含在这样的叙事因素中的现实社会的批判力是值得肯定的。

与现实世界相对的是安息之地和“死无葬身之地”。小说对安息之地的描述是留白的，但从那些富人们大肆炫耀的情节，以及鼠妹走向安息之地后，伍超却找不到她而哀伤的情节来判断，叙述者对其并无太多的好感。而相反，这个“死无葬身之地”是作品描述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人从现实走向安息之地的过渡时空，因为对没有安息之地的人来讲，就有这个“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个空间中，这里的人的生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永恒，呆久了，人也会变成一副骨骼，变得不再拥有曾经的面貌而很难相认，这里的人们也是充满着世俗的担忧和念想的，人们既保存又超越了现世的人际关系。但总体上来看，作品是带着赞美的情绪去书写这个地方的。小说中出现了多处细节，描述了这个伊甸乐园般的地方。这里有青草、开放的野花、长满果实的树木、心形的树叶，这里还是一个可以让人放下仇恨、甚至所有的人不分亲疏都是亲人的地方。比如，所有的人都在为将第一个离开这里的鼠妹净身：

苍老的骨骼左手提着那片湿润的树叶，右手擦着眼睛走去，似乎是在擦去告别亲人的泪水。其他的人也像他一样，双手合拢捧着树叶之碗里的河水走到鼠妹那里，双手分开洒下净身之水。他们跟随着这个苍老的骨骼走向远处，犹如一条羊肠小道延伸而去。有的左手提着树叶，有的右手提着树叶，树叶在微风里滴落了它们最后的水珠。（《第七天》）

树叶之碗里的河水、羊肠小道般的队伍，以及并河水洗得近乎透明般的干净的身体，充满了唯美而又温馨的色彩。不仅与现实世界的污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作品增加了动人的色泽。

三、游走的“灵魂”与虚构的“现实”

小说讲述的“我”死后游走于“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无疑体现了余华在建构自己虚构的现实世界上的又一次前行。自走入“先锋小说家”行列以来，余华对“现实”这一概念便有着自觉的创作意识，1989年所发表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中就明确指出，“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90年代余华叙述风格的转向，曾让众多读者或批评家忽视了余华对其现实的独特理解，甚至把他归为现实主义作家。因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这样的作品，所用的客观描述的写实手法所塑造的世界，太接近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了，并与余华前期用荒诞、夸张等手法塑造的充满极端的冷酷色调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差异，以致于有种普遍的认识，认为转向后的余华走向了温情的现实社会的描述。在笔者看来，余华的叙述技巧虽然在不断变化，但隐含于作品中关于现实的探索一直存在着，而且，不管余华用了何种写实的手法，营造了一个如何像现实社会的世界，他的作品中的现实一直没有脱离过他于1989年《虚伪的作品》中的那种“现实的态度”。在《第七天》这部小说中，我们依然看到了余华对书写他理想中的“现实”的努力。

从叙述技巧层面而言，死亡是余华构建“现实”的一个关键要素。从前期作品，如《死亡一种》中，那种通过亲人间制造一个个的死亡事件进行极尽冷漠之亲情的展示，到风格转向后，如《活着》中，借死亡来表达个人对生存的承担，到《兄弟》中借层出不穷的各类死亡事件表达那个荒诞的年代。余华的小说从来不缺乏死亡叙事。《第七天》中，余华将死亡叙事的着力点落到了“死后”，通过一个个死去的人去展示活着的世界，像故事中没有墓地可去的死者所生存的“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延展和对照的世界而存在着，小说力图通过展现它的纯净来表达现实世界的污浊。死亡在这篇小说中成为了清醒地认知现实世界的媒介。当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死亡在作品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叙述者“我”来讲，“我”并没有死去，我游走在生与死的边境，“我”的意识决定了“我”的存在。

死亡之人刚刚留开的那个现实世界，以及他们游走其间的“死无葬身之地”，两者不断的交错与重叠，“我”的意识将其组合在一起，并以此共同完成了余华虚构现实的任务。小说中所有事件的呈现就像一个个不断跳动而出的音符，类似于新闻事实的事件展现于极具虚幻感的灵魂的叙述中，小说世界呈现的逻辑是并列式而非因果式的。研究者吴晓东曾在解读世界经典现代小说时提出：“现代小说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正是支离破碎的经验世界本身，一个只有漂泊没有归宿的世界，这个破碎的小说世界甚至比真实世界更加破碎；而另一方面，小说家又总是幻想小说能够呈现出某种整体的世界图式，追求某种某种深度模式和对世界的整合把握，甚至在小说中追求个体与人类的拯救，同时，正是这种整合的向往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冲动和主导创作动机。”结合余华对“现实”的理解，在《第七天》中，纪实与虚构的事实共同构建了一个世界，而实际上，那些给人一种新闻事件般的故事一旦进入作品，便被纳入了小说的虚构维度。只不过，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读者总试图去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一个高超的作者总是能在一部作品中，给读者留下多个完整的故事。笔者以为，余华在《第七天》中构建的多条线索正是他在此方面的一种努力。因为自《兄弟》开始，我们已发现，余华所习惯使用的重复叙述技巧中，开始呈现出了多元人物、多元故事的特征，这也是《第七天》中余华在叙述中没有简单的采取“我”看、“我”闻这样的视角的原因，而是一旦进入到一个故事，叙述者尽量采取了一种全知的叙述者的方式，以让读者尽量能够获得一种正在阅读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感觉。

与80年代中后期成名的其它“先锋小说家”相比，如果说苏童善于将语言的气度把控得不留罅隙，格非善于将简单的事件描述得充满哲学意味的话，那么，余华是最善于讲故事的一个作家。他讲解的故事最有现实感，就像所有的听众都觉得明明是在听一个虚假的鬼故事，但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的以为这是一个真的故事。但我们并不要以此认为余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余华一直在用现代主义的方式营造他自己独特的世界，小说无论是充满荒诞感的，还是充满现实感的，无可否认的是，余华一直以一个现代主义写作者的姿态面对着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第七天》是余华面对现实的又一次思考，作品中关于死亡、关于绝望、关于荒诞的叙事，依然保持着余华构建现实世界的独到感受力和叙述能力。

注释：

①郜元宝：《余华新作〈第七天〉》为何“轻”和“薄”》，《文汇报》2013年6月21日。

②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③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