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的《甩鞭》解析

赵栋栋

一、文体创新

作为一个由地主、妻妾、丫环、长工等历史符码编制而成的追求幸福生活的爱情故事，《甩鞭》并不具有解构政治历史话语的意图，而且在情节设置上存在瑕疵。但由于作者在文体上进行了创新，使其成为了一部新颖的小说。《甩鞭》的文体创新体现在王引兰追求幸福是一种主动地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与乡土家园之间存在审美关系。小说文本颠覆了以往由男性作家书写的爱情题材小说文本中女性及土地的地位，赋予女性以及土地以美的本体地位。

男性作家书写的爱情题材文本，尽管也有女性追求幸福的故事。但由于在历史传统中，女性一直是容纳男性欲望的容器，是不可穷尽的情欲之乡；土地则经常被表现为思想的家园。换言之，在男性作家的爱情小说中，女性和土地皆是美的体现，但这种美是对象之美，而非本体之美。女性的幸福是由男性赋予的。在男性意识中，女性的身体是欲望的家园。在当下的真正的自然家园尽失的语境中，女性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替代性的土地家园。因为这种家园只是“替代性”的而非真正的，所以文本中的男性会对这个家园——女性的身体——通过数遍的占有以满足自身对土地家园的想象性占有。在占有之余，“赐予”幸福。这样的文本体现出了当下爱情与男性的空虚。面对这样的爱情和异性，女性在竭力反抗，但其反抗的范围却是非常狭小，即使追求到幸福，也非主体性的幸福。这是中国的现代性境遇（城市化进程、全球化进程）所决定的。这种现代性境遇与文本中男性强行进入女性身体是同构的，也是女性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抗的，只能在形式上、意识中反抗或被动的接受男性幸福的“赐予”。因此在这样的小说文本中，具有痛苦的女性意识的女性要求独立，试图摆脱的仅是自身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地位。这样的女性在面对自身与土地时涌动的依恋之情、献身欲望以及幸福的追求，实际是一种无可献身的绝望。

文本中的王引兰在摆脱语境强加于其身的作为男性的对象性依附地位的策略是选择了一个依附对象——自己的身体。作为柔美生物的女性不具备重回土地的能力，只有通过婚嫁的途径达成美的、追求幸福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王引兰嫁给麻五之后欣赏到了春天的油菜花之美。作者在这部分文本中毫不吝惜笔墨的描写王引兰的“身体”，这是对王引兰的主体性幸福与本体之美的褒扬。而嫁给李三有之后，由于“语境”的变化，她又回到了接受被“赐予”的境地。李三有第一次与王引兰见面时就说：“说不上享福也不会让你受很大的罪。”“让”便是赐予，是主体对对象的赐予。王引兰嫁给李三有“选日子，倒不必。”李三有要为自己和王引兰的“婚姻”举行仪式，王引兰说：“过来就过来了，我是什么人物还要坐轿，还要绕村子一圈，怕那六里堡的人大牙都要笑掉。”李三有嘟囔一句：“我也是第一次结婚，不热闹也不吉利。”这些话语都能说明王引兰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主体性“幸福”，而接受李三有的“赐予”并回报李三有，不论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李三有还是主动和李三有一起下地劳作。正是重新接受了当下的生存地位，所以王引兰从来没有向李三有提出自己曾向麻五提过的那些要求。这样的情节表明王引兰的“身体”的失去。李三有死后，尽管有想法和铁孩走到一起，但由于铁孩对其的情感不是爱情而是占有，主体性幸福便是更不可能。王引兰的爱情因为一步步受到伤害，即使再次甩鞭，也不再有她生命之中的春天了。

王引兰的享受主体性幸福——接受赐予的幸福——对幸福的彻底失望的经历既表明了王引兰借助自己的“身体”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幸福与本体的美在一步步丧失，说明了女性追求幸福的艰难历程，也暗含了作者的深意——对当下女性地位的认识。

二、象征性器物形象

器物形象是与人的生活相关的日常器具和事物形象的统称。每个人的生活总与日常器物有关，每个人的欲望、想象和幻想等总与具体器物相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的欲望就直接表现为对具体器物的欲望、想象和幻想。《甩鞭》以独特的文体描写了麻五、王引兰、铁孩、李三有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形成总与一些特殊的器物形象紧密相连。这些器物形象有皮鞭、油菜花、羊，它们成为了人物追求主体性幸福与本体美的生动象征。

