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

邱 克 威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外文系，马来西亚）

一 绪论

《叻报》是南洋第一份中文日报②据庄钦永、王慷鼎（1987）考证，《日升报》在1858年就已在新加坡发行，早于《叻报》。但《日升报》为周报，因此《叻报》仍是南洋的第一份中文日报。，创办人为南洋华侨薛有礼。《叻报》之“叻”就是其创办地点新加坡的旧称“石叻”。《叻报》也是南洋二战前经营最久的中文报，从 1881年始至 1932年止，一共 52年。目前所存最全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將其所藏《叻报》悉数扫描上载，供公众参考使用。这项电子化工程是由图书馆前主任，已故王陈秀锦女士家屬所赞助。学术乃天下公器，公共图书馆职能以斯为正；资源共享，实嘉惠学界。，自1887年8月19日[第1724号]至终刊的1932年3月31日[第14781号]④《叻报》每一期均有报刊号，从创报始至终刊为连续号。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叻报》扫描文档的错位情况很严重，即标示日期的首页与其后各页几乎全都错位；其扫描文档名称完全依据首页的报刊号，而文档内其后各页的新闻几乎都不属同一天。经查证，形成原因包括原件装订的错位，以及扫描文件出现的错位；其中的错位情况也呈现多样化，所幸是错位日期大体均在一二日之间。因此基于复原工作繁杂，也为了便于学界核对，本文征引原件文字完全依据电子扫描文档名称的报刊号。。现存《叻报》虽无创刊号，但据王慷鼎（1982）的考证，“正式确定《叻报》的创刊日期是1881年12月10日（光绪7年19日）星期六”。作为南洋早期华人社会最重要的中文报章，“《叻报》在当时是华人的舆论代表，极受各国人士的重视，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公告，也占了不少篇幅，广告也很多。”（黄尧1967：195）

薛有礼祖籍福建漳州，是南来第五代华侨。其祖父薛佛记，出生于马六甲，曾任马六甲青云亭亭主，实即当地华人领袖。薛有礼的父亲薛荣樾曾参与创办1854年成立的新加坡萃英书院。薛氏是南洋华社影响力很大的世家。1851年薛有礼出生于新加坡，自小接受英文教育，毕业后就职汇丰银行，后来辞职创办《叻报》。关于自己办报的决心，薛有礼说：

尝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1911/12/11，第8916号，《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①本文凡引《叻报》原文，均大体按此格式注释报章之年月日、报刊号及引文标题。）

这段话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深信报章的社会影响，乃至于为了办好《叻报》而在 1892年拒绝了海峡殖民政府市议会邀请出任议员的公职。因此关于薛氏办报之初衷，陈蒙鹤（2009/1967：29）认为相对于“盈利动机”，“笔者的观点因此倾向‘爱国热诚’此一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反证“盈利动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叻报》创办的1881年仅日均发售50份，两年后稍增至350份，到1894年也仅达到日均450份（陈蒙鹤2009/1967：38-39）；初期的惨淡经营，若非强烈“爱国热诚”，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薛有礼卒于1906年，《叻报》由其长子薛兆雄继承。一直经营到1932年停刊，殊为可惜。

《叻报》的经营实多赖于叶季允其人。薛有礼办报之初就请来时任香港《中外时报》编辑的叶季允主笔，确实体现出薛氏的慧眼。《叻报》的成功与延续甚至可以说要直接归功于叶季允。叶氏从1881年始至1921年逝世，在《叻报》52年历史中就主持其事长达40年。②其实叶季允1906年就已退休，但同年薛有礼逝世，其子兆雄继任又力邀叶氏复出，使《叻报》得以延续下去。故黄尧叹其对于薛氏的礼遇，“能够有感恩知己的心，真做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之诚。”（陈蒙鹤2009/1967：195）。

