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效而可行的研究道路

张曙光

一、序文缘起

朱康对教授发来邮件，寄来他的大作《政府与企业之间——基于浙南地方案例公共事务治道研究》，请我作序。

我认识朱康对是在2003年底，浙江经济学会在温州举行年会，姚先国、史晋川请我参加。时任温州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朱康对是会议的具体筹办者。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他叫人带领部分参会者参观五马街温州小商品市场，并与我和张旭昆等几个人在五福林茶馆喝茶聊天。他曾经提到温州出现的民间消防队，引起我的兴趣，我表示以后抽时间就此做一些专门的调查研究。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又有思考和写作的偏好。

第二年4月，我去杭州参加“2004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暨制度经济学研讨会”，并在浙江大学讲学，他请我去温州调查民间消防队的问题。我到温州后，他带我实际调查了几个民办消防队，并与有关人员座谈讨论，还到当地指导消防工作的公办消防大队参观。特别是还有一个老板消防队，消防服、头盔和其他器材都在老板座驾的后备箱中，火警一声令下，立即奔赴火场。我之所以对民间消防感兴趣，是因消防是一件地域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而且在中国，消防队还是准军事组织。而温州民间自发地搞起了消防队，而且还不是一家，各个民间消防队的组织、设备、器材等，与正式消防队不相上下，就是救火车无法按照实际用途在有关方面取得正式注册登记，只好以自己的电话号码为车牌号。在具体消防活动中，公办消防队数量有限，民间消防队由于分布合理，往往能够首先到达火场，因而有着不错的救火业绩，甚至成为一些火灾救火的主力，成为正式消防机构的有力帮手，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表扬。从温州民间消防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在国外已经有一定发展，但在中国还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新鲜事，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探索。

此外，这一次，朱康对还送他的大作《来自底层的变革——龙港城市化个案研究》给我，该书描述了温州龙港农民投资建设城市的故事，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先声。我读了该书，对朱康对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次调查时，他向我讲起他正在做楠溪江渔业承包的案例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要他做好后给我，并鼓励他把这条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路子坚持下去。

2004年底，朱康对把他的文章《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寄给我。我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将它发表在由我和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卷上，并收入了由我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4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这篇文章经过修改补充，构成了本书的第4章。

在国内，笔者把案例研究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从1993年起，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立项，本人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到现在已经出版了7本案例集。因而，对这方面的信息比较重视。看到本书全部由案例研究构成，而且自成体系，读完全书，遂有此序。

二、研究道路

朱康对的学术道路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作序的一个原因。

具体来看，经济学研究道路各种各样。比如，有人长于理论思辨，主要从事纯学术研究；有人长于计量分析，专做经验实证研究；有人偏好理论的实际应用，主要从事对策研究；有的专注于宏观经济分析，有人长于微观经济探究。朱康对做的也主要是实证研究和微观分析，但不是一般计量分析，而是案例研究。

不论做什么研究，要作出成绩，首先要有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除此而外，一要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业训练，二要有对现实经济生活的深切感受，二者缺一不可，且都与个人的条件和兴趣有关。关键还在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

朱康对有志于经济理论研究，在两个主要方面都有较好的积累。他师从史晋川教授，在浙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打下了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从本书对国内外很多文献的引用也可以看得出来。毕业后一直在温州工作，他不是好高骛远，去做那些纯理论的探索；更非眼高手低，去从事那些宏大课题的研究，而是按照自己的条件和实际，选择自己的研究道路。

首先，温州的确是人杰地灵，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使得温州成为一个充满创造和活力的地方。温州人市场商业意识和权利意识较强，敢想敢说敢做，不仅蕴藏着巨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远的不说，仅新中国建立以来，这里的创新和突破就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例如，1956年，这里曾经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0年代末，这里又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热潮，形成了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出现了不少在全国都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如，“八大王”事件，武林广场销毁5000双劣质皮鞋事件，第一个民告官事件，第一个民间商会应诉欧盟反倾销案胜诉等。这就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材料。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富矿，需要有识之士去探索和开拓。

其次，朱康对是台州人，台州与温州毗邻，同属浙东南地区。他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且富有感情，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和亲临现场的观察者，甚至直接参与了一些活动和变迁。在一些问题的调查研究中，由于熟人、熟路，易于深入进去，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比的地方。

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他把别人熟视无睹的这些条件和优势看作是无穷的宝藏，进而紧紧地抓住这些条件和优势，进行开拓和发掘，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生活乐趣，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做，因而集腋成裘，结集成册。由此可见，能否在研究工作上作出业绩，关键不在于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单位，而在于你的选择是否恰当，能否作出自己感兴趣又适合于自己条件的选择和努力。

三、本书贡献

本书共有10章，除第1章“导论”和第10章“共有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外，主体部分的8章分别是温州地区共有资源开发的8个案例。这一点就颇有特色。笔者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有两个地区卷：《浙江卷》和《广东卷》，虽然案例故事都发生在这两个省，但却没有一个中心主题。第8集《土地卷》虽然有了中心主题，案例故事却发生在全国各地，且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题目，内容广泛，聚焦不够。而本书却兼具这两个特点。如果联系到这方面的一些其他研究和著作，对于学术研究的道路，则有一些重要启示，需要进一步讨论。

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的历史上，这方面的有名著作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类型和范式：

一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不仅是他的成名作，而且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它是以一个村庄的情况和变迁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成为很多研究者学习的榜样。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正汉教授关于广东省崖口村的研究和几部著作就是代表。

