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渴的肉体

傅菲

脸

多少年后，你已经不在人世，假如我还活着，我要去你生活过的院子里，探寻你停留的影迹。在树下、在摇椅上、在衣柜前、在书架边，我会久久伫立，感受你当年的气息：空气里残留的咳嗽声，始终没有消费完的梦境，窗台上晾晒的旧皮鞋，阅读了一半的诗集，不再滴水的筷子，压在屋檐上的薄雪……我会把你吸过的尚未腐烂的烟头捡起来，把你的破围巾包起来，把你的蜂蜜罐存放起来。可能那时我已无法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用你喝过的杯子喝水，用你的旧脸巾洗脸。我要在树下打盹，独自度过一个黄昏，等月亮慢慢升上来，从水井里爬到树梢，摇摇晃晃，那样，我可以看见一张脸，月亮一样圆润、葡萄一样多汁；那样，黑暗的旧时光会喷涌而来，像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带着呼啸、大地的痉挛、空气撕裂时发出的焦味、钢铁尖利的磨牙声、一千里路的阴霾。

认识脸所包含的意义，需要多少年？“你的脸像一束玫瑰，在时间深处绽放。”这是我十八岁时写的一个比喻句。我在县城荒坡的中等专科学校上学。坡下是渚溪河，惊蛰之后，虫子蛰伏在草丛里鸣叫，蜜蜂在花田里嗡嗡嗡。右岸的村舍在傍晚时分隐没，隐没在薄雾里。我有了第一次恋爱。一年后分手。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的脸。她的脸虚化在镜子蒙上的水珠里。这些年，我走了多少拐角，转过多少街口，遇见多少人，我茫然。直到有一天，你戴着灰白色的帽子，溯河而上，在另一条河流中远去。我回到寄居的小城，一个早晨，遇见一个卖花的老妪，阿婆说：“买一枝玫瑰吧，送给你心爱的人，能带来好运。”她的篮子里，只有玫瑰和百合。她坐在街头的石凳上，灰色的长布裙黏着花瓣和叶子。我犹豫了，站了一小会儿。我有懊悔：和你见面时，为什么不带一束玫瑰呢？我买了四十三枝玫瑰，用丝带扎成一捧，插在办公室的花盆里。我每天给玫瑰洒一些水，三天后，花开始慢慢焦枯，瓣儿的边沿结了斑斑点点的黑色。七天后，花朵完全失去水分，变成糜烂的黄色。我看着玫瑰是怎样从娇艳欲滴到干燥枯败的。脸和玫瑰有什么隐秘的联系呢？玫瑰会失血，褪去殷红和羞美，脸呢？一张不再出现的脸，是一种岁月的消失，是一面被灰尘掩埋的铜镜。当我在晚上，把灰尘抹去，照见了自己：虚浮的、无助的、迷茫的。这是一个不被他人窥视的世界：神性的、宗教般的黑暗。此时，一张不曾忘记的脸，浮在我眼前：艾草的青蓝色，没有光泽，颧肌塌陷，牙齿咬着唇谷，眼神呆滞。

他常常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口，看着缓缓而过的信江。其实他什么也没看。他只是对着窗外。他投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斜斜的，有些变形。他是个中度抑郁症患者。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像个漏斗，色彩漏掉了，欢悦漏掉了，水分漏掉了。他有时整个上午都站着。他拒绝说话，拒绝出门，甚至拒绝睡觉。我闻到他脸上的气息：冰凉下来但还没死去。他的下午几乎是在电影院度过的。他把脚架在前座椅靠背上，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闭目游思。电影院在我单位左边二十米，有一个空落宽大的舞台，霉变的潮味和含混的体液味在黑黑的空间里游荡。他爱上这样的气息。和他多么相似：溺在浑浊的水池，脸上爬着蚊蝇的幼虫，投下来的光线不但不能使视线更明亮，反而把水里的污物摇动了，漂浮上来。他独来独往。即使在办公室，他要么看窗外，要么在纸上不停地涂涂画画。蓝墨水叠印着蓝墨水，最后整张纸溢满了深蓝，像一张不停涂改的脸。他把纸撕成一片片，塞到嘴巴里面吃。身体是他的牢笼。他极力把另一个自己从身体了抽出来。他去了南方。当一个人需要拯救自己，漂泊是最好的方式。当我再次遇见他时，他的脸多了一份从容，也有了生活的嘈杂。那是多年之后，在信江岸边的花园座椅上，他对我说：“当年，我对生命几乎没有信心，放弃了活下的理由。”失恋把他推到了悬崖上。当他谈论这段历史时，他这样嘲笑自己：“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信，就是不可以信爱情。”作为那段历史的后遗症，失眠成了他的遗产。

脸部位于人体颈部以上，头部正前方，耳、眉、眼、鼻、口，匀称地分布在脸部。脸是一个人外貌特征最显著的标志，是辨认人的身份的重要根据。四十二块表情肌，能把人的喜怒哀乐分毫不差地显露出来。脸是一张心灵的滴液试纸。

前天，我听地理课，内容是讲地震。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振动，期间会产生一种叫地震波的自然现象。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还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我听完课，在办公室坐了十几分钟，抽了一枝烟，又在窗前默默地站了十几分钟。我想，人发生地震一样的心理灾害，最先坍塌会是哪儿呢？可能是脸。脸变得木讷，寒风吹不知道冷，暴雨打不知道疼。脸成了一大块失去肌理的肌肉。脸塌下去，骨头突出来，形成骷髅。这是一种哀绝。我一下子想到藤先生的爱人。2005年夏季，我的好友藤先生带女儿去厦门旅行，凌晨出发，因司机通宵谈恋爱没休息，注意力不集中，在武夷山分水关下坡时，车子掉下悬崖，腾先生和十五岁的女儿当场身亡。我到他家里探望他家人，他爱人坐在沙发上，抱着两个人的遗像，紧紧地抱着。我叫她：“嫂子！嫂子！”她全然听不到。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胶水，被风干。她的眼睛山核桃一样突兀出来。她的身子缩在身子的躯壳里。她的脸有冰窟中上涌的风，一阵阵地刮。遗像中的男人，露出浅浅的笑容，脸部饱满。我送他最后一程时，他躺在花丛中间，像静静地安睡，脸上有了安谧的慈祥。我现在还经常路遇藤先生爱人。她儿子和我女儿同岁，在同一个小学读书。她几乎不说话，也不会微笑。她见了我，眼睛睁大一些，点头，脸瘦削，颧骨像鼓起来的拳头，她拖着步子走路，一点声音也不发出，给人感觉，她不曾来过她来过的地方。

