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
——“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陈宋洪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翻译与诠释学研究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在AfterBabel:AspectsofLanguageandTranslation一书的序言中就曾提出理解即翻译，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理解和诠释的过程[1]。理解与解释是诠释一词的内在之意，而诠释者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中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也都是翻译[2]。同样，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原文读者与译文创作者的译者是翻译过程的关键一环。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是翻译与诠释的共同中心，而译者与诠释者在二者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诠释的主客观之争与过度诠释

意义是任何诠释与翻译研究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而从意义问题诞生之初，这一概念就集中体现了客观文本与主观诠释之间力量的角逐。一方面，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制约着诠释者的主观任意解读；而另一方面，文本意义的现实化需要诠释者主体的参与。缺乏主体的主观理解，文本意义就不可能自己显露出来[3]。在诠释学发展伊始的圣经诠释学阶段，圣经文本以其自身特殊的影响力成为了意义的主宰，解经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主观的努力以实现对客观意旨的正确复现。在一般诠释学阶段，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诠释者，提倡基于对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全面了解重建作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即通过主观重建客观的方式以实现对文本意义的正确解读。而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则完全颠覆了前人对意义研究的见解，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基于理解的历史性与视域融合两大概念，提出客观性的原意不复存在。每一次理解的产生都是基于主观理解的新意义生成过程。在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主观的理解存在着无限的可能，而意义也因此无穷无尽。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全面消解了原文客观本意的存在，诠释者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然而这种充满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意义观却带来了诠释的失控，文本似乎退化成无限衍义的能指集合，读者则被赋予了无拘无束、天马行空阅读文本的权利[4]。

针对此现象，艾柯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诠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即根据某种标准将某些诠释确定为“过度诠释”。艾柯认为如果过分夸大诠释者的权利，就会出现种种离奇而荒诞的解释，诠释便可能变得毫无限度，从而导致“过度诠释”。围绕诠释之度这一问题，艾柯在诠释学研究中增加了“作品意图”这一概念，并将其与“作者意图”、“读者意图”进行了区分。艾柯认为，在开放的文本中出现对文本意义的多种诠释在所难免，但是“作品意图”乃意义之源，既不受制于本文产生前的“作者意图”，也不对“读者意图”的自由发挥形成阻碍[5]10。正确的诠释应当按照文本的要求，以作品自身为诠释尺度。诠释者所诠释的应该是文本本身所隐含的意图，而不是诠释者自身对文本的无限想象。因此，在艾柯的诠释学思想中，主观诠释的无限与客观诠释的标准融合成对立同一的整体，促进了诠释学研究的发展。

二、过度诠释与翻译的限度

艾柯认为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涉及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文本的线性展开；第二，从某个特定的期待视域进行解读的读者；第三，理解某种特定的语言需要“文化百科全书”以及前人对此文本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解读[5]15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文的表述首先应该符合上下文之间线性逻辑的展开。虽然每一位读者的前见与期待视域并不相同，但却可以通过人类之间相似、共通的情感体验而相互理解，进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自身与作者在文化、空间等方面的异同，发掘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与文化信息，从作品意图出发，积极领悟作者的情感意图和文本含义，从而翻译出较为合理的译文。

意义的生成不应基于诠释者的任意建构，而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是潜意识中都始终是在操控文本。而正确操控文本的前提即是最大程度的尊重原文，尊重作者和作品的历史背景。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文化氛围等文本外因素可能会出现过度诠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性及文化交流的绝对不可能性。结合艾柯所提出的解释原则以规范翻译的限度，在文本意义面前，译者在翻译中具有的只是有限的主体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并非止步于译者自身的想象与联想，而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努力发挥主体性，深入理解文本，通过消除因时间差异和语言差异所造成的误解而达到对作品意图的正确理解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消除个人偏见，把原文本置于它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文本内外的各项主客观因素，结合文本被创作的意图和目的来考察文本诠释的真正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将主客观割裂开来，强调一方，偏颇一方[7]。

三、翻译的主客观之争与过度翻译

翻译是一项跨越语言、文化的意义诠释过程，涉及作为意义来源的作者、意义载体的原语文本、诠释意义的译者、作为译语意义载体的译文、提供意义转换语境的语言文化及转换意义接受者的译者等多方面主客观因素。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路线认为文本的意义客观地存在于语言文字之中，翻译是语符之间科学转换的过程，客观复现原意、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是翻译的目标所在。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则认为文本自身是毫无意义的符号集合，能指永远无法到达所指，唯有在理解中才能变成意义。在翻译中，译者的主观理解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而随着译者与环境的不断变化，文本的意义也始终处于充满虚无与印迹的无限延异之中[8]。与诠释学的发展轨迹相似，伴随着译者主体性的不断提升，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权利不断扩张，呈现出“过度翻译”的趋势，背离作品意图的假译、滥译、误译层出不穷，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过度诠释”概念的提出限定了意义产生的语境范围，剖析了文本意义无休无止、不断衍义的错误根源，给予翻译研究重要的启示。翻译是基于译者主体的理解与创造性再现原文。译者的主体性具有自主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融合了译者自身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审美观。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立足于自身的前理解对原文文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写、操控甚至叛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是翻译过程的唯一操控者。但这种唯一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随意驾驭文本，主宰文本意义。例如，古诗十九首的第二首，诗歌原文如下：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牗。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接触角的变化速率和膜表面的亲疏水性有着很强的关联，亲水膜表面拥有更快的接触角下降速率[16]。采用接触角分析仪(JC2000D，上海中诚数字仪器有限公司)以4桢/s的速率测定180 s的动态接触角。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Ezra Pound将该诗翻译如下：

Blue, blue is the grass over the river

And the willows have overfilled the close garden.

