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本看明译西书对晚清士人的影响

陈志辉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22）

从《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本看明译西书对晚清士人的影响

陈志辉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22）

明末耶稣会士高一志汉译著作《空际格致》现存多种版本，其在清代主要以抄本形式传播。本文整理了各版本之间的流传关系，重点介绍上海图书馆藏《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本，考证邵璔家世、生平并辨识、整理出所有批、跋语。邵璔既是传统儒家士人，又效力于李鸿章淮军幕府，在李鸿章致力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推动下，邵璔对《空际格致》中“四行说”等西学内容总体上评价较高，显示明末汉译西书对学习科学的晚清士人尚有影响。

《空际格致》 版本 邵璔 批跋 西学东渐

0 引 言

明代晚期，耶稣会传教士采取学术传教的策略，吸引中国士人信奉基督教。基于这个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式自然知识通过翻译出版，介绍给中国士人。其中，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8/69～1640）撰写的《空际格致》，就是耶稣会士的众多译介之一。此书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古典自然知识的基础理论——四元素说。先前的研究，集中于耶稣会士如何以四元素说挑战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1，2］，明末清初中国士人对四元素说的反应［3，4］，以及某类具体知识（例如地震）在中国的传播与流变［5，6］。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欧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学术也得以再次逐渐东传。关于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对西方科学革命成果的引进，前贤关注甚多①重要的如文献［7］。，而对于当时人如何对待西方古典科学学说则似乎关注较少②文献［6］指出亚里士多德式地震知识在民国时期仍有影响，但未展开讨论。。以今人的观点来看，如四元素说一类的理论在19世纪以后已经是落后、陈旧的代名词，但对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不管是新近的或是明末翻译的西书，均是与传统学术异质的、前所未闻的西学。事实上迟至1896年，梁启超仍把“通商以前译著各书”订为一目，立于《西学书目表》的附卷，高一志《空际格致》也在此书目清单之列（［8］，附卷，4b页）。显然，当时学者认为，明末所译西书仍然值得注意。因此，晚清士人如何接受前人遗留下来的西学知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空际格致》，上有常熟士绅邵橧的校点、批注和跋语，正是了解晚清早期士人看待“过时科学”的第一手材料。笔者拟先概述高一志《空际格致》及其版本情况，其次考证邵橧及其家世背景，然后综合邵橧对《空际格致》的批跋和各种史料，以揭示历史脉络下晚清士人对明末以来所传入的西学的态度。

1 高一志《空际格致》版本概述

高一志，字则圣，意大利人；1584年加入耶稣会，1604年抵达澳门，次年往南京传教，初取汉名王丰肃，字一元，又字泰稳（或泰文）；1616年“南京教案”事起，次年被逐往澳门；1624年重返内地，改名高一志，前往山西绛州开教；1640年于绛州辞世。［9，10］高一志得到了绛州籍奉教士绅韩云、韩霖兄弟的帮助，在绛州传教很有成绩：一方面发展当地教徒，一方面编写印行中文著作。费赖之开列高氏著作共23种（［9］，94—97页），金文兵根据传世文献，确定其中18种［11］，包括《圣母行实》、《童幼教育》、《空际格致》、《寰宇始末》等。

关于《空际格致》的版本，徐光宜已有初步的论述，包括明刻本一种、清抄本两种和民国活字印本一种［12］，笔者又另见清抄本两种（见下文第二、四条），现把明清以来至民国初年各版本的特点及其可能的渊源关系分述如下：

（一）明刻本。徐宗泽将明刻本的出版时间定在1633年［13］，但没有给出论证；黄兴涛等则认为刻印年月不详，大致刊行于1624至1638年之间［14］。中国国家图书馆①索书号19515。、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5］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BAV）都藏有这个刻本②编号为”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229.1-2”，据中文基督教文献数据库（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CCT-Database）。，后者被先后影印并收于《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③见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第2册，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再印版，第839～1030页。和《东传福音》④见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11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36～84页。按：此明刻本《东传福音》题作“旧刻本”。，流传较广。又，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亦藏有《空际格致》明刻本［16］，并公布了比影印本清晰的彩色数码图像⑤见早稻田大学古籍综合数据库（古典籍総合デ一タベ一ス）“空际格致”条目。。此明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无行线；板框宽28.6厘米，高20.4厘米；分上、下两卷，分两册装订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空际格致》上册封面题“空际格致乾”，下册封面题“空际格致坤”。，每卷正文前均有目录，上卷末有“四行情图”。

