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和“终于”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

2014-08-09 01:22
华中学术 2014年1期
关键词:成词句法介词

饶 琪 牛 利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2.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咸宁,437100)

上古时期最典型、最常用的单音介词“于”在汉语历时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介引功能逐步弱化的特征。这种功能上的演变会诱发某些附带现象:如部分双音节“X于”结构表现出较强的词汇特征,有些已经成为典型的词汇词,据我们统计,最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有含“于”的双音词多达40条。

从历时角度看,这些共时层面上的词汇词,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跨层结构。从跨层结构到双音词是历时演变过程的具体体现,但是这个过程是共性凸显还是个性凸显,词汇化及相关理论能否进行规整性的演绎,还需要打上问号。因而从研究策略上来讲,充分描写每一个案的历时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归纳群体的共性,可以厘清单音介词“于”自身功能的历时,以及这种演变在语言历史演进中是如何与前项成分发生互动,从而规避因过于注重理论演绎所带来的标签化解读对语言事实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复杂性上认识的不足。

本文选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含“于”副词,“过于”和“终于”为研究对象。从历时考察入手,深入刻画这两个词在语言历时演变背景下各自的演变轨迹,试图比较其演变的异同,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过于”和“终于”的历时演变过程如何?其成词现象发生的具体历史时期?(2)成词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3)已有的词汇化及相关理论能否规整性解释其演变的过程?

一、 “过于”的历史考察

“过于”在现代汉语中是副词,表示程度或数量上的过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但在先秦时期“过于”是一个跨层的非短语结构,由两个非线性成分实义动词“过”和介词“于”组配而成。其间,“过于”的性质、功能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一) 先秦时期“过于”的性质和功能

“过”和“于”在先秦时期粘合式共现的频率较低,据我们统计,在北京大学语料库(CCL)中出现14次,汉籍全文数据库中共出现11次。从功能上来看,“过于”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种语法功能,这三种语法功能是动词“过”的不同义项和介词“于”的各种语法功能交互式匹配的结果:(1)介引处所题元,其义为“经过某地”;(2)介引对象题元,表示对某人、某类人犯有过错、过失;(3)差比句的比较基准,也是介引对象题元,同(1)、(2)类有所区别的是,这类结构常表示前后两个对象题元的比较,其义为“X超过Y”。例如:

(1) 昔者晋公子重耳出亡,过于曹,曹君袒裼而观之。(《韩非子·十过》)

(2) 子墨,游公尚过于越。(《墨子·鲁问》)

(3) 异日,君过于康庄,闻宁戚歌,止车而听之,则贤人之风也,举以为大田。(《晏子春秋·问下》)

(4) 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

(5) 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管子·立政》)

(6) 而君之禄位贵盛,死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窃为君危之。(《战国策·秦策三》)

(7) 今君以贤过于尧、舜,彼且胡可开说哉?(《吕氏春秋·壅塞》)

上面几例中的“过于”都是动词“过”和介词“于”组配的跨层非短语结构,在句法上形成了V+P+N格局,其中“过”充当谓语成分,“于X”充当谓语的补语性成分。例(1)、(2)、(3)中“于”的后接成分“曹”、“越”、“康庄”都为处所题元;例(4)、(5)中的“于”后续成分“后”、“君子”为对象题元;例(6)、(7)是两个对象题元在性质形容“富”、“贤”程度上的比较。

“过”在先秦文献中是一个多义动词,《说文》“过,度也”,其本义为“经过”。需要指出的是,其后两种用法的“过”的意义是“过”的本义“经过”引申而来的。

(二) 中古时期“过于”的成词和题元组配优先性的演变

中古时期“过于”的性质与语法功能在先秦时期的大体框架下呈现出两种变化:一从性质上来讲,开始出现了成词的端倪;二从语法功能上来讲,同题元的组合分布发生了演变。

1. 成词的端倪

从性质上来讲,中古汉语中“过于”大部分还是跨层的非句法结构,其中“于”充当非核心题元标记,“过于”在这一阶段表现出成词的端倪,试比较:

(8) 夫万物凡事过于大,末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太平经·丙部·卷三十七》)

(9) 天从今以往,大疾人为恶,故夫君子乃当常过于大善,不宜过于大恶。(《太平经·己部·卷九十七》)

