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时代中的迷惘——解读《黄雀记》的男性意象

⊙顾江冰［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作 者：顾江冰，河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逐渐“失权”的祖父意象

“谁也没见过人的魂。祖父自称他的魂丢了，怎么证明他以前有魂，又怎么证明他现在没魂了呢？他的魂，到底飞到哪儿去了呢？”

祖父的“丢魂”是这部文本里作者重点阐释的第一个情节，这个曾多次在苏童作品中出现的意象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关于祖父的“魂”为什么会丢，苏童给了解释：“他两次放弃了自杀，保住了肉身，魂灵便保不住了，对于祖父这个形象来说，这是必然事件，其他都是铺垫。我理解的祖父这个人物丢魂的大致理由，就是这样”。当然这个说法对充满了隐喻意味的意象背后所表达的内容，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无论是祖父，还是他的“魂”，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解读。

庞德认为，“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苏童的文本中为我们熟知的不仅是“枫杨树”“香椿树街”以及各种女性意象，传统观念下处于中心权力地位的男性意象，在苏童的文本中一样具有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妻妾成群》还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陈佐千、陈宝年等男性意象都具有对整个家族、甚至所在区域的极强控制能力，这类男性所代表的是权力、制度控制下一切事物发生的核心要素。苏童曾说，避免和消除障碍的一个方法是无所留恋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所以在《黄雀记》中，苏童明显放弃了继续这种设计的意图，使这个曾经强势的意象变得零散而软弱，让“祖父”迷失在“失魂”和“寻魂”中。“祖父”已经变成了映衬情节发展的背景。

从文本三个篇章来看——“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小仙女的夏天”，而每个篇章下又分出若干独立章节。如果把每一独立章节继续提炼，则可以当作独立的短篇阅读。这样的布局无形中削弱了作为“集权”制度下的男权中心权力，消解了属于他们的强大的控制力。无论是祖父还是保润、柳生，虽然有自己的视角和话语权，但没有一个是处在支配地位俯瞰全书的。祖父作为“楔子”引出了后来少年们的故事，但叙述视角转到少年时，他就成了“衬景”；而少年们的视角和行为模式又是围绕着祖父种种荒诞的行为展开，他们的所有举动都离不开祖父的诱因。

祖父的背后是社会文化权力的显现，中国受以父权制度为中心的影响深远。祖父在“失魂”后一次次地做出“寻魂”的努力，包括寻找祖先尸骨的行为以及屡次从医院出逃，既可以看作是找回原本的精神状态，也可以看作是因为不甘心失去权力而试图夺回的努力。但每次都受到“绳结”的束缚，逐渐产生了对被禁锢的条件反射，后期他对“性”的恐惧也印证他对失去控制力的默认。子辈虽然潜意识里对父辈、祖父辈所拥有的特权满怀嫉妒，但在自古至今的文化习俗制约下却又无能为力。而当这个壁垒垮掉后，子辈们会拼命想要夺取那份充满了诱惑的权力，品尝带来的快感，也幻想把曾经遇到的不公施加到自己的父辈身上。“保润每天坚持把祖父捆起来。捆绑祖父是合理的，捆绑祖父是合法的。”这样的隐喻无疑暗示着子辈们既渴望享受权利，又在警惕着“祖父”们可能进行的夺回权力的努力。子辈们既是在反抗，也是在复辟，他们在走着和前人近乎相同的道路。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疯癫的祖父始终活着，这无疑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子辈们在生命力上都竞争不过他，又怎能证明颠覆了原先的秩序呢？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是不是也说明作者潜意识里，既希望消解父权的阴影，但又清醒地了解这种反抗都是徒劳，从而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呢？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应被自然地淘汰。所以当祖父的“魂”所代表的权力丧失后，苏童对他们就不再报有生命的热情，而是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审查。祖父虽然没有像陈佐千、陈文治那样的罪恶等身，但显然作者更在乎人物生存的真实感，“苏童正是借助于对生存真实的展示获得了一种对失望的解脱和安慰”，为祖父及他背后代表的权力画上了无情的句号。