（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17］，原为盛宣怀（1844～1916）愚斋图书馆的藏书（以下简称“愚斋本”）。愚斋本两卷一函二册，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乌丝栏格；板框宽22.2厘米，高17.6厘米。每卷正文前均有目录，上卷末有“四行情图”，但明刻本每卷卷首原有的“南绛后学陈所性阅”字样以及下卷正文前的付梓说明均被删去。愚斋本与明刻本之间的文字差异在各清抄本中是最小的，但某些文字的改动显示出抄录者对原书的理解①如卷下“风雨预兆”一节，参见本文第5节。。此本“丘”字与明刻本相同，不避讳，很可能是雍正三年（1725）规定避孔子讳以前［18］，抄自明刻本的抄本。

（三）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南图本），著录为二卷一册②据南京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据所钤“钱唐丁氏藏书”、“四库坿存”等印记［19］，可知此本原为钱塘人丁丙（1832～1899）藏书，《八千卷楼书目仅称为“抄本”［20］。南图本亦较易见，影印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21］和《东传福音》③见王美秀、任延黎主编：《东传福音》，第11册，第85～134页。按：此《东传福音》影印本缺原书第60a页及所称应附的“《四库全书总目·空际格致二卷》提要”。，版本特征为：无边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每卷前均无目录，上卷末无“四行情图”，下卷前无付梓说明，每卷卷首无“南绛后学陈所性阅”字样。愚斋本中少量明显的错误在南图本中有所改动④如“地较水之大节”中，明刻本有“谁为宽广”一句（［16］，卷上，13a页），愚斋本和邵批本均讹作“谁为宽居”（［17］，卷上，24b页；［22］卷上，24b页），南图本改作“谁为宽厚”（［21］，卷上，24b页）。，除此之外后者基本继承了愚斋本的脱讹衍倒，而又另有其他讹误若干。因此南图本当源于愚斋本，可能是愚斋本的再传抄本。文中“丘”字写作“坵”（［21］，卷下，3a页），因而南图本的抄写年代很可能在雍正朝以后。

（四）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22］。著录为“（明）高一志撰、（清）邵增批并跋”⑤据上海图书馆古籍书目查询系统。（以下简称为邵批本），二卷二册。按“邵增”实应作“邵橧”（详见本文第二节）。邵批本除中缝只有“卷上”、“卷下”字样，而没有南图本中缝所有的“空际格致”四字书名外，其每叶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均与南图本相同，同时也没有“四行情图”，可知邵批本与南图本同源。由于南图本卷下第56b页有5行共105字未被抄入，而邵批本此处并无阙字；邵批本的许多讹误之处，而南图本并不沿其误，因此两者很可能同出于另一未知的抄本。

（五）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本（以下简称仿宋本）［23］。此本以仿宋体铅活字刊印，二卷，并与龙华民（NiccolòLongobardi，1565～1655）《地震解》合订为一册。半叶二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单行，与正文空一格区分。仿宋本《空际格致》为铅活字排印本，无刊印年月，但肯定在1916年丁三在（1880～1917）、丁辅之（1879～1949）成立聚珍仿宋印书局以后。二丁之叔祖即为丁丙，而仿宋本与丁丙旧藏的南图本文字上大同小异，两者似乎颇有关联。徐光宜即认为仿宋本与南图本“很可能来自同一母本”，又或前者根据它本补充了百余缺字［12］。

（六）台湾省藏蓝格抄本［12］。据“古籍影像检索系统”所显示的书影，此本有王宗炎（1755～1826）藏书印，故其抄写时间应在清中期以前。

总之，《空际格致》一书在清代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确定邵橧批跋此书时所用底本在流传过程中的位置，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批评。