我侄女日静去世时，我嫂子也是这样的。日静心肌炎病逝时，十三岁。之前的半年，她一餐只吃一小勺饭，脸像一根削了皮的黄瓜。除了眼睛在动，其他器官几乎不动——她已经连微笑的力气都丧失了。即使要笑一下，她先把眼睑耷拉一会儿，再睁开，笑肌慢慢往两边拉开——笑，最美好的表情，却苦不堪言。我嫂子一直抱着她，抱了半年。我嫂子知道，一旦手松开，怀里的人会飞走，飞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飞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飞到呼喊传不去的地方。我嫂子抱日静在怀里，泪水扑簌簌地打在日静的脸上，泪水溅起细珠，蹦跳到衣服上。什么东西最让人痛，莫过于滚热的泪水扑打在日渐冰凉的脸上。脸，就是一面鼓呀，嘣嘣嘣，再也敲不响。鼓裂缝了，没了震颤，也没了声响，更没了节奏。一面哑鼓。敲打的人疲惫了，心碎了，敲打的手垂落了下来，脸上盖了一层淤泥——我嫂子，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淤泥在她脸上开裂，皲裂的缝隙让人感到她生命的水分已经被另一个人带走。她干旱了，杂草不生。我哥哥也这样，整天坐在院子里，一个人抽烟，脸埋在宽大的手掌里，好像手掌是一个窄小的坟茔，刚好适合埋葬自己的脸。他的脸和一块晒干的柚子皮没两样。最后一次见到日静，是她离开我家之时。她趴在她爸爸背上，侧着脸。她爸爸提醒她：“和叔叔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她并没说，头微微地在她爸爸背上动了一下。她的脸上游动了两条蚯蚓一样的泪水。她是个不哭的人。她在上海、南昌等地求医半年多，打针吃药，都不流泪。她妈妈天天以泪洗脸，她也不流泪。她还用手去为她妈妈拭擦脸。她知道自己所患心肌炎的最终结果，和拿到这个结果的大概时间。她一点也不怕和惊慌。她想到这些的时候，她会把她妈妈抱得更紧一些。她下我家楼梯时，我抓住她的手渐渐松开，松开。瞬间，她流下了泪水。她的脸几乎没有肌肉，只有一层皮盖在上面。她的脸白净得近乎没有血液在流动，一种接近死亡的白，百合花萎谢的白。一个星期后，她把脸埋在她妈妈怀里，再也没有醒来。

让情感在这张试纸上细微显示出来的，是怦怦怦跳动的心脏。这样说吧，脸是人存活时间最感性的表现形式。时间是液体的，从心脏出发，在人体日夜流淌，它所夹带的泥尘、病毒、霉菌、放射物、黑暗的光，最后在脸部滞留淤积，形成形态各异的图案。脸是我们生活和命运的证词，是嵌入肉质的脚印，是自己无法仰望的天空，是游动的悬崖。

我初三数学教师方温圣，上课喜欢讲白。一天上课，他问：“有谁知道鼻孔为什么朝下？”我们傻子一样发愣。他说，假如鼻孔朝上，下雨的时候，雨水会灌进去。我们哈哈大笑。任何一个器官的生长，都是进化的结果，没有为什么，都是为了更科学更协调地适应自然和生存环境。脸，可以感应天地万物。我顺着方老师话问：“有谁知道脸为什么长得像陡坡一样？”又顺着他的话回答：“为了让泪水痛快地淌下来。”人直立行走，是把人性从动物性解放出来。我弱智地想，不仅如此，也是人尽可能地减轻自身的重量，可以不夹带的，快速减去。鸟为什么能飞起来？不仅因为有翅膀，还有气囊。如果气囊里不是气体，而是水或粪便，鸟能飞吗？泪水不仅仅是水，还含有浓郁的情感，这会是多么沉甸甸的水？假如脸长得像器皿，都把泪水储存起来，人的一生会是多么沉重。脸以陡坡的形式告知我们：泪水要尽快流走，过去的美好或不幸，以流逝作别。

