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田互控案”与雍正帝对科甲朋党的认识

何 涛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2)

一、“李田互控案”始末

雍正四年 (1726年)，发生了一起对朝局产生一定影响的互控案。刚刚调任的直隶总督李紱入京觐见，当面参劾时任河南巡抚的田文镜祸国负民。随即，又疏纠其“信用奸邪，贤否倒置”［1］。李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在路过河南时，无法容忍田文镜对士人出身官员的态度，他对下属的州县官要求较为严苛，动辄题参。此前不久黄振国、张玢、邵言伦等人即相继遭到田文镜题参。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题参信州知县黄振国“狂悖贪劣，实出异常”［2］。当时有传言说，黄振国已被田文镜害死在狱中，李紱为黄叫屈，又把这种传言告诉了雍正帝。而雍正帝并不相信李紱的一面之词，便把李紱的奏折裁去姓名发给田文镜，令他回奏，同时派出钦差大臣赴豫审理黄振国案。田文镜在回奏中巧妙地找到了科甲朋党这一大题目，说黄、张、邵等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他们互相援引，朋比为奸，互相包庇，而李紱跟他们本是同年，这样就把矛头隐隐地指向了李紱。局面开始朝着不利于李紱的一面转化。

科甲官员结党行径素来为雍正帝所嫉恨，田文镜的回奏助长了他的疑虑。而钦差大臣对黄振国案也做出了有利于田文镜的判断，因黄振国并没有被害死在狱中，而是被押解到京。这让雍正帝对田文镜愈加信任，对李紱的置辩持厌烦的态度。联想到李、蔡的密切关系，雍正帝不禁开始怀疑李紱与蔡珽搞朋党活动，便把李紱调离直隶总督，改任工部侍郎，同时把蔡珽降为奉天府尹。田文镜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逐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据《雍正起居注》记载，雍正帝当时大怒，说他所参内容与李紱完全相同。 “其中所言黄振国、张球、邵言伦、汪諴等事，与从前李紱自广西来京陛见时所奏，一一吻合”，“谢济世所奏各款，事事皆虚。可见，公道在人，难于掩蔽矣”。并在上谕中训斥谢济世“身为言官，背公怀私，朋比结党，竟造作并无实据之言，转相买嘱”。谢济世自然难逃罢官的厄运，被雍正帝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谢济世未曾想到，自己的奏疏非但没有挽救时局，反使雍正帝更加坚信了李、蔡等人在进行朋党活动:“黄振国、张玢、邵言伦暗结党援，摇唇鼓舌，将本身所犯之罪巧为掩饰，布散浮言，钻营李紱，密奏朕前。”［3］雍正帝觉得，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的行为，必是李紱在幕后指使。几年后的雍正七年，谢济世顶不住压力，违心地承认自己上疏是受李紱等人指使。雍正帝就把李紱投进监狱，并判蔡珽斩监候。而与科甲官员对立的田文镜却备受雍正帝的信任，平步青云，雍正五年，被特授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还享受“抬旗”的荣耀。至此，田文镜在这次朝局变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其实这起互控案的起因在于田文镜偏听偏信，误参了几名科甲出身的州县官。而本案的转折点就在于田文镜深谙雍正帝的心思，找到了科甲官员结党的敏感题目，让一向谨慎的雍正帝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平心而论，李紱等人并未结党，却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李紱冤案的发生，多少也有点咎由自取的成分。雍正帝对科甲官员一直心存芥蒂。冯尔康在《雍正传》中提出:“当康熙帝废太子时，满朝官员倾心于允禩，其中的汉人官僚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允禩的宽仁，也深得士人之心，这就必然造成雍正帝对科甲人的隐恨。”［4］这当然只是一方面。另外，敏感多疑的雍正帝坚信，科甲官员更易于结党，他在上谕中说道:“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风俗人心之害莫过如此。”［5］