2 常熟邵璔仕宦及其家世考证

上海图书馆著录其所藏清抄本《空际格致》为“邵增批并跋”，当中“增”字实为“橧”，因以草书书写，土旁上的横笔不易辨认。跋语云：

同治乙丑（1865）五月，阅之未竟，适有他事中止。八月秋后，闲居无俚，一日而阅毕。西方有人，勿谓其书之可废也。沂承氏邵璔识。（［22］，60b页）

据王尔敏《淮军志》中的《淮军幕府表》，邵橧的字号为“辛卿”，籍贯江苏常熟，约于同治初年进入李鸿章（1823～1901）淮军幕府，为淮幕120余人中的一员，任职徐州粮台委员，官至河南候补道，光绪四年（1878）卒（［24］，323页）。王尔敏未能确认邵橧的功名身份，并将他归为李鸿章属下“办理文案”和“协助庶政的人物”（［24］，313～314、332页）。检《（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志·国朝耆旧》，邵橧附“邵齐然”后：

〔邵〕齐鳌元孙璔，字莘卿，附贡生，有干才。李文忠督师江苏，璔随营积功，由训导洊保知府，分河南，督道口鹾务。以利薮，不欲久处，改直隶道。璔究心医家言，读古书多神悟，每以新意治疾，辄奏效。工诗文，有《兜率陀室集》。（［25］，421页）

根据这段文字后的小字双行注，此传引自“家述”。而由“字莘卿”（《淮军志》误为“辛卿”）及跟随李鸿章（谥号文忠）建立军功等事迹可知，此邵齐鳌玄孙邵橧即前述淮军幕员邵橧，但未知是否就是跋语中的“沂承氏”。又据光绪三十年（1904）《虞山邵氏宗谱》，常熟人邵橧生于道光十一年十二月（1831年1月）“原名葆元，字沂承，号莘卿，常学附贡生。军功历保五品衔，候选训导、同知、道衔，河南候补知府，赏戴花翎、盐运使衔，直隶候补道”，最终于光绪三年（1877）六月去世（［26］，卷中，48b～50a页），而非王尔敏所称的光绪四年。同时这也可以证实上海图书馆所藏《空际格致》之批跋者“沂承氏”，正是常熟邵橧。

邵橧去逝前一年（1876）十月，因由知府升任直隶候补道，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呈上谢恩折子，内自述其官宦历程［27］。根据他这个自填的履历可知，其出身为常熟县学的附学生员，通过捐纳银钱而获得的贡生资格，约于1862年32岁时以“正途出身”［28］进入淮军幕府，参加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曾任上海附近地区的厘卡委员［29］，负责征收厘金等事，当时李鸿章正在上海坐镇指挥［30］。

1869年前后，邵橧或得到李鸿章保荐，由训导升为河南省的候选知府［31］。1872年3月7日，李鸿章曾给邵橧一封信，当中除了追述两人在江苏相识并共同消灭太平军的经历外，还称“足下知我，相勖甚深”［32］，显示出两人之间密切的关系。因此，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于上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积极展开洋务运动，同时邵橧阅读西书《空际格致》留下批跋，两者似乎有一定的关联。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同为常熟人的关系，邵橧在被任命为直隶候补道、旅居北京期间，因给名臣翁同龢（1830—1904）祖孙诊症赠药，邵翁之间也有较深的交往。以致于当邵橧于不久后在天津去世时，翁同龢颇为在其日记中称“无物可报矣，为之三叹”［33］。

3 邵璔对《空际格致》的批评概述

邵橧在《空际格致》中留有以下几种形式的笔墨痕迹：（1）断句，全书均有，以朱笔圆圈为记号；（2）圈点，对重点语句之旁加以朱笔圆圈或点；（3）校改，包括增、删、改字等，以朱色字为主，仅有少量墨色字；（4）朱笔批语，包括眉批和旁批；（5）朱笔跋语。（数量统计见表1）：

表1 《空际格致》邵璔批、跋、校改数量统计表（单位：条）

附录迻录了邵橧对《空际格致》所写的全部批语。至于邵橧的校改则属于“理校法”，并没有参照他本校改，因此这种校改对于《空际格致》一书并没有太多的文献学意义。然而，正因为邵橧使用理校法，我们仍可以从其校改中窥视他所持之“理”为何，从而探讨晚清士人对西学的态度。

