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邓小平六论

石仲泉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在出版《我观邓小平》增订本之际，我将最近10年研究邓小平提出的若干观点作了小结，主要有这么六个新论。

一、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守护神”

2012年8月上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新疆喀什召开第19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我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能是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既不可能凝聚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各民族人民，也没有能力和经验来把国家治理好。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弊端，许多事情也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贪腐败类，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个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宏大的奋斗目标、先进的理论指导、优良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各类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和民族的脊梁，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治国家。别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正能量和大优势。多党制轮流执政，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在中国不搞多党制，并不等于共产党不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不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时代的进步、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若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有邓小平的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和精神状态，再加上精细的战术操作，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取得更大、更重要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应当成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在那次讲话中，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今天，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今天。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上，不管遇到怎样的曲折，也不管会对某些历史事件做出怎样的结论，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动摇。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动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要维护，但必须是“科学地维护”，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是他们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允许人家善意地批评。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也应作为历史教训认真记取。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始终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永葆执政青春。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思想，而且信念更加坚定。

二、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能淡化和削弱

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和重大战略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概念，将已有的创新理论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提出的创新理论统统地包括进去。这是顺应党心民意的正确决策。但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关系呢？能否因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需要突出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和意义呢？我以为，不能。在2012年8月的喀什会议上，我讲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创新理论之间至少有这样三层关系：

第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其他则是传承性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四大时本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党的十五大时才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报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时也说得很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科学发展观时又明确指出，它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就是说，这几个创新理论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这样，邓小平理论和其他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关系。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其他则是递进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报告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是指邓小平理论。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称谓。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其简括为“邓小平理论”时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以为，就回答上述三大问题的一以贯之而言，这几个创新理论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因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就上述三大问题本身来看，既是与时俱进的关系，又是前后递进的关系。只有前面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才有可能主要解决后面凸显的问题。因此，主要回答上述三大问题形成的三个理论形态，具有本源性与递进性关系。

第三，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创新的综合性“中特”理论，其他则主要是以专题创新形式展现的综合性“中特”理论。共同点都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各自的特点则在于，邓小平首次以全面创新的形式“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科学发展观则是“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2]显然，这说明三个创新理论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以及深度、广度和新度是不完全一样的。鉴于这个特点，我在喀什讲话中将邓小平理论比喻为主干性理论，其他则是支干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犹如参天大树，必有主干和支干之分，不可能都是主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创新理论尽管都很重要，但也不能不分出主干和支干。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理论毫无疑问地就是其主干性理论，因为它是最先提出的，具有原创性和本源性，因而具有主干性。其他则不能不成为支干性理论。树木分主干和支干，不是贬低支干，而是各有不同功能所致。它们通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并维护参天大树。大自然界有这样的天然分工，在社会科学方面，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邓小平理论作为主干性理论，起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撑作用。没有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有其他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棵参天大树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

因此，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丝毫也不能贬低或淡化邓小平理论的作用和意义。那种认为不必要再突出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历史相违背，也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我个人对“南方谈话”一直是予以很高评价的。在纪念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进一步认为：

首先，就其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来说，“南方谈话”可称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识性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它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有比较全面论述的著作。它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为邓小平长期思索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都涉及到了，因而是一篇将其思想形成为比较系统化的综合性文献。同时，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比如：“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论等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作为邓小平理论主要载体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篇幅最长、理论性格最鲜明的著作，堪称邓小平理论的代表作，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标识性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在此之后，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

其次，“南方谈话”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虽然过去了20年，但洪钟巨响，声犹在耳。重温“南方谈话”可以获得许多历史启示。这些历史启示，也可以说它具有五大指针的作用：一是消除顾虑、解放思想的指针；二是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三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针；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针；五是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指针。据此，我以为，对“南方谈话”要反复学习、长期宣传，让国人牢记其深邃的思想和长鸣的警钟。

四、邓小平的“金砖四论”，对使邓小平理论称其为邓小平理论具有特殊意义

“金砖四论”是我对邓小平理论中特别重要的四大理论给予的形象称谓。这“四论”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我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各个具体理论的深度研究，认为各个具体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都作出了这样那样的回答，有其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就在理论上最具原创性的，能使邓小平理论称其为邓小平理论，使其享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殊荣的特质形态，同时又在实践层面上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进步发生直接重大影响、并最具统领全局意义的理论观点，主要为上述四大理论。在1999年，我已开始强调这四大理论的作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正式将其称之为“金砖四论”。

对于社会主义主体论，我特别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造。在我看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共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坚持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在政党关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改变。我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相对于过去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观而言的。“社会主义主体论”的表述可能不那么规范，但就与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纯粹论”作参照来说，其内涵和意向是清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它成为了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五、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特殊伟大贡献

在2008年底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我撰文论述了邓小平的三大贡献。

一是开辟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决定了具有统领全局的三件大事，可视为他披荆斩棘，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的三把火——第一把火为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把火为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第三把火为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

二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为其原生初始形态的奠基人，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父”。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提出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使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金砖四论”，无论在理论指导上还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对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和进步发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响。

三是奠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基础。邓小平规划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奋斗目标，对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八个字的内涵大多有具体论述，或促进了其思想的形成，为我们国家逐步实现这八个字的目标作了巨大努力。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显然与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伟大贡献分不开的。因此，我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现代中国，就改变神州大地的面貌而言，这个巨人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六、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科学解读，进一步论述邓小平与毛泽东“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还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就撰文提出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对前“30年”，邓小平从不同角度作过两个总体性评价，认为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都说是成功的。对于后“30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作了全面阐发。据此，强调要辩证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反对两种倾向。即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二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是转折性发展。这两个“30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不同。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言之，即“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由于那时报刊一些文章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深入解读，理论界和社会上对“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有不少议论。2013年6月中旬，我到延安干部学院讲课，有学员提问对“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如何看？我在回答时提出一个观点作为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其理论支撑。我说：人类历史有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也是如此。就其自然属性言，无疑有延续性、连贯性。就其文化属性言，对历史的具体内容既有继承和发展，又有拨乱反正、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两个“30年”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并不是说不承认前“30年”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更不是要重新评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如果产生这样的认识，则是误读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因为1981年的“历史决议”对前“30年”的历史，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有科学分析和明确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明确的坚持、维护“历史决议”。因此，不能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同坚持和维护“历史决议”对立起来。由于前“30年”的历史主要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的，后“30年”的历史主要是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能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对这两位历史伟人也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10年前，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援引江泽民的话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3]10年过去了，我以为，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经受住了历史检验。邓小平和他创立的科学理论，必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参考文献：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3-64.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56.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