二、科甲官员结党的历史渊源

但是，雍正帝的疑虑不无道理。作为士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早已弊窦丛生。科举制自隋唐时期创立，明清统治者已经把它发展到极致。一级级的考试，确保士人们通过“正途”获得官位。一般来说，童生首先要经过当地知县以及知府主持的考试，府试通过后，才能参加由本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录取者即为生员。接下来，他还要参加“科考 (取得乡试资格)、乡试，复试(乡试放榜之后)、会试、殿试”，而中式名额一般都很少。乡、会试放榜后，清廷制定了严格的对中式试卷进行复核检查的磨勘制度。而参加会试而落榜的举人也可以通过正途，即“拣选”的方式获得官职，因此，乡、会试成为士人们能否晋身官场最为关键性的考试。而这两个级别考试的主考官，都是通过“考差”的方式，由礼部向皇帝引见，最终由皇帝钦命。主考官的职责就是阅卷，决定应试者的名次。在当时惨烈的竞争中，应试者一旦中式，对主考官感恩戴德，称主考官为“座师”，同考官为“房师”，和自己同一年通过考试的考试者被称为“同年”。因此，科举中式制度很容易形成一个个的私人集团，这为日后科甲朋党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科甲所认师生，凡遇一切事件，无不暗为关照。及门生外升道府州县，于师生同年处所，必须留赠银两，名曰别敬”［6］。关于科甲官员朋比结党的危害，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有过一段深入的描述:“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可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由也。”［7］

科举考试中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师生关系，必然会被带进官场，而清代的官场受这种风气影响尤甚。突出表现在，许多下级官员与朝中权贵并无科甲师生关系，但他们甘拜朝中权贵为老师。清代著名汉学家钱大昕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最无谓者，其投拜之师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实私。师之所求于弟子者利也，传道解惑无有也。束脩之问，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籍于师者，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师矣。”［8］我们不难得知，无论哪种原因而结成的师生关系，都是官员们根据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形成的，势必会对朝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实，官员们这种“拜师”风气，自从唐朝科举兴盛之时就已经风行，以后各朝代都不能有所避免。此种积习岂是皇帝一纸诏令就能禁止得了!下级官员们为了有所依托，纷纷投机钻营，打通关节，为自身寻求政治靠山，这已成了官场上的惯例，正所谓“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7］。

科甲官员们的结党倾轧在当时蔚然成风。科举初兴之际，考试内容较为灵活，确实也培养出一批学贯古今、经世致用的人才。然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推行“八股取士”，明成化以后渐成定制。清朝的科举考试完整地继承了这一文体，士子们在论述“四书”题时要用固定统一的格式，这本无可厚非，但所论的内容都要根据朱熹的注释，所谓“代圣人立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僵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子们视“四书”为科举晋身的敲门砖，对先贤圣哲们的原著皆弃而不读， “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7］。为此，清廷也曾经尝试着做一些改变，康熙二年，礼部议复:“停止乡、会试以八股文取士，改用策、论、取士。”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康熙七年时又重新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

诚然，科举制用一级级的考试选拔士人，但录取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应试者的命运几乎系于主考官之手，一旦中式，很容易与主考官形成某种亲密联系。而所学的内容又仅仅局限于考试的范围，这些晋身成功的士人，很难拥有经国济世的情怀，相反“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7］。科举制原意在于选拔人才，但在实行的后期，却走向了制度设计初衷的反面，成为滋生朋党和腐败的温床。

三、雍正帝对科甲朋党的认识

在“李田互控案”之前，清廷就发生了多起朋党擅权纳贿的大案，突出的有康熙时期的索额图、明珠案，雍正初期年羹尧、隆科多案，这些案件的参加者多为满洲勋贵，以及因受宠而红极一时的汉军旗人。明珠的擅权，已经到了公然违背帝意的地步。而作为汉军旗人的年羹尧恃宠骄纵，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雍正帝的权威。从这些朋党的领袖及主要参与者来看，他们都不是科甲官员组成的朋党。与这些朋党相比，科甲官员结党的规模较小，多表现为请托钻营，互相包庇，因循苟且，并未危及皇权的统治。同时，上文已提到，李紱等人并未结党，而雍正帝惩治李紱等人，可以看作对其他科甲官员的警告，表明了自己对于科甲积习鲜明的态度。