图1 上海图书馆藏《空际格致》邵橧批跋本、邵橧跋语（右）

4 淮幕生涯与邵璔的西学意向

邵橧的官宦仕途的基础，在于跟随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时所建立的军功。鉴于李鸿章的淮军新立不久，包袱较小，对于西洋军械笃信不疑，视为利器（［24］，295～296页）。通过与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领导的洋枪队——“常胜军”的合作，李鸿章部队收复了包括苏州在内的大部分失地［30］。此“借洋助剿”的巨大成功，使得李鸿章十分鼓励幕府部将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希望部下能学取洋人之长技［34］，特别是枪炮军械，“坚意要学洋人”（［24］，295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邵橧阅读、批评明末西学著作《空际格致》时，江南制造局及其翻译馆正在创办之始。邵橧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对李鸿章鼓励幕府人员学习西方的一种响应。同时，邵橧在《空际格致》“山岳”节的眉批引用“西人通文墨者”的话，显示他与西洋人有所接触，在认识到西人在“助剿”上的巨大威力后，对于西方也有了解的需要。就现有材料来看，邵橧本人应该是不通外文的，那么阅读汉译著作是比较方便的做法。当时的汉译西书数量仍然较少，因此“四库”所收及其所著录的明末以来汉译西书也不失为开明士人睁眼看世界的少数几种途径之一。如曾国藩（1811～1872）幕僚赵烈文（1832～1893）在咸丰八年五月初五（1858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在写了姚莹（1785～1853）边疆地理著作《康輶纪行》其中三卷内容的读书笔记后，列出的“待购书目”就有“艾儒略《万国全图说》、汤若望《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海国闻见录》”［35］等书①按赵氏所列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和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两书未见，疑有误，而近似的艾儒略《职方外纪》、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坤舆图说》与陈伦炯（？～1751）《海国闻见录》一样，均列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参见文献［36］，632～635页。。江庆柏认为，这透露出赵烈文的一种购书意向②按江庆柏称“待购书目……一行半字，后涂去，不知何故”，但检原文，涂去的是“待购书目”上一行“然未睹要旨”后约五六字，参见文献［35］。（［37］，52页）。从该天日记看，赵氏所记《康輶纪行》的笔记，多属于西洋诸国事，而在“待购书目”后则记康熙初年疏告耶稣会士的杨光先（1597～1669）及其《不得已》（［35］，5～26页），由此可知赵烈文的意图当是想进一步阅读早期与西洋有关的汉文书籍。换言之，明末清初汉译西书是晚清早期急欲了解西学的士人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批评《空际格致》的邵橧，当时的地位境况与赵烈文十分相似，应该也属于此列。

5 邵璔对“四行说”之态度

《空际格致》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四行说”理论，通过邵橧的批、跋和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他对“四行说”的态度。

5.1 把“四行说”视为“阴阳五行”理论的补充

当西方的四元素自然哲学理论以“四行说”的形式传入中国之时，它是一种与中国传统“五行说”相互竞争的理论（［1］，348～349页），中国士人也在辨别两个理论孰是孰非。乾嘉时期，学者对《空际格致》“四行说”的态度以四库馆臣的评价为代表：

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36］，1081页）

很明显，四库馆臣对《空际格致》中的“四行说”持批判的态度，认为五大行星的存在证明了“五行说”的正确。与西人有所接触的邵橧通过阅读《空际格致》全书，却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西方有人，勿谓其书之可废”。事实上《空际格致》在论述“四行说”时，首先对“行”这一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再进一步讨论其性质、应用。“行”即世界上不能再细分、而又能相互合成其他混合物的四种基本物质，又或《空际格致》中所谓“纯体”。邵橧接受了这一说理方式和关于“行”定义，认为“以纯体为行，其义明通”，“辨五行为非，其义亦晰”，又称赞“四元行之说，其义通正”（［22］，卷上，1b、4b、14b页）。