叶季允，名懋斌，笔名“惺噩生”，安徽人。自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学问精湛，尤擅岐黄；工诗文，受业广东诗宗张维屏弟子李长荣，自题“听松庐诗孙”③张维屏，号南山，书斋题曰“听松庐”。李长荣，号柳堂。。丘逢甲1900年奉命查访南洋侨务结识叶氏，极推崇其诗才，亦许之为南山传人，并赠诗四首，其一云④丘逢甲《答叶季允（懋斌）见赠（四首其一）》，载《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平生风义柳堂门，雄直依然粤派存。谁料南荒柔佛国，听松庐更有诗孙。

冯自由（1953）指出《叻报》是“守旧派”的，这与叶氏不无关系。但从叶氏主笔的社论，尤其对于国际政经以及新学知识方面的文章来看，其人也颇涉猎西学。至于政治立场，陈蒙鹤（2009/1967：41-43）则主张《叻报》的两面性：在中国政治问题上支持正统立场，在当地问题上采取亲英立场；并认为前一个立场出自叶氏的主张，后者则是薛有礼的决定。因此《叻报》的性质与特点可说是叶、薛二人折中合作的结晶。

二 《叻报》词汇学价值之四点“考察视角”

《叻报》作为南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史料价值是很值得深入挖掘的。作为第一手资料，它忠实地记录了1881年至1932年的52年间这块土地上的社会政经面貌，同时也透过对世界局势的报道展现了那个时代新马华人的世界观。陈蒙鹤（1967）曾有专章讨论《叻报》⑤陈蒙鹤英文硕士学位论文完成于1957年，1967年由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最早的专门论述之一。其后黄尧（1967）也有专章介绍《叻报》与叶季允，再后就鲜少有人特别关注这份珍贵史料的利用，遑论以之为专门研究对象，殊为可惜。

就目前所见对于《叻报》的论述，多偏重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⑥具代表性的作品，如：柯木林（1986），辜美高、严晓薇（2005），李庆年（2005），衣若芬（2009）。，完全未见有人注意其词汇学上的价值。就如周清海、庄钦永（2010）对于19世纪南洋文献语料多所爬梳，却仍未曾着眼于《叻报》。再比如陈蒙鹤论文的中译本，翻译者在引述《叻报》时也仅是按照英文直译，而未翻检报章原文。这样虽然对于《叻报》内容的理解不会有太大偏差，但却丢失了很多词汇学上的信息，也无助于引起学界对这方面的注意。如其引述1889年一篇社论，翻译为：

麦家廉市长提议从明年起黄包车牌照费增至4元，…… （陈蒙鹤2009/1967：43）实则原文为：

昨报本坡工部局员麦加林在议政局请将东洋车税自西明年起每车收取税银四元。（11/26，第2408号，《论工部局员请增东洋车税事》）

这短短一段文字就透露许多词汇学信息。首先，原文为“东洋车”而非“黄包车”。如果我们仔细看正文云“数千手车”，再翻检全份报章，我们会发现《叻报》自1887年始均称“手车”，也间称“东洋车”，而从不用“黄包车”一词，只到1920年代才开始偶见“人力车”（如1922/1/5，第11737号，《噫何乃野蛮乃尔》）。近代汉语中指称这种新交通工具的“人力车”一词源自日语，“黄包车”则是在1910年代上海通行的词汇。但从《叻报》词汇来看，似乎这两个词都未在南洋一带通行，而所通行之“手车”则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官话借入“人力车”、也远比“黄包车”早得多。若再将“车”类词汇进行通盘考察，更会发现如“脚踏车”、“脚车”、“摩托脚车”、“摩托车”、“汽车”等用语产生与交替应用的若干轨迹。

