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叙事模式分析

⊙郭 静［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作 者：郭 静，集美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随着青年作家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逐渐被读者接受和认可，并形成了自己稳定的阅读群体。这些作家大多少年成名，缺乏丰富的生活阅历，甚至文学创作理论素养都显得单薄，但他们作品却如此流行，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如果仅仅把这种流行归结为无聊的市场营销的结果，是不够有说服力的。以《小时代》为例，我们从其时间背景的设置、叙事母题、叙事视角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流行文学较为成功的叙事模式，试图解释流行文学受到推崇与期待的原因，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帮助。

一、时间背景的设置体现了流行文化的大环境

《小时代》将故事的时代背景安排在中国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国际都会、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上海。正如黄平在《“大时代”与“小时代”》中所说：“《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是‘上海’，这是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无论是《小时代》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郭敬明都是从对于‘上海’的无限夸张的赞美开始。”①例如，《小时代》第一部开始就通过三个部分全面细致展示了现代上海的风貌：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外滩一号到外滩十八号一字排开的名牌店里，服务员面若冰霜，店里偶尔一两个戴着巨大蛤蟆墨镜的女人用手指小心地拎起一件衣架上的衣服……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外滩对面的江边大道上，无数从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正拿着相机……他们和马路对面锋利的奢侈品世界，仅仅相隔二十米的距离。

老式弄堂里有女人顶着睡了一夜的蓬乱鬈发端着马桶走向公共厕所，她们的眼神里是长年累月累积下来的怨恨和不甘。而济南路八号巴卡拉公寓的楼下，停满了一排豪华的轿车，等待着接送里面的贵妇，她们花了三个小时打扮自己，只为了出门喝一个下午茶。②

郭敬明致力于创造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这里上海变成了资本与时尚的上海，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被各种物品所包围。在这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从极尽奢华的贵族学校、充满顶级时尚元素和快节奏的M.E杂志社，小到顾里在南静安的欧式别墅，对上海大都市上流社会时尚生活的炫耀，无不满足着读者日益膨胀的物欲和对文化新贵们的生活方式的好奇心。有趣的是处处标新立异的郭敬明所秉持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学界却很相似，文本呈现出来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奋斗、理想、爱情，流露在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对物欲崇拜的恐慌，丰裕的物质与空虚的心灵形成强烈比照。《小时代》展现给我们的恰好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历程，而上海正是当前青年们群体生活场景的一个缩影。《小时代》的读者大多是刚刚进入青春期或正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着与他们父辈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一出生就享受着现代社会所提供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在家里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与此同时也承受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过多的家庭关注也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因此有着孤独的童年，于是他们渴望被爱，渴望关怀，在社会消费文化的诱导下他们对物质也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感与物质的双重追逐下，他们很辛苦地生活着，即便是这些粗浅的生活经历，也让他们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于是他们焦虑、忧伤，与幻灭感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小时代》所塑造的在新时代上海这个典型时间背景的典型人物的内在体验与情感诉求契合了年轻读者的小情怀，契合了他们的情感宣泄，因此才会持续不断地受到读者的欢迎。

二、对经典母题的继承与改编契合了读者们的阅读期待

“母题”主要是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它是从国外引进的，是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是文学作品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它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任何成熟的叙事，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一再出现民间故事中的经典母题，流行文学也不例外，在《小时代》中就出现了“逃离”主题、“死亡”母题，就像其他艺术技巧一样，一篇小说的母题构思也常常带有那个时代的艺术特色，它按照当时社会所能理解的感情逻辑进行设计，顺应时代的心理和趣味。