二是对一个地区农村变迁的历史考察。其代表就是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四次，1957-1958年第二次，1986-1989年第三次，1998年第四次，其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此外，对一个村庄进行定期观察和历史记录的还不少，如胡必亮教授的著作。

三是本书的范式。既有地域特征，又有专题特征，显然与前面的范式不同。正因为如此，本书就具有了一个新的特征。

本书包括8个不同的案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共有资源的产权缔约和制度变迁。8个案例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共有资源和不同的开发活动，如土地、河流、湖泊、水库、海岛、滩涂以及地下泉水；既有水产养殖捕捞，又有工业建设，还有旅游开发；而且包括了共有资源开发产权缔约和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因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既有成功的产权缔约，又有失败的产权安排；既有外部性内部化的解决方式，也有外部性的补偿安排；既有产权缔约中的争议，也有民间组织的集体行动；既有经济利益分配中的讨价还价，也有相互博弈中的政治过程。

从各个章节的叙述和分析来看，不仅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曲折变化、关键环节都讲述得清清楚楚，还有大量的原始数据和原始文献支撑，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就是第9章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产权问题，不仅有历史的沿革和现状的描述，而且有国外的借鉴，使没有接触过这一问题的人也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足见作者是花了很大工夫和心血的。

四、问题探讨

在笔者看来，本书最大的缺憾是理论探索不足。从设计来看，最后一章是“共有资源开发的公共政策”。这一章是重要的，是从8个案例研究中引伸出的政策结论，似乎在此前应该设计一章，讨论从这些案例研究中发现和提出的理论问题。如果有这样一章，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现在虽然各章中都有一些理论分析，但是显得分散，难于深入，且都限于借鉴现有的产权理论和治理理论进行解释，而导论中提出的“状态-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虽是对前人研究的一个综合概括和扩展，但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下面我想对几个有关的理论问题作些探讨。

首先，关于共有资源和共有产权的概念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并未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必要的区分，在很多地方是互换和混用的。其实，这两个概念既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

共有资源必然是共有产权，但共有产权不一定是共有资源。前者是基于自然属性而不得不共有的，而后者中的一部分则纯粹是由于人为的强制而建立的，比如，土地产权中既可能有共有产权（公地），也可能有私有产权。因此，严格地说来，共有资源的内涵只能是指那些其自然属性无法分割，不得不实行共有产权安排的资源，而其外延范围，则包括有那些完全可以分割和分属于不同的主体的私有资源，只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将其变为共有产权而已。或者说，共有资源有两类：一类是本体性的或本源性的，一类是派生的或者附加的。

这一区分是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共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自物权是共有的，其产权缔约和产权变迁的对象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处分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其他权能，它是在共有产权之上建立其他用益物权。而共有产权中那些可以分割分属于不同主体的资源，其产权缔约和制度变迁的方向却包括两个方面，既可以在共有产权之上建立他物权，也可以将共有产权变为私有产权。这后一点在前者是不可能的。

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的效率，共有资源必须共有产权，将其变成私有产权，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效率的；同样，除了自愿的产权交易，强行把私有产权变成共有产权，虽然是可能的，但也是无效率的。

在本书包括的8个案例中，有5个案例属于共有资源，有3个案例属于非共有资源的共有产权。明白了这一点，也许在讨论中会有新的发现。

其次，关于私人的公共领域

本书名为《政府与市场之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这“之间”是一个什么东西，作者没有概括出来，笔者试图给它一个名字，叫私人公共领域。

私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是本人在阅读奥斯特罗姆时提出来的，只是还来不及深入研究。一年前奥斯特罗姆去世，笔者在华人哈耶克学会内部网上写的一个贴子，今天借为《之间》作序，先将其引在下面，也许有助于朱康对从理论上提炼和提升自己的研究。因为，朱康对在书中也反复提及奥斯特罗姆。

在关于现代社会和民主国家的理论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是很清楚、很严格的，而在中国，这一区分到现在也不清楚，这是否也与中国社会的集权专制传统有关？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私两个领域的划分无法解释很多问题，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这一点，并在这里进行了开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要发展和提升她的理论，我认为，需要打破现行两分法的分析方法。

在现实社会中，事实上存在三个领域：一个是（纯）公共领域，一个是（纯）私人领域，一个是私人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地盘，如公检法，这是一个强制执行的地方。私人领域是个人活动的地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只要不侵犯他人，一切由个人自理，无需与他人商议和协调。私人公共领域是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人活动的非政府的公共领域，其基本方式是协商和自治。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就在这个领域。所以她的理论用自治理论或者多中心理论来概括，都不如用关于私人公共领域的理论来概括更恰当，更明确，也更有价值。

三个领域划分的理论意义，从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可以得到证明。王建勋的纪念文章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也有很好的阐述，不用多讲。私人公共领域的概括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践意义在于，一是使私人领域完全独立和真正独立；二是使公共领域的边界清晰，便于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三是使自治和多中心理论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讨论的问题也是私人公共领域的问题，而协商本身就是多数人讨价还价的公共选择过程，其结果就是不同人之间进行博弈而达成的均衡。

最后，讨论一个具体问题

本书中，朱康对提出一个制度变迁的成本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惜没有展开讨论，只提出了低成本地决策和高成本地执行，并没有讨论为什么会如此？什么情况下是如此？什么情况下会反是？哪一种情形下总成本大？哪一种情形下总成本小？如何选择一种总成本最小的制度变迁方式？

[责任编辑孙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