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癸卯学制”替代“壬寅学制”的原因探析

米龙，李伟莉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清末“癸卯学制”替代“壬寅学制”的原因探析

米龙，李伟莉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清政府先后让张之洞和张百熙制定出了两个学制，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两者颁布的时间相差很短，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学制的更替是很值得深思的。通过考察两个学制的内容及两个学制制定者之间的影响力，可以发现“癸卯学制”代替“壬寅学制”的原因。

癸卯学制；壬寅学制；张之洞；张百熙

在清末“新政”实施期间，为了发展新式教育，建立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教育体系，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曾先后颁布了两个学制：即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的“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虽然都由官方正式颁布，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更换学制，其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本文通过对两个学制内容的对比探析“癸卯学制”代替“壬寅学制”的原因。

一、系统学制产生的背景

新学制产生的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需要；二是新式学堂创办等各种新的教育形式的出现，客观上需要出台一个新的学制来规范新式学校的教育。

在明清之际，西学已呈东渐之势，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学者，把西方的数学、天文、水利等知识传入中国。这是当时的中国士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比较有系统的接触西方的文化。而到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在租界内建立教堂、开设学堂，于是更多的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在清政府内部对西方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抵制到主动接受的历史过程。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学习和引进西学从声光化电到政教制度，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国人开始将目光聚焦在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上来。如时论所说：“庚子之变。固为中国之奇耻大辱。亦是新旧交替之转机也。盖自甲午一役。丧师辱国。继以中俄密约。丧失满洲权利。德国以教案为名租界胶州湾。继而英俄群起效尤。国将不国。于是朝野志士。鉴于国权之丧败。觉悟以前变法之不得其本。乃群注目于学校之一途。”[1,p13]之所以出现“群注目于学校之一途”的现象，原因在于人才匮乏。“今言治国者，必曰效仿西法，意图富强，斯固然也。虽然，非其人莫能举也。今以有约之十有六，依西人例，每国应命一使。令之周知四国，然娴于辞令能胜任者，几何人矣？欧美澳洲日印缅越南洋诸岛，中国侨寓不下四百所，今者熟悉商务，明察土宜，才任领事者，几何人矣？教界务商务

屡起，今之达西情，明公法，熟约章能任总署章京各省洋务者，几人矣？”[1,p15]可见，当时缺少人才已经成为清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但在科举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达到上述的要求。故改革传统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成为清政府的“重中之重”。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连续发布七条上谕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其中有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谕停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七月二十九日谕与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北洋、湖北、山东已办者酌予扩充；八月初二日谕各省、府、直辖州及各州、县分别将书院改设大、中、小学堂；八月初五日谕各省派学生出洋肄业。同时，在戊戌变法中和变法后各地方大量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清政府教育改革的上谕和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表明科举制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在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联名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的折子中写到：“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宜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炯别，人情莫不避难而就易，此已早在圣明昭鉴之中。”[2,p1012]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又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更是直接提出要废除科举，推广学校。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过渡期，即从学堂大量出现到科举正式废除的这个中间时间段。在这一过渡期间内，可以说是没有系统的教育制度时期，既有士子、贡生，又有在新式学堂下培养的新式人才。但这个过渡时间终究不会太长，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推广，其强大的生命力日益显现出来。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制定一个系统的学制，以规定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办学宗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902年，身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完整的系统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1902年为光绪二十八年，中国干支纪年为壬寅年，故称。）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谕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育，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切实举办。著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制应如何裁定章程并悉心妥议随时具奏。”[1,p22]。张百熙不负圣望，成功地制定出了壬寅学制。但这部学制并没有实行，而在一年半之后，被张之洞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光绪二十九年，中国干支纪年为癸卯年，故称。）所取代。那么，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两个学制，且以后者取代前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癸卯学制”代替“壬寅学制”的原因。