二、思绪混乱的少年男性意象

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进化论的角度上，代表新生力量的少年理应比走到暮年的老年更应获得赞誉。不过在苏童这里却很少见到。苏童笔下的少年几乎都被贴上了迷茫、混乱、充满暴力色彩的命运标签。在“香椿树街”这个混乱嘈杂的场景里，无论是李达生、沈叙德，还是保润、柳生，在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之前，他们已经被作者安排好了注定是悲剧的命运。这样的场景，在《城北地带》里也似曾相识。不同的是，《城北地带》少年们的悲剧是曲折前进的一条单线，而在这里却有了回环往复，设计了“因果报应”的意味。不难看出，苏童虽然对少年题材的叙述已经是轻车熟路，但是还是在谋求改变和突破。

作为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0年代出生之人，社会环境的混乱和少年时的病痛给予了他更多的敏感和思考的时间。虽然苏童刻意淡化文本发生的时间，但“香椿树街”上的各种混乱无序的事件还是会和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隐喻联系起来。“隐喻既不是对语言的装饰，也不是对语言的逃避。隐喻是由现实构成的，回过头来又构造现实。”当物质生活资料匮乏时，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会无比狂热，而当物质生活资料充盈时，又会面临精神世界的贫乏。在《城北地带》里，这些少年虽然没有像成年人那样对权力和金钱疯狂的崇拜，却对暴力有着天然的癖好，渴望凭借此建立一个属于虚幻世界中的秩序。而在《黄雀记》里，苏童似乎回避了这个熟捻于胸的写法，转而着力描写他们的行动和心理变化。这些少年的行为也折射出了当下的社会意识，转型期的社会在商业化、利益化思潮蜂拥而至之时，传统观念一定会面临挑战。而对于少年来说，自幼接受的理念不再奉行，也无法找到出路，在这样的迷茫过去之后就是习以为常的冷漠，生命基本上就是对时间的无情消耗。当保润在井亭医院琢磨如何发明创新捆祖父的“绳结”，当柳生的任务是陪院长下围棋、替小仙女追债时，作者对少年们这种变相逃避的嘲弄已经显露无遗。“愈是对现实沉重的焦虑与迷惘无以排遣，则愈是对童年记忆与成长体验执着地返顾”，作为从狂乱的红色政治岁月里走过的人，苏童无疑是把当时人的无助和混乱投射到了当下文本里。

苏童并不避讳对“性”的描写，这种懵懂意识也是促进少年成长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不能把“性”和“爱情”混为一谈。这里少年的“性”都是畸形的存在，他们追求的是快感，“性”成为了交易的筹码。《城北地带》里沈庭方、沈叙德父子为了金兰而相互争夺，金兰的怀孕生子及她和沈叙德的私奔为这场不伦之恋留下了极为难堪的结果；而保润、柳生、小仙女三人互相伤害，感情纠葛至死未休。“香椿树街”里的“性”不等同爱情，它没有温暖的色彩，有的只是好奇、征服和堕落。如果说真的存在爱情的话，那表达的方式也是粗暴的：“保润的春天”——保润在感情的懵懂时期做出了尝试，在毫无成效后恼羞成怒，在捆人中宣泄快感，纯真的好感在他身陷囹圄之后也已消磨殆尽；“柳生的秋天”——柳生自始至终没能逃脱和保润的恩怨，结婚当天(寓意收获“爱情、家庭”) 被保润所杀；“小仙女的夏天”——从小仙女的言语行为中体会不到人情味。她走入社会后沉沦于风尘，在青春美好的时光中放纵，在几乎被社会抛弃后还是回到了“香椿树街”，回到了成长的井亭医院，一生完成了一个轮回。而结局是把孩子生在了污浊的河道里。春天没有萌芽，秋天没有收获，夏天没有热情。苏童就是不停地迫使读者想象这样富有冲击力的画面。当少年们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究竟是为谁而活时，他们已经在青春初期为感情付出了代价，而当他们在做出挽回的努力时，迎接他们的是无法避免的悲剧结局。

