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翻译目的*

钟再强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为实现其文化和合主义的理想诉求，赛珍珠(Pearl S. Buck)一生为中西方的交流和共荣而奋斗，因此被誉为“一座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上世纪20年代初，由于长期积贫积弱及内乱不止等诸多原因，中国逐渐在政治、经济、外交及军事等领域丧失了中西交往的话语权，文化地位也不断下降。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对中国人民一向怀有友好情感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从1928年起，耗时近5年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向西方世界大力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为改变中国人及其文化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扭曲”形象做出了伟大贡献。

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以下简称赛译)于1933年在纽约和伦敦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深受西方读者欢迎，迄今为止已分别在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地再版10多次，其中仅在2004年到2006年就再版3次之多，其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赛译虽然在国外取得了空前成功，但在国内却一直饱受诟病和争议，甚至一度被贬为“误译”、“歪译”、“死译”、“文化陷阱”及“语用失误”等。2003年以降，虽有肯定者不断发表论文为赛译正名，但评论界对其毁誉参半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动机。本文拟借鉴学术界在翻译目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通过归纳评论界关于赛译之翻译目的的各种评价，以揭示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真正动机。

一、翻译目的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国内最早将翻译目的加以区别的是鲁迅。在谈及《死魂灵》的翻译时，他指出翻译的目的有二：一是“不但怡情，而且要益智”；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为了实现第一个目的，他认为翻译须有“异国情调”，对原文“不主张削鼻剜眼”；为了实现第二个翻译目的，他主张“在有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1]。以现在的视角来看，鲁迅其实论及了三个翻译目的，即“移情”、“益智”及“输入新的表现法”。由此可知，鲁迅认为翻译目的具有多元性，这是一种具有超前意识的洞见，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究赛译可能存在的各种目的提供了参照。

上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趋势日渐明显，“人们对翻译目的之认识似乎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2]1。功能派理论家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可分为“一般性目的(如谋生)、译文在译文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教育读者)和特殊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再现原文特殊的结构而尽可能地直译)”三类，且“大多数翻译行为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相关的目的，这些相关目的共同构成一个有序的梯阶”，因而“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的翻译语境选择一种特定的翻译目的”[3]26。弗米尔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快就在国内掀起了关于翻译目的的大讨论。

范祥涛、刘全福发现了弗米尔在翻译目的划分方面所存在的短板，认为“弗米尔的分类只是对几种可能情况的概括，但在分类标准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和科学性”[3]26。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翻译目的具有多层次、多向度等多元特征。一般说来，每一个翻译行为都有基本层次的翻译目的，也许还会有最高目标(最后的目的)，这两极之间还会有一些中间层次，而这些层次上又会有种种不同的向度。如果再考虑到许钧所提出的‘为什么翻译’这一问题，目的多层次结构中则又会增加一个所有翻译行为共有的目的层次。”[3]26

曹明伦将翻译目的分为“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两类，其中“非文本目的”包括政治目的、文化目的或经济目的等，会对“文本目的”产生制约，使其难以充分实现[2]1。曹明伦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理念对翻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译者对翻译之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有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这种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或者说限制在可接受程度，那就是以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立足为限’，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为限’。一旦超越限度，甚至故意用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去取代翻译之文本目的，那就有违翻译界两千年来的职业良知，有违译者的行为规范。”[2]4-5曹明伦强调，“文化目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或其它目的是翻译活动发起人(initiator)的目的，不是翻译行为实施者(translator)的目的。后者的目的是文本目的，即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而实现文本目的之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实施翻译的文本行为，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翻译之文本目的乃译者的根本目的。实现这一目的则是译者的根本任务”[2]5。

范敏对曹明伦的见地进行了进一步概括，认为“翻译活动具有两种目的：其一，译者为实现‘语言转换’而实施的文本行为，我们称之为翻译的文本目的；其二，译者为实现‘达其志、通其欲’而实施的非文本行为，我们称之为翻译的非文本目的”。范敏认为译者一直处在实现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的两难之间，“若要忠实地实现文本目的，其非文本目的又难以达到；若要实现译文的非文本目的，则无法充分地实现其文本目的”。她同时强调，“无论译文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目的，翻译的非文本目的只会对翻译的文本目的产生影响和制约，最终落到实处时，还是必须以原文本为基础进行翻译”[4]。

