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

魏彩苹

(兰州市皋兰县委党校，甘肃 兰州 730200)

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闭塞落后，封建迷信盛行，“二流子”、“烟民”等社会寄生群体为数众多。长期以来，各种社会恶习和陈规陋俗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边区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民生改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将移风易俗作为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开展了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改造“二流子”，禁缠足、禁吸毒、禁赌博、废除旧婚俗等一系列移风易俗活动，成功荡涤了危害边区的社会恶习，推动着边区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使健康文明的新生活方式融入边区百姓生活中，促进了边区乡村社会的变革和劳苦大众生活的改善，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移风易俗，净化社会环境

(一)禁除烟赌毒，革除社会恶习

自近代以来，陕甘一带种植、吸食鸦片十分普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大，不少乡村的大片良田都改种了鸦片，造成粮食种植面积锐减，群众吃粮紧张。同时，导致抽大烟恶习在短期内迅速滋生蔓延，不仅地主、官绅吸食，而且老百姓也吸食鸦片。许多原本勤劳的农民抽大烟成瘾后，堕落成为身体羸弱、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整天游荡街巷，不思生产，害人害己。鸦片泛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烟民行列中，在边区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烟民群体，民谣“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便是真实写照。随着烟民的增多，生产荒废现象日益严重，有人竟然把政府发放的生产贷款做了毒资，坐吃山空。吸鸦片者有的家业败尽，有的家庭破裂。可见，种植、吸食鸦片的恶习，不仅给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而且严重影响着边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中国共产党对此高度重视，首先加强立法，颁布禁绝烟毒的法律法规，以法律为武器严厉打击吸食、种植和贩运鸦片的行为；并将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列为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纲领，成立禁烟督察处等专职部门，负责查禁和打击边区境内的毒品犯罪活动，督促各地关闭烟馆，收缴大烟，铲除烟田，改种粮食；同时，广泛发动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大力宣传禁烟的好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督促烟民改邪归正；并联系医药卫生部门配置戒烟药丸，下放给吸食者，以药物辅助戒烟。与此同时，针对边区赌场遍地，老百姓冬季闲来无事多嗜好赌博的不良现象，借助冬学等社会教育组织开展了禁赌运动，使赌博恶习基本得到了遏制。随着吸食鸦片、聚众赌博等社会恶习的革除，净化了社会风气，斩断了致人贫弱的源头。大批被改造成功的烟民、赌徒开始参加劳动生产，他们的生活改善了许多，身体也健康了起来，新鲜、祥和的空气融入边区社会，这就是移风易俗荡涤社会恶习带来的巨大民生效果。

(二)改造“二流子”群体，净化社会风气

在山大沟深的陕甘宁边区，慵懒散漫的生活方式滋生出一个庞大的二流子群体。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是厌恶劳动，专干一些不正当的职业，或坑蒙拐骗，或偷盗财务、投机取巧，不仅自己游手好闲不干活，而且还游走于乡间村落，散布谣言，讽刺挖苦勤勤恳恳劳动的群众，挑拨群众与边区政府的关系，严重干扰着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腐蚀着边区的社会风气，给根据地的和谐稳定罩上了一层阴影。边区政府成立后，十分重视二流子问题，将改造二流子作为移风易俗教育的一项重点任务，采取政策有别、方式多样的举措改造二流子，以净化边区社会环境。本着经济上帮助、精神上不歧视的原则，提出劳动教育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软硬兼施的教育改造办法，并将“给社会游民分子以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1]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在具体实践中，一面配合大生产运动，分给二流子开荒任务，督促、监督他们参加劳动，一面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对二流子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宣传移风易俗的好处，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实践证明，遍及乡村的剧团和秧歌队在改造二流子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编演《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等秧歌剧的办法宣传和规劝二流子改邪归正。《劝二流子务正》、《懒癀转变》、《二流子变英雄》、《赵富贵自新》等秧歌剧，都是以生活中的二流子为原型编写而成，由于演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对二流子的宣传教育效果明显。

