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先生易学研究述评

姜文华

(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河南 商丘 576000)

高亨(1900—1986)，字晋生，吉林双阳人。192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次年转入北京大学，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先生，后于国内多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高亨精通经学、诸子学、文字音韵训诂学，熟悉先秦文化典籍，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先秦诸子、易学、诗经、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负盛名。高亨一生勤勉学海、成果颇丰，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周易》研究上用力最多，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特别是易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高亨的易学研究成果

(一)校勘《经》《传》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都乐于习易，且多有传本问世。据学者杨伯俊讲，研究《周易》的人，成书的古今不下三四千人，他们为《周易》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周易》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字上的讹误，甚至文本差异，如朱熹《周易本义》中谈到《经》《传》文字的讹误数十处之多。高亨在其数十年的治易过程中对文本校勘非常重视，他对《经》《传》的校勘集中于《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两部宏作。在对《经》《传》校勘的过程中，高亨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法，多维度、多视角展开校勘，力图给我们提供一个全面的视域。他提出多处疑义，但只对其中十余处有确凿证据的讹误予以改正，做到有理有据，一丝不苟。高亨的校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经》《传》文本进行了一次全新的阐释，这在现代易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考辨易学研究的常见问题

《周易》的名称是怎么来的?《经》《传》的作者是谁?它们大约成书于什么年代?卦名是怎么来的?古人是如何占筮的?这些问题是历代研易名家常常思考的问题，高亨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番考辨。

关于《周易》名称的由来，高亨基本沿用了前人的观点。他认为，“易为筮书之通名”[1]1。古代把筮书称为“易”，是因为古代的筮官被称为“易”。由于筮官被称为“易”，所以筮官记录的筮文也被称为“易”。又因其为周代的书，所以称为《周易》。关于《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高亨说“《周易》古经，盖非作于一人，亦非著于一时也”[2]5，“此种创造笔墨中，亦或有出于筮人之手，而最后则经过撰人之订补焉”[3]7。他认为，古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著成，而是古代筮人记录材料、编撰订补而成的。高亨认为，古经成书于周初，至于最后的作者是谁已无法考证，或许文王和周公都有订补之功。《传》用于解释《经》，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也同样难以回答。对于流传《传》为孔子所作的说法，高亨予以否认，因为先秦古籍中找不到孔子写“十翼”的记载。同样《传》也不是一人一时的著述，应该是儒家易学的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

《周易》始作筮书，旨在指示吉凶，但其也反应了大量上古时期的史料，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历史事件以及上古人的思想认识等等。《经》的每一条卦辞或爻辞都是古人在整合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绝不是凭空画出卦形，然后用卦形去寻索宇宙事物。必然是宇宙事物的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的现象反映在古人的头脑中，古人对于这种现象的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然后才能创造具有矛盾对立的形态和动则变化的性质的六十四卦”[2]3。《周易》六十四卦，都有自己的卦名，先贤研易多以卦名解卦意，这种做法未必恰当。高亨认为大多数卦名并不代表卦象的意义，他说“古人著书，率不名篇，篇名大都为后人所追题”[1]18，卦名是后人摘取卦爻辞中主要的或常见的一两个字而追加的，这与古人著书无题而后人追题名称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高亨认为，我们研究古经不必深究其卦名。

《周易》最早的筮法是怎样的?高亨说“周易之最早筮法无可考”[1]112，他认为，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东周之筮法尚可略知”[1]112，东周的筮法经过前人的多次修补，已经逐渐完善。时至今日，成卦之法已经被人们通晓，遗憾的是“变卦法”失传己久。高亨依据《系辞》中有关筮法的记载并结合《左传》《国语》中所记的筮事，对变卦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和研究，阐明了失传已久的变卦法。但高亨强调，今世之人不应该迷信鬼神，也不应用巫术惑世欺人，他认为研究《周易》筮法的原因在于“因其有功于吾人研读古书耳”[1]129。高亨指出，筮法是一种骗人的方术，勿须学用，但是懂得筮法，对我们正确理解《周易》有一定作用。

(三)探讨《周易》的哲学意蕴

首先，分析了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结合《周易》的具体内容，高亨就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作了深入探讨。首先，高亨认为，两爻、八卦以及由两个经卦组成的六十四卦都有着矛盾对立的形态;六十四卦充满着矛盾对立的因素。如果变换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爻或几爻就会变为它卦，可见，《周易》诸卦都是动则变化的，并进而总结到“矛盾对立与动则变化是六十四卦的两个特征”[2]2;其次，高亨在分析六十四卦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用六十四卦象征事物，不单纯是占筮吉凶的巫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古人初步认识到宇宙事物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两个基本规则。这是朴素的含有唯物因素的辩证观点。”[2]3