以上观点为我们厘清赛译的翻译目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上述各观点并不完全适合赛译却是不争的事实。除开鲁迅外，其他学者对翻译目的之探究都从功能派翻译的目的论之源头阐发而来，使其在客观上与赛译产生了背离。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赛译翻译活动的发起人与翻译行为的实施者重叠，赛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既协调又统一，服从于译者赛珍珠的最高目的，而这一目的，就是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真正用心。

二、关于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之目的的不同评价

到目前为止，评论界对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目的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彼德·康认为，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出于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地道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5]。

姚君伟认为，《水浒传》的翻译，其目标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她小说创作所传达出的精神相仿佛，均在于追求平等、正义和交流，这是赛珍珠思想的内核部分[6]64。

张齐颜认为，赛珍珠之所以采用以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那就是向西方介绍、阐释、传播中国文化[7]。

刘龙认为，赛珍珠曾向龙墨芗先生坦言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我得给这女儿筹好一辈子的费用，才安心呢。可是卜凯先生教书的收入很有限，我呢，又两袖清风，那儿来这许多钱呢?我想还是努力来著作，用著作上的进益来解决这个问题罢。”[8]

马轶认为，在当时中西文化隔阂较深的情况下，赛珍珠通过这种“矫枉过正”的翻译方法，目的是真实再现中国的文化，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9]。

庄华萍认为，其硕士论文充分肯定了赛珍珠通过其翻译实践积极客观地向译入语读者展现真实的中国与中国文化，并进一步向西方阐释东方的努力[10]。

林小玲认为，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偏向使用“异化”翻译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将它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西方读者，传播中国文化，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中国[11]。

陈敬认为，《水浒传》的翻译和介绍是赛珍珠试图沟通中西文化的一次尝试，也突出体现了赛珍珠汇通中西的文化观[12]。

朱文武、娄凌云认为，赛珍珠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使西方读者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使她的译本能起到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不是语用等效的目的[13]。

孙建成认为，赛珍珠采取翻译的形式来向西方人展现中国的社会风貌，既有可能成为验证其写作作品真实性的一种补充手段，更可能是当时美国社会现实利益的需要[14]。

董琇认为，赛译的目的是捍卫、传播中国文学的翻译动机。赛珍珠在翻译中表现出的就是平等看待两种文字、两种文学的倾向[15]。

赖娟华认为，赛珍珠的异化是一种有意地追求和宣传原语文化的表现，目的是在作品中持续一个“中国风情”主题，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而达到出版的目的[16]。

唐艳芳认为，赛珍珠选择翻译《水浒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对原作文学价值的喜爱和推崇，以及她受个人经历影响而对底层人民“造反”的同情态度。除此以外，其中似乎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比如经济和政治因素等[17]174。

张志强认为，赛珍珠将《水浒传》译为AllMenAre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且在其后用括号加上了音译SHUI HU CHUAN，正体现了赛珍珠这个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水浒传》主题思想的解读和其对各种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精神追求[18]。

游洁认为，赛珍珠主要的翻译目的是忠实反映中国文化，传达原文中的异[19]。

尤芳认为，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了保留文化词，这样做给外国读者提供了体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机会[20]。

对于以上观点，我们稍加分类，基本可以分为肯定赛译的翻译目的，即姚君伟(2003)、张齐颜(2004)、马轶(2006)、庄华萍(2006)、林小玲(2006)、陈敬(2006)、朱文武、娄凌云(2007)、董琇(2009)、张志强(2010)、游洁(2011)、尤芳(2013)；否定赛译的翻译目的，即孙建成(2008)、赖娟华(2009)；认为赛译翻译目的具有多元特征的，即唐艳芳(2009)；其他观点，即彼德·康(1998)、刘龙(2006)。在这些评价中，难免有观点站不住脚或有所偏颇。除去这些观点，再对其他观点进行整合和分析，我们就可以体察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真正用心，而这一用心，正是赛珍珠在翻译实践中实施一系列主体选择的决定因素。