（一）油菜花与幸福

油菜花本是一种具有自然之美的事物，在文本中又是一个直接关涉王引兰的主体性幸福和本体性美的实现的器物形象，也关涉文本文体的创新。由于王引兰小时候见到了老财娶妾的轿子是从油菜花田里穿过的，于是有了自己长大嫁人的花轿也要从油菜花田中穿过的梦想。在麻五娶她的过程中，由于相似联想，她看到麻五象一只工蜂。由于相关联想，由工蜂想到了花，再由花想到油菜花，唤醒了她深埋于无意识的童年记忆。除夕的甩鞭敲响冻地，预兆春天，花开春天。一句“鞭声能够让油菜花开得更艳包谷长得更壮吗？”凸显了王引兰对油菜花喜爱的急切。王引兰在春天降临的时刻，心中莫名的颤动，要麻五为她买下坡地中油菜花，满足自己深藏于无意识中的对油菜花的挚爱。春天的油菜花绽开唤醒了王引兰的生命意识。喜爱油菜花——要麻五买地种油菜花——欣赏油菜花的过程，即满足了王引兰来自童年、发自内心的愿望，成就了王引兰的幸福，也实现了由对象性美到本体性美的转变。

（二）皮鞭与幸福

皮鞭应该是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物形象了。皮鞭本是晋东南地区在解放前，每逢春节替代鞭炮的日常物品，但在小说中，皮鞭除了具有上述日常功用的属性外，还具有了象征人物幸福的属性。

自从在麻五家第一次看到甩鞭，第一次听到鞭声，鞭就成为了王引兰生命中魂萦梦绕器物。原因很简单：甩鞭预示了春天的到来，鞭声唤醒了王引兰的童年记忆，春天的降临在王引兰看来就是自己生命中“春天”的到来。自己生命的春天到了，自己的幸福也就随之而来。麻五很疼爱王引兰，多次为王引兰甩鞭，新鞭甩旧了。在窑庄，她满足于生活的幸福。这样的主体性幸福，这种本体美，是由于鞭声的惊醒，生命意识的苏醒而获得的。

时代的变换导致了王引兰生活幸福程度的削减，麻五的死直接使得王引兰的幸福生活彻底丧失。王引兰离开了自己的“福地”进入他乡，带去的物品中有那条曾经带给自己幸福生活的鞭。王引兰自从第一次见到甩鞭，听到鞭声后，她就将其和自己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她再次回到窑庄。在窑庄，当她看到由于太阳的暴晒，山石的撕裂而皮屑落下之时，她仍然在嗅那个春天的梦。突发奇想，王引兰要铁孩在近处甩鞭，但鞭声的飘浮使得一切都空了，思想空了，希望空了。当她彻底知晓了自己的两任丈夫都死于铁孩之手后，她的幸福彻底成为了梦，甚至是回忆。

甩鞭动作的重复，鞭声内涵的变更，终究使享受幸福生活，体现本体性美的王引兰一步步回到对象美的体现。追求幸福的艰难应是“甩鞭”象征的应有之义。

（三）羊与幸福

文本中，铁孩放羊本是那个时代平常的事件，但是在文本中，羊似乎直接关系着铁孩的欲望。麻五曾向铁孩许诺，自己从城里搞一个粉娘回来之后先耍了她，要是她早被破了身，就让给铁孩。麻五的许诺成为了铁孩的希望。所以铁孩在第一次看到王引兰之后不知所措的说：“怎么这么好看！”这表明：铁孩被王引兰外貌吸引，这是一种体质性吸引。麻五说：“小鸟孩，有你受用的时候。”更是激起了铁孩占有王引兰的欲望，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憧憬。在这之后，铁孩急切的盼望着将王引兰据为己有。但是麻五喜欢上了王引兰，铁孩占有王引兰的可能逐渐地变为乌有。于是，铁孩将自己占有王引兰身体的欲望转移到了羊身上。羊成为了王引兰在铁孩心中的替代品。通过白天在放羊的时候喊羊，晚上将羊想象成王引兰而占有羊以发泄自己压抑着的欲望和对麻五食言的怨恨。在麻五的妻子倪六英活着的时候，铁孩尽管强烈压抑自己占有王引兰的欲望，通过对羊的占有移置自己的欲望。但当倪六英去世后，他的一句“以后的日子还有什么指望，铁定是麻叔的了”，就暗示自己不再可能占有王引兰了。于是铁孩加紧了对羊的占有。在将麻五设计除掉之后，铁孩想当然的认为王引兰铁定是自己的了。但王引兰嫁给了李三有。铁孩送羊皮只是在强化养在自己内心中对王引兰的取代。在害死李三有，使王引兰回到窑庄之后，由于自己的疏忽与恼怒使王引兰拒绝了二人亲热地要求，铁孩将被拒绝的愤怒转移到羊身上——杀羊。最终通过宰羊发泄王引兰对自己占有其的拒绝。这既是对自身欲望的强化，也是对王引兰的怨恨。羊在铁孩的意识中一直是王引兰的替代物，也是自己发泄心中怨恨的物品。铁孩对羊所做的一切，使羊作为一个器物形象具有了象征意义，它象征了王引兰追求幸福的艰难，也表明了男性对女性所追求的主体性幸福和本体之美的阻碍。

