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爱国诗人张际亮的忧患情结

⊙张 琼［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632； 广东财经大学中文系， 广州 510320］

作 者：张 琼，暨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在读博士，广东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近代文学。

张际亮(1799—1843) ，字亨甫，自号松寥山人、华胥大夫，福建建宁人。虽然名满天下，却科举不利，直到道光十六年才举于乡，会试不中，两年后病重去世。一生沉居下僚，是个地地道道的平民文人，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张际亮具有强烈的忧患情结，翻开他的诗集，“忧患”触目而来：“身穷迫忧患，杜苏岂我类？”①“逝者不我悲，生存更忧患。”(《再过南昌作》) “谁怜行道日，长是患忧人。”(《涨退》) “饥寒作客仍忧患，贫贱论交又别离。”(《次日林君香溪敦仁刘三炯甫存仁招同家 仙王二子希景贤饯余口号为别》) “十年识字多忧患，万古惊心速岁时。”(《寄吴子序嘉宾明经山东兼柬令弟子顾嘉言同年时子顾与余在都下》) 可以说，“忧患”构成了张际亮诗歌创作的主题。

一、张际亮忧患意识的指向

张际亮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忧患，无关个人际遇，无关一己得失，而是心怀天下，为国家、为天下苍生忧心不已，“飘零踪迹不足惜，独惜时事纷艰虞。”(《出关图为元伯水部题》) “一身不给忧天下，万里无端在眼中。”(《壬辰九月出都留别都下交旧》) 这正是张际亮的心声。他的忧患，来自对西方列寇入侵的忧虑，来自对官员腐败无能的忧愤以及来自对生民疾苦的忧戚。这些因素交织在诗作中，就构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忧患情结。

1.对西方列寇入侵的忧虑

张际亮极具政治敏锐性，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看到边境危机的诗人之一，早在道光二年(1822) ，张际亮就已经产生了担忧：“往者红夷既跳梁，孙卢小丑仍披猖。厦门澎岛实锁钥，到今未可疏禁防。”(《大顶峰望海歌》) 在《厦门白鹿洞观海》自注中，张际亮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代边患多在西北，至明中叶东南夷患始烈。”在张际亮看来，夷患从明代中叶就开始了，一直不能掉以轻心，张际亮还指出，“逆夷火器最利”。事实上，列强就是用火器叩开祖国大门的，张际亮对此早已有过警示。张际亮的担忧是一以贯之的，在道光癸巳年(1833) ，张际亮来到广东，在广东他看到“夷船皆以铜包其底，两旁列铁炮数门，皆重千斤”(《浴日亭》) 的情形，更加深了他的忧虑：“五市不严边海令，度支终绌大农资。(注：近日夷船专以鸦片土易内地银，岁至一千数百万，以故东南生计日绌。) 若不变法杜绝，将来益可忧矣！”(《青士观察次小湖侍御韵枉题近诗仍次韵奉酬》) 并在同期的诗作中一再对当局者提出警示：“窃闻岛夷强，蓄意藉通市。熟穷彼我情，良恐倭如鬼。”(《大庾岭》) “飘风满楼橹，远近夷船繁。苍铜与黑铁，骄夺天吴魂。侧闻濠镜澳，盘踞如塞垣。”(《浴日亭》) 正如林昌彝所指出：“此诗作于道光十二年(即1832) 以前，时英逆尚未中变，亨甫可谓深谋远虑，识在机先者矣。”②张际亮见微知著，忧心不已，他希望当局者能够有所警觉，对于外商大举入境的情形早做防备，尤其要提防外夷趁机作乱，将隐患化解于无形之中：“生聚自来关国计，提防应与奠天功。”(《邵伯驿》)

2.对官员腐败无能的忧愤

张际亮能够预见危机，无奈身居下僚，人微言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但是，现实却让张际亮不得不扼腕叹息，官员的腐败无能更加剧了张际亮的忧愤，他愤慨在位者的尸位素餐，在《食肉叹》序中，张际亮质问道：“余窃以鸦片来自西洋，始于闽粤，遍于天下，其所以疲敝内地者，已甚矣。然诚使海防防捕严密，何由不绝？今漳、泉此事，尤为可虑。”对于鸦片泛滥成灾，张际亮提出质疑，他把源头直指官员的疏于管理，放任自流，使得鸦片泛滥成灾，不但直接损害了百姓的身体与精神，“粤闽鸦片馆日开，十户九破形死灰”(《食肉叹》) ，同时对经济也产生极大的冲击，造成了黄金大量外流的严峻现实：“市易多年达岛洋，夷酋列肆来朝暮。士来金去芙蓉膏，丝轻帛贱羽毛布。”(《送云麓观察督粮粤东》) 从而导致国家疲敝、百姓羸弱的严重后果。

