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裤装的演变与发展

张承霞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广东中山528458

一、绪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民族与新宗教再融合”的时期，亦是“新形态的战国时代”[1]，汉代的政治体制崩溃，一直代表着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不再能带给人们足够的心灵慰藉，频繁的战争严重破坏了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各种文化在战争中被动的融合与交流着。其中，服饰文化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尤其是裤装的演变与发展，不但体现了社会的变迁、民族融合带来的影响，而且通过裤装的改良和结构变化，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服装实用性、功能性的需求和审美水平的提高。

二、裤装在汉族服饰中由内到外的穿着过程

1.“裤褶”与“襦裤”

北方游牧民族穿着的“裤褶”与汉族民众穿着的“襦裤”有所不同。服装的穿着样式及方式与人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位居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多为游牧狩猎的生活方式，由于生活地点的流动性很强，男女都得参与放牧及狩猎，在马背上的活动要求他们的服饰有很强的生活性和实用性。在目前发掘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北方（包括西北、东北等地区）地区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一是裤装早就穿着了。1988年在甘肃玉门出土的彩陶所示的古代少数民族形象中，便出现了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服装样式。其中的裤子与华夏民族早期的裤装有着相似之处，那是一条不连裆的长裤。到了汉代，游牧民族的裤装又有了变化，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毛布男裤和讨南羌锦裤（见图1），就出现了连档和裤腰；二是服装结构简洁、紧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样式已经基本固定，其中史料记载比较详细的时期是北魏鲜卑族的服饰，他们的服装很是实用，并且方便放牧及其他劳作，服装紧身短小。上穿短装外衣，名曰“褶”，下着裤，裤为连档裤，裤形较为合体，裤口不太大；足着靴。裤子面料使用较为厚实的毛布，这是早期“裤褶”的基本样式。

图1 （左图）新疆尉犁县营盘古墓出土汉毛布男裤。平文细毛布制作，裤腿肥，裤口有贴边，裤腰是另外缝上去的，开口处有一系带。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博物馆藏[2]97

经过若干年的征战，以及民族的融合，服装的款式发生了变异，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裤褶”已经不同于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了，经过汉人的变异之后，“裤褶”的基本着装方式是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着肥管裤；并在裤子的中间即膝盖部位系一根长约3尺的锦带作为束绑，名之曰“缚裤”（见图2）。

图2 北魏乐人俑，高27.3cm至29cm，戴小冠或合欢帽，穿褶衣缚裤[2]106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汉人流行穿裤褶之前，裤子的样式和穿着方式有着严格的礼仪管束，尤其是在上层社会，《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中国从古代开始就将服装的作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周代更是制订了严格的服饰礼仪制度，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文化更作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载体，在维系社会政治与道德伦理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反观裤装,商周以来的传统着装,一般为襦、裤、深衣，下裳配套。具体来说，下裳又有裈、袴、裙、蔽膝等的不同。袴就是裤子，主要搭配短衣来穿。大体而言，男子的裤子有裤裆，女子的裤子无裆，裈(kun)是最贴身的衣服，穿在裤子的内面，裤筒比较短，大概至小腿上下，合裆，腰间有带子相互系牢。将裈穿在外面，多是普通的劳动者。

裤子也有不加裆的套裤，只有两个裤管，穿时套在胫上，故称“胫衣”[2]49。魏晋以后，“袴”、“裈”二字合用，合裆之裈既可称“裈”，也可称“袴”， 而“袴”则是现代使用的“裤”的异体字。早在先秦时代裤就已经问世，在公元前3～4世纪，湖北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服装中就有绣绢绵袴（见图3），袴总长116cm，宽95cm，由袴腰、袴腿和口缘3部分组成，但后腰不闭合，袴是一个整体，其主要的特点是前后裆不合拢，后腰为敞口——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袴的样式似乎难以想象，但在礼仪为先、德教天下的先秦时代，贵族的服饰上似乎礼仪性的考虑多过功能、美观与舒适性方面的考量。

图3 马山楚墓出土的绣绢绵袴[3]