然而，邵橧并没有完全抛弃与“五行说”相关的理论。如“五行相生”理论，《空际格致》力斥其非，邵橧认为“此段议论，未能如理压心”，又谓“相生不以隔而止……西人特未之深故耳”（［22］，5b、6a页）。又如“阴阳”理论，因“四元行”有冷、热、干、湿四种性质，《空际格致》认为“冷热属阳，干湿属阴”，似与冷/热、干/湿各为一对阴阳组合相违，又未就为何如此作进一步解释。邵橧于是将此句改为“主作且阳施者为热为冷，阴受者为干为湿”；又评论说“冷热、干湿相互为根，而清浊、轻重判焉，即阴阳之道亦分也”（［22］，卷上，3a、14b页），显示出邵橧将“四行说”中的某些成份纳入到中国“阴阳”理论范畴中的尝试。这或与邵橧“究心医家言”，习惯于“阴阳”、“五行生克”等理论的运用有关。同时也表明在邵橧视“四行说”为一种补充理论，而不是与“五行说”对抗并取而代之的理论。

《空际格致》在论述“四行说”基本原理后，还运用这一理论对“月下区”的自然现象进行解释。对于这些解释，邵橧部分表示认同，但负面的评价更多。这同样表明“四行说”在其心中并非能解释空际自然现象的唯一完美理论。

表2 邵璔对《空际格致》的正面批语1）

表3 邵璔对《空际格致》的负面批语1）

5.2 多种学说影响下的宇宙观

西方古典天文学认为大地是一圆球，居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带来的这些知识强烈冲击中国士人的传统认识。其相关的地球四面之人如何站立的问题，如“四行说”认为地球上的重物都有向土元素中心（地心）运动的趋向，作出了较好的解释。祝平一认为，西方地圆说传入之初，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建基于四行说，但这种解释对“生活在阴阳五行宇宙观的中国人”颇缺乏说服力［38］。而邵橧在阅读完《空际格致》相关章节后认为：

予尝谓地立天之中心，四围皆一气鼓荡，清气外疏，浊气内摄。对足而立，为浊气所摄耳。人非至清之物，其能趋向天乎？阅此不能发明其义，故广其说焉。（［22］，卷上，16b页）

显然并不接受重物趋向地心的“四行说”解释，而认为“对足而立”是“气摄”所致。另一方面，西方天文学的新理论“地动说”似乎也进入了邵橧的视野：

古人称天地如鸡子然，黄中即地也。然壳之外又何所持、何所系乎？天静地动之说，其理似谬。惟天动地静，地随天而动，其理稍通。兹谓天包地而终古不动，得无诮其板滞乎？然则天之外亦有风气水火持之否？四围之天必有顶，顶之外究何若乎？窃尝思之，谓地必不动，亦怪太拙。（［22］，卷上，21b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浑天说比喻（“天地如鸡子”）外，佛教“四大”概念（地、水、火、风）也在邵橧的知识结构占一席位：

此等说俱无至理，西人尤为不通。予每谓地立天之中心，清气外疏，浊气内摄。水重也、浊也，亦附地而流。当未辟之前，水环包于地，风气持挚，水之大浪激土成山岳，无风之处则土平。土之大强则圆，有凸者有凹者，皆能如人搓粉团之光圆乎？故风火抟磨，水气渐涸而干土出也。（［22］，卷上，23b～24a页）

事实上，从其书斋名“兜率陀室”，可以看出邵橧确实受到佛家的影响①佛教传说，须弥山顶最上层的天为兜率陀天。。因而，中国传统、佛家传统乃至欧洲古典和近代天文学，均影响邵橧对宇宙模型的思考。

5.3 重视“天人感应”

邵橧在《空际格致》卷上“气行有无”节眉批中谓“此数证言之颇切，故点校之”（［22］，卷上，28b页），换言之，他会对自认为比较确切的议论加以点校。从校改数量之多少，我们可以看出邵橧较关注的重点是地震（69条）、虹霓（29条）等自然现象的“四行说”解释。大概这些自然现象与灾异、人事相关，向来也是传统中国士人关注重点。比如他认为地震的作用不是高一志所称的造物主要警示世人，而是为了“警人主之忽”（［22］，卷下，58a页），体现了天变主要与皇权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思想。

清朝前期，《空际格致》愚斋本在文字上已有对明刻本师心自用的改易，邵批本沿袭之，对邵橧也有影响。最明显的是卷下“风雨预兆”节，在述及如何判断风雨等现象即将来临时提到：