他痛恨官员的贪生怕死，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寇遇到的有效抵抗是屈指可数的，官员们要么沉湎于酒色之中：“昼夜穷歌舞，烽烟泣鬼神。才原如李蔡，寇已纵卢循。戎马仓皇际，元乃乞身。”(《诸将》) 要么大敌当前仍然高卧不起，“翁山士马伤亡尽，支海夷獠笑舞来。地险将军仍卧甲，天高使相但衔杯。”(《传闻浙》) 要么就闻风而逃“，十日寇不攻，一攻弃城走。金鸡山险莫能守，飞弹扑城大如斗。”(《镇海哀》) “定海破，走镇海。镇海破，宁波在。宁波城中兵数百，寇未来时已无色。寇来弃甲杂民奔，长官先不知何适。”(《宁波哀》) 他反对投降求和“，兵戎玉帛交相见，土地金缯事忍言。“”魏绛和戎岂息兵，君看唐汉最分明。”(《传闻广》) 他痛哭林则徐的无辜流放：“旁午军书劳羽骑，苦辛战士杂虫沙。国家清议竟何有？但罪林黄谓戎首。”(《芑川归自京师有诗枉赠感事伤怀泫然酬和》) 他质问统治者的进退失据：“烽烟未靖儿女哀，不出不处胡为哉？”《酬李星村即以为别》) 真是痛心疾首，字字血，字字泪！

3.对民生疾苦的忧戚

嘉道年间，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际亮始终关注百姓疾苦“，夕阳古寺身卑，仰屋坐叹民疮痍。”(《读严山先生诗集书后》) 他心系百姓，对“商声动四海，哀鸿何寥寥”(《次韵子寿十六夜复饮月下》) 的年代里百姓的痛苦寄予深切的同情，在他的笔下，既有自然灾害造成的惨状，“迩来东南困，十室八九存。田庐浸巨浪，疫疠驱残魂。生者委道路，死者怨子孙。”(《吴门谒少穆中丞别后却寄》) “旷野多悲风，鸿雁相哀鸣。际天衰草外，惟见饥人行。单车挈老弱，性命同死生。”(《自沂州至郯城夜宿郭外有述》) 更有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暴行“：孀妇近八十，处女未十六。妇行扶拄杖，女病卧床褥。夷来捉凶淫，十数辈未足。不知今死生，当时气仅属。日落夷归船，日出夷成族。笑歌街市中，饱掠牛羊肉。库中百万钱，搜取昼以烛。驱民负之去，行迟鞭挞速。啾啾雀鼠语，听者怒相逐。百钱即强夺，千室尽伏。”(《东阳县》) “浪跋鲸鱼腥璧水，血分鸩鸟污珠鬟。”诗人在自注中写道“：妇女不从奸者，鞭挞凌虐之，哭声震天，饮以药酒即哑矣。死复截其下体。”(《迁延》) 侵略者在中国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其残暴让人发指！从张际亮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诗人的忧愤深广。

二、张际亮忧患情结的文化意义

如前所述，张际亮具有强烈的忧患情结，姚莹评价说：“以沉愤跌宕之怀，处身世艰难之境，悲壮激烈，有感则鸣。”③这是对张际亮忧患情结的洞知。这种忧患，既有传统文人的忧国忧民，又具有近代社会新的时代内涵，它不仅仅属于张际亮个人，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

1.传统忧患文化的弘扬

张际亮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文化的弘扬。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饱经沧桑，但依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原因之一即是“得力于在中国文化中生了根的知识分子，不论在任何巨变剧难中，也不改变对于自己民族忠贞的志节，以自己的言论、行为，标示黑暗中的方向”④。我们民族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明于忧患与故。”《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人共同的心态，无论穷达，无论朝野，萦绕在文人心头的是挥之不去的忧患之思：“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曹植《杂诗六首》之一)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这种忧患之情，在范仲淹的千古名作《岳阳楼记》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文人忧患，源远流长；文人忧患，惊天地泣鬼神。

不过，这种忧患意识也曾有所削弱。三国嵇康《养生论》：“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宋王安石《离北山寄平甫》诗：“少年忧患伤豪气，老去经纶误半生。”清孙奇逢干脆说，“忧患恐惧，最怕有所。一有所，则我心无主”⑤，试图将“居安思危”的优良传统摒弃出去。可见，忧患意识并非一直都被人推崇，根据时代以及诗人的个人境遇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