当然，六十四卦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高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以现存的文献而论，产生在三千年以前的《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相当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朴素的辨证观点。它反映古人对于事物矛盾对立的认识比较突出，反映古人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认识也还明显，至于反映古人对于事物互相联系的认识就不易寻索了。当然，那个时代的辨证观点是极其幼稚的。”[2]2他解释到，这是由于上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所具有的迷信神权的意识造成的。显然，卦作者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其辩证观虽具有唯物因素，但没有脱离唯心的范畴，具有巫术色彩和神秘意味。我们应该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既不能“因为六十四卦是专为占筮之用，从而否定卦象含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及唯物因素”，也不能“因为卦象含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及唯物因素，从而否定它专为占筮之用”[2]4。高亨总结说:“《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是朴素的、不完备的、不系统的，而且带着巫术色彩和神秘意味的。”[2]15其结论是妥帖的。

其次，探讨了卦爻辞的哲学思想。相对于卦象，高亨认为卦爻辞中的辩证观点更值得引起重视。为此，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为指导，从文意上分析了卦爻辞的哲学思想。高亨首先考释了《临》卦，在对其中的“咸”字进行校勘的基础上，得出卦爻辞中含有简单的政治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朴素的、辩证的。关于卦爻辞中涉及战争的语句，如《蒙·上九》，高亨认为在“击蒙”的前提下，针对“为寇”、“御寇”的矛盾事实，得出“利”、“不利”的对立结论，同样蕴含了简单的辩证观点。其次，卦爻辞中还有很多涉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的语句，它们既有矛盾转化的规律性(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坚贞无咎”《泰·九三》)，也有其他方面的规律性(如“履霜，坚冰至”《坤·初六》)。最后，高亨分析了卦爻辞中的环境、人事成败的条件以及生活态度等等，指出其中不乏辩证法的因素。通过分析，高亨认为“《周易》卦爻辞的哲学思想是片段的，不完备的，还未构成整个的思想体系”[2]31，但与卦象相比，“其中含蕴的辩证观点是更加具体、明确，比较广阔、深刻了”[2]32。

最后，考察了《传》的哲学思想。正如高亨所说，《传》的哲学思想是复杂的，有唯物因素，也有唯心的成分;有辩证观点，也有非辩证的看法;有进步的思想，也有落后的意识[2]53。高亨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阐述。

1.关于宇宙的形成过程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传》简单粗略地论述了宇宙的形成过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序卦》)。高亨认为，《传》作者很明显不承认上帝创造宇宙，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原则，含有一定的唯物因素。关于社会的发展过程，《传》也有所论及。如《序卦》中说:“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些话对社会的发展过程作了简略的概说，当然其局限性也不言而喻。高亨指出，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都有各自适应其社会生活的、符合其利益的一些制度，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传》作者由于历史条件、阶级立场的局限，未能划分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的界限，以及各自不同的制度。在其看来似乎只有君臣上下才有礼义，这是其局限性的表现。

2.关于神权法则:在高亨看来，《周易》作为筮书，其中杂有或多或少的迷信神权的意识，这既体现了《周易》本身的局限性，也凸显出作者的局限性。在《传》作者的认识论中，神道即是神权法则，神权所保护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人。这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摆在首要地位，把神权摆在从属地位，这是作者所认识到的重要的神权法则[2]41。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居于神权之上，肯定了人的重要性，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关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所谓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就是矛盾对立的法则和运动的法则。按照高亨的理解，事物的类聚群分是阴阳两个方面矛盾对立的表现，而且通过运动斗争起着变化。阴阳两方面的矛盾对立，我们不难理解，至于在什么条件下事物才能变化，《传》作者提出“应‘时’而‘顺动’”的解说。应“时”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甚至神道法则“变化”的路径。万物应“时”而动，人们更要主动采取行动促使事物变化，即“顺动”。可见，《传》作者所谓的“顺动”，即是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高亨认为:“易传作者在寻求事物的规律中，片段地、粗浅地认识到了事物的矛盾对立和运动变化，但没有达到所谓规律应该有的高度。因此，只能说他们认识了两个基本规则，含有比以前更广更深的辩证法因素。”[2]42

二、高亨易学研究的显著特点

我们研读高亨的著作，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其研易路数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大抵有以下三点。

(一)以经解经，以传解传

有关《周易》的研究方法，可谓灵活多样，前人多“以经解传，以传解经，经传互解”，不拘一格。这些传统的注解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高亨治易一改旧法，更强调治易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实际价值。他说:“《十翼》仅是出现最早的、颇有可采的《易经》注解，并非精确悉当的、无可非议的《易经》注解。”[4]3高亨结合历史背景，认为《传》的诠释未必能完全符合《经》的本意。因此，他采取“以经解经、以传解传”的“分治”路数，把《经》视为古人占筮的记录，《传》视为后人的义理发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高亨凭借自己厚实的学养，以文字训诂、史料考证古经;又以道德伦理、卦爻辞解传，绝不以传解经。这种“分治”的研究路数摆脱了“象数”、“义理”的拘束，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路径。“《古经今注》和《大传今注》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就在于书中确立的治易原则突破了我国传统的治易观念，并且有可贵的方法论意义。”[5]