And within,the mistress,in the midmost of her youth,

White,white of face,hesitates,passing the door.

Slender, she puts out a slender hand.

And she was a courtesan in the old days,

And she has married a sot,

Who now goes drunkenly out

And leaves her too much alone.

艾柯认为文本的意图主要在于产生一个标准读者对其自身进行推测[9]。在翻译过程中，文本的意图就转化为能产生对原作进行推测的标准译者。鉴于文本的开放性，任何译者均享有诠释文本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仅限于文本自身所预设的各种诠释之内。文本诠释的各种可能源于文本自身的语言，标准译者应做到以原文应该被阅读的方式阅读原文[10]。因此，要成为跨文化的标准译者就必须注意文本自身的语言与文化特点。在上述译文中，Ezra Pound将“倡家女”翻译为courtesan，将“荡子”译为sot。在诗歌原文中，“倡家女”一词指中国古代的歌妓，并无太多贬义的意思，但是译者在译文中却使用了courtesan一词。根据麦克米伦词典，该词应解释为a woman who had sex with rich and important men in exchange for money, protection, and status(意为专与达官显贵交往的妓女；情妇)，这就完全是贬义的意思。同样，“荡子”在中国古代指离家漂泊之人，但sot一词的意义为a chronic drinker(意为经常酗酒的人)。显然，译文中的解释违背了艾柯的诠释标准，是典型的忽略原语文化信息而形成的过度诠释。杨巨源《城东早春》中的前两句为“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英国汉学家Herbert A. Giles将此二句翻译为The landscape which the poet loves is that of early May / When budding greeness half concealed enwraps each willow spray. 在译文首句中，Giles将新春译为五月初(early May)。但五月初在中国已进入暮春时节，早已不见初春时绿柳才黄的景象。译者未能注意到原作中时令这一文化要素，而将欧洲的时节变迁移植进译文，从而形成了上下文中线性逻辑的偏差，这也是违背文本意图的另一典型实译。

艾柯在标准读者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经验读者的概念。与标准读者相比，经验读者泛指所有的自由读者，他们可以从任意角度阅读文本，不受任何约束。对于经验读者而言，文本仅仅是贮藏自我情感的容器，因此阅读中经常会就此产生脱离文本的诠释。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著的《静夜思》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歌。全诗言简意赅却意义隽永。不同的译者在阅读、翻译此诗时也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意境遐想。然而，译文的多元始终应以尊重原作为前提，避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主观解读。文本中的艺术性空白也不意味这译者仅靠主观想象就可以任意填补，甚至替代原作者说话。例如，Edward Young将全诗翻译如下：

I wake,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d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Edward Young的译文体现了经验读者的诠释。比读原文与译文，不难发现与原文相比，译文贮藏的情感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床前明月光”描绘了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子洒在床前的意境，而不是被月光所包围，甚至略带顽皮的play around my bed.诗歌次句，作者误将月光以为霜，展示着清冷的静态。而译者却将月光译为充满动感、熠熠生辉的glittering，原诗的意境不复存在。而这一情感的偏差还进一步对下文产生了影响。诗人抬头凝望清冷的月亮，感到了远在他乡的孤寂，心中燃起了思乡之情。而译者却极力展示了一幅光芒四射甚至壮丽glorious的画面，这无疑与作品意图中的伤感背道而驰。因此，Edward Young的译文未能真正抓住原诗的作品意图，经验读者在译文中体现的强烈表现欲恰似与作品意图竞争，超越了翻译自身的界限。

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作品意图”为切入点，限制了文本意义产生的语境范围，强调了“标准读者”在诠释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同样，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应盲目夸大自我主体诠释的作用，避免过度诠释的滥觞。诠释之“度”的讨论为翻译之“界”的限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度”或是“界”，并非是狭义的局限或抑制，刻意将译者压制于狭小的语言机械转换过程，而是在鼓励译者主体诠释多元化的同时，强调尊重作品意图与作者意图。从而在作品意图的框架内实现诠释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翻译忠实与多元的统一，从而使诠释或翻译更趋合理化。

【参考文献】

[1] Steiner G.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2-3．

[2] 卫茂平.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5)：52-56．

[3] 谢云才.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76．

[4] 何玉蔚.对“过度诠释”的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

[5]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 Richard R.Consequence of Pragmatism[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151．

[7] 何德红.诠释学与翻译研究理论梳理与问题反思[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4)：12-17．

[8] 方克平.溯洄从美——从批评理论到文学翻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07．

[9] 于晓峰.埃柯诠释理论视域中的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J]．深圳大学学报，2010(2)：101-106．

[10] 董丽云.创造与约束——论艾柯的阐释观[J]．外语学刊，2008(1)：10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