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玄机与迪金森生态女性诗学比较*

2014-03-12 00:01
关键词:玄机女性主义

汤 军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1996年,美国权威公司诺顿出版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宇文所安编写的《中国文学选集:从初始阶段至1911年》。宇文所安是一个较为看重个性的学者。晚唐诗人鱼玄机作为一名女性诗人以女性“原生态”本真书写之所以击败同时代的李冶和薛涛入选该集,是因为在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的宇文所安眼中,鱼玄机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性作家,她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不顾社会规范的束缚、开创女性书写特色的大胆表达得到了他的青睐。“受自己天性的驱使而弃绝其社会规范角色”[1]的诗歌使鱼玄机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女性意识书写的先导和才华出众的女诗人。

19世纪美国,艾米莉·迪金森是一位独特、超前的女诗人。迪金森的诗歌是美国诗歌女性意识真正觉醒的标志,开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期。尽管作为性别之觉醒,鱼玄机与迪金森是共同的,但是两者分属于东方和西方,由于中西方在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对于女性意识的书写表达方式也有差异,即中西女性意识的诗学特征是有所不同的。

妇女问题植根于人类解放自身的运动,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极为广阔的领域和方面,不能孤立、抽象地把它看作仅仅是妇女自身的问题,它是人类自身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人类总体的哲学高度来看,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和标志。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以要求平等为特征。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以激进的女权主义为特征。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它继承了过去的女权主旨,除了致力于社会改革之外,还把这种政治运动扩大到知识领域,从各种角度研究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差别,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它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并进而对造成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此时,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

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德·伊奥布妮(Franoise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抑或死亡》(La Féminismeoulamort)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e)这一术语。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2]。生态女性主义对主流哲学最重大的挑战是它认为一些基本概念由于可能有男性偏见因而需要重新考虑。它对传统哲学概念,诸如自我、知识、知者、理智和理性、客观性等一系列构成西方主流哲学理论主要成分的二元对立提出争议。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沃伦(K.J.Warren)在概念框架挑明对妇女的压迫性的逻辑关系,解构了二元论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事物和概念是成对的,比如男/女,主动/被动,精神/肉体……”[3]证明和维护压迫的关系被说明如下:妇女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男人被认同为“人”和“心智”(价值二元对立);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价值要低于被认同为“人”和“心智”范围的价值(价值等级思维);因此,妇女比男人要低一等。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自然作为被理性排除和贬值的对立面,包括情感、身体、热情或自然界物体和感觉经验。换言之,父权制把妇女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来当做压迫的工具,自然(包括妇女)这个概念包括了理性所排斥的所有东西。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按照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基尔(M.Kheel)认为,妇女对于她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的感受不同于男人,妇女对自然界有一种认同感,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因此,妇女接近于自然,更适于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4]。“强调以女性方式对待自然和环境,并取代父权的男性的方式。”[5]在艺术上,它探讨文学与自然、阶级、性别及种族等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女性书写的合法地位及如何通过书写女性与自然的和谐来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批评赞颂、实践女性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最终目的是希望以这种新的思维方法与艺术态度来颠覆男权社会凌驾自然、男人凌驾女人的意识形态。

宇文所安说:“在前现代中国,女性作者通常采用一种没有性别标识的声音来书写,或者她们采取由男性传统所建构的惯例的‘女性’声音书写。通常在很少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些人作为一个反对性别角色限制的女性在言说。”[6]509宇文所安对鱼玄机的选择证明了她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与其他女性以男性口吻的书写来表现自我不同,鱼玄机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书写自我。即使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她也发出了自己抗争的呼喊:“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玄机短暂的一生,践历了复杂的人生道路,备尝多种生活的滋味,表现在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认识上。鱼玄机的诗歌带有一丝的冲动。但是她大胆地吐露衷情,独立、直接地表现个人感情生活的苦乐。鱼玄机的诗偏重言情,诗风偏重于女性情感上的渲染,婉转而流美,处处体现出婉媚的女性美。在文学创作上受“道教”文化的影响颇深,在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中践行女性书写,在她婉媚的诗风中犀利地表现出了鱼玄机对女性存在价值和女性自我意识的独特认知。