三、关于赛译最高翻译目的之定位

结合史实来看，彼德·康(Peter Conn)和赖娟华的观点有失偏颇，而孙建成的观点有待商榷。针对彼德·康的观点，唐艳芳给了最好的回答：“赛珍珠不至于单纯为了驳斥自己敬重的老父亲，而耗时近五年翻译这样一部洋洋万言的巨著，何况赛父于1931年谢世，如果翻译是针对他的，这项工程就失去继续下去的意义了。另外，《水浒传》是一部以情节描写和人物刻画见长的小说，道义说教成分较少，因此宗教上的翻译目的更是子虚乌有。”[17]84就赖娟华的观点而言，只要看看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时间段就可以得出答案了。赛译始于1928年，那时连《东风·西风》都还未出版，何来“持续一个‘中国风情’主题”这样的论断？如果要“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而达到出版的目的”，那么按照西方的价值取向，翻译一部《景善日记》之类的作品岂不更能解决问题？对于孙建成的部分观点，我们只要观照20世纪20年代末的历史，自然不难得出结论。赛珍珠开始翻译《水浒传》的192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在一年后才会爆发，而在当时，“美国正是欧美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推行的全球战略是文化帝国主义”[21]。试想，在当时的情势下，“美国社会的现实利益”需要《水浒传》这类中国文学作品吗？但赛译是否“可能成为验证赛珍珠写作作品真实性的一种补充手段”这样的观点，则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给出答案。由于这点与赛译的翻译目的没有关联，不再赘述。

至于刘龙所提及的赛珍珠关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言论，龙墨芗先生的子女认为这番话是赛珍珠拜龙墨芗为师、系统研究中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小说史时“拖欠学费的借口”[17]85。据考证，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之前其经济状况的确欠佳，但经济原因绝非赛珍珠的主要翻译目的却毋庸置疑。当时她对日后这部译作能否出版都不确定，更不会去畅想带来经济方面的巨大回报。笔者认为，如果经济原因是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也只能是她决定翻译《水浒传》的一个动因，而非她的真正用心。至于政治原因，虽然它在赛译的主体选择过程中有所体现，终不是赛译的主要目的。既然译者的最高翻译目的只能有一个，那么我们关注的只能是赛珍珠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如果将唐艳芳的观点与其他肯定赛译之翻译目的的观点进行整合，我们又可将其分为文本目的和超文本目的两类，其中庄华萍(2006)、林小玲(2006)、唐艳芳(2009)、张志强(2010)、游洁(2011)、尤芳(2013)所持之观点为文本目的，而姚君伟(2003)、张齐颜(2004)、马轶(2006)、陈敬(2006)、朱文武、娄凌云(2006)、董琇(2009)所持之观点为超文本目的。

我们欲探究赛珍珠的真正用心，显然更应关注赛译的超文本目的。如果我们把上文的超文本目的再仔细探究一番，结合赛珍珠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中国题材小说的创作目的，我们就会发现，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目的不仅在于向西方“介绍、阐释、传播中国文化”，更在于“抱着文化平等的心态”来“追求平等、正义和交流”，从而实现她“汇通中西的文化观”，而这种文化观，正是其文化和合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由此不难看出，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目的可能具有多元性，但译者的真正用心是为了实现其文化和合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但使赛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且是赛珍珠从事翻译、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的最高指向。毋庸讳言，赛珍珠的文化和合主义观对她在《水浒传》翻译实践中的主体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小结

在赛珍珠开始译介《水浒传》的殖民主义时代，“多数来过东方的西方人是抱着西方文化优越论和猎奇心理来戏仿、言说和定义东方，把自己定位为东方合理合法的权威代言人或阐释者，与此同时压抑真正属于东方的声音。他们掌握着话语霸权，根据自己的利益及需要随心所欲地解读东方，用被歪曲和神秘化的东方来取代真正的东方形象，以满足西方人的心理好奇、文化优越感和物质利益”[22]60。与这些所谓的“中国通”有着本质区别，作为一位中国文化的真正敬仰者，赛珍珠“不是根据西方人的意愿，而是根据她自己的所见所感，真实地再现和阐释中国，并把它介绍给全世界，消除了被西方文化霸权扭曲的中国人及其文化，代之以正面、客观的形象，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22]60-61。《水浒传》的翻译无疑是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推介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真正目的可见一斑。

为了更好地向西方世界推介和传播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成就，在《水浒传》的翻译过程中，赛珍珠并“不试图从学术上作什么探讨”，而是致力于“追求平等、正义和交流”，去实现其“思想的内核部分”[6]64——文化和合主义的伟大情怀。事实上，也正是其“思想的内核部分”，才最终使赛珍珠的文学创作、翻译和社会实践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束缚，彰显出天下归一、包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赛珍珠将其《水浒传》译作的书名命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正是其文化和合主义理想诉求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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