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
——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

陈 君

隐逸的思想很早就出现了，《易》曰：“遁之时义大矣哉。”(《遁卦·彖辞》)*《周易》,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94页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盅卦·上九》)*《周易》,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6，94页就其内涵而言，士人的隐逸主要是追求人格的独立和完善。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页。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04页。秦汉以来，随着政权机构的日益庞大、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出与处、仕与隐的矛盾日渐突出。关于隐逸士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评价，便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表彰了夷、齐饿死西山、不食周粟的高节，班固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则赞赏了成帝至王莽之际的清名之士。而到东汉魏晋时期，具有隐逸思想的士人，遂以其生活实践和著作，建构起一个影响深远的隐逸传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陇地区的隐逸士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对中古隐逸传统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希望通过相关问题的探讨，补上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

一、关陇地域之限定与关陇文化之特征

本文所说的关陇，主要包括关中和陇右两个地区。以汉代为例，关中地区指属于司隶校尉部的三辅地区，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史记》卷7《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司马迁：《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5页。又《史记》卷8《高祖本纪》：“(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史记》第2册，第356页。。 陇右地区指属于凉州的天水(汉阳)*天水郡，西汉武帝置，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更名汉阳，见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17页。、陇西等郡。从地形上来看，二者以六盘山、陇山为界，其“东侧为关中盆地，西侧为陇中高原，渭河横贯其中，切割陇山形成联系两个地形区最为便捷也最为险要的交通线”*陈健梅：《魏蜀对峙中关陇的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文史》2009年第3辑。，这是关陇地区的主要地理形势。

其中，关中地区在汉代被称为三辅，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号为天府陆海，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周都鎬京、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关中地区一直是周秦汉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加上秦汉政府奉行“强干弱支”的政策，这不仅加强了三辅首善之区的地位，更促成经济、文化力量向关中地区的集中。秦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39页。，西汉实行“徙陵”制度，《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1642页。班固《西都赋》亦云：“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页下。赋中所谓“三选”，即《地理志》所云选“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三等之人徙于诸陵；“七迁”，谓自高祖至宣帝七代行此徙陵之制，元帝永光四年(前40)始废止不行。大量外来的移民带来各地不同的风俗，使这一地区的礼俗文化呈现出庞杂的特点，班固称其“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⑦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2,1642页。。这些徙处帝陵附近的政治、经济上的强者，有不少在文化上也有相当的创造力，如京兆杜陵冯氏(冯衍)、京兆杜陵杜氏(杜笃)、扶风安陵班氏(班彪、班固)等等，西汉宣、元之后以迄东汉前期关中学者文人的层出不穷，与“徙陵”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东汉安、顺时期羌乱的发生，对关中地区破坏巨大，关中的政治文化地位逐步下降，但关中文化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三辅仍号“多士”*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0上《文苑·苏顺传附曹众传》，第9册，第2617页。。直到东汉后期，三辅仍然是时人眼中的礼仪之邦，东汉桓帝曾问陈蕃：“徐稚、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3《徐稚传》，第6册，第1747页。从陈蕃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对三辅“礼义之俗”的推重。

陇右地区在汉代主要包括天水、陇西等郡。陇右位于河西四郡与三辅之间，畜牧资源丰富，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10册，第3262页。东汉初年天水成纪人隗嚣打算割据陇右，谋士王元对他说：“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3《隗嚣传》，第2册，第525页。王元的这番话，充分反映了陇右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而从军事人才上来看，关陇两地为秦汉政权提供了大批名将，如秦将白起，(扶风)郿人；王翦，(左冯翊)频阳人；汉将李广，天水成纪人；苏建，京兆杜陵人；赵充国，天水上邽人；辛庆忌，陇西狄道人，使汉代出现了“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班固：《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第9册，第2998页，此以崤山为界。又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说，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8《虞诩傅燮传》，第7册，第1866页，此以函谷关为界。的俗谚。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安帝永初(107—113)年间羌乱的发生，两地在政治、军事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离。在安帝与桓帝时期，关于是否放弃凉州，朝廷分别有过两次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结果是凉州不可放弃，弃凉州则三辅为边。安帝时期的意见以虞诩为代表，他说：“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也。”*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8《虞诩傅燮传》，第7册，第1866，1875—1876页。桓帝时以傅燮为代表，他说：“今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58《虞诩傅燮传》，第7册，第1866，1875—1876页。这些都是关、陇两地在政治、军事上相互依存的证明。