我的一个邻居伯伯，村里人叫他老裁缝。去年春死了。他生了四个女儿四个儿子。他二十几岁开始做裁缝，挑一架脚踏的裁缝机，上门，各家各户做衣服。他生了一张马脸，宽宽的，长长的，还长了许多疙瘩。上门做工，师傅中午是要小睡一会儿的，他偷情去了。村里有十几个相好，他用一个封面套有毛主席头像的红皮封记账簿，做登记：×年×月×日×××家。相好家里没钱买油买盐，他给。去相好家里做工，他还带上布料。蓝仙比老裁缝小二十多岁，像一条畸形发育的冬瓜。她的右脸有一个挂着的肉瘤，看起来像一扇破旧的大门挂着一盏破旧的煤油灯。老裁缝特别喜欢她。但每次做爱的时候，老裁缝从兜里摸出一块黑布，蒙住蓝仙的脸。起先蓝仙不让，老裁缝说不蒙脸做不了，那个东西不听使唤。老裁缝后来习惯她鼓突突的脸，不蒙了，但蓝仙不让，说，蒙起来做爱特别刺激，呼吸很急促，也看不到老裁缝做爱时流长长的口水。蓝仙老公是石灰窑里的石料工，中午在石灰窑吃饭。有一次，他对蓝仙说，我在窑里要住三天，守窑火。他大门出去，翻进院墙，躲在阁楼上。他准备了三天的干粮和水。他要抓奸。第三个晚上，老裁缝来了。蓝仙咿咿呀呀地叫，他从阁楼上跳下来。阁楼木板太旧，其中一块断了，卡着他的脚。老裁缝光着屁股提着裤子，翻出院墙。蓝仙老公是个猎手，砰砰，硝弹打在老裁缝回头转身的脸上。老裁缝成了破相，满脸小窟窿。村里有强悍的妇女，找老裁缝要东西，老裁缝从家里往外搬。老裁缝老婆不肯，和他相好打架。他老婆打一次架，被羞辱一次。老裁缝还打她。他老婆从过门第二年，一直哭，哭到大儿子成家。她再也不哭。她给谁都一张笑脸。也给她老公的相好一张笑脸。她满脸的皱纹绽开，像一朵向日葵。这个受尽羞辱和眼白的妇人，穿一件褪色的藏青棉袄，头发过早地发白，说话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见，有了佛的安详。她脸圆圆的，有一层蜡油的光亮。我每次回家，都要去她家坐坐。她说，老裁缝死了，一辈子走完了。一辈子多快呀，艰难是一辈子，容易也是一辈子；快乐是一辈子，悲苦也是一辈子。她说起老裁缝年轻时的事情，似乎和她无关一样。她说，男人是一头牛，牛被别人拉出去耕田，总不可能把牛不归还吧。她的脸没有丝毫的悲楚，和一块搓麻线的缸瓦差不多。手摁住麻线，在缸瓦上狠劲搓，来来回回搓，浸一下水，再来回搓，麻线结实了，缸瓦发亮了。我也常想，一个没悲的人，是完全把悲吃进胃里，吃一个红薯一样，消化了，排泄了，悲才没了。一个乐安天命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胃”，吞噬、消化人生的悲与伤，才能有惊雷之处不动声色的镇定。

绝大部分男人这样认为：爱一个女人，其实就是爱一张脸，一个女人，假如她的脸不能打动她的恋人，这样的恋情像容易被水冲刷的沙子一样，几个浪头打过来，抹得无影无踪。厌倦一个女人，也是从脸开始的：“我连你的脸都不想看见。”恶毒的唾沫泼在她的脸上。“人老珠黄”，是最令女人深恶痛绝的一个词。年老色衰，是已成定局的事实，而人老珠黄多多少少心有不甘，因为往往是人未老珠先黄。一对夫妻，连接吻的兴趣都没了，不是吻失去了吸引力，而是不愿意零距离地脸贴脸：他（或她）不忍在关键时候别过脸去，假如那样，将是多么残忍。假如可以画着脸谱去生活，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的。

化妆品把一部分女人从阴暗的桎梏解救出来。把女性的包打开，里面会放着一个精美的化妆盒，盒子里有胭脂、口红、眼影等。有了护肤、彩妆、美体。出门前，在镜子前站一个小时，涂面霜打蜜，做个面膜，在身上喷香水。商人精明的眼睛始终不会离开女人和孩子。女人和孩子就是商人的取款机。一个是盲目一个是目盲。化妆品把皮肤和灰尘隔离开来，同时又在侵害皮肤。化妆品是女人的罂粟。化妆品能引起皮炎症、色素沉淀或色素脱失，使用不当时，会造成毛囊口堵塞，引起黑头、粉刺或痤疮。化妆品的损害属于物理和化学侵害，直接伤害皮肤的肌理，这是不可补救的。我的一个同事，是学舞蹈专业的，天天都是光彩照人的粉妆 ，一双大眼睛，迷死很多人。一次我们去出差，晚上她来串门，我们都傻眼了，都不敢把眼前出现的脸和大眼睛联系起来。她才二十六岁，脸上密密麻麻的小孔，像个小蜂窝，也失去了那个年龄应有的彤红色。像一块用旧了的木桶板。化妆品具有一定的遮蔽性，但不具有欺骗性。具有欺骗性的，是脸。我们往往从面相判定一个人的初步印象，把脸分成经验成分的类别：憨厚的、狡猾的；慈善的、狠毒的；乐观的、愁苦的；严肃的、滑稽的；……相由心生，一个人的个性、心思、善恶，会呈现在一张脸上。事实上，这是一种唯心主义。“面善心恶”和“面恶心善”，是告诫我们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认识一个人需要从生活的细节辨析。

女为悦己者容，是一种情感境界。事实上，悦己者，爱知己容，也爱她蓬头垢面，爱她光着的脚丫，爱她身上的汗汁，爱她重重的咳嗽，爱她夹在包里层的药片，爱她不搭调的歌声，爱她的口腔溃疡，爱她的坏脾气，爱她的无理取闹，爱她指甲抓过的血痕，爱她身上的油烟味。不是她一切都是好的，而是悦己者疼惜她、体谅她、宽爱她。

我爱一个人，必须爱她的脸，但首先爱她心脏。我不会用感情去爱一个人，而用心脏爱另一个心脏。是的，我爱她。爱她的生老病死。所爱之人，她的脸会生动起来，即使长满皱纹或布满沧桑的痕迹。脸是因爱而生动，因爱而滋生光辉，因爱而赋予磁性的触摸感。我爱她的素面朝天。我总觉得，世界上最动人的情话，莫过于把恋人抱在怀里，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和头发，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只是当恋人已远去，自己的手只用于吃饭、穿衣、洗刷、抓痒、写字、摸麻将、提东西。事实上，手已经残废。