至于指称车税，1887年新闻就有“向来所收车牌之税”（9/29，第1759号，《侵欵被拘》），其固定词语为“车牌之税”或简称“车税”，绝不用“车牌照费”。虽然《叻报》有时也用“手车牌照”（如1888/1/3，第 1841号，《车牌差馆迁移》），但指称一般证件，更常使用闽粤方言词“字/纸”。这是《叻报》最常见的表述式，如“在港起行之际，须赴船政司署领取釐印纸为凭，新客一名则给纸一张。”（1887/9/30，第1760号，《客头折耗》）、又“到公所报明，交回身税字，公所给交别字，以代身税之字”（1888/5/9，第1736号，《续录陈省堂越南游记》）。至今马来西亚华语中仍使用“报生字”或“报生纸”一词，意即“出生证明文件”（邱克威 2013a）。再如上引原文中“西明年”一语，也是《叻报》词语的一大特点。简言之，1910年代以前的《叻报》记时日几乎一律分列中西年月日，其大体以阳历与农历分别用“西（历）某年某月某号”与“华（历）某年某月某日”的规律是很明显的，如1887年《暹罗失水帆船出投》“西本月二十三号，即华七月初五日”（8/20，第1725号）①《叻报》记时词语很有特点，除了上述西历、华历分列，另如记时以“点钟”与“时”交替使用、记日以“礼拜”与“星期”，还有音译月份词的使用（如一月作“然花里”、二月作“卑不花里”等等），这些都非常值得深入探究。我们将另著专文进行讨论。。

上述中译本未曾参照《叻报》原文当然也许有其他原因，但当中不免透露出对于《叻报》词语的词汇学价值缺乏认识与重视。其实，只须稍一检视必能发现《叻报》词语的巨大研究潜质。再略举数例如“警察、警察局”等词，本源自日语。考察《叻报》用语，自1887年始均一律使用“差馆、捕房、差、巡差”等，而仅1887年一则日本新闻中使用“警察署、警察吏”（9/27，第1757号，《扶桑采风记》）。然而初步检阅，大约由1910年代末开始《叻报》上的本地新闻报道中“警察”一词才偶现，但仍以“巡差”等为主，嗣后1920年代才渐成习惯而较多用例。又如“肥皂”一词，今福建、台湾、东南亚各地的闽语都通称[sabun]，为葡萄牙语音译。《叻报》1910年代仍是“雪文、扫文”等闽语音译词与“香枧、番枧”等方言词共同使用②“香枧”一词见于词典，释为方言词；其实“香枧”是“香碱”字的俗写。繁体“鹼”字太复杂故形成这一俗体字。肥皂的洗洁功能本是基于其碱性特征，又其带香气，所以称“香碱”。，直到1920年代才较多使用“肥皂”一词；最明显的是同一则“Sunlight Soap”肥皂广告，整个1910年代中文广告词一律写作“番碱（即‘扫文’）”，可见“扫文”为社会通用词，而1922年开始同一则广告中的用词就改为“肥皂”了③“Sunlight Soap”广告：1916/1/3，第10111号，为“番碱（即‘扫文’）”，1922/1/3，第11735号，则改为“肥皂”。。由此我们就能看出一个语言社群中实际用语的变化。凡此种种，对于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语料。