2.裤的内穿与外穿

汉族裤装的起源很早，但在穿着中却有着严格的礼仪规定，贵族要内着裤而外着袍，裤不可外穿；秦汉时期的贵族在襦裤外面必须加袍；只有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为了劳作的方便才把裤露在外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通民众也多外穿裤装,近年在甘肃嘉峪关东北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处魏晋时期的墓葬群，其中有6座墓室的墓砖上绘有彩画，共计600余幅：砖画的内容几乎都是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见图4），包括采桑、耕田、狩猎、畜牧、屯垦、庖厨、宴饮等等，其中描绘劳动者形象的，就有200多幅，如农民的袍服、猎户的毡帽、信使的巾帻、牧民的绑腿、妇女的围裳等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而贵族阶层，由于“礼”被用来强化阶级意识，服装被当做“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所以对服装的制作、管理、分配、使用非常重视，在魏晋之前的历史绘画和文献记载中也很少能够看到贵族外穿裤的例子。

图4 放牧[4]

三、裤装穿着由游牧民族到汉族、贫民至贵族的推进过程

1.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迁徙对各民族服装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大迁徙,推动了各民族服饰的变化与融合。《晋书·北狄传·匈奴传》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5]，即戎狄在汉代就开始内迁居住，这有政策、天灾、战争的原因。晋武帝时期，塞外的匈奴两万余部落因为水灾而入居河西故宜阳城下。羌人和氐人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进入到北方地带。魏文帝时期，从冀州被迁入现今河南一带的士家就有五万户之多。《晋书·刘聪载记》提到，匈奴族首领刘聪将征服了的各族民众迁入政治中心地带，将关中之人东迁出关，被迁徙的有各族各阶层的民众。后赵的石虎不仅曾将关西地区的人户迁徙至关东，而且还将南方的民众迁往北方。因为北方的战乱不断，北方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南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大变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由人口迁徙问题引发的，这对于民族的大融合与文化的趋同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也影响到了服饰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2.裤装的推广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其汉服与胡服融合，裤装由此得到推广。由于三国战乱引发汉族统治区——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以皇帝为首的少数民族贵族阶层，对汉文化充满仰慕情感之余，也想凭借汉礼中的服饰文化以彰显自己的威仪与权势，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想以此来笼络汉族高层，尤其是北方最有势力的豪门大族，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在汉化的过程中，未能达到统治者的愿望，汉化与反汉化的势力经过一番较量之后，及到北魏后期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目的，只得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实行“革衣之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衣冠的改变就是要让鲜卑部酋变成中原士族。用看似外表或者形似的东西，来决定 性质的改变[5]218。当鲜卑贵族向中原士族学习服饰文化的同时，鲜卑族的服饰却在汉族的劳动民众中普及开来，尤其是具有很强实用性的裤装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推广。

3.“ 裤褶”被上层社会所接受

魏晋南北朝时期，“裤褶”成为皇帝和百官穿着的日常服装，传统的服饰礼仪开始转变。《魏书·崔琰传》记载，魏文帝穿裤褶出去打猎，有人劝他不要穿异族的“贱服”，可见在注重服饰礼仪的上层社会将裤子外穿是不合礼仪的,更因为它被劳动民众广泛接受和穿着而称之为“贱服”。到了晋代,裤褶被定制为戒严之服,天子和百官都可以穿，也只有在这个时期，儒家的礼仪对社会的影响力远比以往的朝代要弱的多，所以在上层社会人们的心目中也不成其为什么大问题，随心、实用的价值观起了主导的作用。

四、裤装由简至繁的审美变化过程

1.南北朝的裤装飘逸、多褶的美感

南北朝的裤装有大口裤和小口裤的区别，而以大口裤为时尚。缚裤的流行，反映出当时服饰飘逸、多褶的线条美感。北魏的鲜卑传统服饰是男性一般下着小口裤，脚蹬靴。南朝汉人穿着的上衣和裤褶，衣袖和裤管都很宽大，即广袖褶衣、大口裤，这种形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的服装款式。南北朝时期以大口裤为时髦，但穿大口裤行动不方便，所以用3尺长的锦带将裤管缚住，成为“缚裤”，这种裤子的穿着形态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的陶俑、墓室壁画和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非常流行。河南偃师北魏元睿墓中出土的6件文吏俑（见图5），均为头戴小冠，上穿左衽宽袖长衫，下着束裤，足蹬靴，腰束带，双手拱于胸前的形象。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在服装上做了很有创意的协调和改进，既能与礼仪中要求的宽大上衣相配合，又具有方便实用的功能特性。