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诗文中，忧患意识又一次大放光芒，面对“内忧外患”，诗人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预感，自觉秉承忧国忧民的传统，发为忧患之音，忧患浓郁而经久不散：“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龚自珍《赋忧患》) “比年忧患更辍吟，俗网纷纭苦缠缚。”(林则徐《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 “历遍升沉万劫磨，余生忧患问谁多。”(林则徐《感忆》) “道心忧患后，高鸟倦飞还。”(魏源《旅怀》) 这种忧患，绝不是源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出于对社会幽隐的洞察和对时代的总体感受。

2.对清初经世致用意识的继承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惨痛之后，清初文人普遍痛恨明人的空疏不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提倡经世实学,使得经世致用成为一时风气。不过，在统治者以“稽古右文”的引导之后，文人库首穷经，乾嘉学派大行其道，经世致用思想被蛰伏了。不过，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经世致用思想又一次大放光芒。

张际亮就是一个例子，他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慷慨常存一片心，或与苍生济愁苦。”(《寄厚园汝梅》) 他才华过人，贾谊、诸葛亮是他效法的对象，“亮少时窃慕汉贾太傅、诸葛武侯之为人，以为士于立身之外，固当有用于世。”他熟谙鸦片贩卖的流程，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与国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充当走狗有直接关系：“粤省则有曰‘窑口’者为之包买，曰‘快蟹’者为之包送。凡夷船所载鸦片土，先卸入趸船，然后以货入口。内地之买土者付银与窖口，窖口付票与快蟹，快蟹取土于趸船。每快蟹壮丁百数十人，桨橹并下，炮械毕具，其行迅疾，其势凶悍，即遇巡哨兵船，无如之何。”对此，张际亮提出“因势补救”的对策：“伏望执事严饬营弁，先拿快蟹，密辑窖口。然后明示夷酋以‘内地旧例，不准彼国之船逗留经岁，何以该船停泊五六之久？’严则勒兵驱逐，宽则申令责散。此后各洋面俱移会水师，勤劳与共，是亦补救之一端也。”(《上卢厚山宫保书》) 首先清除帮凶，再从源头上加以限制，应该说，也不失为对策。

鸦片战争的战火点燃后，张际亮积极投身于斗争。“兵火纷传信，乡书不寄愁。”(《杂感》) “多难怀幽愤，长贫愧幸生。未成韩母冢，敢请汉臣缨。”(《到家》) 他曾经试图赴台湾帮助当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共筹抗敌军事，但因为定海失守而未能如愿，1843年，在台湾坚持抗战有功的姚莹，却被诬入狱，张际亮为营救好友，扶病进京，到处奔走，以致劳瘁而死虽然这种用世之心无用武之地，但张际亮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依然未能泯灭。

3.近代救危“新声”的抒发

张际亮的忧患不是个案，而反映了当时爱国诗人创作的整体趋势。在“举国方沉酣太平”，一般人都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之时，张际亮却与一群文人“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⑥。他们率先从“束发就学，皓首穷经”的状态中走出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国计民生，面对每况愈下的现实，他们忧心如焚：“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为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学者建不树之帜，师儒筑不高之墙，寻寻常常，演迤庸懦之中，叨富贵、保岁暮而矣。他莫敢谁何？”他们担心的是：“独恐一旦猝有缓急，相顾莫敢一当其冲，今之隐忧盖在于此。”⑦

这种忧患使得先知者与“锦绣河山宴歌舞”(魏源《金焦行》) 的氛围格格不入，而显得孤独与悲凉。不过，这种无法排遣的孤独与悲凉一旦与知音遇合，便激发起指点江山、砥行砺节的豪情。姚莹记述了魏源、张际亮、龚自珍与汤鹏等人于道光初年在京师的交游：“道光初，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指汤鹏) 。……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厉，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黹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⑧他们志同道合，相互切磋，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动荡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张际亮以及其他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自身存在价值与社会责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以耸听之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⑨。参政、议政、施展才能的激情在经历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蛰伏后得到全面的释放。

三、结语

张际亮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的形成，无疑与他一生坎坷失意、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经历有关，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意识的自觉继承。在民族多事之秋，张际亮自觉秉承传统，正视危机，忧心如焚，置一己得失于度外，传达出的是乱世中的志士情怀，是一个文人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值得后人永远景仰。

①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之《纪二十三夜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71页。(以下凡出自此书者，只标注诗名，不另出注)

②③ 张际亮：《思伯子堂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2页，第1457页。

④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⑤ 王士祯：《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20页。

⑥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⑦ 鲁一同：《通甫类稿》之《复潘四农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2册，第411页。

⑧ 姚莹：《东溟文后集》之《汤海秋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册，第533页。

⑨ 关爱和：《悲壮的沉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