根据《叻报》词汇的初步整理，我们总结其特殊词汇学意义及研究价值为四点“考察视角”——即我们要如何看待且利用这批珍贵语料——并进行简述如下：

（一）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视角。这一点已如上文“警察”、“肥皂”等词所示。近代汉语的考察自马西尼（1993）以来引起了汉语词汇学界的多方关注，《近现代语源》（黄河清2010）算是近期成果的总结。周清海、庄钦永（2010）的专著更为这一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视角，挖掘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语料，即以19世纪上半叶东南亚传教士中文文献的词语为考察对象，将许多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往前推了数十年。这固然是词汇学上的一大贡献。但如论者所述，其书“探源之功多、溯流之功浅”（邱克威2012a）；一个词在文献上的首现并不必然代表该词在社会上的通行。比如上述“警察”一词，《叻报》1887年出现的“警察”很可能是转述日本报章时沿用其汉字书写的日语词，因为同时段的本地新闻报道一律不用“警察”一词，而是称“巡差”或单称“差”。而报章作为面向大众的文体，其用词用语更能体现该语言社群的词汇特点；尤其当我们在1920年代《叻报》上实际观察到主流用语从“巡差”转变为“警察”，这就更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语言社群的动态词汇发展。对此，方维规（2012）关于19世纪下半叶“夷”、“洋”、“西”、“外”等词在中国文献里用以指称欧美的交替使用及其反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研究，是我们可以进行参照的。此外，这种动态考察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近现代汉语词汇的构词理据，比如“礼拜日”一词。《叻报》指称Sunday多用“礼拜”或偶见“星期”①1887年《小贩行窃》“二十三日系星期，故犹未经府尊提讯”（10/12，第1770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清海、庄钦永（2010：195）与《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香港中国语文学会 2001：342）的考证中均未列“星期”作为表时日之Sunday词义的用法，而且二书对“星期”一词最早用例的时间分别为1894年与1908年，其实都晚于本文所举《叻报》之1887年。，目前闽粤方言仍以“礼拜”指星期天。“礼拜日”则出现较晚，如1917年《新郎变作水鬼》以“礼拜六日”与“礼拜日”对举（3/13，第10295号），可见“礼拜日”的构词结构与“礼拜一、礼拜二”等是不同的②关于“星期”与“礼拜”的词源，黄河清（2003）与周清海、庄钦永（2010）都专注于讨论其 week义，而忽略其表Sunday的用法。这里可作为二文的补充。。

（二）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互动的考察视角。邱克威（2012a）曾以“火车”一词为对象，提出“火轮车/火轮船”与“火车/火船”二词分别由官话与粤方言形成并相互竞争，而最终定于“火车/轮船”的现代汉语词汇现状。不论如何，闽粤方言作为17世纪以来汉语与西方文明接触的重要接口，很多近现代新词都先由闽粤方言形成是情理中事。尤其西方传教士长期被中国拒于门外，其对华传教的重要据点往往就在闽粤方言群为主的东南亚各地以及港澳台地区③这一点已经多人论述，如周清海、庄钦永（2010）已多所讨论，又如王琛发（2012）也阐述了东南亚作为对华传教据点的重要地位。，因此近现代新词的产生必然与这些地区通行的闽粤方言关系极深。这是我们考察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时所不得不特别关注的。比如学界较多称引的“公司”一词就是典型例子（参见方流芳2003、陈国伟2005）。这种例子在《叻报》中俯拾即是，如上述“香枧”与“肥皂”。另外上文提及的“手车、人力车”与“字/纸、牌照”也是，即“手车”与“字/纸”为南方闽粤方言词汇，而“人力车”与“牌照”为官话词汇，其中“人力车”更是官话借用日语汉字词。又如“钻石”一词，《叻报》自1887年始使用的均是“碹石”，这是“钻石”一词的闽南音转写，而直至1920年代中期才首现“钻石”。有趣的是，“碹石”一词目前仍出现在马来西亚店铺的招牌中（邱克威2012b）。还有如钱币单位之“占”、“镭”、“盾子”等，目前也仍应用于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④对这几个钱币单位的词汇，许云樵（1961）有专门讨论。。另外还有如记时词语中的“时”与“点钟”，《叻报》在1920年代以前的“本地新闻”中一律以“点钟/点”记时，如1887年《报穷告白》“上午十一点钟”（8/20，第1725号）；然而同时段转载中国新闻则用“时”，如1906年《三续上海酿祸汇记》“午后一时”（1/1，第7175号）。一直到1920年代以后“本地新闻”才开始也用“时”，如1925年《养正学校招生》“上午九时”（1/19，第12648号）。如今闽粤方言记时仍是指称“点钟/点”，而不用“时”。这些都能让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考察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历史的研究展现一个更全景式的面貌。