可以说，文本中的每个器物形象都各有其具体表现功能，同时更携带着丰富的象征性意味，既含蓄地刻画了人物，有深刻地表达了题旨。

三、深层心理分析——怨羡情结

文本的文体创新和象征性器物形象，并不是小说的表达目的。它们其实都可以视为通向最终目的——人的怨羡情结的心理分析——之路。羡慕是对于具体的人或物的一种内心艳羡和仰慕态度，这种态度能唤起人的想象（幻想）和效仿的冲动；怨恨是对于具体人或物的内心抱怨和仇恨态度，这种态度能激发起嫉妒和报复冲动。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羡慕比自己处于优越或高级条件的人或物，但可能受到某些客观条件的局限，这种羡慕可能会变成怨恨；随着怨恨的增加，羡慕也会随之增加，这样羡慕和怨恨就会交织在一起，形成循环与共生、冲突与调和的复杂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复杂状态称之为怨羡情结。这种情结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深层体验状态。在《甩鞭》中，王引兰与铁孩充满了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心态。

《甩鞭》文本中，葛水平没有满足于一般地分析这深层体验，而是寻求一种双重分析效果：一是写出了主人公王引兰和铁孩内心反思与对话的复杂活动，即主人公的怨羡情结；二是叙述人通过讲述主人公的反思与对话过程，体现出作者的怨羡情结。这种内视点与叙述人视点的交叉，显示出了作者的强烈的双重分析特色及叙述技巧。

（一）主人公的怨羡情结

1、铁孩的怨羡情结

铁孩是父亲为了获得两张暖腿的羊皮被交换到麻五家当长工的。因为麻五对其许诺，而内心中产生了效仿麻五拥有自己的女人的念头。这是一种羡慕。在看到麻五带回的王引兰之后，内心的羡慕愈增。但是由于麻五的食言，他内心中充满怨恨，随着时间的流逝，怨恨愈积愈深，并把这种怨恨发泄到羊的身体上。借助新时代到来之契机，在“启蒙者”的帮助下，铁孩对麻五展开报复，并通过残忍的手段置麻五于死地。铁孩认为，这样做即可以消除怨恨，又可以满足羡慕。但是出乎其意料，王引兰嫁给李三有使其又一次陷入了羡慕与怨恨当中，羡慕李三有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怨恨李三有占有了本可以属于自己的王引兰。由于羡慕与怨恨的交织，铁孩再次设计除掉了李三有，使自己的羡慕与怨恨再一次的想象性消除。自认为这一次终于可以占有王引兰。正当其准备实施占有的时候，由于其疏忽，王引兰得知自己两任丈夫去世的缘由，最终被王引兰杀死。铁孩的怨羡情结也随着自己的生命的终结而终结。怨羡情结最终酿成了铁孩自己的悲剧。

2、王引兰的怨羡情结

在文本中，王引兰的整个生活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在李府做丫头；在窑庄做麻五的妻子；在六里堡做李三有的妻子；在窑庄独自与女儿相依为命。

王引兰原是晋王城里李府的丫头。十一岁时被李府用三块大洋买来的。由于在十六岁的时候出落的如花一般，于是被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的李老爷侮辱。这样的事情被太太发现之后，她的生命陷入了困境之中，渴望逃出去。终于被麻五救出李府。在李府中的遭遇使她心生怨恨，怨恨自己的身份的卑贱，怨恨母亲的狠心。但是作为大户人家的丫头，由于目睹过大户人家的骄奢的生活，王引兰内心深处也隐匿着羡慕。王引兰的怨羡情结由此产生。