1.“逃离”与“出走”母题

“逃离”是青春文学频繁出现的母题之一，无论是外国文学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麦田的守望者》，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青春万岁》等多部文学作品，无一不表述了这一母题。如果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就能发现不少逃离与出走者的形象。但这些逃离与出走者往往以反抗者的形象出现，他们中大多数是为了摆脱家庭专制的束缚和封建包办婚姻，是思想觉醒后走上与命运抗争之道路，是灵魂深处的叛逆与抉择，出走这一社会现象也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例如在易卜生的《娜拉》影响下的一批社会问题剧，他们出走的魅力在于彰显反抗的过程而非出走的结局。虽然同是表现出走，但《小时代》主要体现了青年人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无意识地选择了对现实的逃离和对幸福的追寻，他们的出走不再是反抗与决裂，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妥协与屈服，映射了其精神存在状态。《小时代》中多次出现“逃离与出走”这一母题，如《小时代1.0》就是以南湘和林萧的出走来结尾的：

我坐在火车上，南湘坐在我对面。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儿，只是随便买了离开上海的车票。我们要尽快逃离这个地方。……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早就关机的手机拿出来，拔掉SIM卡，扔出窗外。我握着瑟瑟发抖的南湘的手，安慰她：“没事，没有人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越来越快地离开了上海……我们无法回头地离开了上海……火车呼啸着，冲进一片迷蒙的大雪里。③

如果说这次描写逃离与出走只是为了在第一部结尾设置悬念和推动情节发展，情节还是走向林萧和南湘的回归，那么《小时代3.0》结尾也是以林萧离开上海而结束。这个母题似乎也迎合了当代青年们的选择，当遇到感情危机或事业困境时，他们往往不能勇敢直面，换个环境以达到有意识的回避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可是现实面前困难重重，当我们被爱情和生活的压力磨得累了、倦了，因为太多的牵绊，似乎连离开都显得那么奢侈，有时真的很想疯狂一下，什么都不管不顾，放下一切，不去权衡，只是离开，然后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却不敢去尝试、去冒险，归根结底是不想去承担改变所带来的新的风险，因此从心底又是渴望又是犹豫，而这种情感在阅读小说时得到了宣泄和满足，因此这种叙事才会如此牵动人心。

2.“死亡”母题

小时代叙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一种忧伤的情调，而作品中这些忧伤的情调最终汇聚成为一个悲剧的结局——死亡。这种死亡式的结局又是郭敬明惯用的结尾模式，在郭敬明的小说中，有很多结局直接涉及死亡，他书中的主人公都拥有选择恋爱的权利，但仍然是一步步地逼近死亡，体现了当下青年人的复杂心绪，是某种程度上对生活失望的无奈与宣泄。“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其脆弱又极其强韧的丰富内涵——与不能解的无常无奈与其不可逼使的庄严与尊贵。死亡体验，是生命过程中一切体验的最高峰。”④朱光潜在《悲剧中心理学》中也阐述了人在观看悲剧时获得快感，因为他同情受苦的人，而人喜欢他感到怜悯。从希腊的哀歌作者到波德莱尔，死亡一直是文艺作品最爱表现的一个主题。只是正值青春年少的作者和读者们为什么偏爱这种死亡式的结局？为什么他们才走进青春，就开始喜欢追忆过往？笔者认为其因由是当代年轻人的完美主义倾向和喜欢幻灭的美。郭敬明笔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出身名门、家庭富裕、长相出众、积极进取，他们也都追求完美的爱情和完美的人生，可是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巨大差距的，即使是这些王子和公主们也不能幸免，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经历幻灭，由成长至成熟，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读者，大多有着完美主义倾向，在完美遇到现实的阻碍时会沮丧、失望、无奈，在自我与来自社会的冲突矛盾中艰难而又隐忍地成长，于是他们对名利有着难以满足的野心，却又明显地表现出对物欲崇拜的鄙夷，诸如这种矛盾的心态还有很多，当他们的信念和这个世界产生冲突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于是只能在完美主义的追求中跌落。郭敬明这种悲剧式的结局似乎就是当代年轻人经历的一种映射。这样谁会不同情自己的青春？

三、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所构成的文本吸引力

小说相对于其他叙事形式而言，在运用、转换叙述视角方面，拥有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但现在关于流行文学的批评研究大多仅是从文学文化学或文学心理学方面来探讨而忽略其形式技巧。

