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中有泪 乐中有悲——浅析白朴《墙头马上》之悲情蕴涵

⊙唐雪莹 廖金容［湛江师范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作 者：唐雪莹，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湛江师范学院教授；廖金容，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学生。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把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推入战火，造成汉唐以来高度发展的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乃至崩毁，这对长期生活在井然有序的封建伦理制度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无疑是巨大的心灵震撼，从而引发出深沉悲郁的历史忧患意识和难以遏制的抗争意识。元剧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在其杂剧中所渲染的更多的是国破家亡所产生的世事难料、兴亡无定、人生命运难以把握的悲慨和怨叹，以及知音难觅、好梦难圆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不管是悲伤苍凉的分离，还是伤情欢喜的团圆，白朴心中的沧桑感，细细流入戏剧舞台。

一、伤情的《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是白朴的代表作之一，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曲四大爱情剧”。剧作取材于唐代白居易的乐府诗《井底引银瓶》，白居易诗作“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开启了裴少俊和李千金一段来之不易的爱情婚姻。

作为一部出色的喜剧，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巧妙的艺术构思，更重要的是作者充分调动诸多艺术手段，在悲喜交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典型———李千金。

对李千金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新雷先生称“李千金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充满斗争性的妇女形象”，“在大胆争取自由恋爱和坚决反抗封建势力这一基本点上，与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很相似”①。袁行霈也认为，“李千金的形象十分突出。她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和一般的怀春少女不同，她有着更加着重人格的尊严”②。李千金堪称我国古代戏曲大观园中“为由暗香来”的一支奇葩③，但剧作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却依然蕴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其悲剧意蕴表现在：

1.闺房中的人性扼杀

作为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大家闺秀，待字闺中的李千金，“为甚消瘦春风玉一围？又不曾染病疾……害的来不疼不痒难医治，吃了些好茶好饭无滋味。似舟中载倩女魂，天边盼织女期：这些时困腾腾每日家贪春睡，看时节针线强收拾”，将闺中少女的孤独幽怨袒露无余。当她与青春年少的裴少俊马上墙头四目相视之时，李千金则是“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恨不的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裴少俊在“双眸星转，花开媚脸”的李千金的书信中感叹，“这小姐有倾城之态，出世之才，可为囊箧宝玩”。比之杜丽娘，李千金可谓幸中不幸：在伫立墙头的刹那，李千金心有所属，却难逃“囊箧宝玩”的悲剧命运。

2.幽居中的无奈幸福

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李千金毅然选择了私奔，这是她叛逆性格的充分展示。私奔后的李千金在裴府后花园一藏就是七年，在这期间，她生儿育女，享受着自由恋爱婚姻的幸福，但又是如此的不幸：“数年一枕梦庄蝶，过了些不明白好天良夜。想父母关山途路远，鱼雁音信绝。为甚感叹咨嗟？甚日得离书舍!”七年的隐匿，过的是不人不鬼、不明不白的生活，得到了爱情却失去了亲情，这样的生活，充满着痴情却又是如此的痛苦无奈。

3.休弃而归的痛楚和不屈

在度过了七年庄周梦蝶般的“不明白好天良夜”后，李千金与裴少俊的幽居生活终于被裴尚书撞破，面对院公的掩饰，裴尚书的责问，李千金毅然大胆向前置词：“相公可怜见，妾是少俊的妻室。”自由爱情的追求者与封建礼教的捍卫者第一次正面交锋，结果是裴少俊的“软揣揣”早已屈服：“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于休书便了，告父亲宽恕!”爱人的懦弱和毫无顾念之情，是李千金最大的悲哀和痛楚。但面对不幸，她没有哀伤的哭泣，而是怒斥懦弱的丈夫：“休把似残花败柳冤仇结，我与你生男长女填还彻。指望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唱道题柱胸襟，当垆的志节。也是前世前缘，今生今世。少俊呵，与你干驾了会香车，把这个没气性的文君送了也!”以此来宣示着她的刚烈与不屈。

4.大团圆的悲哀与无奈

无情被逐的悲剧命运让李千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冷静的思考。裴少俊及第之后去寻妻：“小姐，你是个读书的聪明人，岂不闻：‘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则行夫妇之礼焉，终身不衰。’”心灵的伤痕并没有因裴少俊及第而抚平。但面对哀哀哭泣的一对儿女，心情矛盾的李千金终为骨肉至亲所感而认亲团圆，是儿女唤醒李千金的母爱而悲喜相聚，这样的团圆，却是如此的无奈，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沧桑之叹。

就结局而言，母子相认，生旦团圆，但喜剧的表面难以掩藏内在的悲酸：最终胜利的，不过是李千金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个体的生命，李千金仍是一个受封建礼教压迫的悲剧女性。大团圆的结局无法掩饰其浓郁而又深厚的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当裴父得知李千金是官宦之女时，不惜一切代价放下所谓的长辈尊严，请求李千金回家。而这一举动恰是对李千金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根本否定，更是对李千金出于无私的母爱而团聚的亵渎！尽管她头脑中充满了对封建思想的不满与鄙视，但仍无法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从李千金与裴少俊的爱情婚姻来看，所谓自由幸福的爱情经不起裴父的一声怒吼，“爱情”顿时化为乌有，在封建婚姻观念的重重包围下，李千金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和权力，却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和权力。森严的封建等级秩序、门第观念和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腐蚀，这就是造成李千金的悲剧原因所在，也是封建时代女性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