图5 北魏文吏俑[3]117

魏晋南北朝时期裤装以飘逸多线条为美的审美特点，在绘画、诗歌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画家顾恺之的作品（见图6）《列女图》与《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的文士与仕女，服装宽大，衣带飘逸，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所喜好的服饰风格。

图6 顾恺之《烈女传》之责妻[6]

服装的面料也为这种多线条、飘逸的审美情趣提供了可能。如所周知，丝绸是中国主要的服装面料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织品的国家[7]，考古工作者在秦的都城咸阳遗址中，曾经发现过一包已经碳化了的丝绸衣服，有单衣也有夹衣和冬衣，由此可见，早在秦代丝绸面料就已经在上层社会得到了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说明丝绸面料的制造与生产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丝绸轻薄飘逸的特点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绘画和服装审美中更是追求线条的飘逸美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一个时期裤子如此宽大的原因了。

2.清谈、玄学、佛教等影响了裤装的演变

清谈的兴起，佛教传播下的“褒衣博带”的着装特点，同样也影响了裤装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沿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中，上装主要有衫和袍。衫和袍在样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依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位的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的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时尚。《颜氏家训》提到的“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8]，就是上层贵族阶层奢华了的“褒衣博带”的装扮，而如《晋书》中关于“竹林七贤”的着装描述，则是另外一番放纵不羁、宽衫大袍的着装景象。

图7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刻画[3]241

而褒衣博带的时尚特点与当时社会上清谈之风的兴起不无关系。所谓的“清谈”，大抵是指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之后，将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是否得当即“清议”，改变为抽象玄理的争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郭泰、阮籍（见图7），而后者就是“竹林七贤”的领袖。老庄自然与周礼名教异同之说为当时清谈的主旨所在，其眷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也就成就了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服装的风格成为了一种文人们伸张治国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工具，也成为了那个混乱时代人们适应环境和发泄对现实政治不满的载体。

这一时期老庄、佛道思想成为时尚，“魏晋风度”也反映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宽衣博带成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流行服饰。男子穿衣坦胸露臂，力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道家自然之风。裤装也以大裤口为时尚，宽松飘逸，尽显道家崇尚自然的风韵，这也与宽袍大袖的上装搭配渐趋和谐，但为了穿着的方便和实际生活的需要，在裤装膝盖的位置加条束带，使下部变化成喇叭状，而形成了流行一时的“缚裤”。

五、裤装被广泛接受的过程

1.男女皆着“裤褶”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中，汉代男子穿襦裤之外再加袍，女子穿襦裙，也就是说，汉代的儒生妇女仍着无裆的袴。后魏时期，汉族的上层男女穿起了裤褶，用锦绣织成的布料或者毛料等进行制作，脚着长、短靴。北魏出土的乐人俑（见图8）穿褶衣着缚裤；河南邓县的彩画砖，乐队的乐手穿着小口缚裤；出土的北魏乐俑也穿褶衣缚裤。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男女陶俑都着裤褶（见图9），在下层劳动民众中，裤褶较为常见，穿着较为广泛。

图8 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戴卷檐帽，穿紧身衣，小口缚裤(裤褶）的乐队仪仗[2]106

图9 北齐穿裤褶的男女彩绘陶俑(太原圹坡张肃俗墓出土)[3]291

2.士兵的“裤褶”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已，北魏彩绘陶文武士俑，武士突骑帽，明光铠，大口缚裤；文士着长襦，大口缚裤。在这个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也有穿大口缚裤的武士(见图10)。士兵穿裤子——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就开始了服装的改革，士兵的裤子由套裤改为了连裆裤，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理由是“不合先王礼法”，因此当时就没有广泛使用，而在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入与影响，加之对道德礼法的藐视和出于实用功能的考虑，使裤褶在军队中推行开来。《晋义熙起居注》安帝诏曰：“诸侍官戎行之时，不备朱衣，悉令裤褶从”[8]131，裤褶在军队中的普及由此可见一斑。