唐代开始,道教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源于中国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女阴崇拜”的远古观念经历了先秦道家哲学的提升和张目,唐代推崇的“道教”在理论上紧紧依托于道家思想。《老子》一书,借以说道论德的喻体和象征体,都跟女性和女性文化息息相关,极力表现出阴柔的力量和母性之伟大,为道教对女性的尊重、关怀、以至崇拜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伴随着唐代道教的全面发展,道教女性观进入了理论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家态度吸引着当时女子大批地遁入道门,寻找一个较为自由的去处,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越。玄机入道,在清虚自由的道观生活与“士有百行,女唯四德”的男性中心的封建社会压迫困顿中周旋。一方面,“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地位低下地蒙受屈辱,欲葆独立的人格相当不易。她爱情上的理想、追求、苦恼和怨恨的大胆披露,被视为越轨行为。“淫荡”、“倡妇”、“玄机行径”(古代妇女浪荡的代称)之类的污言秽语不断加在她头上,铸成难白之冤。一方面,她是一位有一定文化修养而女性意识较强的诗人。她视野开阔,风流调镜,并非那种幽居闺阁的女子所能及。在与异性交往中也不失女性的矜持自尊。《和人次韵》一诗中,诗人以陋巷不改其志的颜回自喻,对轻薄无才而又强作诗篇的求见者冷言相斥,“不用多情欲相见,松萝高处是前山”,拒之门外,请君另奔前程。诗句表面看来“语意和缓,亦不甚矜张”,而“细味其词气,亦觉刻薄殆尽”(锤惺《名媛诗归》),表现了诗人的豁达自恃和欲摆脱依附地位的独立意识。鱼玄机对女性外貌美描写不多。如《浣纱庙》表现女性重在力量。西施美丽动人,但她已不是仅被观赏的客体对象。作者从自我审美角度肯定自身价值,她不再以柳眉细腰的夸饰为满足,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女性的人格和力量给予肯定和赞美。

与鱼玄机皈依宗教不同,迪金森选择了把门关上,叛离当时的宗教信仰。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一般的人热衷于受到上帝的拯救,迪金森是个另类,她是个挣扎在宗教信仰传统观念和个人独立思想之间的女性。按照基督教的观念,人是上帝制造的,这就注定人类在与上帝之间的二元关系中是脆弱的,依赖上帝的。然而,迪金森作为人,抓住生命中的一种异于众人的东西——自我——从世俗宗教的强势中挣脱出来,为灵魂选择了自己的归属。对上帝的怀疑和否定,表明了迪金森对传统等级划分的质疑与不满,体现了诗人要求独立、平等和自主的强烈愿望。

迪金森一生与诗歌为伴,诗作多达1775首。她的语言无论在句法、语法、大小写、标点符号、还是传统格律上都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用她的话说:“我的诗一定得亮着自己的光芒,无需他人的擦拭。”

迪金森的拒绝入世源自不惰于思考的品质和善于琢磨生活事实敏锐力。迪金森在当时所追求的是完美和真实的艺术。“由隐退带来的具有想象力的敏感性,较之积极投身参与社会论争更能确定艺术完美和艺术真实的特点”[7]。19世纪的美国社会男性担当较为高级的社会职能,活跃于社会中,处绝对优势,在家里处于家长和主人的地位;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之内,其职能是听从丈夫的指挥,养育孩子、料理家务,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女性要体现作为“人”的价值,需要承受和付出巨大的压力和代价。她敏感于女性挤身社会的艰难,为此,诗人痛惜妇女们在社会上争取女权的努力是“从无望的阴沟里拽出人性”(L380),而她本人也拒绝攀爬男人世界的高处(#446, I showed herHeights she never saw),在自己的园地里另外开辟一片风景。自由地呼吸,自主地生活。