云积而不行指风，风后致雨。……太阴出时，明亮清洁则晴，若红指风，黑指雨。……月望时大半清洁，指后连晴。若红指风，黑指雨；围圈始开，必指其方有风；围圈或重者，又指暴风将至。……云坐山头指雨，云润而白指雹。……山林风静时或有鸣响，必指来风之大。空际毛飞海中沫浮，亦为大风之兆。（［16］，卷下，28a～b页）愚斋本、南图本及邵批本则将相应之处改为：

以上仅举数例比较，而事实上在这一节当中，抄本的抄写者把全部“指”字替换为“主”。主某某现象等说法，正是中国传统占卜书中常见的话语。然而，这一字之差，正反映出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对于预示风雨的现象的不同理解：前者认为只是基于因果关系的预先指示，后者则认为是类似于传统占卜术，可以占测出天意如何主宰。天主教会禁止教徒迷信占卜［39］，传统中国士人则无此禁忌，故邵橧的批语正是“风雨占颇佳”的正面评价。

5.4 对造物主的摒斥

《空际格致》同时也是一部结合天主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气象学》传统的著作，在论述“四行说”理论的同时不忘时时提及造物主（［1］，373页），借以向中国士人传播天主教。因此四库馆臣评论《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诠》一类明清间的汉译西书为“异端之尤”，要列于存目加以驳斥，以免后学困惑（［36］，1081页）。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邵橧通过阅读《空际格致》，虽然认识到欧洲人的这些学术不可轻视，但对于前辈摒斥西书中天主教神学方面的评价仍有沿袭。《空际格致》中多次赞颂“造物主”，邵橧或讥评或删改，“山岳”节批评其“泥于造物，尤为拙笨”（［22］，卷上，25a页），“海之潮汐”节则将“造物主岂无意乎”，直接改为“主岂无意乎”（［22］，卷下，44a页），可见一斑。

另外，《空际格致》是清康熙年间医家王宏翰《医学原始》参考引用的明末清初汉译西书之一［40，41］，而邵橧对《空际格致》中与医学相关的论述也有校改，如将卷上“行之名义”节中“如人身骨肉属土，疾①“疾”，形似而讹，据明刻本当作“痰”。血属水”，改为“如人骨肉属土，津血属水”（［22］，卷上，2a页），显示出邵橧也同意西方对人身四行属性的归类。前引《（光绪）常昭合志稿》小传称其“每以新意治疾，辄凑效”，或与《空际格致》中的四行说相关。但其关联度具体如何，尚待更多证据。

6 结 论

通过对《空际格致》版本、常熟邵氏家世以及邵橧批跋校改的考证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像《空际格致》一类明末清初的汉译西书，在晚清洋务运动早期一度受到有意学习西方的中国士人的关注。从邵橧的官宦经历与人际交往可以看出，其对西学的关注与洋务运动主将之一的李鸿章相关；在“借洋助剿”太平天国成功以后，他又较全面地阅读了介绍西方四元素理论的《空际格致》抄本，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的理解和吸收。茅海建指出，洋务运动主导者——湘、淮系首领“师夷”的原动力并非来自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而要“制夷”，而是为了对付太平天国［42］。邵橧的故事，恰恰为这个论点添一例证。

当西欧科技革命以后的近代新知尚未大规模影响国人之时，明末西书经过清代前、中期的抄写流传，成为中国士人了解、学习西方的途径之一。这种风潮延及晚清后期，加上铅、石印等新技术的引进配合，不论是明清之际的还是新近翻译的西学书籍，乃至相关的中国传统天算、博物学书籍都大量印行［43，44］，以应士人所需。由此，在晚清士人向西方近代文化学习的较早阶段，他们以一种特别方式联结起前后两次西学东渐。

当然，由于固有的文化成见、相关书籍流通不广、抄写讹误等或里或表的原因，士人阶层在对西学的理解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偏差，这是异质文化交往、碰撞中常见的现象。而邵橧在《空际格致》上的点校、批评和跋语，正是这一历史过程中具体而微的印记。

