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文运看中国道路的形成

冯 磊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一定要讲清楚，中国道路是由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的。然而，这三个独特因素又脱不开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命运这个大背景和基本语境。中国近代文运将它们挽结在一起，成为了真正影响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出路的决定性力量。换言之，从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不断扩展的新内涵和赋予的新使命，来解读中国道路之“特”，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主题。中国文运近代升降起伏积累的教训和经验是我们今后走好中国道路的精神财富。只有深刻把握中国近代文运的基本走向，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究竟独特在哪里。

一、暂时的文化劣势地位并不等于中国文化是劣质的

近年来，中国大陆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讨论中国文化和文脉的畅销书。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情怀和特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德，精髓是哲学，本质上是教导人如何做人。谁来看护中国文化呢？要靠历代的读书人和老百姓来看护，要靠历代的文化遗产来承载。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却后继乏人，中国文化越来越西化，越来越走样[1]25。

另有一些持乐观态度的学者看到，中国文化如果从文明的等级讲应属于第一世界。中华文明和其他世界性文明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志，这就是为人类找到谋取幸福的方式和途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和文明会说自己是代表其他星球来消灭人类的[2]7。所以从文明的比较的角度看，近代西方16世纪以来形成的“强势文化”无疑也是为人类谋福利的，而且很新很强势头很大，它正向全球各个地方和国家快速渗透。只不过近代西方文明自身也有一个缺憾——“有今无古”。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16世纪以来的西方近现代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文明。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农业社会、中世纪封建文明大否定基础上的，是对人类农业文明的大告别、大拒绝、大断裂，所以是有今无古的[3]153。

这里，有些人会问世界文明史上有没有“有古无今”的文化和文明？笔者认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印度文明是有古无今难成一脉的文明。因为，近现代西方文明跟古希腊、罗马文明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与近现代西方文明根本不可等量齐观。科学和民主虽然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但是这里的科学和民主根本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和民主。这就好比象棋和跳棋虽然都是棋，但玩法大不一样。古希腊、罗马科学的猜想和玄思成分重，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跟牛顿力学不可拿来牵强比附；而且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也仅仅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民主，这远不同于今日西方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的大民主。所以古希腊、罗马文明有古无今，西方近现代文明有今无古。

中华文明又是怎样一种情况？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有古有今”、古今一脉的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发展到今天不仅没有断绝，而且以其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做到了与时俱进，显示出了化腐朽为神奇、元气淋漓、沛然莫之能御的勃勃生机。这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不仅能为自己的民族谋福利，而且也能为人类未来的发展谋幸福。近代中国的文化命运虽然起起伏伏，命悬一线，但也正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往沟通中，中国文化的内涵才不断丰富起来，增添了许多新的特质和文明意志。历经170多年近现代历史的洗礼，今日之中国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文化的同义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重新定位。

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为止，中国文化已经跟16世纪兴起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完成了接触—冲突—交流—适应四个阶段的交流，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同这种优势文化进行有机整合。只有完成这个阶段的任务，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才有出路。要知道，正是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传统文化才特别适应农业社会。这个适应最终变成了过度适应，产生了整个文明的生存惯性和发展惰性，缺少了跟其他文明之间进行竞争和创新的原动力。这也就为中国文化的优势地位被近代西方人赶超提供了机会和缺口，中国传统文化由优势转为劣势在所难免。不过，这并不意味中国文化必然一蹶不振，变成劣质文化，也不意味中国文化就此判了死刑。

事实上，只要看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170多年的奋斗史，就不难发现，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竞争是必要的、必须的、不可避免的，但一个被暂时打败的文明并不因此就永无出头之日。所以，近代思想家严复先生在翻译西方名著《天演论》时就总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刻道理，而其良苦用心为的是让我们的后辈记住，中国文化有朝一日一定能后来居上，重放光芒。同理，我们今天也一定要有这个自信，自信我们的文化只是暂时处于劣势地位，但绝非是劣质的文化。从1949年开始，与我们的国运一起蒸蒸日上的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凝聚力、创造力与日俱增、势不可遏。国运盛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文运盛是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里积淀着对世界早日实现和平、和谐、合作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它代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道路要开创出一种民族气派和民族气象，这是一项与传统文明接续的工作，更是一项外来文明调适和新文明再造的工作。