在性别结构男女二元对立社会中,迪金森同样认识到女性独立人格的地位,苦苦地思考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存在状态。“出生——/婚嫁——/埋葬——/在一日之间——/三连胜……”,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女人婚嫁之日比作埋葬之日。委身于夫权文化的婚姻生活,从嫁给男人的那天起,女人的受难也即开始。在长期的父权社会文化影响下,男人已被高高地安置于女人之上。女人被认为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做成的,其归宿应当依附于自己的丈夫。1852年,迪金森给即将成为她嫂嫂的苏西写信:“你曾看到过清早的花朵,惬意地享受晨露的甘美,然而,也仍是那些花儿,正午时分却在强烈的阳光下痛苦地躬垂下脑袋;想一想,你们这些干渴的花朵此时除了露珠就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吗?不,尽管会被灼伤,被烤焦,她们也会渴求阳光,渴望火热的正午;她们已平静地接受了——她们知道,正午的男人比清早更强大,她们的生活从此要随了他。啊,苏西,这太危险了……”[8](L93)迪金森才思敏锐,感觉到在自己的时代里,女性世俗传统的婚姻会束缚她在心智上的追求。虽然遵循世俗观念来安排人生会让女人的生活来得更为方便和舒服,但迪金森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意识判断,始终没有进入婚姻,以她的独身生活解构了基督教关于女人依附于男人的神话。她在第199首诗中讽刺了认为女人进入婚姻就更为安全的观念,责问世人为何视不嫁人的姑娘为怪异,并指出已婚女人只有“妻子”这个空洞的称号,实际上没机会体现作为人的真正价值。“说什么成了妻子”了,“就此打住吧”!主动拒绝婚姻其实并不是因为她有“怪癖”(有些评论家用孤僻、怪癖等词汇评价她),而是因为她睿智。

迪金森是女性觉醒的先声。在19世纪的美国文化中,有诸多不成文的戒律和禁忌,一生强调灵魂的迪金森深知,在男权社会的戒律和禁忌语境下,女性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灵魂的伴侣,无法实现与男性真正的平等。“从未有过憧憬的人——狂喜/与他无缘——/节制的宴会/令美酒失色/在能到达的范围,虽然未能抓住/欲望完美的目标/不要再接近——以免现实——/会解放灵魂——”[9]。迪金森用诗歌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内心深处拥有深邃而浓烈的情感。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更容易与自然亲近。与男性将自然界作为狩猎场在自然界中攫取,并且给自然带来迫害与压迫不同,女性天性亲近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女性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相结合,更敏感地去感受自然的一切。正如女性生态主义所表达的,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在潜意识中,生态意识更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鱼玄机与迪金森对女性处于劣势的不满,对不平等的叛逆和颠覆,天然地融合在对自然的书写之中。

中国哲学史上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主张天人合一。当代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说:“美是和谐,美是感性对象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和社会、个人与自己的和谐。”[10]中国和谐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西方通常思维方式上的主客二分,强调人和世界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共生、物我的交融。

鱼玄机《卖残牡丹》是宇文所安选录的。“临风兴叹落花频,芳意潜消又一春。应为价高人不问,却缘香甚蝶难亲。红英只称生宫里,翠叶那堪染路尘。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孙方恨买无因。”以鲜花喻美人又是文学中一种通俗而又惯例的手法。此篇以写牡丹写自己,情感感受的舒发“发乎情,止乎礼”。情感神韵的表现手法上以“牡丹”自喻鱼玄机的身世与希望得遇良人的心理。非凡价值的牡丹,因生长于路边缺乏皇宫内苑那种优越的环境,香甚却无人问津,但不因此价贱,只能在春天的流逝中,面临着遭受狂风摧残的命运。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以牡丹起兴,通过它在自然之中的遭遇感同青春对于貌美女性的重要,随着岁月的流逝,女性的容貌也会如鲜花一样凋零。充满了女性与自然天然的和谐一体的本性。此诗体现了一种和谐的写作诗学特征,在总体的平衡中求变化,在舒缓的矛盾冲突中求融合,追求和谐优美的景象和心灵境界,营造人物情境——“卖自己”[6]509,在与自然契合中体现中国诗的含蓄委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特质。