康熙帝对朋党案件的处理历来从轻，比如索额图案，康熙帝在获知索额图贪赃枉法、结党纳贿的事实后，却并没有对其做任何惩治措施，而是以颁布御旨的方式，让索额图本人知晓自己已经不再蒙受帝眷，使其自觉地以疾请求致仕，康熙帝还授予索额图领侍卫内大臣一职。对于明珠案，康熙帝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方式。究其原因，是因为康熙帝受欧阳修理论的影响。“若夫汲引善类，不矜己长，同寅协恭，共襄国事，如欧阳修公所云，君子同道为朋者，是又不可以朋党论也”［9］。还有，康熙帝在位时期，满汉关系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是当时官僚朋党之风炽烈而复杂的原因之一”［10］。这使得康熙帝在处理朋党集团的一些关键人物时，不得不投鼠忌器。但康熙帝对官僚集团，特别是科甲官员中普遍存在的朋比请托之风是十分厌恶的，他将是否投机钻营作为选拔大臣首先考虑的条件之一。本来“荐举”和“会推”制，在明代一直是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与地方督抚的“题补”权相同的是，都不经过吏部的铨选，在一定程度上，臣僚们被给予选拔官吏的权力。康熙帝也曾屡次下诏，要求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将道府以下知县以上的官员，择优推荐到中央任职。但是，康熙帝对实行的效果并不满意，他发现在选拔官吏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夤缘钻营的现象，于是下发谕旨“禁九卿毋得保举同乡，及任本省官”［11］。他要求官员们在选拔官吏时要一心为公。而与“荐举”制相关联的“会推”制，在康熙五十一年被废除。康熙帝不再实行“会推”，是因为其存在着和“荐举”同样的问题，官僚们不能实心任事，朋比请托之风横行， “九卿或不据实举荐，有此次将彼意中之人荐出，冀下次想报者，有荐其门生、同年、同乡、亲友者。会推理宜虚公，岂可一二人专擅?”［12］

再比如说“行取”。“行取”地方官到中央担任科道一职，同样作为明朝时期的旧制被清朝统治者所承袭。科道官不同于别职，他们专门负责把民间的疾苦上达天听。“行取”制的本意就在于把一些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州县官员拜为科道，提高科道官员的整体素质。清代的“行取”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地方上选拔上来的州县官不能马上考选科道，“必须先以中央六部的主事挨班补选，方得考选”［13］。而且“由部论俸，而不由特保”。被“行取”者必须是食俸三年，而且须是“正途”科甲出身，那种不论俸次，形式灵活的“行取”在清代很少实行，真正有才能州县官很难提拔到科道衙门任职。“科道职司言路，必使品行卓异，历时务者居之，旧例行取考选，出自睿裁。今惟论俸，以道府之郎中挨补，非设官本意”［14］。康熙帝也曾下令地方督抚把自己管辖区域的地方官通过“行取”的方式遴选上来。然而，一位巡抚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提到，在“行取”知县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营私舞弊的现象，“保题行取知县时、不能无情托之弊”［15］，从此，中央吏部和地方督抚的“行取”之权被逐渐剥夺殆尽。由吏部“论俸”的好处在于，相对较为公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夤缘请托的现象。为此，康熙帝把“论俸”上升为实行“行取”的不易之法。为此，清人这样评价:“人主非不爱惜人才，而终不能与法争胜。”［16］

一言以蔽之，为了杜绝官僚集团中朋比为奸、请托钻营的积习，清廷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禁绝。相反，康熙帝在他执政后期，实行“宽纵”之政，官员们的这种陋习变的愈发不可收拾。雍正帝上台伊始，要革新政治，势必要与这种官场积习做坚决的斗争。