(二)广罗古籍，以朴释玄

高亨的学术，“其基本入手的工夫就是文献学、文字学和音韵学”[6]。通读高亨的著作，可以发现，高亨站在一定的高度统揽全局、系统解说。期间，凡是遇到疑难的地方，绝不一家独断，必广罗古籍、旁征博引、甄采众家，力求甚解。单就校勘而言，高亨或借鉴前人成果，或以句意、音韵，或在《经》《传》中参悟，既有先贤古人的古籍注解、今人同行的鲜明观点，也附有自己精当的看法，所有皆为“有根之谈”。对古文字的精通，对古文献的通览和精研，使高亨可以做到考订精当，滴水不漏。

高亨治易强调的是还原古文献的“本来面目”，走的是乾嘉学者重视考据的道路，即“以朴释玄”。就这一点而言，虽然高亨继承的是前人的研究路数，方法上未能“出格”，但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已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大大超越了，至少在近人当中无人出其右。高亨在撰写《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时广征资料而后阐发己意，尽量避免片面性和可能发生的错误，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材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高亨治易注重考据，常在异中求同，但对他人的学术思想或观点绝不轻易否定。高亨所秉承的这种“大易学观”，坚持文化与学术的多元性，更值得我们推崇。

(三)弱化象数，取法科学

象数在高亨的研究视域中并不被看重，他说:“卦爻辞与象数的关系，有显有晦，晦者不可强做说解。我们如果认为卦爻辞都是根据象数而写的，把找出卦爻辞与象数的关系看成研究《易经》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易经》的巫术化就越来越深了。”[4]3－4在高亨看来，有些卦爻辞与象数的关联可以理解，但有些与象数毫无关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卦爻辞都是根据象数写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高亨倡导把《经》看作是上古史料，“从这部书里探求《易经》时代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学成就等。从这个目的出发来注解《易经》，基本上可以不问《易经》作者在某卦某爻写上某种辞句，有什么象数方面的根据，只考究卦爻辞的原意如何，以便进一步利用它来讲那个时代的历史，也就够了”[4]3－4，高亨对象数的轻视程度可见一斑。

《周易》始初的方术本质与科学之间具有明显的不相容性，没有恰当的方法与熟练的文字学功底，很难会通全书。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我国以后，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研究《周易》，高亨亦站在崭新的哲学高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了关于《周易》的哲学思想的研究。高亨把《周易》的研究构建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在众多易学研究体系中具有清晰、深刻和全面的特点，可谓是20世纪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易学研究的典范。

三、对高亨易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高先生治学方面既广、创获亦多，难以缕述”[7]，其研究成就“连同闻一多、于省吾、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等著名学者研究《周易》的巨大成就，共同代表并体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易》研究的最高水平”[8]，他们一起将这一时期的《周易》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走出了一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路径。高亨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就研究方法及所获成就而言，可以说最为得体、最为丰厚，对后人多有借鉴价值”[9]400。

不可否认，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高亨的易学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高亨站在学术的高点，采取的研究路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先就“经传分治”而言。我们知道，《传》与其后历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一样，都是解《经》释《经》的一部分，后学者没有必要无限抬高其地位。如果我们一味固执地“以传解经”则有可能给人们理解《周易》古经的始初意蕴造成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治”是合理的。当然，“分治”也并非十全十美，后《传》释前《经》，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不能完全割裂其关联。实际上，高亨本人也认为《传》是“颇有可采的《易经》注解”，那为什么还要“分而治之”呢?似乎尚存矛盾。我们认同的观点是，毕竟“《易传》的创作宗旨本在阐经，又属现存最早的论《易》专著，则不可不视为今天探讨《周易》经义的最重要参考资料”[10]28。既不“奉若神圣”，也不完全抛弃，将《传》作为治易的参考资料未尝不可。其次，关于象数。作为预测吉凶祸福的筮书古经与象数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脱离象数注释古经的研究范式是不恰当的。然而在高亨那里，其力图阐发义理易学，却尽量不触及象数。可见，高亨没有做到真正的挖掘象数易学，缺乏对象数易学宇宙论的科学诠释。我们认为，既然占筮离不开象数，而占筮又是《易经》的始初功能，那么研究《周易》就不应该完全撇开象数，“就《易》而言，义理象数不可或缺，空讲义理，就像没底的坛子，盛不住酒”[11]4。

综观高亨治易，尽管其研究成果中也存在着一些偏失，但不可否认其“拓荒”之功。瑕不掩瑜，有明于此，则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认识和把握高亨的学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高亨.周易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79.

[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孙功进.高亨先生关于周易研究的两本书[J].文史哲，2003(1).

[6]董治安.高亨与2l世纪中国学术[N].中国图书商报，2005－07－01(B09).

[7]董治安.高亨先生及其《周易》研究[J].文史哲，2002(1).

[8]王承略.论高亨先生的《周易》校勘学[J].山东大学学报，1997(4).

[9]朱伯崑.周易知识通览[M].济南:齐鲁书社，1993.

[10]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修订版序[M]//周易全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