（三）新马华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考察视角。邱克威（2013b）提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除了共时的横面比较各地华语异同外，还应该利用历史文献探讨马来西亚华语形成的历时演变与发展。比如上述“碹石”、“占”、“盾子”等，以及表示便衣警察的“暗牌”、表示“五角”的“一元半、二元半”之“半”、“脚踏车”省略之“脚车”等等，全都能从19世纪以来之《叻报》中找到文献纪录。邱克威（2013a）曾整理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方言词汇的音读变异情况，并按其音变形式分为三类，置于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的发展序列中进行历时性的探讨，以此作为分析华语词汇系统吸收方言成分的判定参考。如此一来，我们才有一个分辨方言与华语成分的操作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在语料选取上的任意性，否则将导致在讨论新马华语词汇时不加分辨地将方言成分与华语成分混为一谈⑤如《全球华语词典》收“枋廊”、“揾食”、“识do”等词（李宇明2010：256），但这些词在口语中纯是按闽粤方言音，而且多部出现于书面文献。因此这些究竟是方言词在口语中的“语码转换”使用，还是“华语词汇”，其实真的应该仔细辨析。。惟有制定分辨方言成分与华语成分的标准后，才能真正将新马华语研究带上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而这就有赖于我们从历史源流上梳理各个词语的发生与演变。同样的，各地华语词汇之间全面且合理的比较，也有赖于理清各自词汇系统的历史脉络。所以说词汇的历时考察对于共时描写与比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叻报》的词汇语料正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我们一个观察新马华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视窗。

（四）民国国语运动对新马华人华语词汇应用影响的考察视角。《叻报》自1880年代至1930年代这一时段，恰恰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巨变影响下带动新马华人语言生态随之变化的整个过程。19世纪末大量文献都证实当时新马华人社群通行的主要是闽粤方言①又如1887年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称：“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转引自余定邦、黄重言2002：190），官话并不通行，如1889年李瑞清《条陈扶植华侨学务扩充招待侨民学堂文》称：“见我国侨居习惯，语言必须通英、巫来由、广、潮、福各种，而官音乃视同格磔。”（转引自郑良树1998：35）进入20世纪之后华语才渐成通用语。徐威雄（2013：120）对这一语言生态的历时变化进行过详细的文献考察，认为“从十九世纪末至一九一九年为止，可视为华语的奠定期”，尤其以1899年林文庆开设华语班与推广华语的活动，以及1919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两个标志性历史节点。《叻报》的整个时期恰巧就完整地记录了这一系列历史变化，即由演变前夕的1880年代到随之而来的演变过程乃至演变沉积后的1920、30年代的所有词汇形态，莫不一一展现其中。而通过我们对《叻报》词语的考察，方言词汇与官话/国语词汇的交替也主要体现在 1920年代，比如上述“警察、肥皂、钻石”，以及“点钟”与“时”的替代使用等也都发生于1920年代。再如上举“礼拜一、礼拜二”等，这是《叻报》1910年代以前的记日方式；直到 1910年代后期“星期一、星期二”等用法开始出现，如1917年《研究精神学及催眠术之经验》“星期六”（2/12，第10270号）、同年《树乳园被窃》“星期一”（3/13，第10295号），但也仅是偶现，而是到了1920年代才渐渐成为主要记日方式。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对新马华人词汇由方言到华语的转换影响是很关键的。这一冲击波经过发酵渐渐在1920年代的《叻报》词语显现出来。这一点，相信在深入挖掘《叻报》词汇特点之后应该能勾勒出一个更完整的动态画面②当然，1921年叶季允逝世，《叻报》更换主编也许也是《叻报》词语表现出较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是我们对《叻报》词汇的特点及其词汇学研究价值的一点介绍。虽然在许多词语首现日期上《叻报》不一定能比其它近代文献早，尤其是如周清海、庄钦永所挖掘出来的19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传教士文献，但其价值在于50余年间（1880年代至1930年代）几乎每日不间断的延续性，以及其面向大众的语体风格，让我们能够更真实地再现一个社会语言历时性演变的景观。这里面所包含的词汇学研究意义仍有待更全面而深入的挖掘，我们希望以此引起专家们对这方面整理研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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