在《小时代》中，郭敬明希望像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描绘巴黎物欲社会那样，自然地贯穿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中间，这里叙述者与角色“我”是高度重合的，通过书中的十八个人物、十几条线索，跌宕起伏、从容不迫地记录房价、地标、豪华汽车和进口香水，菲佣、名包和公司并购等，进而将当代青年学生，甚至都市白领的生活和情感用全新的叙述风格和细微的笔触娓娓道来，和读者一起对我们身处的时代与正在经历的青春进行观察和思考。长篇小说无法只用第一人称写作，局限性不言自明，而这种跟随某一主角的视线，却又对视线外的世界全知全能的创作手法就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比如台湾作家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打喷嚏》。

《小时代》用“我”来叙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内聚焦的叙述模式。在内聚焦中，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都告诉我们。具体到“小时代三部曲”的内聚焦，是指叙事始终以“我”的角度描绘了“我”、顾里、南湘、唐宛如四个大学舍友，从大学到工作短短几年间在上海所遭际的林林总总与悲欢离合。“我”似乎是扇窗户，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这扇窗户的角度进入叙述视野的，其中也并行着作者的回忆的眼光。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说:“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 ，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他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⑤例如: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顾源就一抬手，把门在我面前摔严实了——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仿佛顾源摔得不是门，而是我的脸。

一直到很久之后的后来，我再回忆起这个仿佛被微波炉加热后的初夏午后，窗外闷热的雷暴雨，南湘头发上传来的熟悉气味，蓝诀闪烁的眼神，房间天花板上冰冷的白炽灯光，空调运转时的嗡嗡的噪声，一切都清晰的骇然，我经常在想，那个下午，我的愤怒究竟源于哪里，也许来源于顾源烦躁的目光，也许来源于南湘失落的眼神，但事实上，我心里明白，我的愤怒来自最后顾里拉开门时看我的目光，以及她对我说的话。

后来我终于明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几个人之间，那条不可逾越的天堑，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划下了正式的深度，一刀，一刀，一刀……⑥

叙述主体是现在的“我”和回忆中的“我”，两个“我”交叉展开自己的视野和叙述不同时期自己的感受，或者可以认为是在表面一条线索的叙述中，其实贯穿着回忆和体验两条线索。来自两个时空的人，对一件事的认知自然会产生差异，这里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以及体验主体和回忆主体两个叙述主体的存在，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形成宽阔时空对话，我们在阅读中就很容易产生伤心、遗憾、怀旧、忧伤等诸般感受，这就使小说有了引人入胜的特质。

“小时代三部曲”在叙述中常常局部地隐瞒人物的内心想法，这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一，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展现人物的内心想法，让读者跟着书中人物一起去发现和重新认识某些事件，有助于产生悬念，增加情节的吸引力。比如在顾里与顾源的爱情纠葛线索中，顾里得了癌症，为了和男朋友分手，就自导自演了一部和卫海睡在一起的高水准的大戏，然而直到第十五章，才给出了顾里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之前的章节里居然没有一点透漏，这种通过林萧特有的有限视角的叙述，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读者只能跟随叙述者一起去发现顾里和顾源分手的真正原因，无疑会引起读者的悬念，这对于《小时代》这种连载小说的吸引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之所以能在在浩瀚的新书中脱颖而出，受到读者的热捧，荣登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当今时代的流行文学，是源于本书叙事中事件背景设置、叙述母题的选用、叙事视角的选择的恰当。然而历史上出现过的流行文学都会经历由大热到落幕的过程，以小时代为代表的这类文学也不例外，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要在原有的叙事模式上寻求新的突破，这是像郭敬明这样的新一代作家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①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②③ 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4页，第300—301页。

④ 徐学：《当代台湾散文中的生命体验》，《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第32页。

⑤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3版，第202页。

⑥ 郭敬明：《小时代3.0刺金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98—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