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选择视角思考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2014-07-04 13:45徐婉
商业2.0 2014年6期
关键词:公共物品

中图分类号:F06216 文献标识码:A

摘要: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要实现之必须要更加重视我国农村的建设,必须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然而,在现行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体制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事物的民众参与积极性也不高。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案。

关键词:公共物品;公共选择;多中心理论

一、公共物品理论及农村公共物品的特殊性

(一)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概念。萨缪尔森在195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界定了公共物品的含义,即: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可通过其三大特性来把握公共物品的概念,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事实上,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在现实生活中符合纯公共物品定义和特征的少之又少,本文所分析的公共物品既包括纯公共物品,也包括准公共物品。

(二)农村公共物品理论

在经典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地域等特点,“农村公共物品”即:在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中共同需要的,在农村地域范畴内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如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村环境保护、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等。

农村公共物品除一般公共物品本质特征外还具有以下三个特性:一是地域性,指包含了大量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二是差异性,这是由我国农村人口多,各地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差异较大等决定的;三是多层次性,特定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既体现了本区域内部的共同需要,又体现了与其它区域的共同需要。

二、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一)公共物品提供方式

私人物品由于其需求可以通过价格(市场)机制显示,其供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使私人部门有足够的激励来提供和生产私人物品,且更有效率。然而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下,若其由私人部门提供会因公众的“搭便车”行为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需由政府以财政为后盾实行公共部门提供。但公共物品的公共提供并不意味着也必定由公共部门生产。在生产环节允许民间企业介人,能降低成本、缓解政府财力不足、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

(二)政府主导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两种主要思路

目前我国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思路,即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前者的思想以传统的政府为主体,后者以新兴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指导。具体分析就是,公共财政路径认为应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并改革包括分税制、转移支付在内的基层财政体制。此观点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和结构偏差起因于市场化过程中财政体制的设计不当,应将农村社会导向一种政府控制取向的制度均衡。由于制定及实施相关公共政策的主体是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决思路。而公共选择路径认为主要应通过培育和发展农村自治组织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缺失和结构偏差起因于计划经济消灭了内生型的民间合作组织,形成集体行动的制度“真空”。因此政府应该放松其在土地流转、人口流动等方面的不当管制,把农村社会导向一种自治型取向的制度均衡。由于主张制定与执行集体决策的主体是自愿联合的个人,故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解决思路。本文主要基于后一种思路,即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探索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方案。

三、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

(一)“单中心 ”模式下财权、事权不匹配,严重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多中心理论”的开创者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单中心”模式下,最高决策者往往会力不从心,从而最高决策者要么超负荷工作,造成重大决策失误,要么将事权大量下移,把负担过度转嫁给下属。在我国,第二种情况比较突出,中央政府把财权放的过高过紧,而事权则放的过多过低,本来应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却交给下级政府提供。一旦地方政府财力缺失,就只能任其荒废,造成供给缺位,损害农民利益。

(二)“自上而下”的决策与供给机制下农村公共物品配置结构不合理

“官僚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尼斯坎南认为,官僚和普通人一样,都具有“经济人”理性。为满足自身的个人最大利益,政府官员总是千方百計的追求 “政绩”、“利益”等,这就造成了很多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不是根据农民的真正需求而是根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决策者为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需要,农村公共品配置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且农民往往被排斥在公共项目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很难表达其对公共品的真正需求。

(三) 农民“理性无知”以及农村自治组织的不作为造成农村公共事物参与率低

唐斯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选民的“理性无知”原因有三:第一、选民认为自己的选择无法影响民主决策的结果,投票获益的可能性太小;第二、民主决策的结果未必代表自己的意愿,也难以保证官员会信守该决策的内容;第三、有关信息太过昂贵。而且在中国农村,长期的“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民的民主意识淡薄。其次,个别地区出现的村干部不按协商结果办事的现象常有发生,农村自治组织形同虚设。

四、基于公共选择视角探索完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解决方案

(一)建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

公共经济并不是一个排他性的政府垄断经济,当前要走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就必须建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 在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允许消费者、提供者和生产单位在不同的综合层次混合和搭配运作,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主体、资金安排及供给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多中心运行。同时也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权限,上级政府要适度平衡乡镇机构的事权、财权, 真正实现一级事权,一级财权。

(二)建立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良性决策机制

让外生变量即农村外部的各种因素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和偏好,反而易造成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或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供给。然而由农民自己决定公共品生产的内容、顺序和结构等同样存在非理性的一面,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需将 “政府集中决策——民主表达需求意愿”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的决策机制相结合。

参考文献:

[1]Samuelso,Paul.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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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平,米贤儒.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现代商业,2008,(1):138.

[7]朱汉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现状分析与选择取向——基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的分析视角[J].江淮论坛,2011,(4):35-38.

作者简介:徐婉(1990.6-),女,民族汉,江苏徐州人,现就读于西安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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