在地域文化特点上，三辅和陇右有文与质、文与武的不同：三辅尚文，文化发达，风俗奢靡，而陇地则“民俗质木”、“高上气力”。随着陇右与关中两地之间人口流动与物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差异在逐渐减少，西汉时期已出现司马迁所说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10册，第3262页。的情况。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凉州成为汉朝与西域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三辅与天水、陇西等郡的联系更加紧密。总的来看，在安定的政局下，人口多由陇地向三辅流动，如敦煌渊泉人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后因军功得徙为弘农华阴人*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8册，第2138—2144页。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谢承《书》云：奂处在扶风郡郿县界中，立精舍，斟酌法乔卿之雅训。昼颂诗书，暮宿弓马。”“法乔卿”即法真，字高卿(一作乔卿)。本传又载奂以桓帝永康元年(167)讨东羌、先零功当受赏，奂“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而在动乱的时候，人口更多由三辅流向凉州，如两汉之间，马援“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3册，第828页。。新莽、更始之际，关中大乱，关中文人为了逃难，主要流向陇右与河西。割据陇右的是隗嚣集团,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败亡，“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3《隗嚣传》，第2册，第521页。，郑兴、杜林、申屠刚、金丹、班彪等学者文人皆在其周围。占据河西的窦融集团也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班彪初投隗嚣，后转投窦融*关于班彪等学者文人对河西文化的贡献，参见刘跃进《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一文的详细论述，《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儒生文人如扶风茂陵孔奋、冯翊云阳王隆等亦避难河西，其中王隆曾为窦融左护军*分别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1《孔奋传》、卷80上《文苑·王隆传》。。以上这些例子说明，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乱之中，关、陇两地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交流既深且广。

总之，虽然关中和陇右因为陇山的一山之隔，分属司州(或称司隶校尉部)和凉州两个行政区，但两地自秦汉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二者完全可以视为同一个文化区，这是我们在下面讨论关陇高士的一个前提。

二、汉代的关陇高士

汉代隐逸风气极盛，在关陇地区出现了许多隐逸士人。下面根据《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赵岐《三辅决录》、嵇康《高士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文献的记载，将其生平、事迹依时代先后列述于下：

1.西汉中期有挚峻。挚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少治清节，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挚峻退身修德，隐于岍山，守节不移，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号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绝*皇甫谧：《高士传》卷中《挚峻传》，见“四部备要”本《高士传》(上海中华书局据《汉魏丛书》本校刊)，本文所引《高士传》均用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2.西汉后期有安丘望之、张仲蔚、魏景卿、郑朴。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治《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民间，著《老子章句》。扶风耿况、王汲等皆师事之，从受《老子》。终身不仕，道家宗焉(《高士传》卷中《安丘望之传》)*《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9，第3册，第703页。。张仲蔚，扶风平陵人。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高士传》卷中《张仲蔚传》)。魏景卿，扶风平陵人，名迹已见上。赵岐《三辅决录》曰：“张仲蔚平陵人也，少与同郡魏景卿隐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郑朴字子真，冯翊谷口人。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扬雄盛称其德曰：“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振京师。”冯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绝(《高士传》卷中《郑朴传》)*郑朴事迹又见《王贡两龚鲍传序》：“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班固：《汉书》卷72，第10册，第3056页。。