上个星期，照相馆的师傅把冲洗好的照片送来，用相框镶嵌了起来。一个相框是木头框，有一种植物蔓延的气味，我很是喜欢。另外三个是不锈钢和塑料框。我用纸巾把玻璃反复擦拭，我不想上面有灰尘就把相框存放在木匣子里。木匣子是用老樟木做的，盖板上有古朴的河流花纹。河流蜿蜒，灌木葱茏，和我初遇时一样，在某一刻，直接汇到我心脏的入海口。这是四张上半身像，有羞怯的眼、白皙的脖子、软滑的耳朵、完美的鼻子、绽放的唇。我担心有一天，我会患有老年痴呆症，不能清晰地回忆起这张脸。我不想忘记这张脸。

“相片的镜框碎了一个，其他都完好。信读完了。全是泪水……虽然你不让我这么说……”我爱过的女人都已不在人世，你是唯一留下的一个。我要好好保管，保管自己的眼球一样，保管这一缕胸腔里仅有的空气。我要狠狠地抿紧嘴唇，把这扇唯一的窗关死，因为我一张开嘴巴，空气会跑走。你不可以流眼泪，我也不。我破解不了自己的魔咒，没有例外。

现在我习惯在晚饭后散步，在城市的拐角、在建筑工地的旮旯里，独自呆一会儿，厚重的阴影覆盖我；在莲花湖的环形游步廊来来回回地走，看一对对幸福的恋人，拉着手走路，我还把孤单的男人和孤单的女人想象成即将拥抱的情侣；羡慕一对饲养金鱼的老人，把饲料投进水里，鱼儿欢快地争食，就像老人成群的儿孙，嬉戏膝下，我默默祝福他们，能共白头。我每天给新栽种下去的玫瑰、指甲花、迎春、太阳花浇水。这些花，明年春天一部分会拥挤地开，也有一部分拥挤地死。我不开，也不死，消失在一个瞳孔里。散完步，我回到宿舍里，拉灭灯，静静地靠在床上。小桌上放一包烟，摆一杯水。我爱清水。你也要学会爱清水，你要渐渐摆脱对咖啡的依赖。你还要爱蜂蜜，爱蔬菜，和我一样。我的手适合黑夜拿烟，一根接一根。烟头会照见我略显模糊的脸。我不知道自己是一张怎样的脸。我从不照镜子。镜子是一个谎言，但过于真实。在黑暗中，我的脸是虚幻的，但可以感觉水流的温度，一滴一滴连成的水流仍有灼热感。靠在床上，我不是在等待死亡，也不是在等待安睡。我在等待一个人来，没有敲门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其他暗示性的声音。来人不说话，不叹气，默默地坐。我不知道来人什么时间走，从哪扇门走。一扇门通往更深的暗夜里，一扇门通往露水缀满的早晨。我的床铺在两扇门中间。

请原谅我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必须去做。我要置办一套房子。卧室要朝南的，早晨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被褥上，衣柜里挂满麻布裙、针织衫、纯棉长袖衣，窗外有一个大阳台，摆一把双人沙滩椅，椅子左边是玫瑰，右边是百合。我还要单独设一个顶到天花板的大鞋柜，里面全是平跟鞋、皮凉鞋、保暖鞋、运动鞋、棉布鞋，我都买来，最好是绑鞋带的，最好都是三十六码的，我要每月请鞋子保养师来一次，上油打蜡，擦得发亮，随便取一双就可以出门。最重要的是，我要装修一个明亮的大书房，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约瑟夫·布罗茨基、茨维塔耶娃·玛琳娜·伊万诺夫娜、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威廉·勃特勒·叶芝、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耶胡达·阿米亥、萨福、扬尼斯·里索斯、保尔·瓦雷里、阿尔蒂尔·兰波、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等诗人的诗集。这几本书是一定要有的：《圣经》、《洛丽塔》、《昆虫记》、《孤独是迷人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茵梦湖》、《瓦尔登湖》、《史记》、《诗经》、《忏悔录》，还有一本书，我不能说出它的书名。其他的布置都可以轻描淡写。

在这间房子里，我会静静地度过余下的时光。这世间，唯一留下的那个人，我要等你来。像一根孤独的火柴，躺在火柴盒里，等待一只手拉开人世间最小的抽屉，拉出抽屉里的遗体。你要带一个白色的棉布袋来，里面放着太阳镜、我去你那儿时没带回来的泥尘、河流沿岸纷落的树叶。你回去时，你用布袋提走我的骨灰，撒到那两个地方，你知道的。这是我唯一给你的遗物。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声：抱歉，我没有机会去做得更好。在此之前，我会祥和地生活，照顾好自己，不会让你牵挂。我会坐在阳台，在每天早晨或傍晚，我会把你的脸细致地想一遍。你略显沉郁和沧桑的脸，我曾温暖地抚摸，眼角、耳垂、鼻梁、唇珠、下颌……我们都要相信命运。你睁开的眼睛，是一对伤口，是我的黑洞和深渊。天已经完全黑了，风更烈了一些，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推我的门，我看不清她的脸，模糊不清的脸有我熟知的气息，那么荒凉、那么冷、那么决绝、那么遥远，这些都令我迷恋——门永远都不会被敲响。