同时，发动群众帮助、监督二流子改造，发挥劳动英雄及已改造成功的二流子作用，以现身说法引导、教育二流子改造，使他们明白劳动光荣、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受人尊敬的道理。这样，在边区各界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通过农业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将改造对象放在人民群众和乡村熟人社会中来改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彻底解除了二流子群体不爱劳动、好吃懒做的坏毛病，从而，使得全边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改造二流子运动不仅取得了经济效益，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由于大部分二流子都改变成了健康勤劳的农民，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提升了劳动者的尊严。

二、移风易俗，培育社会新风尚

(一)扫除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文化

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信神信鬼、烧香磕头现象非常普遍。乡间多庙宇祠堂，专靠搞迷信活动谋生的巫婆等寄生群体在乡村大有市场，他们假借各种所谓神祇之名，“抓鬼”、“跳大绳”给乡间百姓“治病”，收取一笔不菲的费用。巫婆神汉以迷信活动替人治病，不仅治不好病，而且往往是越治越严重，治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群众在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都倍受其害。因此，破除封建迷信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方面通过社会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认识水平，增强反对迷信的自觉性，提高同各种迷信思想、迷信活动作斗争的能力。充分利用农村庙会，借助民教馆、剧团、文化大棚、俱乐部等文艺团体，采取秧歌、陕北民歌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宣传科学和卫生知识，帮助民众改变卫生观念，抵制封建迷信。如新秧歌剧《赵老太太转变》、《护士拜年》、《算卦》、《神虫》等就是将当地盛行的迷信活动以舞台形式展演出来，将群众身边的封建迷信的顽固维护者形象作为秧歌剧的典型素材，演给群众看，达到了以身边事教育群众远离封建迷信、相信科学、移风易俗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颁布法规、开展医药、医生下乡服务活动等措施，强制取缔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组织群众起来抵制侵害他们利益的迷信活动。

经过宣传教育，边区老百姓开始质疑巫神的治病本事，再加之，下乡医生和社教干部常常拿巫神自家人有病要去请医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群众逐渐识破了巫神骗人的把戏，大多数群众开始远离巫神，有病要想方设法找医生、到药社抓药。同时，对于冥顽不化的巫神，边区政府采取了用群众力量来反抗巫神的办法，使其改邪归正，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地方在公开取缔迷信活动的同时，强制巫神签订公约，保证不再“跳大神”害人。由此，经过党和边区政府的移风易俗教育，一股相信医学、抵制和远离封建迷信的新风气开始在边区农村形成，巫神“跳大神”逐渐失去市场，健康、科学的新生活方式遂在边区形成，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

(二)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边区人口死亡严重的现状，解除群众的疾患痛苦，促进民众健康状况改观。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边区群众生命健康根本没有保障。在乡村，由于不讲卫生，生活环境、饮用水污染严重，致使各种传染性疾病呈多发、易发态势，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安全；加上接生方法野蛮、不卫生，婴儿死亡尤其严重，使得边区广大妇女深受孕育后代之苦，有些妇女连生七八个孩子也难成活一两个。由于婴儿成活率低，在一些地方人口长期呈现负增长，这对地广人稀、生产劳动主要靠人力的边区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针对这一现实，党和边区政府将改变群众不良卫生习惯，培养健康文明的新生活习惯，作为贯穿延安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掀起了一场“预防为主”的大规模群众卫生运动，营造了一种全民讲卫生、移风易俗受教育的浓厚氛围。宣传教育内容从教群众勤洗脸、勤洗手到普及科学接生和科学育婴知识，从人畜分居到开窗通气、洒扫院落，从不喝生水到不吃生冷污染食物等等，可以说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到讲究个人卫生，无所不包。

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教育和帮助广大群众改变不讲究卫生的不良生活习惯，使得科学的生活方式进入寻常百姓生活中，一种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存观念深入人心，指引着群众生存、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注重以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作为移风易俗的物质保障，想方设法建医院、培养卫生工作人员、鼓励中医发展、建设乡村卫生所和保健药社，开展下乡巡诊等医药活动，以帮助群众治病的实际行动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显著成绩来推动群众自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

