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翻译思想

吴飞灵

郑振铎，笔名西谛、郭新源等，文学研究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长期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文学》月刊、《文学季刊》等，积极提倡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学，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文化界影响极大。从“五四”时期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成果颇丰，译作达一百五十万字之多。在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初期，他翻译了大量俄国和印度文学作品，同时还译述了一些希腊罗马文学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以自己主编的杂志和组织的文学社团为依托，大力提倡翻译活动，积极开展对翻译理论的探讨，在此期间他对翻译理论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研究与探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些重要理论问题甚至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关于翻译理论的探索

郑振铎最早的译论，是1920年3月20日为耿济之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在这篇序中，他分五点论述了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我国创造新文学事业的巨大意义。这篇序文和瞿秋白写的另一篇序文，是我国关于俄国文学翻译的早期重要文献。

他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 《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在1921年3月发表于《小说月报》。其中提到了文学书的可译性、译文学书的原则、翻译的重译问题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学书的可译性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些人提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他们认为经过翻译后的文学作品很难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强调指出:文艺是没有国界的。“文学不可译”的观点表面上是在否认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

“我认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地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着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

（二）文学翻译的原则

在文中郑振铎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并评述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的、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他对泰氏的三原则作了详细的评述，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也赞同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但却质疑翻译中的增删“自由”。他强调应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尽量重现在译文里，如有不能移植的地方，则宁可牺牲风格与态度，而保存原文的意思。他认为，对于这三条原则，必须以“忠实”为第一义，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

不难看出，郑振铎对此所作的精当的论述，相当深刻地总结了五四前后的文学翻译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此后的文学翻译工作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此外，他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为同时代的人们初步地构建了某种学术范式。

（三）重译问题

他首次从实际出发，理论性地探讨了重译问题，提出在文学翻译中应持“慎重与精审”的原则：重译者最好能：一，择译本里最可信的一本来做根据，来重译；二，如一本有两本以上时，应该都把它们搜罗来，细细地对照一过；三，译完后，应该叫通原本文字的人，来把它与原本校对一下。

除以上两篇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外，他还就其他一些翻译问题进行了阐释。

1920年7月2日，他又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的几个意见》，对当时的翻译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译学理论作了认真的思索。主要有这样几点：一，他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草率之工，必非完善”，因此他说：“自古道：‘兵在精不在多。’编译丛书一是一样。宜求其质之精深，不宜求其量之众多。”他提出翻译必须“慎重”，把好“校阅”一关。二，他认为不仅要翻译文学、哲学及社会科学，也不可忘却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三，他建议音译名词最好附注原文，还建议译文应附注原本页数，则更方便研究者。四，他提出：“丛书出版的次第，应该略有系统，先出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他在文中还就直译意译问题发表了看法：

“译书自以能存真为第一要义。然若字字比而译之，于中文为不可解，则亦不好。而过于意译，随意解释原文，则略有误会，大错随之，更为不对。最好一面极力求不失原意，一面要译文流畅。”

1921年6月10日，他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杂谭”《处女与媒婆》，对翻译的目的、功能等基本问题阐述了重要的见解，后来成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热点”之一。

1921年6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一文中提出统一文学名词译名。至此，他是郑重提出统一“文学上名词”问题的第一人。并引发了后来翻译界对此进行的讨论，对于促进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是起了较大作用的。他认为，“文学作品的题目的大部分与文学理论术语的全部，应该用意译；而人名、地名及部分书名，应该用音译”。

二、关于中国近代翻译史的论述

他是最早对我国晚清翻译史进行总结与研究的人之一。1924年11月，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林琴南先生》，这是林纾去世后人们公认的最早、最公允、最有分量的一篇论文，其中尤其对林纾的翻译活动作了精当的评价。当时许多的学者都以林琴南先生为旧的传统的一方面的代表，无论在他的道德见解方面，他的古文方面，以及他的翻译方面，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想在根本上推倒他的守旧的道德的，及文学的见解。郑振铎公正地指出，林先生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一时的守旧的主张，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淹没了他的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关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评述，他在1936年写的《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提到：

“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尽了他的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

他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洋文化接触的时期（1600-1894），这个时期主要吸收的是机械工程及其他应用科学，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中日战争时，这口号便粉碎了。二是政治教育改革时期（1894-1917），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与教育有待提高，于是注意吸收政治、法律之类社会科学。三是伦理与文学的改革时期（1918-1930），除了提倡政治改革外，更开始了伦理与文学的改革。

三、他的翻译成果

郑振铎的翻译工作是贯串其一生的，成果斐然。由他翻译介绍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及学术著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俄国的剧本和小说，英国、德国和北欧的童话，泰戈尔的诗歌，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故事，等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和《新月集》。这两部诗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至今，受到几代读者和诗人们的赞赏，其影响之深远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他译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也是上世纪80年来青少年读者们的必备读物。冰心读了郑振铎译的 《飞鸟集》后，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20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他的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所起到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现将其主要译作整理如下：

1920年 《国际歌》（歌词），郑振铎、耿济之合译

1921 年 《海鸥》(剧本)，译，(俄)柴可夫著

《六月》(剧本)，译，(俄)史拉美克著

1922 年 《贫非罪》(剧木)，译，(俄)A·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飞鸟集》(诗)，译，(印度)泰戈尔著

1923 年 《新月集》(诗)，译，(印度)泰戈尔著

《近代俄国小说集》，郑振铎等译，(苏)高尔基、梭罗古勃等著

1924 年 《灰色马》(长篇小说)，译，(俄)路卜询著

《树居人》，郑振铎、何其宽译述

1925 年 《天鹅》(童话)，郑振铎、高君哉译述

《梭罗古勃》，周建人、郑振铎合译，(英)约翰科尔诺斯等著

《印度寓言》(寓言)，编译

《莱森寓言》(寓言)，编译，(德)莱森著

1926 年 《泰戈尔诗》(诗)，选译，(印度)泰戈尔著

《列那狐的历史》(童话)，译述，(德)歌德著

1927 年 《血痕》(小说集)，郑振铎等译，(俄)阿志巴绥夫著

1928 年 《高加索民间故事》（故事），译，(德)狄尔著

1929年 《恋爱的故事》（故事），译述

1930 年 《沙宁》(小说)，译，(俄)阿志巴绥夫著

1932年 《英国的神话故事》（故事），译述

1934 年 《民俗学浅说》，译，(英)柯克斯著

1935年 《希腊神话》（神话），译述

1936年 《俄国短篇小说译丛》，辑译，(苏)高尔基等著

郑振铎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对于中国近代翻译史的评述以及其具有深刻影响力的译作成果，推动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1]陈福康.回忆郑振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5]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郑振铎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郑振铎.俄国名家短篇小说集·序[M].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1.

[7]郑振铎.郑振铎文集[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