脚

沿积雪覆盖的山谷，去你那儿。我现在就出发，带上水壶，带上干粮和衣物，带上《圣经》和《忏悔录》，沿向上的斜坡，徒步而去，裸足而行。你是我最后的城堡。我就是那个孑然独行的人，出发时，草木葱茏，至山腰，万物凋敝。你处于山巅雪峰之中，我用脚，把路拉到你门口，但不叩门。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二十一岁那年，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女中音对它的朗诵。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句诗。多豪迈，用双脚去征服世界。那时我刚到县城上班，晚饭后，和徐勇、傅金发坐在荒坡岩石上，口水四溅地谈论文学，坡下街道挂在电线杆上的广播传来《山高路远》。女中音，激情四溢，像热锅里潽上来的水花。我们一下子安静了，沉默着。我突然萌发了要用双脚丈量世界的念头——我用双脚走遍我向往的地方，无论多遥远。事实上，两个月后，我取笑写这首诗的人，多幼稚呀，路怎么可能短于脚呢？因为有些地方，永远走不到，哪怕近在咫尺。我正处于青春期，分泌大量焦虑的荷尔蒙，常常在半夜惊醒，生活恍若梦游。谷雨过后，南方的暴雨扫射大地，阴晦、压抑，给人掩埋感。第一次恋爱在暴雨中结束。刘氏是我初三同学，一见钟情，通信三年，开始恋爱。我依然清晰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她家，也是暴雨如注。她低矮的屋檐，冲泄而下的檐水击打着台阶上的石板，嗒嗒嗒，溅起的水珠跳到板壁上，黑湿湿的。我、刘氏、刘氏父母，在屋内的小客厅里，阴暗笼罩着每一张虚浮的脸。我对刘氏说：“你记住我现在说的话，我不会后悔，但你肯定会后悔。我不会再找你，但你肯定会找我。”砰砰，我摔了她厚重的木门，冒雨回家。我骑一辆自行车，几次上车，脚跨不上座墩。脚不听使唤，像一根水里漂浮的木头。我把伞扔了，雨打在脸上，啪啪啪。像飞射而来的箭，没入身体，整个箭身吞进去。推车走出村前的斜坡，是一条土公路。流进我嘴巴的雨水，又咸又涩，溶化了大量的海盐。骑车不到十几米，人重重地摔下来，浑身泥浆。再骑上去，再摔。链条在打滑，脚用不了力，每一脚踩踏板，都是悬空的。在一棵柳树下，我坐了半个小时，看着村庄。村庄半圆形地围拢在山边，前面有一条小溪流。灰白色的雨幕遮住了山梁，黑色的屋顶交错相衔，石拱桥头高大的桂花树远远看去，像一顶浑圆的帐篷。每当八月，桂花的香味在整个村里飘荡。我不断地按摩自己的脚和小腿——尽快回家。午后的大地，被暴雨劫持，暴雨中的空寂给人巨大死亡的茫然。天空是一架鼓风机，呼呼呼，风迎面压来。我回头看了一眼村庄，狠狠地踩着踏板，弓起腰，沿着古城河，摇摇晃晃地走了——一生之中，我再也不会看这个村庄一眼。刘氏生活的村庄，拐过一个群山的豁口，右转一个山冈，到了我家，只有三公里。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一定要……

这是一个我双脚走不了的地方。一个使双脚近似于瘫痪的地方。一个用双脚去告别的地方。一个双脚插进去但拔出来会刮下一层皮的地方。

五年后。一样的四月，一样的暴雨，具有金属被切割的破碎感。在长塘大桥，刘氏端一把黑伞，缩在一棵柳树下，远远看去，像一朵蘑菇。我们分开后第一次见面。她说，你怎么不给我电话，你是不是从来不想我？我笑了起来，明显感觉到脸部肌肉的拉动，被锋利的爪子往两边拉开。我说，需要我想的人太多，要不是你给我电话，还不知道我认识的人中有你。我用鼻子哼哼几声，说，和我无关的人，不需要费口舌，你没事我走啦。那你陪我说说话，我想找一个人说话，你不知道，我坐在家里，天天以泪洗面，希望你来电话，我知道你不会来电话的，连我的电话号码你都没有，你怎么会来电话呢？可我希望等得到。刘氏说。“对不起，我走了，我不是和你聊天的合适对象。找你丈夫去吧。我没钱，要吃饭，我挣饭吃去了。”我说。我看着滔滔的信江从上游横切而下，泛着浊浪，抛起的浪头摔下，又抛起。“再说十分钟，好不好？”刘氏说，“我从来没爱过别人，你知道的。”“那是你的事。我不需要爱的。我需要钱，女人只爱钱。”说完，我冒雨奔跑，一直跑，跑，跑。我的脚，拽着一个庞大的气球（我是那么空、肿胀、飘忽，有强大的反作用力），在跑。紧紧地拽着，一旦松懈，气球会被风刮走或破裂。她颓然地摇晃了身子，坐在桥栏的台阶上。雨包围了她。雨滴在形成时，是圆滚滚的，落下的过程中，被空气挤压，成了扁圆形，继续落下，雨滴挤碎，分散出更多的雨滴，最小的雨滴消失在空气中，有了茫茫的雾气。为什么，打在我脸上的雨珠，仍然那么粗粝，一把把撒落下来，砂石一般。闪电鞭笞着天空，灌满厚重的阴霾。我跑进电影院，手抱着脸，瘫倒在椅子上，浑身抽搐、僵硬……我粗壮的脚，无法支撑自己的肉身。

受不了你这样的男人，假如你和我共同生活，你或许会这样抱怨我。除了书架和写字桌，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整理好。从不用洗面奶、护肤霜，也不用毛巾洗脸。我用牙膏洗脸，手搓。一天换一双袜子，我做不到。唯一值得赞许的生活习惯，是定时定量饮食和每天泡脚。老国吃了晚饭，开个车，叫：“老四，去爬山吧！”老四说，傅菲又不去。我说，爬山有美女陪吗？没有，就去泡脚。我们又去了足疗城。老四说，又去足疗？一年足疗的钱可以养活一家人啦。我说足疗都舍不得花钱，那我裸身走路，节俭下来去足疗。没办法的事，足疗是我唯一的业余休闲。一次去金海足疗城，老国问：“怎样才能促销自己，能引人注目，你有什么办法？”我说太简单了，我们站在十字街头，打赤膊，你在胸前挂一块牌子“捐我一元钱，让我去泡妞”，我挂一块牌子“捐我一元钱，让我去足疗”，老四挂一块牌子“捐我一元钱，让我去交老婆”。我们笑得前俯后仰。

