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苦难与回归
——解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胡宏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纪委监察处，江苏 南京 210031)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花了三年时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富有奔放想象力的文字，表达的是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理性的思索。在阅读中，我们能触摸到他每个字的分量与心血。“一句顶一万句”在文本中的出现已不再是文革时的政治文宣口号，而是具有更深哲学内涵的诗意表达与意象概括。

一、对话的基础是沟通

故事的时间跨度很长。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老杨、杨百顺(吴摩西)、姜巧玲(曹青娥)和牛爱国整整四代人的人生际遇与命运沉浮。他们无奈地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裹挟，在共同的不幸之中阐释着个体对生活的多面理解。在小说中，一个个扣人心弦、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在中原大地的瑰丽历史与广阔地域中慢慢铺陈开来。

人们常常用亲疏、敌友这些大而化之的概念来形容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性质与状态。实际上，在这些笼统表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言语对话系统，即我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发生主体有没有话可说？换句话说，人们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否对得上话？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人际交往中普遍被忽略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构建社会共同体的极其重要的搭扣，其质量的高低，关系到社会建设的和谐程度。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生活世界，是一种象征性结构：它以语言为内在核心，构成一张包容人际交往与行为规范的动态网络。在文本中，主体老杨与老马的建构主体间性的手段便是“说笑话”与“商量事”，漂浮着个体存在的自由性[2]。“有没有话说”看似简单，却是人们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障碍的内核所在。对某一问题，能否对得上话，能否说到一块，是个体间能否取得信任和共鸣的逻辑起点，决定着人们交往的基础和根本。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识并不是以空间的距离来界定的。相隔千里，有时可以“天涯若比邻”，同一屋檐下，有时却“话不投机半句多”。此时，语言与对话成了心海的媒质。朋友关系，血缘关系，夫妻关系的亲疏演绎，莫不如此。

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在逐一剔除似是而非的假象之后，我们却发现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常常是人们之间的话语。一个人的话语只有在一出口的瞬间才具有其现实上的真实性，重复者和引述者或者说传播者，使用的都是个体在特定语境里的意义，使用的都是自己的理解和语气，打上了自己加工之后的深刻烙印，个性化色彩浓郁。而接受者又有各自的理解和背景，任何一种最细微的差池和细节方面的因素都能够改变原有话语的表达，使之产生多重意义。于是，人们的生活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解释，甚至充满了乖戾的攻击和无休止的扯皮。

二、贫穷如果无法避免就应微笑面对

《一句顶一万句》也是一部用诙谐手法描摹苦难的小说。快乐与幸福永远是艺术作品关注的焦点和演绎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甚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们的工作涵盖了各行各业。他们有打铁的，有贩骡的，有弹棉花的，有为人哭丧的，也有理发的、染布的、杀猪的、卖馒头的、摆摊的，等等。他们虽然生活艰难，地位卑微，可依然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处处体现着知足的快乐，即便生存环境是那样的严酷，也阻挡不了他们在与命运与困境的抗争中那偶尔露出的纯真的笑靥。对他们来说，如果贫穷的处境不能真正地避免，与其纠结痛苦地活过一生，不如过得开心快乐，微笑着面对生活和世界。“穷并快乐着”，体现着生命的尊严与温暖。

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老杨、杨百顺(吴摩西)、姜巧玲(曹青娥)及牛爱国四代人的人生与命运。作家运用他平缓而张力十足的高超叙述技巧，一次次显示社会底层小人物们的生活窘境。在深入肌理的细节描写里，读者不禁为人物的举步维艰唏嘘不已。而小说文字干净洗练，却又那么温情脉脉，朴实无华，让读者感觉出苦难但依然能感受到来自生命与人性的光亮。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人物内心的黑暗，即便他们周遭的生存环境是那样的窘迫和糟糕。相反，他们依然快乐地生活，依然为生活早出晚归，仿佛蝼蚁一般，为果腹而辛勤劳作，劳作间隙，还互相之间热烈“喷空”，仿佛在一唱一和的热烈“喷空”间，天上的白云也慢慢舒卷开来。作家的笔触始终紧贴着苦难的中原大地，始终拥抱着如草芥般普通的芸芸众生。

三、身体的出走后是心灵的回归

在对文本的阅读中，我们能体会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关于出走与回归的暗语密码。关于这个话题，《水浒传》里也进行过类似的探讨。梁山好汉因为种种原因都踏上了“出走”的旅程，离开了他们曾经无比留恋的“故土”，疏离了主流社会，逃到梁山泊落草为寇。而在大宋江山内外交困之际，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却打起了“招安”的大旗，欲重新回到王权的体制内。出走是中国人内心的一股“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的豪迈侠气，回归是永远萦绕在国人心头的一片浓浓的乡愁。如果说梁山好汉的出走是被逼无奈，那么杨百顺及其后代牛爱国的出走则有主动的意味和动机。生活的不尽人意，命运的造化弄人，迫使他们前往新的天地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然而在多年以后，在已习惯了周遭的生活之后，他们却被一种强烈的意念所激活，又回过头来义无反顾地去寻根问源，回到自己或者先辈的出走之地，去探究多年以前曾经困扰过自己的那一个个谜团。

小说的出走和回归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揭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心灵困惑。当代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城市文明替代，人们曾经熟悉的田野乡村一下子无处可寻，人们第一次在物质充裕面前，感受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孤单和恐惧。在高度的城市物质文明面前，人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怀念起过去的乡村文明和农业文明。于是，人们在经历了盲目的“出走”之后，又开始了漫长的心灵回归的长途“跋涉”。

小说的大气正体现在它带给读者的巨大的情感张力和直接抵达人物内心的人文关怀。不论杨百顺(吴摩西)离开延津，还是他的后代牛爱国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延津，在冥冥的血缘基因密码中，都是巧合的殊途同归。不管他们当初的出走是不是为躲避生活中的烦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总有一种来自心灵的召唤在身体出走后显得愈来愈强烈无比。生活中的每个个体又何尝不是在身体的出走冲动与心灵的回归愿望之间不断牵扯、交锋，并试图在苦苦寻觅一种平衡中而备受煎熬呢？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

[2] 张俏．在生命的断裂中寻找认同——简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安徽文学，2010(9)：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