二、中国道路不可以搞“中体西用”的文化拼凑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从1860年到1910年，这5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巨变。50年的中西文化竞争，让近代中国人看到了只有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才能挽救国运和文运，我们一开始是不得已而学之，经过几次挫折后不得不学之。不过，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被一些错误的认识所纠缠，直至今日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和判断。

大陆通行历史教科书以公元1840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刻起，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走上了近代化之路。不过若从世界历史的眼观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同16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便开始了。确切地说，我们在1582年就与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接触。这次接触持续到1826年清道光帝赶走外籍钦天监为止。在这段将近250年的中西文化接触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虽冲突不断，但大体上还能控制在明清皇权之下。这个时候中西文化的地位是中高西低。不过，自1840年国运出现拐点始后，西方文化的屈居地位最终被列强翻转过来。中西文化大规模正面冲突正式拉开，接下来怎么办？

（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官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为什么叫“夷务”？因为林则徐等人认为中国文化仍然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仍是主角，西方文化只不过是配角。什么是“技”？“技”是末流，西方船坚炮利之“技”远不如封建纲常之“道”，所以从1840-1856年这十几年间，我们看到的是时人对西方文化仍保有的一种鄙夷态度。这种态度是民族虚骄心态的表现，师夷长技式的简单的文化拼接不仅无济于事，还会让我们坐失良机，卷入更深的危机。

（2）师洋之长智以制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被揍醒，于是有了“师洋之长智以制洋”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比起“筹办夷务”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我们不仅认识到要购买西方的枪炮武装自己，通过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同洋人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更要学会西方人造枪造炮的科学原理。为了学到“洋智”，清廷建起了新学堂——京师同文馆（1862），筹办了机械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局（1865），创办了报纸——《万国公报》（1868），以求自强、自富。洋务名臣曾国藩还提出了“经世致用”的“礼学”思想，这种思想既强调务实也突出务虚，既讲义理又讲事功，甚至在事功和务实方面工作比务虚方面的光复宋明理学做得还要多。事功即大搞洋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力强盛，否则就会落入“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的危险境地。只可惜，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洋务运动人亡政息转入了低谷，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和简单捏合中西文化前提下的求富求强运动只能因其不彻底性而半途终止。经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4年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置办起的家当损耗大半。中华民族险象环生，几近亡国、亡教、亡种。

（3）识时务为俊杰。1898年，戊戌变法接过改革封建专制政体的历史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变法计划。这场变法的核心议题就是要对陈旧的政治体制动刀。这个时候，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再次深化。康有为认为，以前我们叫西方人的东西为“夷务”、“洋务”，现在必须正名为“时务”。西方的学术教育也应正名为“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教育只能称之为“旧学”。“旧”不如“新”。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识时务为俊杰”吗？只有诚心诚意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真正做到保国保教保种。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最后的救命丸。遗憾的是这场变法运动被慈禧扑灭，庆幸的是1901年的新政又部分地执行了维新派的遗嘱。

（4）中体西用。张之洞是1901年新政的总设计师，他曾是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也热心支持过康梁变法。在他看来，新政不仅要继承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的遗志，也要变相肯定维新变法求新求变、效法西学的主张。不过，新政又有超越前两者的高明之处，即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总指导思想。这个思想不仅仅是个行政纲领，还是个文化纲领。“中体”是孔孟之道，守住中体是为了务本、坚持原则性；“西用”是西方的工艺技术、西方的行政管理、西方的科学知识，学习西学是为了务通，学会灵活处事。两个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既坚持原则性又保持灵活性的效果。只要做到务本与务通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就有救了[4]1。

客观地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已经看到国家富强，尤其是工业和军事的强大对民族生存和文脉延续的决定性意义，这一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他对保教的“教”的理解还是十分保守的。务本务通的提法本身并没有错，但这种封建纲常礼教的地位抬得过高的做法仍然残留着一种强烈的文化虚骄心理。张之洞开启的清末新政确实带有不小的进步性，废除科举制度、广建新学堂、大练新兵，开了风气之先，但这些不足以挽救当时的国运和文运。因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旧酒瓶显然装不下近代工业文明的新酒，结果自然是新酒撑破旧瓶。中国文化在获得新鲜血液后，必定以新陈代谢的方式迎来新的突破和生长。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全心全地完成现代化才能真正走向复兴，要走好这条路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上的中西、古今、内外等一系列关系。今天之所以要还原这段近代史，为的就是使我们真正弄清中国道路并不是简单的文化零售、文化拼凑、文化混搭或“中体西用”，而应首先表现出一种谦虚、开放、包容、理性的现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的前提，也是重树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中国道路才能获得灵魂和主体性。