3.两汉之间有郭钦、蒋诩、王真、韩顺、宣秉、王丹。郭钦，扶风隃麋人。哀帝时为丞相司直，平帝时迁南郡太守。王莽居摄，钦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卒于家*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第10册，第3096,3096页。。蒋诩字元卿，京兆杜陵人。平帝时为兖州刺史，以廉直为名。王莽居摄，以病免官，归乡里，卒于家④班固：《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第10册，第3096,3096页。。赵岐《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舍中三迳，唯羊仲、求仲从之游，皆挫廉逃名不出。”*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5，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李善注引，第636页下。嵇康《高士传》：“蒋诩字元卿，杜陵人，为兖州刺史。王莽为宰衡，诩奏事，到灞上，称病不进，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时人谚曰：‘楚国二龚，不如杜陵蒋诩。’”*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10“逸民部”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21,2321页。王真字叔平，京兆杜陵人，“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掾，终身不窥长安城，但闭门读书，未尝问政，不过农田之事”⑦李昉等：《太平御览》卷510“逸民部”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21,2321页。。韩顺字子良，天水成纪人。以经行清白辟州宰，不诣。王莽末，隐于南山。地皇四年(23)，汉起兵于南阳，顺同县隗嚣等起兵，自称上将军，西州大震。唯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其后，嚣等诸姓皆灭，唯顺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焉(《高士传》卷中《韩顺传》)。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7《宣秉传》，《王丹传》，第4册，第927,930页。又袁宏：《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所载王丹事迹可以并参，文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时，连徵不至。避世陇西，隐居养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岁时农毕，察强力多收者载酒肴而劳之。其墯懒不收者，耻不获劳，无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闾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丧忧者量其资财为之制度，丹亲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⑨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7《宣秉传》，《王丹传》，第4册，第927,930页。又袁宏：《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所载王丹事迹可以并参，文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时，连徵不至。避世陇西，隐居养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岁时农毕，察强力多收者载酒肴而劳之。其墯懒不收者，耻不获劳，无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闾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丧忧者量其资财为之制度，丹亲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

4.东汉前期有梁鸿、高恢、井丹。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遭乱世，受业太学，博览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上林苑中。后归乡里，娶孟光为妻。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适吴，居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鸿潜闭著书十余篇，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高士传》卷下《梁鸿传》)。高恢字伯达，京兆人。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与梁鸿善，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匿耀，终身不仕(《高士传》卷下《高恢传》)*高恢事迹又附见《后汉书》卷83《逸民·梁鸿传》，李贤注引《高士传》曰：“恢字伯通。”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0册，第2768页。。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刘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井丹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64—2765,2771,2771,2770—2771,2774页。井丹事迹又见《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孝标注引嵇康《高士传》，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2页。。

5.东汉中期有挚恂、王符、矫慎、马瑶、丘訢、韩康、法真、任棠、姜岐。挚恂字季直，京兆长安人。为西汉高士挚峻十二世孙，明《礼》、《易》，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驎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高士传》卷下《挚恂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号曰《潜夫论》*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符传》，第6册，第1630页。严格说来，王符不能算是关中人，但他所在的安定临泾水之畔，南距扶风郡甚近，王符又与关中文人台融、窦章相友善，因此本文也将其列入关陇高士。。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矫慎传》)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64—2765,2771,2771,2770—2771,2774页。井丹事迹又见《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孝标注引嵇康《高士传》，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2页。。 马瑶，扶风人。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矫慎传》)④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64—2765,2771,2771,2770—2771,2774页。井丹事迹又见《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孝标注引嵇康《高士传》，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2页。。丘訢字季春，扶风人，少有大材，自谓无伍，傲世，不与俗人为群。郡守始召见，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邪？师訢邪？明府所以尊宠人者，极于功曹；所以荣禄人者，已于孝廉。一极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异之，遂不敢屈(《高士传》卷下《丘訢传》)*丘訢生活的时代不可详考，依《高士传》叙述的次序，当在安、顺之间。。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以寿终(《韩康传》)⑥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64—2765,2771,2771,2770—2771,2774页。井丹事迹又见《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孝标注引嵇康《高士传》，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2页。。法真字高卿，一字乔卿*许慎《说文·十四篇·禸部》“离”字下引欧阳乔说：“离，猛兽也。”段玉裁注：“欧阳乔者，盖即(欧阳)高，古乔、高通用。”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39页上。，扶风郿人。南郡太守法雄之子，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顺帝西巡，前后四征。真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188)以寿终(《法真传》)⑧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64—2765,2771,2771,2770—2771,2774页。井丹事迹又见《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孝标注引嵇康《高士传》，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2页。。任棠字季乡，汉阳人。少有奇节，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诏征不至。及卒，乡人图画其形，至今称任征君(《高士传》卷下《任棠传》)。姜岐字子平，汉阳上邽人。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国桥玄为汉阳太守，召岐，欲以为功曹，岐称病不就。其母死，丧礼毕，尽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居，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于天下，营业者三百余人。辟州从事，不诣。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后举贤良，公府辟以为茂才、为蒲坂令，皆不就。以寿终于家(《高士传》卷下《姜岐传》)。