脚是人体中离心脏最远的部位。泡脚是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常年坚持泡脚，能够清除人体血液垃圾和病变沉渣，抵抗各种疾病，并且对多种疾病的治疗有辅助作用。如风湿病、脾胃病、失眠、头痛、感冒等全身性疾病，还有中风、腰椎间盘突出症、肾病、糖尿病等重大病。假如人体是一棵树的话，那么脚相当于树根。尤其在冬天，脚部血管收缩，血液运行发生障碍，更需足疗。大毛泡脚，不要五分钟，鼾声震耳，呼，呼呼，呼——呼，毫无节奏，嘴巴像树洞，右边脸左边脸夸张地交错。我真害怕他下一口气接不了上一口，有窒息般的间隔，令我毛骨悚然。在我现在工作的县城，我一般去金海或重庆富侨。我选择手劲大的技师——人贱，受苦惯了，不受虐难过。当然，我每次回上饶度假，东方足疗是必须去的，八十九号是必须点钟的。她高挑，皮肤黝黑，明事理。我是她长达五年之久的忠实顾客。她手劲大，力道精准，对我手脚的每一个毛孔都熟悉。大毛、老国、老四，和我一样，往沙发一躺，叫：人生苦短。进门的技师第一句话是：“又是你们几个？肚子圆圆的头发乱渣渣的那个，怎么没来？”技师说的是老全。饶祖明也喜欢泡脚，前年冬天，临近年关，所有的事情忙结束了，和我在金海一天泡三次，居然有一天泡了七次。上午两次，回去吃午饭，下午三次，回去吃饭，晚上三次，技师是固定的，到了最后一次，技师双手近乎麻木，说，你千万不要说再泡一次。出了门，我对祖明说，我们属于神经病，残害别人。祖明说，这个鬼地方太冷，冷得身子都缩起来，像个田螺蛳。

每天晚上下班较晚，我回到宿舍，把脚盆摆好，放些盐，冲下热水，一般在四十五度左右，水深没上踝关节，泡上半小时。一边泡脚，一边翻几页书，喝半杯热水，给远方朋友打一个电话，真是一件幸福的事。老国说过几次，东方足疗的蒸桶不知哪儿有卖，蒸汽在桶里滚来滚去，脚伸进去，蒸出液汗，才叫舒服。找了几个采购市场，却找不到。有一次去重庆富桥，他看上沙发躺椅，叫老板娘多订了五套，一人一套，放办公室休息。老板娘来收钱，格外贵，老四说，老国，你看看这个老板娘，除了掏我们口袋，还是掏口袋，漂亮一点还好，可她腿那么粗，声音鸭子叫一样，讨厌死了。早先剑荣来上班，叫他去泡脚，他说，脚好好的，泡它干嘛？一个人实在没可去之处玩，他还是去泡了。有几次，我们泡完回来，他说你们泡脚也不叫上我。半年下来，他叹气，好好的一双脚，全泡出脚气，天热了，痒死人。都怪我，我说，一个个都是我带坏了的。我酒量小，在一般场合不端酒杯，不得已的时候也喝一些，散了席，两个地方供我选择，一个是床上一个是足疗城。一边足疗一边迷迷糊糊地瞌睡，世界上发生了地震我都不会知道。在我泡过的足浴城里，偏爱东方足疗，偏爱八十九号。她已经做奶奶了，还在做这个熬夜的服务业，不容易。有时我也带些土特产给她，如上好的牛肉、剁椒等。有一次，她说，儿媳妇娶了，全家还在租房子，对不起儿子，不知道哪年可以买房，家里只存了四万多，又想给自己先买养老金。她低着头，狠狠地按我的足心，说，世界这么大，连个借钱的地方都没有。

世界上，徒步旅行距离最远的人，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雷殿生，于1998年10月至2008年11月，十年间，徒步旅行总行程八万一千公里，创世界纪录协会徒步旅行距离最远世界纪录。这是一个用脚步丈量世界长度的人。多浪漫的旅行呀，虽然孤独、遭遇艰险，但可以见识各地风土人情，有美好的艳遇。当然这是我早前对此的认识。在报社工作时，一年之中，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一个背着帐篷、炊具和生活行李的人，出现在我办公室，要求媒体报道，在办公桌上摊开走过各城市的证明（盖有相关单位公章）、宣传材料（报纸通栏大标题，耸人听闻）。第一次，我觉得特别新奇，客人一脸胡茬，穿满身口袋的帆布衣服，讲路上的奇闻轶事，如何遇到生命危险又如何自救。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有夫妻的、有骑摩托车的、有踩三轮车的，故事基本雷同。我再也不愿接待这样的人。“你徒步旅行和别人有关系吗？”“你踩三轮车走遍中国，向世人证明什么呢？”我泡茶给客人喝，但不采访报道。无非是艰苦前行，忍受寂寞，不畏困难。一个尽心尽力去生活的人，谁不是这样的呢？想上媒体，无非是想成为精神的榜样（臆想的）。谁需要榜样呢？人越来越现实，没时间学习榜样，不如省下时间打几把麻将。我村里有一个打石料的师傅，从十八岁开始，用铁锤敲打石头，用凿子凿成方块，天天打石，一直干到五十多岁，手提不动铁锤，才转行开手扶拖拉机。他一个人在山冈的石窟里，早出晚归，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没见过比他更有毅力、更耐寂寞的人。他除了铁锤、凿子、一壶水，还有胃部里的米饭，四壁陡峭的岩石。这是生活交给他的作业，他要完成好。在我们微小人物的世界里，我们不要去谈论意义，写作有意义吗？清洁工人天天扫垃圾有意义吗？给领导拎包有意义吗？都是生活的逼迫和心灵的需要。我特别厌恶把自己装扮成高大、圣洁的人。走路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非得让人知道自己走了那么多的路呢？微小的人，所有的意义都是自我意义。