三、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的形成密不可分

中国现代化之路不能再搞文化拼凑，不能有半点文化和民族虚骄心理的近代教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后，成为这场运动最耀眼的光环。经这场运动洗礼后，近代中国文运进入了新阶段，中国道路揭开了新篇章。

（1）新文化运动开放了国人的文化心态，文化虚骄心理得到了进一步清算，自此以后中国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今天绝不可以再给中国文化简单地画框定界限了，不要无知地说中国文化只有传统文化。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知耻近乎勇，开始大胆学习使国家强大的先进文化——科学和民主的文化。中国人“五四”以来学到的科学民主精神其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内在、坚实的部分。科学和民主无疑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文化沃土不仅仅指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多指的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有了新的文化使命和追求，即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文化已经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边界放宽了，内涵也丰富了。今天我们讲文化自觉、自信首先就是对科学和民主的自信和自觉，新文化的胜利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复兴树起了明确的路标——旧邦辅新命[3]255。

（2）新文化运动也树立起了民族自信心。具体而言，这场运动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打倒孔家店就是糟蹋中国文化，是一种文化不自信、文化自残的表现。客观地说，这种说法很难讲通。胡适在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孔子已死，孔子万岁”。这句话看起来很矛盾，但只要细细分析背后的深意，不难理解胡适先生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谋远虑。孔子已死，说的是历史上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及其思想已经寿终正寝，但是今天的新文化运动还给中国人的是一个洗去尘垢，能够为民族文化复兴作出新贡献的新孔子和新儒学。孔子身上背负了许多原本不该属于他的罪名，我们应该借助新文化运动，彻底把这些罪名卸下来。孔子身上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成为炎黄子孙永远继承的遗产，这些宝藏不仅可以起到接引科学民主之风的作用，还可以丰富我们对科学民主的深层次理解[5]474。我们今天要感谢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胡适先生让我们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底很丰富，我们的孔子有很多宝贵的思想等待今天的中国人去开发。陈独秀先生让我们知道封建礼教并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画等号，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应是国民文学、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文学遗产都可以与科学、民主精神对接。鲁讯先生告诉我们，传统中国人的命运很像孔乙己，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呢？首先需要改造国民性，用先进的文化改造国民性，用新文艺来改造国民。拿鲁迅先生的话讲：“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6]76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是我们的国魂，是中国人的脊梁。诚如毛泽东同志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7]831

（3）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优秀部分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扬，有了新的价值和定位。李泽厚先生曾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都是由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实践填充起来的[8]798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分别为现代价值观的形成作出过贡献，而且还成为了世界文化的公产，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效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写道：现代工业社会在文化上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9]31。工业社会背后的精神是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先进文化，新近文化解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其历久弥新的内在价值得以展现。民族智慧成为世界福音。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突出的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跟现代价值并不冲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新文化运动不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发扬出来，而且还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它用中国个性抒写了时代共性，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世界的新贡献。

（4）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经验，使中国道路走出了文化拼凑主义和文化投降主义的漩涡。新文化运动开的是科学民主的花，接的国家民族富强文明的果。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场文化运动随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领导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并发展了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从两个方面继承了这场运动的优秀成果：一个是中国道路有了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文化担负起了新的使命，我们不能再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文化拼凑的封闭老路；另一个是中国道路应坚守民族立场，不能走文化上缴械投降的邪路。我们需要在不断地解放传统文化中延续中国的文脉，让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挥滋养中国道路的作用，继续表达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借助先进的文化来不断盘活自己的家底，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能既学到国外先进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大增量，又能真正用好自己的存量，化腐朽为神奇，形成中国道路的新境界和新形态。这些正是新文化运动给予今人的启示。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牢牢把握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最终解释权和鲜亮的文化特色。

总而言之，在今后实践中，我们应从中国文化近代历史命运的角度去用心看中国道路的基本性格、民族特色和背后的精神追求。只有从中国近代文运的大势所趋，来理解中国道路是怎样来的，又将去向何方，我们才能消除各种对中国道路的文化误读和文化不自信，才能更加富有信心。中国道路不是对内摸石头，对外搭便车，更不是不同文化的拼凑品。任何一条可持续路径的选择，都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1]余秋雨.何谓文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2]易中天.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3]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4]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6]鲁迅.论睁了眼看[M]//鲁迅杂文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