如上所述，汉代关陇高士可考者共计23人。从分布地域来看，来自京兆地区的有挚峻、安丘望之、蒋诩、王真、高恢、挚恂、韩康、王丹8人，来自扶风地区的有张仲蔚、魏景卿、郭钦、梁鸿、井丹、矫慎、马瑶、丘訢、法真9人，来自冯翊地区的有郑朴、宣秉2人，来自天水(汉阳)地区的有韩顺、任棠、姜岐3人，来自安定地区的有王符1人。如果合并统计的话，来自关中(三辅)地区的有19人，占整个关陇高士人数的83%，来自陇右地区的有3人，占整个关陇高士的13%。考虑到关中地区文化发达的事实，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惊讶，盖汉代三辅本多冠冕之族，而时移世易，人事无常，荣华难以久居，富贵不可长保，故一转而为保守矜持之士，此时代变迁使然。就关、陇两个区域内部而言，高士的分布也不均衡，三辅高士共19人，其中来自京兆者8人，来自扶风者9人，两郡高士17人，占整个关陇高士群体的74%，而来自冯翊的只有2人。相对于关中地区的辉煌，来自陇右地区的高士只有3人，而且都来自天水(汉阳)郡，可见该地在凉州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从分布时段很容易发现，关陇隐逸士人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时期：一是两汉之际，有安丘望之、张仲蔚、魏景卿、郑朴、郭钦、蒋诩、王真、韩顺、宣秉、王丹等10人；一是东汉安、顺之间，有挚恂、王符、矫慎、马瑶、丘訢、韩康、法真、任棠、姜岐等9人。两个时期的高士加起来共有19人之多，占整个关陇高士的83%。这两个时期都是汉代政治、军事相对衰落的阶段，隐逸士人的勃兴恰好反衬出汉代政治的颓势，从中可见作为文化现象的隐逸与政局之间密切的关联。由于文献资料的残缺，以上统计和归纳自然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可以作为我们观察那个时代的参照。

三、关陇高士的隐逸生活及思想倾向

关陇高士选择归隐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庭与当权者产生矛盾，梁鸿就属于这一类。梁鸿之父梁让，王莽时曾任城门校尉，封修远伯，后寓于北地而卒。“寓于北地而卒”，是《后汉书·梁鸿传》委婉的说法，真实情况很可能是东汉建立后梁让因为与新莽政权的纠葛被流放北地，后来郁郁而终。当时梁鸿年纪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背井离乡、幼年丧父，可以想见这些辛酸的经历在梁鸿心中一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正是因为“君、父”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梁鸿才主动选择了远离政治。有的是因为仕途多险，出于惧祸的目的而选择隐居，如挚峻主动远离武帝一朝的政治，才得以全其天年；郭钦、蒋诩则在王莽居摄后还归乡里，卧不出户；韩顺则以隐居避隗嚣之祸，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有的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其中不少人家世显赫，如隐遁于霸陵山的韩康“家世著姓”，法真之父法雄曾任南郡太守，名儒显宦胡广即出其门下。

在生活趣味上，关陇高士清素质朴、不同流俗，如王符“耿介不同于俗”；马瑶“隐于汧山，以兔罝为事”；法真“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丘訢“少有大材，自谓无伍，傲世，不与俗人为群”；姜岐“隐居……以畜蜂、豕为事”。又《韩康传》载韩康卖药“不二价”的故事，鲜明地表现了关陇高士质朴自然的性格：