《太平经》[1]成书于东汉末年,《抱朴子》成书于东晋时期,两书都属于道家文献。例(8)、(9)中的“过于”中“于”的后续题元已经不是上古时期典型的处所、对象题元。例(8)中的“于”的后续成分为NP,这里的“大”是一个道家专有的名词术语,实际上这句中的“于”充当的是比较句基准。而例(9)则可以两解:“于”后接的“大善”和“大恶”既可以理解成为NP,也可以理解成为AP,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将其解释为:大善者、大恶者[2];而杨寄林的《太平经今读今译》解释为:大善的行为和大恶的行为[3]。这两种解释从文意的理解上都是讲得通的,所以在这个例子中“过于”可以被两解: [过+[于AP]]或者[[过于]+AP]]。

这种两可的理解是“过于”发生词汇化的临界句法环境,从我们所看到的文献材料来看,在大约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道家文献《抱朴子》中看到了这样的例子:

(10) 人生之为体,易伤难养,方之二木,不及远矣,而所以攻毁之者,过于刻剥,剧乎摇拔也。(《抱朴子·内篇》)

这应该是能够证明“过于”一词成词最早的例子,例(10)中的“过于”一词同双音节的形容词“刻薄”组配,正是今天“过于”一词作为副词最典型的句法功能的源头。

这一时期,“过于”有时也出现在小句的句首,如:

(11) 过于庖牺,多于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既庶事不畅。(《抱朴子·外篇》)

(12) 陛下五让,过于许由四矣。(《前汉纪·孝文皇帝纪》)

上两例中,位于小句句首的“过于”表示比较,其中的“于”是比较句的基准,不过这些句子中的前比项在篇章中零形回指了。董秀芳(2011)指出,由于韵律制约,发生词汇化的跨层结构一般位于句首,这一句法现象很可能是过渡环境[4]。

2. 题元组配的历时演变

在“过”的意义不断演变的同时,“于”同题元的组合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北京大学语料库(CCL)和汉籍全文数据库,我们统计了“过于”后续题元从先秦到六朝时期的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先秦到六朝时期,“过于”的后续题元分布上,经历了一个引介处所与比较基准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先秦时期,以“引介处所”为主,而到两汉之后,后续成分为处所题元的数量大为减少,“过于”的后续题元基本稳定在表示比较的对象题元上,主要用来表示X和Y两项之间数量、程度上的比较。这种句法上组配功能的演变,为“过于”的高频固化提供了句法土壤,我们认为,差比句是“过于”最终成词的句法环境。

(三) 近代以来“过于”的考察

中古时期“过于”出现了成词的端倪,但还没有表现出稳固的成词倾向,“过于”的真正成词发生在明清之际,这一时期“过于”同AP/VP的组配频率大增,如:

1. “过于”+AP

(13) 此时已过于惨烈。至如阁臣岳正,仅以漏泄圣语,罪止戍边,亦以其室庐及所有。(《万历野获编》)

(14) 不敢言,赵内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谏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过于严切,未免忠邪并斥,且引汉唐宋钩党之事为鉴。(《万历野获编》)

(15) 亡之行,赦其射钩之仇。勋效传于百世,君臣载于篇籍。假今二主纪过于纤微,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沉名于沟壑,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乎。(《东汉秘史》)

由于韵律协调的制约,“过于”一般带双音节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但有时“过于”也带三音节以上的形容词短语,如:

(16) 国朝优礼处士与处士所以自处者,毋过于陈静诚遇、吴康斋与弼、武学士周文而已。(《皇明异典述》)

(17) 沈仲思的说话。只见沈仲思向他说道:“这件事儿实是我自家不好,过于大意了些,虽然付了他六千洋钱,却是我亲手交与月娥。”(《九尾龟》)

(18) 齐老爷的性子我们也都知道一二。不怕得罪太太说,他老人家过于忠厚些,太太是惊天动地的大才,想算着那们可成就,就只管奉行。(《绿野仙踪》)

2. “过于”+VP

(19) 将官之前,骑兵将官接主将从者之后,至车尾止。务要行动相联,若过于延长,彼此不互相敛凑,车车不能包裹,差误不小。(《练兵实纪》)

(20) 侍臣奏曰:“陛下年过六旬,不宜过于哀痛。”先主曰:“二弟惧亡,朕安忍独生!”(《三国演义》)

(21) 有此等恶妇!天雷不诛,官法不到,留这样恶畜在世!狄友苏,你也过于无用!(《醒世姻缘传》)

(22) 对夫人贺喜道:“少府本命星灯,光彩倍加,重生当在旦夕,切不可过于哀泣,恐惊动他魂魄不安,有难回转。”(《醒世恒言》)