肉坨是我见过的，走路最艰难的人。村里的肉坨，出生半个月，还不会吮奶，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患有强直性肌萎缩。这是一种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孩子不会活过八岁。孩子的父亲三弼说，在茶树下挖一个坑，直接埋了，权当生下一条死狗。孩子的母亲木漆死活不肯，说，要埋先埋我。在某一些时间段，如清晨的第一趟班车，夜幕下的最后一趟班车，看见木漆上车或下车，怀里抱着一个冬瓜大的孩子，用小毛毯包着，拖一个麻布的褐色包裹——在三年多的时间，四处求医，但治疗结果仍然不尽人意。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一台破电视机也卖给了看祠堂的八老头，公路边一块四分田卖给了木匠黄七生。小孩七岁了，头上还没几根头发，黄黄的，烟丝一样，眼睛蒙了一层白翳，睾丸像个小松果，缩起来。走路的时候，右手往后弯曲，用劲，像一根不规则的木棍，脚缓缓地前移，拖着地。脚外撇，有一个弧形，前移一点点，右手往后甩一下。后脚前移，也外撇，头往一边歪，晃一下。他每前移一步，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的眼睑始终下垂，脸部和一块晒干的千层糕差不多，显现不出微笑和痛苦，表情木然。他的手和脚细细的，与没有发育成熟的黄瓜没区别。到了十四岁，他还活着，读了小学毕业，由母亲来回背着上学放学。木漆个子矮小，有轻度的罗圈腿。孩子趴在她身上，她后抱着双腿。她腰弓着，看起来像个滚动的旧箩筐。她的脚小，鞋子大，鞋子时不时被抛出来。鞋子都邻居送的，旧鞋但完好，只是尺码大一些。她是村里走了最远的目不识丁的人。她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南京，四处求医。她舍不得坐公共汽车，走路去医院，凌晨三点走。她的脚在陌生寂寞的大街上，她埋着头，抱着小孩。她的脚打在街面上，像叩问大地：命运，你为什么不放过我这样赤贫无助的人，像盐不放过伤口。

十六岁，他已完全不能走路，坐在一个木桶里。桶架在一块硬木板上，木板下有四个轮子，他妹妹推着木桶，在水泥路上，玩乐一会儿。他只吃一些粥、面汤类的流食。他费力地噏动上下唇，喉部轻微地鼓起、瘪下去。他的脚藏在木桶里，一件破棉袄包着他。他说，不知道奔跑是什么样子的，很想奔跑一次，跑起来，身子一定会和风一样轻快……

在我去单位的路上，有一家电影院，门口右角有一个弧形的街口。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街口台阶上吃馒头。一只手拽着一个蛇纹袋，另一只手捏着馒头。馒头塞在嘴巴里，停留一会儿再咬一大块。馒头在口腔里，像搅拌机慢慢转到。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匆匆的人群，他不看脸，也不看上身，只看一双双脚。众多的，在他眼里奔袭、漂流。他的脸有一种洪水冲刷过后的荒蛮和茫然。他赤着一双脚。脚宽大厚实，脚趾紧紧地抓在一起（像一群害怕失散的孤儿，聚在一棵树下）。脚面上暴出粗粝的筋骨，脚板有柏油般的黑泥。汗水沿着小腿，一直弯弯曲曲地顺着脚踝，把地面的灰尘浇湿。一双解放鞋垫在屁股下。我停留了下来，和他攀谈起来。他说他姓张，是枫岭头人，在街上找儿子，儿子二十多岁了，弱智，失踪半年多了。说着说着，他哽咽起来，使劲地往嘴巴里塞馒头。“他三岁，他娘就不在了，我一个人拉扯他长大，到了十几岁他才会自己穿衣服。”老张胀起脖子，说，“他多乖呀，我去砍柴，他提水壶，我做饭，他烧锅。”老张撩上衣角抹脸，衣角水湿湿的。他又说：“我前两天带他到镇上买锄头，在铁匠铺里挑东西，一根烟的功夫，他就不见了。”他用手捶自己的大腿，嘣嘣嘣。他身上没钱，走不到远的，他肯定在市里。老张说。我给他买了一瓶水，说，你可以张贴寻人启事的，也可以报警，可以通过电台寻呼，好几种途径可以帮助你找人。他说报警没用，半年来，没消息，寻人启事也张贴了。

这样吧，我带你去电台，请他们帮帮忙。我说。老张把解放鞋塞进蛇纹袋里，咕噜咕噜，把水喝完。老张把蛇纹袋翻开，里面是复印的寻人启事、糨糊、雨衣、零零角角的散钞、一个塑料水杯、一张可以折叠的小草席、一个诺基亚旧手机。他说他每天早上骑三十多里路的自行车，到市里，去各个小弄堂、街口、商场、广场、游乐园张贴启事，贴了三个多月，走遍了大街小巷，想找到儿子。他又说，接过几个好心人电话，叫我去接人，去看了，都不是，也有骗子，交三千块钱可以把人接走，哪儿来三千块呢？要钱接人的都是骗子。他赤脚走路，啪，啪，啪，很有节奏，感觉他走路是把整个人压在路面上，只有坚实的脚步才能支撑他的行走。我说，你可以穿鞋子走呀，柏油路很热，会烫伤脚。他说，都走破好几双鞋子了，这是最后一双，不能再破了。我说，那我们坐车去吧，坐三轮车去。“坐车要多少钱？”他问。我说五块，电瓶的，很快就到，又不会烫脚。“还是走路吧。他翻了翻蛇纹袋的角票，他说：“我还要吃晚饭呢。”我说我不会让你掏钱的。他为难地站住了，说，你坐车去，我找得到电台大楼。