二、“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内容的对比

从整体上看，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共分为六个部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考试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养学堂章程。而张之洞的《奏定学堂章程》则分为二十一个部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优秀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奏定译学馆章程、奏定进士馆章程、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奏定艺徒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奏定学务纲要、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除了《奏定学堂章程》中新增加的后十五个章程外，前面基本的六个章程也有很大的改动。如：两个章程中关于蒙养院的规定，《钦定学堂章程》中关于蒙养院的规定有四项主要的内容：第一，全学纲领；第二，功课教法；第三，各种规则；第四，学社规模。而《奏定学堂章程》中分三项内容来规定：蒙养家教合一章第一，保育教导要职及条目第二，屋场图书器具章第三。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奏定学堂章程》要比《钦定学堂章程》更加具体，更加符合人性化。如：在关于蒙养学堂的规定中就有很大的差别。《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了蒙养学堂的宗旨是“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3,p281]。而《奏定学堂章程》关于蒙养院的宗旨除了有“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3,p293]，还包括“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3,p393]。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除了规定对儿童的教育外，还规定了家庭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具体方法。在《奏定学堂章程》第九节中规定：“保姆学堂既不能聚设，蒙养院所教无多，则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惟有刊布女教科书之一法。应令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女训等书，择其最切要者，分别次序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各散一本。妇人之识字者即可自看字解，以供自教其子女之用；岂不识字不能自行观览者，或有其夫、或请旁人为之讲说。有子者母自教其子，以为入初等小学之基；有女母自教其女。是为人母者皆自行其教育于家庭之中；母不能教者或雇保姆以教之，是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3,p296]《奏定学堂章程》中家庭教育和女子教育的思想是《钦定学堂章程》中所没有的。家庭教育在儿童发育初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奏定学堂章程》把家庭教育具体地规定出来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小学堂的教育也与《钦定学堂章程》有很大的不同。《钦定学堂章程》把初等小学规定为三年制，而《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把初等小学规定为五

年制；《钦定学堂章程》中把高等小学堂的年制规定三年，而《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把高等小学堂规定为四年制。《奏定学堂章程》不仅年制要比钦定学堂章程要长，而且学科数量也要比《钦定学堂章程》齐全。在初等小学堂中奏定学堂章程增加了手工和图画，增加绘画的目的是“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相之性情”[3,p296]。而增加手工课程的目的是“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成好勤耐劳之习”[3,p296]。在高等小学堂中增加的课程则是更专业，其中增加了农业和商业，这体现了《奏定学堂章程》对商业的重视，这也是主动去适应近代世界潮流的一种表现。从课程的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奏定学堂章程的科目更齐全，更适合学生的发展。《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奏定学堂章程》把小学堂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计年就学章第三节中规定：“东西各国法律，以小学堂教育与国家有重要关系，定例：儿童有不就学者即罚其父母，或任保护儿童之亲族人。此时初办，固一概执法以绳，而地方官绅及各乡村绅耆，要当认定此旨，坚确不移，实力维持。”“凡儿童以满六岁起至满十四岁止，凡八年，为之学龄。在此八年内之儿童，称之为学龄儿童。学龄之前四年，系入初等小学修业，后四年系入高等小学修业。但前四年为义务教育，无论各色人等之儿童，均应按其入学；儿童就学之义务，责之养育儿童之父母；无父母者责之任保护儿童之亲族人。”[3,p303]把儿童的初等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这一点可以说是《奏定学堂章程》最进步的地方。这个规定使得儿童的教育成为义务，必定会极大提高国民的素质。

《奏定学堂章程》还制定了很多其它的内容，如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奏定译学馆章程等等这些都是《钦定学堂章程》中没有的，其中包括了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等等，并且具体规定了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年制。这些章程可为国家培养工农商实业等方面专业性人才提供保障。通过对《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中蒙养学堂和小学堂的比较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要比《钦定学堂章程》更有优越性，系统性更加完整。

在制定学制之前，张之洞和张百熙都派人到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所以这两个学制都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的，但是在内部的体系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在纵向上两者都是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中分三级：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第二个阶段为中等教育，仅有中学堂一级，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者是大学预科、大学堂通儒院。就其横的方面来看都是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三足鼎立。但是在大的框架相同的情况下《奏定学堂章程》比《钦定学堂章程》更完善。在普通教育方面，《奏定学堂章程》将蒙养院定位为学前教育，不列入学校系统，规定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这样就为七岁儿童接受初等教育打下基础，而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六岁儿童入学接受初等教育，缺少了一个学前教育的阶段。同时，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学生招生师资培训上，《钦定学堂章程》处于草创，普通教育如果算差强人意的话，那专门教育就更是草草。在《钦定学堂章程》中虽然列出了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但是二者都是附设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及高等学堂，作为普通教育的附属物，且不像普通教育那样有专门章程规定，甚至连具体开设的课程都没有规定。而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专门教育从普通教育中独立出来，形成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平行发展又相互衔接的系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师范学堂章程和实业学堂章程。这十分适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即要摆脱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人才，而师范教育正是各种人才的“母体”。很明显《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教育体系更加优越。

三、学制政策制定者张之洞与张百熙的差别

政策制定者自身素质的高低、个人影响力的大小，势必影响到政策的实施。同样，“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与实施，必定要与张百熙和张之洞联系起来。下面我们就对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