三、移风易俗，解放妇女

废除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各种陈规陋习，解放妇女，是延安时期移风易俗的重头戏。在闭塞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广大劳动妇女地位低下，苦难深重，不仅深受封建“四权”枷锁的束缚和压迫，而且还要受到缠足、买卖婚姻、童养媳等社会恶俗的摧残。“母猪不敬神，婆姨不是人”、“再孬的汉子走州县，再好的女子锅边转”便是当时妇女地位与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边区政府成立后，开展了以废缠足、改婚俗、妇女扫盲识字等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运动，提高了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

(一)废除缠足恶俗，解放妇女

缠足陋习在陕甘宁边区一带十分盛行，严重摧残着妇女身体，如一条枷锁一样将广大妇女牢牢禁锢在家里，使其举步维艰，无法参与社会劳动。早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期就开展了放足运动。边区政府成立后，将废除缠足恶俗作为移风易俗的重点任务来抓。首先发布禁止缠足的布告，痛斥“妇女缠足是一种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2]，呼吁社会各界要积极行动起来，在边区开展一场反缠足和放足运动。为了保障禁缠足运动的顺利进展，边区政府及时颁布《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要求一律禁止缠足，已经缠足的、年纪不是太大的要放开裹脚布。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党和边区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教育方法，各级妇联和各种群团组织利用漫画、秧歌剧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形式宣传动员妇女放足，如，宁县社火头刘志仁编演的新秧歌剧《放脚》、《读书识字》就是倡导移风易俗的。同时，发动学校教员、学生上门动员、回家劝导；还成立了放足委员会，推行放足运动，督促检查；各级妇女干部深入群众家中，教给妇女们放足的办法和剪圆头鞋样的方法，帮助妇女们放足；陇东等地还组织了“剪脚布小组”，走街串巷，耐心动员不愿放足的妇女。经过广泛宣传教育，老年人怕大脚闺女嫁不出去的顾虑逐渐消除了，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开展放足运动的阻力。随着放足运动的大规模推进，不缠足、放足成为边区社会的一种时尚新风，那些放了足的妇女和男人们一样上山下田、开会、赶集、看戏，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逐渐形成了社会风气”。[3]461-462

(二)变革婚姻制度，解放妇女

陕甘宁边区的落后闭塞，表现在婚姻方面，就是各种不合理的、甚至是荒唐的婚姻形态广泛存在，青年男女没有婚姻自由权，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背，且早婚、童养媳、包办、买卖、纳妾等现象盛行，男女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民间常说的“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4]折射出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妇女受到公婆和丈夫虐待现象司空见惯。中央红军到来后，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大批妇女解放的政策法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变革旧婚俗，边区政府成立后倡导和推行新的婚姻制度，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强调“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婚。”[5]此后，相继制定了《陕甘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边区各级政府和妇联组织深入到乡村，借助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反复地宣传新婚姻政策和男女平等的观念，教育群众要自觉抵制买卖婚姻、童养媳等违背妇女意愿、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恶婚俗。这样，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强制约束和以社会教育的形式进行启发，群众的思想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害的广大劳动妇女开始有了新的婚姻家庭观念，使她们长期压抑的心理开始得到了释放，敢于起来以离婚的方式向不幸婚姻和封建礼教提出挑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各县判决的民事案件记载中得到映证，自新婚姻政策颁布实施以来，离婚案件明显增多，“1938年全边区有离婚案90件，而五年后，猛增了225%，达到了203件。[7]可见，新的婚姻政策使得婚姻自由成为边区的新风气。1944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首先披露了边区妇女封芝琴争取婚姻自由的事迹，成为宣传动员群众移风易俗的现实教材。另外，随着新婚姻政策的推行和移风易俗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法律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社会对寡妇的偏见和歧视，表明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从多方面保障和维护了广大妇女的权益。

