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离爹千公里

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长期城乡二元体系造成的“制度性孤儿”。父母以暂时性身份在城里打工，外部限制和自身条件都无法让他们把未成年人带在身边。制度性分割的成本确实落在了两代人身上，但最终则全由孩子消化了。

两地都有冬天

邹建军已经3年没回家了。用妻子话说，“孩子都快不认识他了。”眼瞅要在孩子眼里成为陌生人的邹建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那个正需要他的孩子。

在沈阳浑河南岸建筑工地这个不大的坐标空间里，我看不见他，他却看到了我，“我在这儿！”抬头望去，500多米高的塔吊上有一个小黑影，似乎在动。是在向我招手吗？

头戴安全帽、满身泥点子的邹建军从工地简易电梯上箭步走下，沾满泥浆的双手在工作服上蹭了两下，本想和我礼貌性地握个手，看了看又收了回去。

邹建军34岁，来自呼伦贝尔海拉尔区建设乡金星村，家里哥五个，他排老幺，和爱人李梅结婚5年，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说话间，我们来到一排简易房前，踏上颤巍巍的楼梯，直奔二楼4号房前，邹建军大声喊：“媳妇儿，咱家来客了！”李梅赶紧迎出来，“快进屋，外面太冷了！”走进简易房，李梅拽灯绳、打开小太阳，有些不好意思，“这地方小，都不敢带孩子过来。”

说话间，邹建军腰间的手台响了，“小邹、邹，在哪儿？5层西北角缝隙较大，咋处理？”“我马上去看一下。”邹建军急忙回了现场。李梅埋怨道：“天天就知道傻干活，有啥用啊！”当然有用，他的防水技术用在多个工地，他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十佳农民工”。

亲女儿好陌生

李梅与邹建军的孩子宁宁生于2010年4月。孩子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邹建军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想法。“孩子刚抱出来时，我都呆住了。孩子怎么了？”邹建军拼命摇晃大夫。大夫无奈地说：“孩子患有唇腭裂。”什么是唇腭裂？能治吗？要花多少钱？

邹建军带着孩子来到省会哈尔滨，城里大夫告诉他，宁宁的病全治疗好要8万多。

8万元，活这么大岁数，邹建军见都没见过。邹建军借遍亲朋，凑了5万多，卖了家里牛羊后，还差1万多，邹建军急得要疯掉了。

经老乡介绍，邹建军一头钻进了沈阳的工地，力工、瓦工……只要能挣钱，不管啥活儿，他都第一个冲上前，包工头知道情况后，预支了1万元钱给他。孩子的嘴巴慢慢恢复，邹建军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离家打工之路。

从现场返回的邹建军回忆，2010年春节回家过年后，他就再没回过家。还有两万多元饥荒，回一次家来回路费得1000多元，他舍不得。再使使劲儿，明年就差不多还清了。

3年了，为给孩子治病外出挣钱，却见不着孩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悖论啊！

邹建军从兜里掏出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这是他花400块钱买的。2013年初，他把手机邮回老家，让当时在家的媳妇拍了些孩子宁宁的照片，再由媳妇带回来。屏幕上，孩子扎着歪歪辫，笑着。“孩子快4岁了，别人问爸爸呢，她就指指墙上照片，爱画画，爱跳舞，可好玩了！”说起孩子，李梅比邹建军有发言权。邹建军比我听得更入神。“对孩子吧，我都接近一无所知了。我这爹当的，不合格呀。”

他不知道宁宁什么时候会叫爸爸，不知道宁宁最爱吃什么，不知道宁宁现在多高了。尤其让他担心和害怕的是，若长此下去，宁宁还能笑得出来吗？

不敢带出来

每个星期，邹建军都要往老家打个电话，“孩子大了，懂些事儿，起先还能在电话里跟我呀呀几句，可现在，她连呀呀都少了。”说到这儿，邹建军脸色阴郁。媳妇还在家时，每到过年，邹建军会给孩子寄一身新衣裳、大玩具回去，可李梅问宁宁爸爸好不好时，孩子还是撇撇嘴，不吱声。这话，李梅不敢跟邹建军说，怕他伤心。

2013年10月，李梅也来到沈阳，在工地找了个做饭的活儿。两口子曾想过把孩子带来，“可这，就是个落脚地，哪像个家啊！”两口子压根儿不敢想买房子的事，工地附近又没幼儿园，难不成把孩子锁简易房里？电视上没少报道工地上儿童出危险的新闻，邹建军不想一边干活一边惦记孩子。“但这样就不惦记了吗？”面对这个残酷的提问，两口子沉默了。

即便现在找到合适的幼儿园，那小学呢？邹建军知道沈阳的学校比老家的好，可没沈阳户口，没固定住房，入学太难。他打听过，说国家有规定，得有五证——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本证明、居住证明。五证就是五根栏杆，将他和孩子隔在两地。

工地有一个老大哥，舍得花钱，在沈阳给孩子找了个差不多的学校。可没到半年，孩子说啥也不去了。城里孩子会唱歌画画弹钢琴，上补课班，相比之下，本就内向的孩子更加沉默寡言，跟老爸都不爱说一句话。一个偶然，老大哥看了孩子的日记，“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我努力，可他们的英文发音那么标准，舞蹈跳得那么漂亮，他们去过很多地方，而我，只能眼睁睁地嫉妒。”

老大哥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就是现在有条件，我也不敢把孩子带来。跟我身边就开心了？就健康了？我没信心。”邹建军怕过年，他想女儿，“除非回去……”

回去，倒是能尽父亲之责，但是，那么简单吗？需要不菲的花费不说，那团圆后的离别，更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