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70—2771,2774页。

韩康为了“避名”而隐居，与此类似的还有法真的“逃名”，他们的思想、行为与东汉流行的“求名”之风形成了鲜明对比，恰好从两个对立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汉代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关陇高士又没有俸禄，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他们中的不少人从事体力劳动，布衣蔬食，有些甚至与社会脱节，过着原始的生活。与魏晋以后相对“优雅”和“体面”的隐逸生活相比，汉代关陇高士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这同时也磨练了他们的情操和意志。正如19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一个人正是通过劳动来实现自我的完善的……人一旦着手劳动，哪怕是最卑贱的工作，他的灵魂立即就会安定下来，构成一种真正的和谐！”*[英]卡莱尔著，宁小银译：《文明的忧思》，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62页。后来明清之际的许多“遗民”名士，虽然早年选择隐居，但最终因为衣食无着而“下山”仕清，与他们相比，关陇高士能够自食其力，坚持这样简单、朴素的生活，是值得尊敬的。艰难的物质生活，更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高士之间的友谊弥足珍贵，如梁鸿与高恢、蒋诩与二仲之间淡如水的情谊，对他们坚守自己的信念是莫大的鼓舞，其轶事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关陇高士中有不少人擅长儒学，以《五经》教授，如挚恂“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驎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任棠“少有奇节，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姜岐“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当时人对关陇高士就称誉有加，如顺帝永和(136—141)中尝博求名儒，公卿荐挚恂“行侔颜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高士传》卷下《挚恂传》)，又如同郡田弱曾举荐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法真传》)③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第10册，第2770—2771,2774页。。关陇高士对经学研究和教授的重视，开启了魏晋以后高士以学术和创作传名后世的传统。如西晋时期的青土隐逸之士氾毓、刘兆、徐苗等擅长经学，以教授为业。氾毓“合《(春秋)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所述造七万余言”*房玄龄等：《晋书》卷91《儒林·氾毓传》，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1页。氾毓之姓字，文献所载各异。《宋书》卷93《隐逸·陶潜传》与《晋书》同，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作范稚春，《南史》卷75《隐逸上·陶潜传》作氾幼春，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30页。；刘兆撰有《春秋调人》、《春秋左氏全综》、《周易训注》、《春秋公羊谷梁传》等*房玄龄等：《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第8册，第2350页。《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部”：“《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晋博士刘兆撰。”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1页。知刘兆或曾先为晋之博士，后又还家教授，而氾毓、徐苗二人则以徵士终老。；徐苗撰有《五经同异评》、《周易筮占》等*房玄龄等：《晋书》卷91《儒林·徐苗传》，第8册，第2351页。《隋书》卷34《经籍志三》“子部”：“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晋徵士徐苗撰。亡。”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第4册，第1033页。。东晋以后，陶渊明以其杰出的诗文创作，开启了高士传名后世的另外一个“法门”，文学创作从此取代学术撰著，成为高士的主要精神创造和生命寄托*关于诗文创作对隐逸传统的巨大影响，参见蒋寅：《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

除了儒学以外，道家的《老子》也是关陇高士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安丘望之少治《老子》经，著《老子章句》，老氏有安丘之学；高恢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尤为显著的例子是王符，他的《潜夫论》受到《老子》的巨大影响，这是《潜夫论》与东汉前期子书最大的不同之一，如《潜夫论·思贤》：“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⑥⑦ 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2，111，138页。典出《老子》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潜夫论·救边》：“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⑥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2，111，138页。典出《老子》三十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潜夫论·释难》：“老聃有言：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⑦国学整理社辑：《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2，111，138页。典出《老子》三十八章：“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由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王符对《老子》甚为推崇，这是其批判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

从文学上来看，关陇高士的冷眼旁观和冷静思索，为观察东汉文学和思想提供了主流以外的另外一种视角。如东汉前期梁鸿在《五噫歌》中所发的感慨，与明、章时期的宫室兴建和文化繁荣对比鲜明。时鸿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梁鸿传》,第10册，第2766—2767页。

从“宫室崔嵬、人之劬劳”八字，可以看出当时工程之浩大、民众之辛苦。洛阳的宫室制度，在明、章时期才逐渐走向完备。明帝永平三年(60)“起北宫及诸官府”*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第1册，第107页。，章帝时期因为承平日久，“宫室台榭渐为壮丽”*《后汉纪》卷11《章帝纪》“建初五年(80)”。章帝时期宫室兴造之多，在将作大匠一职的变化上也有所反映，将作大匠自建武以来常以谒者兼之，肃宗即位乃以任隗为将作大匠，始置真焉。事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21《任光附子隗传》，第3册，第753页。。同时，明、章时期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于后汉的一篇佚题《颂》云：“建初郁郁，增修前绪，班固司籍，贾逵述古，崔骃颂征，傅毅巡狩，文章焕烂，粲然可观。”*东汉人所作佚题《颂》，载《文馆词林》卷699，见唐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86页。描绘了明、章时期学术活动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客观而言，明、章时期的制度和文化建设，在很多方面代表着东汉一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但这些现实的成就、繁荣的景象和热烈的气氛，作为旁观者的梁鸿却无法感受得到，或者根本就不愿去感受，从其充满感慨的语气中我们可以察觉他对现实深深的不满。