(三)宣传女平等观念，提高妇女地位

边区政府成立后，实行男女平等政策，以法律形式保障广大妇女的政治民主权利、受教育权利和生产劳动的权利，以此来提高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广大劳动妇女，通过进识字班、妇女冬学、夜校等社会教育组织，她们不仅学会了认字、算账，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她们也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和新社会理念，开始了解了山沟外面的世界，提升了社会意识，开始勇敢地走出封闭的圈子，走向广阔的社会，打破了“官凭印，虎凭山，婆姨凭的男子汉”[5]传统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广大劳动妇女纷纷走出家庭，积极投身边区各项农副业生产中，开始参与社会事务，这不仅提升了她们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也为改善自家生活增添了力量。在生产劳动中，边区涌现出了郭凤英、李凤莲等一大批妇女劳动英雄。可见，移风易俗在解放妇女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社会民生效应。

随着《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颁布实施，广大妇女参选参政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加上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对妇女参政意义的宣传教育，使得边区妇女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她们对党的民主选举政策、对自身参与社会活动有了新认识。这从边区妇女在历次选举中的表现中可以找到有力佐证：妇女们在边区第一次参议会选举中首次行使了权利，路志亮、高敏珍、冯兰英等6人当选为边区首批妇女参议员；到了1941年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1946年的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时，妇女参选比例在不断增加，在第二次选举中，当选县级女参议员就有167人；在第三次选举之前子长县群众自编的《乡选歌》：“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道理说明瞭，妇女觉悟到，宝娃快把门照好，妈妈当代表。”[3]469这些都表明，通过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大大推进了妇女解放的进程，边区劳动妇女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以独立人格加入到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中，在为边区建设、革命战争做出贡献的同时，提高了自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余论

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探索和实践，特色鲜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和谐幸福新社会的先河，开创了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和群众文艺的形式移风易俗的崭新方式，简洁明了的陇东道情、喜闻乐见的秧歌剧、通俗易懂的乡规民约，都成为宣传社会新风尚，鞭挞陈规陋习，进行移风易俗的鲜活教材。正是像《放脚》、《读书识字》、《买卖婚姻》、《算卦》、《回娘家》等一大批群众喜欢的文艺作品的反复编演，使得移风易俗运动收到了显著成效：通过开展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社会教育，清除了边区老百姓身上根深蒂固的旧习俗和不良社会风气，破除了在边区沉积多年的各种封建陋习和陈规陋俗，使吃尽了封建落后苦头的老百姓思想空前解放，集体主义的新观念在他们心中开始植根，全新的价值观念开始逐渐深入人心；社会风气空前清朗，许多新事物、新观念和新制度被成功引人乡村社会，整个边区出现了毛泽东曾引以为豪的“十个没有”[8]的良好局面，使得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通过废除缠足陋习和旧婚俗，提高了妇女地位。随着抽大烟、赌博恶习的戒除和迷信活动的减少，为边区政府和人民节省了一大笔社会财富，群众过去用于请巫神、购买迷信用品的钱财现在都用在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上，这就是移风易俗带给群众最直接的好处。烟民、二流子的改造成功，既荡涤了阻碍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陈规陋习，也为边区生产发展增加了自食自力的劳动者；通过移风易俗教育，科学文化气息和社会新风尚开始植根于广大群众中，老百姓掌握了同社会陋习作斗争的武器，开始自觉移风易俗、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推动边区乡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奠定了群众基础、提供了精神支撑。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边区社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一种有组织的、讲团结互助的、活泼紧张的社会生活方式取代了革命前那种慵懒散漫、麻木不仁、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使得从来不知读书识字为何物的贫苦农民把识字、读报当作追求新生活的日常任务；使得吸食鸦片、赌博等社会恶习被反映新社会和党的惠民政策的新秧歌、新戏剧所取代，使得边区社会成为和谐融融、人民安居乐业的家园。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移风易俗运动是成功的，其成效不仅表现为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好转，而且体现在巨大的社会民生效应上，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为整个延安时期党的各项事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也为建国后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研究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644.

[2]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缠足的布告[N].新中华报，1937-07-09.

[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党音之.信天游五百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4.

[5]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27.

[6]宗鸣安.陕西近代歌谣辑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59.

[7]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问题[Z].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6，案卷号14.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