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火焰

嵇亦工

这个冬天，冀汸老师离开了我们。12月21日的送别会上，没有任何繁琐的仪式，整个大厅显得格外地平和宁静。送别的人们列队缓缓走过棂柩，献上鲜艳的花束，表达内心的敬意。我向老人深深鞠了三个躬，俯身对他说了一句：冀老，你慢慢走……我看见老人嘴角露出了笑容，那是他一贯的正直刚毅且充满童性的笑容。

作为最后一位离世的“七月派”诗人，冀老的文学地位与价值在浙江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从十七岁创作发表了第一首诗《昨夜的长街》，到九十三岁编辑出版完成了四部文集，整整七十六载的光阴岁月全部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即便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中遭受牵连，失去了整整二十四年的人身自由，然而他为中国文学的人格准则却做出的最坚忍的付出与献身。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亲历者，见证者，也是独树一帜的坐标。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连同他的人生、品格都是中国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学习、研读并记取。

我与冀汸老师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那时二十八九岁，在部队搞文化工作。因为热爱写诗，有空闲便去《东海》编辑部会会诗友。记得那也是个大冬天，我去编辑部看望陈继光。一见面，继光兄就对我说，有个叫冀汸的“七月派”老诗人，最近刚平反昭雪，出狱归来。尽管当时我对“七月派”不甚了解，但对“出狱归来”着实感到肃然起敬。接着，继光兄领我来到文联大院三楼，在楼道第一间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冀汸。那天，我们说了许多话，又从食堂打来饭菜，一起喝了点小酒。那天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始终挺直的腰板，挺直的颈脖，以及那向上张扬着的微黄而卷曲的头发。他穿了件硕大棉衣，两肩显得特别宽阔，一笑起来，声音朗朗的，下颚还随之高高翘起。这就是冀汸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真正走近“七月派”诗人，了解冀汸并认识他的朋友们，是在一九八六年。那年我转业来到《西湖》杂志社，并有幸参加了由分管诗歌创作的省作协副主席冀汸组织的“千岛湖诗歌笔会”。在那次笔会上，我见到了绿原、曾卓、化铁、彭燕郊、罗洛等许多仰慕已久的老诗人，并和他们一同度过了与我来说至关重要的短暂而又漫长的七天。他们温润谦和的谈吐，深邃睿智的思想，以及那既不仰之一分、也不俯之一分的目光与举止，都让我倍生感动与敬意。听他们劫后余生的倾诉，看他们久别重逢的欢笑，着实让我明白了许多，关于写诗，关于做人，关于真理、信仰、战斗和友情。事实上，在后来的日子里，冀老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鼓励和帮助，不光是诗歌创作，更多的是思想启迪。他那种“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战士品性和人格风范，始终是引领我前行的动力。以他为师，我觉得自己每一刻都在迅速地成长，都在不断地充实与丰富。

我敬爱冀老，除了他的人格魅力，还因为他与我父亲同岁。每每看见他和殷老师，我就会想起我在南京的父母。1993年我家搬到了松木场，离他的住处很近，也就时常去他那儿坐坐，陪他两老说说话，帮他们做点跑跑腿的小事。冀老往往会留我吃饭，我偶尔也会厚着脸皮蹭上一顿。我很喜欢殷老师做的菜，更喜欢与冀老举杯对饮，用白水煮的芋头，醮着白盐下酒。步入新世纪，冀老也有了新的兴趣。一天，他突然来电叫我去教他打电脑，我便跑去教他学习五笔字型。没过几天，他又来电叫我帮他申请个电子邮箱，我又跑到电信大楼帮他申请了一个。那天，我给他示范了一遍电子邮件的操作方法，他高兴地搓着手，孩子般地大声说着：“这下好了，我可以所有远方的朋友发信了！”

后来有一次，他从医院打来电话，说电脑出了点小故障，让我尽快去一趟。我知道他是急性子，赶紧骑上单车直奔浙江医院。结果是他儿子刚给他买了台手提电脑，他不太会摆弄，总觉得有问题。那段时间他正在撰写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甚怕自己写的文字被电脑弄丢了。而我更关心他的病情，我知道他已患过两次小中风了。我劝他多休息，按照吃药，注意保养身体。他笑了笑，而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跟我一样，性子急，好激动，很容易得中风。你现在就要吃药，吃阿斯卑林，每天一颗。至少两天一颗，早做预防。”我还真听了冀老的话，从那时开始每天一颗，五十毫克，直到今天，整整十年了。

冀汸老师走了，在这个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可我不觉得寒冷，因为我心中有一团火焰，那是冀老为我点燃的火焰。冀老本身就是一团火焰，一团七月的火焰，他用一生燃烧着自己，照亮了我们和文学。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要像他那样，以战士的姿态，唱响七月的歌，做永远的自己。百事求真理，终身觅大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