东汉中期的王符，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并未封闭自己，他与“凉州三明”之一的皇甫规有交往，又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这使他对当时的政局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加上作为旁观者的角色，使他的政治批判更加客观。王符的《潜夫论》针砭时弊，是关陇高士议政的代表之作，也是东汉子书中的名著。其中《浮侈》、《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对当时风俗之奢靡、西北羌乱之危害，以及郡国官吏之无能，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史称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9《王符传》，第6册，第1630页。。所谓“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论衡·书解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杨宝忠：《论衡校笺》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95页。，王符的直陈极言，与史岑、马融等文人在《出师颂》、《广成颂》里的谲谏，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关陇高士对隐逸传统的建构

与仕宦通达的士人相比，关陇隐逸士人显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关陇高士对前代隐逸士人及其思想价值的体认非常自觉，并加以强化，逐渐构建起一个有关高士人物、事迹的传记文学传统*关于汉魏六朝时期传记文学的成就，参见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东汉前期，已有梁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3《逸民·梁鸿传》,第10册，第2766页。。残存至今的有《安丘、严平颂》两句：“无营无欲，澹尔渊清。”*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9，束皙《补亡诗·白华》李善注引，第272页下。是对西汉隐士安丘望之和严遵(即庄遵)的赞美之词，富有道家色彩。刘知几《史通·杂述》云：“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刘知几著，浦起龙笺释：《史通通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4页。刘知几将梁鸿《逸民》与刘向《列女传》、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等诸家人物类传相提并论。可见梁鸿之颂逸民，除了颂语以外，或许还有传记的内容，体例略如《列女传》之先传后颂，惜其书已佚，不可详究矣。

东汉中期京兆霸陵人苏顺，曾整理过前代高士事迹，皇甫谧《高士传序》就有“苏顺科高士”的记载。苏顺字孝山，东汉和、安间以才学见称，早年“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0上《文苑·苏顺传》，第9册，第2617页。。皇甫谧《高士传序》所说的“苏顺科高士”，大概就在苏顺所撰的“杂文”之列，“科”有品类、等级之意，这里用作动词，是对高士分类的意思。苏顺对前代高士事迹的整理工作，既有可能是在他早年隐居期间完成的，也有可能是在他出仕以后所为，但究竟是怎样的分类，包括哪些高士，今天已完全不能知晓了。

到了东汉后期，有京兆长陵人赵岐撰写的《三辅决录》。赵岐字邠卿，少明经，有才艺，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桓帝永兴二年(154)辟司空掾，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京兆尹延笃以为功曹。延熹(158—166)初，因忤宦官逃难四方，后遇赦。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184)，征拜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请补长史，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未之官。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迁太仆。兴平元年(194)奉使荆州，以老病，遂留荆州。年九十余，建安六年(201)卒。赵岐作有《蓝赋》等，又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后世*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64《赵岐传》，第8册，第2121—2124, 2124—2125页。《三辅决录》有清人茆泮林、张澍纂辑本，茆辑本见《十种古逸书》，张辑本见《二酉堂丛书》，两种辑本内容差异很大，均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338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赵岐《〈三辅决录〉序》云：