二、剧作沧桑情怀之缘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朝代更替带来的动荡与离乱，无不影响着文人们的敏感神经。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儒家传统的国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儒家的人生理念。封建社会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高低的尺度，不是其主体的素质——才学和能力，而是官位。文人儒士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参政，即“入仕”。元代却视知识为粪土，视文人为草芥，文人颠倒不如人，所以元代文人是时代的失意者，时代的乱离与个人的不幸郁结于心，形成了悲凉而又沉重的沧桑情结。

1.时代的烙印

中国文学向来以抒情为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矛盾激烈的易代之际，常有一些心怀隐痛的作家，在作品中或抚今追昔，寓身世之悲；或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蒙古统治下的元朝，粗犷尚武，侍力轻文。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人分四等十级，文人的地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汉族文人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自豪，没有了曾经的自信，剩下的仅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世沧桑之感。同时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元朝的士子形成了怨世、避世、玩世、超世等复杂的心态。不可排遣的忧郁、软弱而执着的追求、深刻而复杂的悲情，使得士子文人的心理失衡，在突如巨变的现实面前他们无所适从：迷茫、苦闷、怨恨、孤独、恐惧，于是借手中之笔表达心中郁结之情，对社会种种不平进行辛辣的嘲讽。借剧中之人唱出“冷暖世人情”的悲怆心情，流露出了士子在冷漠的人世间的感伤却又无奈何的心境。时代的烙印带给士子的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生活在其中的白朴无不受其濡染。

2.中国文人的沧桑情结

中国文人对运动不息的宇宙有着特殊的敏感，尤其是时间的不可把持、人生的变幻不定。孔子发出“逝者如斯”的兴叹之后，中国文人就不曾间断过这种生命难持的悲叹，变幻不定的沧桑感慨。因此，中国文学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感伤情调，倾诉着一种无常，无望又无告的人生痛苦和生命忧患。文学的感伤与文人的多愁善感互为表里，感伤的文学和文学的感伤都是文人自觉的追求，中国文人的心理世界，总有着一片驱不散、化不开的愁云，这是文人所特有的沧桑情结。

感伤生命的流逝，悲哀美好事物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感伤人生的缺憾，追求完美却发现生活中不如意十有八九，正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识文入仕，却是“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④，圣贤孤傲耿直人格的铸造，又往往使他们在官场上遭遇不幸，更具有忧患意识。文人作品中的感伤情调，不仅是个人的写心，也是时代的代言，由一己的人生悲凉推及到宇宙的物是人非，眼前的感怀和历史的感慨融为一体。白朴，年幼丧亲，在诗人元好问的栽培下，自小博览全书，中国文人感伤、悲凉、沧桑的情感也在其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3.白朴自身感怀

白朴一生，少年亲历国破家亡的民族丧乱，中年目睹元灭南宋的朝代更替，可以说是饱经忧患，百味俱尝。幼年罹乱，“仓皇失母”，颠沛流离，“一身九患”，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父亲本为金朝重臣，于国家败亡之际，身如转蓬，两度易主，终以亡国遗臣而忍辱含垢地托命于新朝，“士大夫以华夙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贬”。这对于看重家声名节的宦门子弟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刺痛和羞辱，以致酿成了终生难以排遣的“百年孤愤”，终生“有山川满目之叹”。这一点，恐怕是白朴屡次拒绝出任新朝官职的深层原因。尽管其父对他曾寄予“鹏抟万里程”的厚望，但白朴一生孤高自守，淡泊名利，超尘绝俗，崇尚“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他的《沁园春》词：“自古贤能，壮岁飞腾，老来退闲。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麋鹿难训，金镳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唐虞世，也曾闻巢许，遁迹萁山。越人无用殷冠。怕机事缠头不耐烦。对诗书满架，子孙可教，琴樽一室，亲旧相欢。况属清时，得延残喘，鱼鸟溪山任往还，还知否，有绝交书在，细与君看。”这种贵己重身、蔑视荣禄、率意自适的处世态度，固然可以看作在金元易代之际，沉沦下僚的落魄文士普遍的行为方式，但又明显有别于关汉卿、杨显之等人的滑稽戏谑、玩世不恭，带有遭受世变摧折的名门秀士的个性特征。

伴随着儒家伦理体系的解纽以致崩毁，白朴对封建政治的价值观和历代儒生谨遵恪守的人生理想模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与处在动荡纷扰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白朴痛感生涯之艰难：“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三年浪走，有心遁世，无地栖身”。

综上所述，作为元代未入仕而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的文人群体中的一员，白朴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宜”(王博文《天籁集》序言)。丧亲与国家的破败，连年的战争，让白朴看到人世间的冷暖，以及感怀身世，诉诸于笔端，便有了《墙头马上》这部名作，喜剧性的结局难掩其笔调之下的苍凉悲怆，穿透着白朴内心的那份苍凉和对人生无定的一种幻灭之感，诉说着人生的颠沛流离，人世沧桑的感怀，流露出的不单是对故国的怀恋，还有白朴用悲情演绎着的沧桑情怀。国家不幸诗家兴，白朴以自己的人生悲剧与沧桑情怀铸就了戏曲史上一座丰碑。

① 吴新雷：《试论白朴的〈墙头马上〉》，《光明日报》1960年11月13日。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③ 吴永萍：《试论〈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形象的悲剧色彩》，《社科纵横》2006年第10期。

④ 蔡哼、高益荣：《会通中西》，中原农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