(23) 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曾国藩家书》)

有时,“过于”也后接三、四音节的短语。

(24) “则人心安矣。”蔡公曰:“善。”邦奇即昼夜驰入大同。时有讥邦奇过于奉上者,邦奇以李愬迎裴论试应州诸生。(《大同纪事》)

(25) 四爷蒋平道:“五弟未免过于心高气傲,而且不服人劝。小弟前次略略说了几句,险些儿与我反目。”(《七侠五义》)

“过于”还可以带小句。

(26) 那尹先生摇着头道:“姑娘,你也莫过于小看了我尹其明!找虽不会长枪大戟,不知走壁飞檐,也颇有些肝胆。”(《侠女奇缘》)

(27) 她两个两张粉脸,泛四朵桃花,一齐说道:“这是我两个的不是,话过于说得急了!”一句没说完,只见公子饮干了那杯酒,一双手指着那女子。(《侠女奇缘》)

二、 “终于”的历史考察

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终于”是一个副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将其解释为“副词,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但汉语史早期的文献表明“终于”是一个“动+介”的跨层结构。从跨层结构到时间副词,“终于”经历了一个词汇化的过程。董秀芳(2011)讨论了“终于”的词汇化历程[5],刘红妮(2010)也对“终于”的成词进行了历时考察[6]。本文在已有的研究上拟对“终于”的成词过程进行历史考察。

(一) 先秦时期“终于”的句法、语义性质

“终+于”的粘合式共现不见于甲、金文献中,根据我们所看到文献材料,这一结构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例子甚少,列举如下:

(28) 王耕一拨,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国语·周语》)

(29) 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韩非子·爱臣》)

(30) 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 ,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31) 宾酬主人 ,主人酬介 ,介酬众宾,少长以齿 ,终于沃洗者焉。(《礼记·乡饮酒义 》)[7]

上面几例中的“终于”从性质上来讲都是“动词+介词”的跨层结构,其中“终”都表结束义,介词“于”引介的均为对象题元。例(28)中的“于”的对象题元“千亩”,意思是说老百姓结束了对于千亩田地的耕作;例(29)中的“于”引介的“外”并不是方位词,而是具有指代意味,其义为“外患”;例(30)中的“于”的后续成分为指代词“此”,复指前面的“蔬食菜羹”;例(31)中“于”引介的是由VP者转指而成的NP,是说在乡间饮酒的礼仪中,主、宾、介互相敬酒,直到拿着盛水器具等人盥洗的服务人员为结束。

“终,絿丝也。从糸,冬声。”(《说文解字》)“终”的本字应为“冬”字。“冬”,考以甲骨文字形,像一束丝,两头像结扎的末端,本义为“缠丝”。《说文段注》引《广韵》云:“终,极也,穷也,竟也。其义为冬。”显然,这里运用了声训的方法来训释“终”字。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冬、终”两字为古今字,“冬”为古字,本义为“四时尽也”。季节具有时间意义,四时尽也,是一年的结束时间段,这种时间末端的特征隐喻到其他的领域,“冬”引申出了“结束”之义。后世为了分化古字“冬”的这一意义,就在“冬”字的基础上加上形符“糸”,这是“终”有“结束”义的历史来源。

在这一时期,“过于”还用于同“始于”对举的结构中,例如:

(32) 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国语·周语》)

(33) 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管子·牧民》)

以上两例中的“终于”同“始于”对举,“始”是时间段的起点,“终”是结束点,“于”引介的对象题元都是表示状态。在人类的认知世界里,时间同事件、状态相联系,从时间起点到终点,意味着事件、状态的发展、变化。

(二) 中古时期“终于”的成词和题元组配优先性的演变

在中古汉语早期,两汉时期“终+于”的粘合共现频次有所增加,根据我们调查的语料,共出现30次。这一时期的“终于”演变方向有以下几个特点:(1)“终于”开始同数词组配,主要是出现在一些固定格式中;(2)“终于”出现了新的专指义;(3)“终于”有成词的迹象。

1. 终于+数词,如:

(34) 然,天数乃起于一,终于十,何也?天初一也,下与地相得为二,阴阳具而共生。(《太平经·丙部》)

(35) 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史记·律书》)

古代文化中,十是数的终点,所以以上两句的意思都是说数字从一开始,到十结束。“终于”仍然是“动词+介词”的结构体。

2. “终于”的专指义,如:

(36) 杜陵槐里令。以忤于贵戚。遂称疾废。因终于家。是岁赵婕妤害后宫子。(《前汉纪·孝成皇帝纪》)

(37) 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史记·儒林传》)

上两例的“终”为“逝世,去世”之义,其中的“于”引介处所题元,表示死的地点、场所。

3. “终于”的成词迹象,如:

(38) 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39) 遂莫肯改寤,法则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终于君臣乖离。(《汉书·五行志》)

上面两例中的“终于”可以两解:一种是结束于,另一种是时间副词最后。“于”后续成分为双音节的VP,“X于”结构体可以被解读为[终+[于VP]]或 [[终于]+VP]]。两可的句法环境为“终于”的成词提供了可能。

在中古汉语中晚期,主要指六朝时期。“终于”后接的莫/不/无+V是典型的动词短语。如:

(40) 终于不觉,不忍黜斥,犹加亲委,冀其晚效。(《抱朴子·内篇》)

(41) 延年,威喜辟兵。皆上圣之至言,方术之实录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终不信,可叹息者也。(《抱朴子·内篇》)

(42) 仗其短见,自谓所度,事无差错,习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终于不悟,其来尚矣。(《抱朴子·外篇》)

(43) 席上之珍,郁于泥泞,济物之才,终于无施,操筑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将有何限?(《抱朴子·外篇》)

(44) 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世典,指事取徵;言非荣华,理归质实。(《全梁文》)

以上几例中的“终于”显然已经演变为一个副词了。不过“终于”的这种用法是否占据了主流,还不能确定,根据我们对CCL语料库古代部分的统计,“终于”在六朝时期共出现23次,其中5次作为副词,占全部用例的21.7%。

(三) 近代汉语时期 “终于”的演变

近代汉语中,“终于”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终于”多用于表示“逝世”

唐代时,“终于”全部用于表示逝世的专指义,在CCL语料库中共出现126次,均为表示去世之义。其中123次,“终于”后组配的是处所题元,表示死的地方;3次的后续成分是对象题元,表示死时的职官名称。两宋时期,“终于”的大部分用例也是表示专指“逝世”义,只有数量极少的几例作为副词。例如:

(45) 商虢之战,岳飞欲径进,而召岳飞。终于杀岳飞、废韩世忠、张浚,贬赵鼎,而南北之势定。(《南迁录》)

(46) 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服。(《南北朝杂记》)

(47) 家立着志向前做将去,鬼神也避道,岂可先自计较!先自怕却!如此终于无成。(《朱子语类》)

(48) 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着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朱子语类》)

(49) 若诸友都只恁悠悠,终于无益。只要得大家尽心,看得这道理教分明透彻。(《朱子语类》)

在全部106例中,作为副词的“终于”只有5例,在全部用例中所占比例更小。但是这5例却是维持着“终于”作为副词的重要力量,说明副词的“终于”并没有消失。从用例出现的文献材料来看,《南迁录》与《南北朝杂记》是北宋时期的话本小说,和《朱子语类》一样具有鲜明的口语特色。对比“终于”从中古汉语时期到近代汉语早期的演变,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终于”在这一时期的书面语中主要是用做专指义,表示人的去世;而在口语中,“终于”作副词的用法一直在口语中承传。

2. 成词的确切年代

明清之际,准确地说是在清代,作副词的“终于”完成了对表专指意义的“终于”的逆转,在全部的92例中,只有16例“终于”的后续成分是NP。至此,“终于” 在现代汉语中作副词用法的词类地位才得以真正的确立。

三、 共性和个性:来自历史演变的视角

在前文里,我们分别对 “过于”和“终于”的历时演变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下面主要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对它们的演变机制、动因进行探讨。

(一) 关于共性

1. 词汇化特征:“两步走”的成词过程

“过于”和“终于”从先秦时期典型的“动词+介词”构成的跨层结构到明清时期成为一个稳定的副词,是“过、终”和 “于”在各自语义、句法功能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交互式互动的结果。概括地说,这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第一步是“于”在上古时期完成了从动词到介词的虚化,但是在汉代以后新兴介词“在”的出现,使得在中古汉语很长一段时间里,呈现出“于”介引功能不断弱化的特征,其句法上的典型表现就是“于”和处所题元的组配能力受到“在”的抑制,表现出了进一步虚化的倾向。Hoppor&Traugort(2003)提到了一个描述语法化轨迹的斜坡[8]:

content word > grammatical word > clitic > inflectional affix

由于汉语在类型上受到分析型、孤立性语言的影响,汉语的语法词或者附着词不会进一步地演变成为一个屈折词缀,而是通常会跟毗邻的词项融合成为一个新的词汇项(吴福祥2005),并针对汉语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修订版的语法化斜坡[9]:

实义词>语法词>词内语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语法词到词内语素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历史演变的情形来看,第二步的过程并不清晰,是“过于”“终于”等含“于”的典型词汇词在固化成词之后,“于”实现了从介词到词内成分的演变,还是 “于”进一步语法化为词内语素后再与“过、终”等单音词融合成词。简言之,就是到底是先词汇化再语法化,还是先语法化后词汇化,这在汉语的历时考察中很难证明。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体现了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相互渗透,从侧面说明了词汇化和语法化并非是不可逆的。

2. 词汇化诱发机制:重新分析

在“过于”的成词过程中,解释上的两可性使得“过于”的形式结构能够被两可分析为[过终+[于+NP]]和 [[过终+[于+AP]],而[[过终+[于+AP]]的底层结构又可以被重新分析为[[过终+于]+AP]],这是“过于终于”能够成词的临界条件。但是,仅仅只有“重新分析”的发生还不够,如果词汇化的候选项不能获得足够的语用力量,从而使这种具有创新性的“重新分析”变为一种惯常化的单一分析,最终的成词还难以促发。

3. 词汇化动因:多元整合

“过于/终于”的成词是受多方面因素诱发整合的结果,很难说其中哪一个因素占优,哪一个因素处于次要的地位。

其次,“过于/终于”在临界句法环境后的高频共现,使得认知上容易将“过于终于”组块打包处理。从出现成词端倪的公元3世纪左右到稳定成词的15、16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间的积淀。其成词之所以较晚,是因为一直在找寻频率带来的惯常化语用力量。

(二) 关于个性

1. 差比句的构式义和“过于”隐喻的促发

从先秦时期到六朝时期,“过于”的后续组配题元的优先序列发生了演变,从处所题元为主转变为表示比较意义的对象题元为主,优先题元类型的演变带来的句法后果是差比句成为“过于”主要存在的句法环境。这一变化的出现,对于“过于”的成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程度”的比较。

(如 :而君之禄位贵盛,死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窃为君危之。)

第二阶段:从“程度”到“性状”。第二阶段是隐喻所带来的组配域的扩展式转移。彭睿(2009)对“语法化候选项”的观察具有启示意义[10],其实,不仅语法化如此,词汇化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词汇化的发生不仅是其构成成分的自身的事情,也和所在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Himmelmann(2004:33)提出了“基于环境的语法化观”,具体包括三个层次[11]:

A. 同构项类型(host class)的构成:An→An+X

B. 句法环境(syntactic context)的变化:Xn→Xn+X

C. 语义—语用环境(semantic-pragmatic context)的变化:Kn→kn+X

借用Himmelmann的分析模式来看“过于”词汇化的发生,在第二阶段,“过于”实现了同构项类型的转移,“于”后的同构项从“程度”转移到了“性状”,但是差比句的句式构式还在起着“祖父效应”,对“性状”进行差比量化。

同时,句法环境也在进行着扩展式转移,后续题元组配类型的优先性发生了转移,典型题元类型从NP到VP和AP的转移,就是一个认知上隐喻的过程。在差比句的构式中,能够进入“过于+NP”中的NP一般是指人名词,表示X超过Y的构式义,其中的“过于”用来刻画X与Y之间的关系义。NP到VP和AP的转移就是这种关系的相似性从指人名词的域投射到性质域或者心理活动域,其蕴含的核心构式义被映射在这两个新域中来。

第三阶段:后比项的心理充盈。在“过于”的成词过程中,也存在有语义——语用环境的变化,在这一阶段,“过于”的句法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赖以生存的句法环境——差比句的形式发生变化,后比项在形式层面不再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后比项了,失去了后比项也就不构成差比句了,这个后比项以心理充盈的方式存在。

与此同时,构式域——差比句的构式义“量比”仍然起到“祖父效应”,发生构式义的句法压制、俯瞰作用。“过于”的形义配对体稳定的发生在句法环境中,至此,现代汉语中“过于”的主体语义、句法功能基本形成。