到了电台一楼，我说，你去卫生间洗洗脚，穿上鞋子，不能光着黑脚板进办公室。他洗了脚，坐在门口台阶上晾脚水。他的脚板有一层厚厚的老茧，黄黄的，夹杂着死灰的白。他嘴巴习惯性地吧嘚吧嘚：儿子，儿子……。他右脚大脚趾趾甲短了一边，趾甲缝里都是黑黑的泥垢，脚洼的边沿布满小小的水泡。水泡麦子粒一般大，水红色，估计是路面烫伤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脚走路的里程，与路的长度没有必然关系，跟生活的硬度有必然关系。从某种角度说，脚的硬度就是生活的硬度。脚是我们命运的一个横切面，是我们阅读最后一页的尾句，是一张和大地紧紧相贴的脸，深深潜藏着，秘不示人。是的，我们的脚，是被一根无形的鞭子在驱赶，迫使我们在地面上奔袭。假如我们的一生，没有奔波，没有颠沛流离，双脚没有被鞭子抽打，该多好。

脚张开走路，和腿部一起，形成一把剪刀。它剪下过去的部分，剪下路途，剪下酣睡的剩余，也剪开我们的躯体，像剪刀划过鱼的腹部，流出殷红或暗紫的血，内脏袒露出来。剪刀在剪切，那种清脆的声响永不散去，这种响声叫记忆，附带滴下的黏液叫生命之痛。脚站直，和腿部一起，各为两把利刃，我们的上半身成了利刃的柄。插入他人，撕裂他人，插入大地，撕裂大地，狠狠插入，部位精准。我们也被他人插入，撕裂。我们一起破碎，像一堆玻璃渣。

我们用脚寻找自己的世界。

遇见你，我坐了一千公里的火车。火车穿过白天，也穿过黑夜。山川远逝，河流无限。我在车厢的桌面上，用茶水，写你的名字。写好又抹去，抹去再写。我并不期待可以预见的相遇。我偏执于这样的生活：放弃熟悉的地方，去陌生之地再度开始。我喜欢再度出发的感觉——脚是用来探寻未知世界的，我爱上不可确定的结局，像个钟摆，不知道什么时间停顿下来，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于左右摆动。火车每停靠一个站，又与你短了一程。事实上，我渴望的是，火车一直沿着铁轨开，永不停靠，我会充满终极的愿望——不断靠近你但永不抵达。这样，我一生都会处于接近你的旅程中，每一天的旅途在沿路的风景中，热烈向往。

你还记得的。那个下午，把你脚抱在我腿上，我细致地抚摸。贝壳一样的脚踝，暖玉一样的脚背，藕芽一样的脚趾。我小心地褪下你袜子，又小心地穿上。我把你双脚抱在一起，不想再松手——一双迁徙的脚，它飞掠了叠嶂，隧道，无数的街口，黑夜的拐角——这双脚，依然没有停留下来的理由。给脚安装一个刹车器，这样，可以让我们忽略无需再行走的路途。郊外的院子，一夜荒芜。我在院子里，堆起长长的圆木。我用锯条、斧头、凿子、楔子，造一条双人船，我们同船共渡。我不想再使用脚，去完成浮在水波上的路，省下精气，给你熬药、喂食，给你种菜、洗脚。反反复复地洗，洗去你脚上的灰尘。

我不想再踽踽独行。我想起了车辆报废站，在那儿，车子带着各自的伤疤、印记、完全放弃了的理想，聚集在一圈围墙里。它们盼望着绞碎机，早日到来，切割、分类、绞碎，在彻底不能回到无尽头的公路时，不要再遭受日晒雨淋，锈迹斑斑。轮胎脱离了钢圈，玻璃碎了一大片，底板塌陷，发动机没了声音，油箱破漏，只有罗马表记录着从始至终所走的里程数。但最后一并进入废料焚化炉。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进入这样的围墙里，等待一辆垃圾车把我运走。在没被运走之前，我紧紧抱着这双三十六码的脚，像群山抱着灌木和清晨的云雾，把它穿上舒服的鞋子，全牛皮，不脱胶，不断底，再结结实实地绑上鞋带。在它脚踝套一个响铃，走到哪儿，我都能听到悦耳声，当当当。

……

我贪婪的眼睛望着大海，

我的脚却紧紧地锁在大地……

我站在悬崖之巅，天空之上，

却不能就此向蓝天飞去。

……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皮乌斯《无力》片段

在还没被绞碎之前，你把影子脱下来，披在我身上（厚重的阴影，灰烬一样干燥，墨水一样沉重，风一样透明）。这样，我可以隐身在黑暗之中，遁形在人群之中。这样，我完全忘记自己，安静地独守。我有了两个影子，一个是你的（在南），一个是自己的（在北），有了两个恒久的光源。我的脚宛如两根旗杆，挂着两个影子，在飘，迎风招展。

这是你离去时脱下的影子。脚步声在一个回廊般的十字路口，窸窸窣窣。“悲伤不过是一阵风……”我们都是被命运轻描淡写的人。我看着你，你的脚像一个烛台，支起你，淡淡的光在巷子尽头渐渐被更深的黑所吞没。路蛇皮一样从你脚上蜕下来，卷曲，适合遗忘。离别时，我们紧紧拥抱（一股龙卷风紧紧抱住另一股龙卷风，形成更大的龙卷风，掀起七层楼高的满地尘埃，把树连根拔起）。我们是树冠上的两只鸟，即将一起“飞过了千山万水但保持着距离”（萧穷《两只鸟》）。是两个影子在雪中依偎取暖。抱着抱着，我们缠绵地吮吸，脚长出了修长的根须，缠绕在一起，你的头上长出了浅蓝的花朵，我的手上有了油绿的树枝。

黑夜中，冗长的脚步声……我彻底堰卧下来。我抵达不了的城堡，处于黑暗之中。何谓遥远，青春将逝，一切可回望，脚却无法印在追寻的路上。

脚注定属于路，路注定有很多岔口。人会在岔口走失。山峦蜿蜒，河流把背影带走，河流会完全忘记一个人曾来过。你跟随河流远去吧。无论你走多远，只要你一回头，会发现我一直在你身后。那样，你不会惊慌，不会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