相比之下,迪金森作为女性诗人,她的精神世界也是融于自然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她的诗中晨曦、毛栗、浆果、玫瑰、原野等自然之物可以有离开、穿起、披上等动作,表明在诗人心中与自然的和谐一体。与西方男性诗人自然诗那种把自然当做道具来安排自己意图的意图感显然不同,迪金森将诗人自己融入自然,与其如此的亲近,这是女性对自然的亲近。

在迪金森的诗歌中,虽然也能看到“和谐”的色彩,但其最根本的审美追求还是“冲突”的对立和谐,是哲理的“日神精神”与女性原欲的“酒神精神”的完美结合。在迪金森的诗歌中,也用鲜花表达女性的爱情观,不过通常表现的是二元对立关系的对立和谐。如“我隐藏在,我的花里,/这花在你的花瓶中凋落——”(#903)。诗人借用童话中的拇指姑娘原型,隐匿在美丽的花蕊中,心中的王子在对面眼睁睁看着自己随花一齐枯萎凋谢,在对立中抒发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又表达了对恋人无动于衷的哀怨。这样的描写很有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特征,强调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自然作为客体与作为主体的人处于对峙状态,不像中国那样根深蒂固的天道自然观,其中隐现人与自然的离析裂痕。“花,不必责备蜜蜂——/寻求他的幸福/频繁地登门——”(#206)言语中崇尚纯洁的爱,有中古西欧骑士文学之味,男女结合天然之事、合情合理,大胆率直。“如果蓝铃花为爱慕她的蜜蜂/松开她的腰带/蜜蜂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对她虔敬崇拜。”(#213)更可见自觉的理性交流,而非自然的融合。爱情充满寓意:收获爱情的男人是否一如既往保持他的忠诚和眷恋,是所有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的女人心中的梦魇。正如丰华瞻先生所言:“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11]

西方文学从源头《荷马史诗》和《圣经》起就充满了善恶的搏斗,所以,西方文学从起源上,是基于表现善与恶的搏斗以及人性中善恶的两重性。迪金森女性意识的敏感不仅在于能感受到自然美好的一面,也能意识到自然中暴戾的一面。充满世界的矛盾性构成了她爱情诗歌王国里的冲突美。如“暴风雨夜,暴风雨夜,我若和你同在一起,/暴风雨就是/豪奢的喜悦!/风,无能为力——心,已在港内——罗盘,不必,海图,不必!/泛舟在伊甸园,啊,我,今夜,泊在你的水域,啊,海!”(#68)这首诗,借用了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原型。关于水,圣经认为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而过多的水(洪水或暴雨)或者过少的水(干旱)则寓意灾难和死亡。在这首诗里,迪金森不断地用暴风雨和海来表述自己对爱人的思念,水同时具有净化性和毁灭性。这里,暴风雨的原型象征着爱情遭到天谴或者世俗的阻挠,只要能和爱人相守,面对着死神,也无怨无悔。这里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没有让诗人自由进入物我交融、无言独化的境界。诗人在沉浸于自然环境美妙的同时,却始终没有忘记理性的自我的存在以及对自然的崇尚。这与鱼玄机的那种花我不分、天人合一的思维诗风有着实质的差异。

女性对自然中的一切怀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并以和谐的心态去欣赏,去描绘它。女性作家通过对自然对生活的书写,表达了她们对女性地位的看法,这一女性书写特征充分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特质。比较鱼玄机与迪金森,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了解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以及不同文化的内涵,对于比较文学探究,对于建立跨文化“共同诗学”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M].陈引驰,陈磊,译.田晓菲,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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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来祥.和谐美学的总体风貌[J].文艺研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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