2.“终于”专指义的消亡

首先,“终于”在成词过程中同“过于”一样也是两步走的成词过程(参看前文)。其次,在“终于”的成词过程中,一直有另外的一种用法在干扰着“终于”向副词的演变,“终于”最后实现从“动+介”到时间副词的演变是语言用变的真实反映。

在临界句法环境后的高频共现,使得认知上容易将“终于”组块打包处理。从出现成词端倪的公元6世纪左右到稳定成词的17、18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间的积淀。“终于”一词之所以成词较晚,是因为一直在找寻频率带来的惯常化语用力量。在甲骨文献时期,“于”有动词的用法,其实义性较强。在上古汉语时期,“于”语法化为典型的介词,其实义性得到淡化,“终于”成词之后,其语义进一步淡化,基本上不表示任何意义,演变成为一个较为纯粹的表音成分。从典型的句法功能上来看,上古时期“于”后带典型论元为处所题元,但“终于”等之所以发生词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续成分从NP到VP的演变,表现出对对象题元的排斥。同时,词汇化的过程伴随着有篇章功能的动态浮现,“终于”在词汇化之后,在语言用变的推动下,还滋生出篇章衔接的功能。

四、 余论

植根于认知—功能背景下的“词汇化”理论有效地沟通了语言研究中“历时”和“共时”的隔阂。如果把《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的出版看成是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先声,那么,汉语的词汇化研究迄今已然走过十余年的历程。综观十余年来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多是将词汇化理论借用来演绎汉语事实,其着力点也多集中在某一具体个案或群案的研究上。这种研究固然也无不可,但是从研究结果上来看,可能会遮蔽个案在历时演变进程中复杂性,从而将问题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了被动的简单化处理。

第一,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具有绵延性的汉语历史文献语料库是汉语历史研究的基础,语言的历史研究建立在对现象具有连绵性文献材料的观察之上,当然也是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基础中的基础。

第二,词汇化的机制、动因的理论体系的更新,已有的词汇化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了范式的固化。谈到机制这方面,无非就是“重新分析”,说到动因这块,难以突破 “韵律、认知、频率”分列式并用的框架,但是为什么有的隐喻会发生、其条件和基础是什么,还不是十分清楚;频率到底是如何影响了词汇化的候选项,也还知之甚少,在这方面彭睿(2011)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2]。就本文而言,如“终于”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占有绝对意义优势的“专指义”是如何消亡的,其在汉语中作为副词的主体功能是如何呈现的,已有的词汇化理论体系还不能进行很好的解释;差比句的句式构式和“过于”的隐喻发生的内在肌理是什么,在现有的词汇化理论框架下还难以寻找到答案。

“研究植根于汉语事实”不应当是一个理论层面的宣言,更应当是研究实践的座右铭,以此为基础,把握住汉语的事实,才能把握住汉语研究的魂和根。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12YJC740085】“基于大规模通用语料库的汉语词和短语区分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关于《太平经》一书的行世时间,小柳司气太(1930)、汤用彤(1935)均认为该书成书于汉代。王明从汉代语言、地理名称、社会风尚、思想内容等四方面考订该书大概成书于公元2世纪前期。

[2] 俞理明:《太平经正读》,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76页。

[3] 杨寄林:《太平经今读今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4]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1~332页。

[5]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与发展》(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4~285页。

[6] 刘红妮:《“终于”的词汇化——兼谈“X于”词汇化中的介词并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25~28页。

[7] 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有学者认为该书行世于汉代,但学界一般认为是书的成书时代应不晚于战国时期,所以本文征引了该例。

[8] Paul J,Hopper&Elizabeth Closs,Traugott(2003),Grammatic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

[9] 吴福祥:《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特征》,《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第484~494页。

[10] 彭睿:《语法化“扩展”效应及相关理论问题》,《汉语学报》2009年第1期,第50~64页。

[11] Himmelmann,Nikolaus P(2004),LexicalizationandGrammaticalization:OppositeorOrthogonal? In Bisang,Himmelmann &Wiemer,eds.,WhatMakesGrammaticalization-ALookfromItsFringesandItsComponents:19~40.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2] 彭睿:《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中国语文》2011年第4期,第3~18页。

猜你喜欢
成词句法介词
介词和介词短语
述谓结构与英语句法配置
句法二题
介词不能这样用
诗词联句句法梳理
“凑合”成词及词义演变考.
先秦形容词性反义并列词语成词规律考
再论“睡觉”成词的时代
“企业”的成词及词义内涵考释
信息结构与句法异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