三辅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赀，皆以陪诸陵。五方之俗杂会，非一国之风，不但系于《诗》、《秦》、《豳》也。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俗失则趣势进权，唯利是视。余以不才，生于西土，耳能听而闻故老之言，目能视而见衣冠之畴，心能识而观其贤愚。常以玄冬，梦黄发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与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间，无所依违，命操笔者书之。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矣。⑨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64《赵岐传》，第8册，第2121—2124, 2124—2125页。《三辅决录》有清人茆泮林、张澍纂辑本，茆辑本见《十种古逸书》，张辑本见《二酉堂丛书》，两种辑本内容差异很大，均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338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序文记述了三辅独特风俗的形成，三辅名士的特点以及《三辅决录》撰写的缘起。其中流露出赵岐淡淡的哀愁，对三辅旧日光荣的逝去充满惋惜与留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政治、文化重心东移造成的关中文化的衰落。赵岐的《三辅决录》品评关中耆老与节义之士，褒扬了三辅士人“好高尚义，贵于名行”*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64《赵岐传》章怀太子注引《三辅决录序》，第8册，第2124页。的气节，记载了不少关中高士的事迹，如挚峻、挚恂、安丘望之、梁鸿、高恢、郑朴、张仲蔚、魏景卿、蒋诩、求仲、羊仲、矫慎、丘訢、韩康、法真、姜岐等，其中蒋诩舍中三径、二仲从之游的故事，因为陶渊明在诗文中每每提及，尤为人所熟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以及《与子俨等疏》“邻靡二仲，室无莱妇”，都讲到了这个故事。。由上可知，在东汉时期，关陇士人对隐逸传统的构建已颇成规模。这种构建工作，当然可以称之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从求名的角度来说，谓之自我标榜亦未尝不可。

到了西晋时期，西州名士安定朝那人皇甫谧撰《高士传》，录“自尧至魏(高士)，凡九十余人”(《高士传序》)。《高士传》记述人物先“传”后“赞”，体例与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相同，这一方面或许是受到了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汉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继承了梁鸿颂逸民“传颂”结合的文体特征*《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传颂”结合的文体特征自西汉刘向撰《列女传》时已然。。后来，皇甫谧的学生京兆长安人挚虞撰《三辅决录注》*房玄龄等：《晋书》卷51《挚虞传》，第5册，第1427,1419—1427页。，则以另外一种形式强调了隐逸传统的价值。挚虞字仲洽(或作仲治)，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历任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著有《族姓昭穆》10卷,《文章志》4卷，注解《三辅决录》等⑤房玄龄等：《晋书》卷51《挚虞传》，第5册，第1427,1419—1427页。。今天我们看到的挚虞《三辅决录注》，已经与赵岐的原著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彼此了。

随着历史的演进，从东汉时期关陇高士开始的对隐逸传统的体认和构建，参与者的范围不断扩大。曹魏时期有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东晋时期有孙绰的《至人高士传赞》、习凿齿《逸人高士传》8卷以及晋宋之间的周续之《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赞》3卷，依其性情，各有所属；另外，陶渊明撰有《咏贫士七首》、《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等，其笔下的“二仲”、“蓬头王霸之子”等人物形象，既是对名士风度的推崇，也暗含着承续这个隐逸传统的意思；后来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逸民列传》，则是对东汉高士名节事迹的集中记录，袁淑又“集古来无名高士，以为《真隐传》”*沈约：《宋书》卷93《隐逸传序》，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6页。；齐代宗测有续皇甫谧《高士传》3卷；至梁，又有阮孝绪《高隐传》、周弘让《续高士传》等著作出现。由此可见，整个中古时期关于隐逸传统的建构一直在持续的增长和丰富之中，这对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传统和士人生活方式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关陇隐逸士人不但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促成了隐逸传统的生长，而且以丰富的传记文学著作，构建出一个有人物可考、有事迹可案的隐逸传统。古之圣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隐逸士人如果没有太过显著的事迹，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古代高士之名多不传于后世，司马迁《伯夷列传》云：“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史记》卷61，第7册，第2127页。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末对此也有一番感慨：“凡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盖尽于此矣。汉称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两客、鲁八儒，史并失其名。夫操行之难而姓名翳然，所以抚卷长慨，不能已已者也。”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外集”《集圣贤群辅录下》，第595—596页。。高士传记文学传统的形成，解决了隐士们的身后之忧，使他们相信，自己的事迹可以在后世觅得知音。从地域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隐逸传统，不难发现，东晋以前，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关陇高士可视为他们的代表。汉代的关陇高士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一北一南，各具特点，都是中古文化史上最美的风景，他们一起为中国的士大夫传统注入了思想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