在窑庄，由于麻五的意外发现，王引兰做了麻五的妻妾。此后的生活，如前文所说，体现出了一种主体性的本体美。她由于羡慕城里的生活，于是仿效，在自己的卧室中使用火盆。火盆的使用可以看做是对此前羡慕的满足。同时她在窑庄的幸福生活也成为了窑庄人，包括倪六英在内，怨羡的对象。

在这两个阶段中，我们可以说王引兰的怨恨和羡慕是同时产生，相互伴随的。在窑庄的生活可以看做是王引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在这一段生活中，王引兰没有真心的做麻五的妻子，并按照传统文化对妻子的要求而履行职责。这正是文本文体创新在所在——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对象，而成为了生活的主体。这样的生活所呈现的美是一种主体之美。

如果上述观点得以成立，那么王引兰第三阶段的生活——在六里堡的作为李三有的妻子生活则有“退化”进了“传统之中”。不可否认，李三有对王引兰很好，如同麻五对王引兰一样好，但读者在王引兰的第二阶段生活中看不到王引兰对麻五的感激，而在第三阶段的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了王引兰对李三有的感激——她能主动地为李三有做饭，和李三有一起下地劳作，并在夫妻生活时，主动将原先喊“麻五”改为“三有”。于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生活中，王引兰渐渐的由原先的怨恨转变为享受生活。这种对生活的享受既是对当下的满足，也是对以前生活的羡慕与怀念。但不可否定，这使得王引兰已经成为传统文化规约下的女性了。

由于铁孩的怨羡情结，李三有死于铁孩的欺骗。王引兰对生活的羡慕与怨恨再一次同时产生。羡慕的对象同样是自己以往的幸福生活，怨恨的对象却成为了自己的宿命。回到窑庄之后，王引兰有意识的与铁孩相处，怨恨再次慢慢消失，内心中逐渐接纳了铁孩，并承诺在新生出嫁后和铁孩一起生活。而且她也做到了。王引兰再一次回到了生活中，但是由于铁孩的忘乎所以，王引兰再次陷入怨恨中。这次的怨恨是王引兰对自己，对生活的彻底绝望。

纵观王引兰生活的四阶段，怨恨与羡慕永远共存，交织。怨羡情结使得王引兰幸福，也使得王引兰对生活彻底绝望。“原来她的生命里是没有春天的啊。她听到血滴成阵，落地如鞭，干巴巴的成为绝响。”

3、作者的怨羡情结

单纯书写人物形象的怨羡情结绝不是作者创作的唯一目的。文本的书写是为了展示作者的复杂内心世界。作者的内心世界中，怨羡情结有着明显的体现。在此笔者不赘述其余方面，单就对文本主人公王引兰生活与命运的安排即可见出作者的怨羡情结。上文所述，王引兰的生活分为四个阶段。但很明显，以麻五的死，王引兰改嫁为界可将其生活经历划分为前后两段。这两段生活之于王引兰有着明显的差异：前一段王引兰由怨恨而羡慕，在窑庄的家中享受辛福生活，呈现主体的幸福与本体的美；而后一段王引兰再次被具有强大规范力量的文化影响，认同了传统，规矩的做起了李三有的“妻子”，与丈夫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之间的变化是谁促使的？与其说是生活的惨痛经历，不如说是作者的主动规范。在麻五死后，作者虽然为王引兰安排了一段时间的独自生活。但这段生活无论是文本时间还是故事时间都远远的少于作者对王引兰其他生活经历两种时间的安排。作者何以急迫的让王引兰被传统规范，成为传统的“奴”？这是作者的矛盾心理主使的。

作者毕竟是“现代”人，她确定受到当下中国“现代”语境的影响。目前世界的强劲的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推进，是女性无法从根本上对抗的。在这种语境中，女性的女性意识是极其痛苦的。女性摆脱男性欲望对象地位，获得女性的独立将是一条极其痛苦而荆棘丛生的道路。《甩鞭》文本中展示的土地与情爱的双重变奏不是踏平这条道路的有效方式，仅是一次尝试。如聂尔先生所言，《甩鞭》文本表现的是“一种退守的激情。”作为女性作家的葛水平对这种语境心领神会。她既想通过文本展示女性独立，又深知这种文本中的女性独立仅仅只能停留于文本中。这其中，我们对其怨羡情结看的分明。作为女性作家，她羡慕男性、向往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主体，但又怨恨男权对女性的压抑，渴望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