《黄雀记》并没有将这种悲怆的气氛贯彻到底，以小仙女孩子出世后不停地“ 哭”、孩子昵称为“怒婴”为隐喻，它传递了一种对文本中的环境持根本否定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作为新生力量，他内心纯洁(眼睛据说是湛蓝色的) ，“脸是火红色的，比火苗还要热烈”。作者迫切地证明混乱的时代需要新生力量来改变现状，让读者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少年虽然有着不堪回首的暴力史，但毕竟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具有青春的朝气。不过作者在这种转变上着力的痕迹比较明显，有些刻意而为的感觉，从这样的情节安排里，我们也许能够发现苏童未来再以少年视角进行创作的一些端倪。

三、“香椿树街”上“看”与“被看”的男性人物群像

自鲁迅起，“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作为分析国民性的重要支点已经被无数次地拿来分析。李欧梵认为，“独异个人”和“庸众”两种形象经常在鲁迅小说中出现，而“‘被看’的牺牲者有两种，一种就是上述的‘独异个人’，另一种却是庸众中之一员”。当鲁迅表现“庸众”的牺牲时，擅长用讽刺的口吻营造明显的距离感。

“庸众”也就是看客，它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虽然不像“被看者”有着棱角分明的个性，而是主要为了营造和主角(最主要的“被看者”) 的对立，制造冷漠、悲怆的氛围。《黄雀记》里苏童也刻意营造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过他不像鲁迅让这二者来自先驱和群众，或启蒙者和被启蒙者，而是让对立双方全部出自“庸众”，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具备成为主人公的共性——冷漠、浅薄、固执、麻木。“香椿树街”上也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理论的启蒙者和行动的先驱，但就是普通民众也能制造人性的悲剧。当主人公的悲剧发生时，他们以旁观者(看客) 的心态自居，但本身又在扮演着悲剧的制造者身份，对于事态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看”主角，“看”事态发展，但本身也在被读者、叙事人“看”，这样的身份转换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意识的，但构成了一条突出的“看”与“被看”的发展脉络，而这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频繁的。

以井亭医院里乔院长、病人康司令、郑老板为代表的男性人物群像，本是社会中具有权力、身份象征的代表，但和主角一样，他们无意识地充当了“看客”和“被看者”的双重身份。这些权势者像是被刻意设定，全部被安排到了“医院”这个社会矛盾突出表现的场所，而且都全部或部分丧失了自主决定权。医院里有权钱的矛盾，有人性的蜕化，也有荒诞不经的场景。医院里修建佛堂、找小姐开祝寿派对、开枪震慑、精神病人暴动，这样的疯狂举动在现实中几乎是闻所未闻。但在小说这种允许夸张、荒诞的半写实文本中，随着情节发展会令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感，用“虚构真实”解构“社会真实”，并产生认同心理。而且除了乔院长有言语、心理活动的描写外，康司令、郑老板没有一句直接的言语表达，他们的行动、想法都是通过他人“看”“说”体现的，让看客“看”出了“被看者”的形象。而看客也并不比这些“被看者”高明。“‘看’者实质上是通过‘鉴赏’‘被看者’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致最后遗忘。”旁观者“看”他们的举动越是疯狂，场面越是刺激，就越能突出讽刺的效果。

这些看客的举动是促使情节前进的诱因。看客现象在事情发展中生发出各条线路，关联主人公和次要人物。主人公作为多重视角下的“被看者”无法取消和看客的关联，当视角转换，看客成为“被看者”时，从主人公的视野“看”这些看客的行动，也是在说明主人公或者背后叙事者对看客的观点。

《黄雀记》里，作者除主角之外着力最多的就是“香椿树街”上的男性人物意象，对他们的刻画力度甚至超过了对女性的书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文本中的情节设定使得他们无法逃出近乎宿命的怪圈，无论他们如何像螳螂一样洋洋得意地追寻目标，也离不开作者这个最终决定其命运、冷眼观察的黄雀。这种尝试也许是苏童对大众过多地认为他只擅长书写女性和少年的回应。不过在谋求转变的同时，苏童也并未放弃他擅长的领域：“香椿树街”还是那样的凌乱、肮脏、混乱，少年一如既往地迷失。“以隐喻性象征为特征，通过意象体现作品表现力、创造力和想象力，使语言表现的内容在变形中完成对内容本身的本体性超越。”他透过对意象的书写，追求对文化、人性的反思，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1] 苏童.黄雀记[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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