先说“壬寅学制”的制定者张百熙。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编修。从光绪五年（1879年）起，历任山东乡试考官提督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官。十五年（1899年）入值南书房，迁侍读。”[4,p186]张百熙为人正直，一向敢于直谏，不畏权贵，在甲午战争时曾弹劾李鸿章。“甲午八月，中国海陆军连挫于日本，疏劾李鸿章阳作备战，阴实主和，致使左宝贵、聂士成等皆因饷械不继而败。又片劾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纳贿招权，于战事无所措置，一切诿之李鸿章，贻误战机。”[4,p186]李鸿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人物，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张百熙敢于弹劾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可见其胆识过人。慈禧太后极欲奢华，在其六十大寿的时候，张百熙却奏请太后应“以红旗捷报为乐，不以点缀景物为娱”。由此可见，张百熙是一位敢说真话的诤臣。但也正因为这样的个性，张百熙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以至于其大部分的主张都不被朝廷采纳。“时倾听准备新政，下诏求言，张百熙疏陈大计五端：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力论旧政腐败。洋洋万言。但慈禧恶其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不令军机。”[4,p187]尽管慈禧太后对张百熙心存芥蒂，但此时的清廷，也希望任用几个敢于实践的改革家，以挽救其统治，于是授张百熙大臣这一重任。可是，张百熙在就任管学大臣之后，作风依然不收敛，我行我素。“大学教员皆自聘，有薪金优厚，嫉妒者众，蜚语浸

问。”[5,p12441]这样，朝廷又派荣庆来掣肘张百熙。而荣庆办事却只是以遵奉慈禧的懿旨为准绳，坚持“以中国政教之固有，而亟发明以拒异说”，与张百熙“壬寅学制”的革新精神产生了许多矛盾。“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3,p288]《清史稿》中对荣庆限制张百熙的情况也有记载，称：“百熙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坚持之，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于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5,p12443]其文对荣庆限制张百熙的情况描述得很清楚，甚至最后致使张百熙“遽谢学务”。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张百熙虽不失为一位优秀的改革者，但其个人性格，使得他在朝廷中得罪了不少同僚，慈禧太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加之张百熙在朝中没有实权，致使他的改革主张得不到实施。

反观张之洞则是别具一番风貌。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流党”的“后起之秀”，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实业上都有自己独到的建树，而且，他成功地进行了教育改革上的实践，也创办了大量的近代工业。可以说张之洞在官场士人中有很高的威望。或许学者们对张之洞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对张之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和企业家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张之洞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办教育和创办新式企业，其办教育事业的影响要更大，他所办学堂之多、类型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包括外语学堂、西学学堂、铁路学堂、矿物学堂、各类实业学堂，尤其是重视师范教育，办过师范传习所、各级师范学堂。在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广州开始了其办教育的生涯，广雅书院、广东水陆师学堂，这些都是张之洞办学生涯的开始。如果说张之洞在广东只是尝试的话，那么，他调任湖广总督后，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兴教办学活动，如湖北自强学堂、农务和工艺学堂等等。同时，张之洞还制定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地方学制——“湖北学制”，这为他以后创制“癸卯学制”积累了经验。在这期间，张之洞还发表了《劝学篇》，全面阐述了自己办学的宗旨和主张。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之后对教育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并付诸于实践。他会同刘坤一等上书《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清政府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的纲领，也是张之洞此后进行系统教育改革的总纲”[6,p285]。可以看出，张之洞在教育方面是有丰厚的办学经验的。同时，张之洞在官场上的显赫地位及其长时期形成的人脉关系，也提供许多便利的条件。“癸卯学制”制定出来以后，为了使其顺利实行，张之洞多方打通政务处和军机处关节，他曾征求资历最老的军机大臣王文昭的态度：“邸意如何，有无挑剔？如有所闻当祈速赐密示。”[6,p182]可以说这一切都为“癸卯学制”取代“壬寅学制”铺平了道路。

通过对张百熙和张之洞的比较，不难发现，张之洞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个人因素——地位、威望和影响，是“癸卯学制”取代“壬寅学制”，且能够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癸卯学制”代替“壬寅学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癸卯学制”在内容上比“壬寅学制”更加系统、完整；其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及其地位、威望等个人因素，更容易让人信服其制定的政策，而这方面恰是张百熙的劣势所在。故“癸卯学制”替代“壬寅学制”遂成为历史的必然。

[1] 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M].北京:北京文化学社, 1987.

[2] 范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文襄公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 璩鑫圭,唐良言.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4] 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5]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马东玉.张之洞大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校对：郭静）

The Reasons for Gui Mao System’s Replacement with Renyin System

MI Long, LI Wei-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s new education reform, ZHANG Zhi-dong and ZHANG Bai-xi worked out two educational systems which were called Guimao system and Renyin system. There was a very short span between the formulations of the two systems. By compar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systems and the quality of academic-makers people can find the reasons why Renyin system was replaced by Guimao system.

Renyin system; Guimao systems; ZHANG Bai-xi; ZHANG Zhi-dong

G40-09

A

1009-9115(2014)01-0099-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1.027

2013-09-05

米龙（1988-），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北社会史和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