致 谢 审稿专家对本文作出了细致的评阅意见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本文初稿曾以“高一志《空际格致》版本及其邵璔批跋本述论”为题，于“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2013年6月8～9日）上作了报告，纪志刚教授、纪建勋博士和肖清和博士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学友潘澍原帮助确定了一处版本细节，并在写作期间多有讨论。对于上述先生帮助，笔者特致谢意。

附 录

上海图书馆藏《空际格致》邵璔批语

卷上

批语及位置行之名义眉批1条“以纯体为行，其义明通。”（第1b页）节名种类旁批4条（1）于“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旁批：“行者形也，当为刑之所出也。”（2）于“杂者有五品”旁批：“五品者，杂品也。”（以上2条均第1b页）（3）于“故洞彻诸杂物之性情”旁批：“识在神而明之可知。”（第2b页）（4）于“如金石等以土为主，其余次之”旁批：“较少次之，亦主。”（第3b页）行之数眉批1条“以干湿、冷热、轻重端元行，亦确切。”（第3a页）问金木为元行否眉批3条（1）“辨五行为非，其义亦晰。”（第4b页）；（2）“此段议论，未能如理压心。”（第5b页）；（3）“相生不以隔而止，律吕隔八生，相生同，西人特未之深故耳。”（第6a页）行之形眉批1条“圆者本诸方者，强为天圆地方，地究何曾方乎？”（第9a页）行之纯旁批1条本节末处批：“四元行之说，其义通正。行，形也，纯而不杂谓之行。合四行而万物以育。金木归六府之列，其辨亦佳。冷热、干湿相互为根，而清浊、轻重判焉，即阴阳之道亦分也。”（第14b页）地之广大眉批1条［略，见正文5.2节中第一段单独引文］。地凝注之所眉批1条“此证最切。”（第18b页）

续表

卷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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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69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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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光宜.明末耶稣会士与西方自然哲学的传入——以高一志及其著作为中心的研究［D］.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2.20.

13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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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353.

19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56.

20 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M］.中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00.

21 高一志.空际格致［M］.影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687～735.

22 高一志.空际格致［M］.上海图书馆藏清抄、邵橧批并跋本.

23 高一志.空际格致［M］.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仿宋活字本.

24 王尔敏.淮军志［M］.影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专刊（22）1981年2月版.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 郑钟祥等修，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M］.影印光绪三十年（1904）活字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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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M］.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156.

28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29 龚宝琦修，黄厚本纂.（光绪）金山县志［M］.卷7.1878（光绪四年）刊本.16b.

30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M］.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314.

31 李鸿章.盛军与少拜寺砦民仇杀折［C］//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673.

32 李鸿章.复河南候补府邵增［C］//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15.

33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陈义杰，整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1247.

34 K.E.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M］.刘悦斌，刘兰芝，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9.

3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M］.影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手写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25.

36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7 江庆柏.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M］//藏书家.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2000.51～58.

38 祝平一.跨文化知识传播的个案研究——明末清初关于地圆说的争议，1600～1800［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1998.69（3）：616.

39 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J］.九州学刊，1991，4（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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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82.

43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463～474.

44 韩琦.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C］//韩琦，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4～125.

The Im pact of Western Books on Chinese Literati in Late Qing：A Case Study of Shao Zeng's Commented Version of Alfonso Vagnone's Kongji Gezhi

CHEN Zhihu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010022，China）

There are several versionsof KongjiGezhi which were originally translated by Alfonso Vagnone，S.J.in late Ming dynasty.The book was circulated bymeans of severalmanuscripts in Qing Dynasty.Afte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versions is sorted，a copy commented by Shao Zeng（1832-1877）and now collected by Shanghai Library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Shao Zeng was not only a traditional Confucian，but also an aide of Huai Army under Li Hongzhang（1823-1901）.Impelled by Li Hongzhang who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learning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o Zeng highly valued the contents ofWestern learning in general，such as the four-elements theory in KongjiGezhi.It shows that thewestern books translated in late Ming exerted an impact on Chinese Literatiwho were eager to learn science in Late Qing.

Kongji Gezhi，version，Shao Zeng，Western learning，transmission

N091

A

1000-1224（2014）03-0272-13

2013-02-14；

2014-06-30

陈志辉，1984年生，广东佛山人，讲师，科学史博士，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