图10 武士[4]117

六、裤装演变与发展的社会意义及文化内涵

1.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及融合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人类文化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9]。3种自然环境，决定了3种生活方式，3种生活方式则形成了3种文化类型。古代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为明显的保守、静定、包容的农耕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内部政治出现动乱之后，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所谓的“乱华”风潮，并先后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形成了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由于农耕文化产生出的华夏文明有着非凡的稳定性与包容性，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却因为少数民族的参与，反而愈加丰富繁荣，服饰文化的兴盛更是如此。

民族间战乱频仍，却给了各民族在服饰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机会，各民族服饰在外力的影响下，被动的相互融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因为大量的“胡人”入居中原，胡服便成了当时最为时髦的服饰。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继先秦之后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阶段，该时期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地区特色。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是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自觉的融合；北朝时期，则是通过自觉的改革手段来完成的。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南北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北方少数民族则通过建立政权，完成了与汉族的融合，而南方少数民族则在北方汉族南下、开发江南的过程中与汉族实现了民族的融合。

2.更注重服装的实用性而非礼仪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裤子的结构变化明显，人们更注重服装的实用性而非礼仪性。裤子结构的变化在汉族的历史上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春秋时期，即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为了获取军事上的胜利，吸收游牧民族的服装特点，将商周以来传统的不加裆的套裤改成有前后裆并将裤管连为一体的裤子，但这种裤子并没有完全普及。汉代着“褒衣大袑”，“袑”指裤子的上半部分，即裤裆，也就是内穿肥裆大裤。汉代的男子多穿襦裤，无裆的管裤在汉代称为“袴”，将士骑马打仗穿全裆的长裤，名为“大袴”，西汉的士儒仍穿无裆的袴。有裆的裤子称之为“穷裤”，男子所穿的穷裤裤裆极浅，没有裤腰，裤管肥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和民族的融合，尤其是北魏，汉族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向少数民族首领和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灌输，使其理念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实用性强的少数民族服装则向汉族劳动阶层转移，少数民族的连裆裤在劳动者阶层得到了推广。但在唐贞元十五年（674）因裤褶非古礼而被上层统治者所禁止[2]126。服饰的礼仪性自周代已经非常重视，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下，服饰“礼”的用途再次得到强化；在魏晋南北朝这个非常时期，作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统治阶层的频繁更替与军事力量的不断较量，服饰中的阶级观念进一部弱化。魏晋南朝时期，对各个阶层的人的穿戴尽管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但违背规定的现象却处处可见。南朝刘宋时，平民的服饰越来越奢华，以致在车马和服饰上无法辨认出主人是贵是贱，是尊是卑。从服装的演变过程和民众穿着服装的特点上看，实用性理念更是被社会普遍地接受。

3.服装成了思想与美学观念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虽然战乱不断，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学术繁荣时代，经学、玄学、史学、佛教、道教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中魏晋玄学对当时的审美影响较为深远。魏晋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即“三玄”为理论根据的，目的是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对立。所谓的“名教”，就是社会政治、伦理的秩序和道德规范[10]。在《庄子·齐物论》中，郭象注释的“适性逍遥”与“率性自然”的主张也影响了魏晋文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魏晋时期的山水画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文人对于自然山水充满了挚爱和赞颂，审美情趣强调自然和内在的和谐统一。同理，魏晋南北朝的服装作为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与当时的风尚紧密结合在一起。绘画中特别喜欢使用起伏的线条，这就赋予了整个画面一种运动感[6]148；服装结构宽大，在飘逸随体中体现自然，尽量不束缚身体活动的自由，同时利用布料自然形成的褶皱营造出和谐统一的美感。而当时艺术风格的形成，另外一个推动力也许是来自佛教的影响。

七、结论

中国古代，由于周礼的影响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服饰文化的流行一直是由上至下的，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例外，尤其裤褶的广泛穿着，是在儒学思想最薄弱的乱世，突破了礼仪的束缚，产生了由外民族到汉族、由下层劳动人民到贵族阶层的流行方式。裤褶的流行则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服饰文化特征。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79.

[2]黄能馥.中外服装图史——衣冠天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6.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36.

[4]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委员.中国墓室壁画全集:1汉魏晋南北朝[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91.

[5]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9.

[6]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149.

[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 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

[8]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59.

[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前言)2.

[10]章启群.经世与玄学——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