与乃父不同的是，雍正帝运用铁腕手段对科甲朋党问题进行整饬，因为科甲官员结党营私行为严重，在政治上容易表现为因循苟且，得过且过，这必然对雍正帝推行新政产生消极影响。他上台伊始，就宣布由他亲书的《御制朋党论》，其中讲道:“宋欧阳修朋党论为邪说，曰君子同道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朋党问题的态度，针对年、隆结党擅权的大案，雍正帝毫不犹豫地严惩了主要责任人，而对于科甲官员的结党行为，雍正帝更是深恶痛绝，因此，田文镜那份捕风捉影的奏疏，让局面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在官员的任用上，吏部根据雍正帝的授意，制定了师生回避的条款。然而，以“洞悉下情”而自居的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结党问题还是有着独到的见解。前文中曾提到，顺治帝曾对科举中式者拜主考官为师的习气下了专门的禁令。但雍正帝却对此风气并不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师生、同年之情谊决不能成为结党营私、夤缘请托的理由，即为师生同年，要互相劝诫，杜绝结党营私，“朕非禁绝尔等师生之分谊，欲其不相往来也，诚使师生同年，平时互相规劝，饬以道义，励以公忠，各为国家分猷宣力……且尔等以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则为父兄者自当教子弟以正，岂可使之夤缘请托而不知耻乎!为子弟者自当事父兄以礼，岂可与之夤缘请托而不知非乎!”［17］在比如“荐举”、“会推”制，康熙帝曾禁止九卿保举同乡、师生、同年，而雍正帝上台伊始，就下发了这样一道上谕:“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朕藩邸不与朝臣往来，大小官吏不能悉知。今临御之初，简用人才，诸大臣久任股肱，内而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州县，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各据真知灼见，具折密奏。素日同僚共事，或同乡、同年、门生、亲戚、子弟，俱准保奏。”［18］所谓“举贤不避亲”。虽然雍正帝对在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舞弊现象非常不满，但他仍寄希望于科甲官员们能够一心为公，摒弃私念，这一点，雍正帝和乃父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这当然也和雍正帝的执政风格有关，雍正帝坚信“有治人既有治法，法久弊生”，这让他不惜破坏成例，让一些低级官员得到越级提拔的机会。为此，当他得知“举荐”官员中的请托营私现象后，并没有废止“荐举”的实行，只是由原来的九卿“明保”改为“密保”。雍正帝希望有才能的人能够迅速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可以说，求贤若渴的雍正帝勇于破除“师生”、“门生”的陈规，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但是，“人才”的主要来源，依旧出自于科甲官员集团，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所以，雍正帝虽然有意打击一些科甲领袖，但整体上对科目人仍然十分优待。雍正元年，举行恩科会试，因天气寒冷，雍正帝破例让士人们在太和殿内书写试卷。雍正四年，李田互控案正在进行，因清代乡试有取副榜的制度，这一年的乡试，雍正帝就下令，“直省五经副榜及两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19］。这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诚如雍正帝自己所言:“若舍尔等读书之人，则将以何等人为可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知，雍正帝对科甲官员并没有表现出厌恶的态度，相反，他还在百般拉拢科甲人，希望这些科甲人仅仅效忠于自己，而不是和他们的“座师”、“同年”搞朋党关系。在这次互控案中取得全面胜利的田文镜，一直受宠不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田文镜不是科甲出身，而是因为他是“孤臣”，是雍正新政最坚定的实施者，完全秉承帝意，不徇私情，使自己经常处于众人唾弃、孤立无缘的境地，这才是雍正帝所欣赏之处。

［1］(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7·内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传［M］.北京:博文印书馆，1990.

［2］朱批御旨·田文镜奏折·雍正四年六月十一日折［Z］.

［3］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二月初八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冯尔康.雍正传·第六章·围绕士人的矛盾和政治斗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上谕内阁·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谕［Z］.

［6］清宣宗实录·卷241·道光十三年七月甲申条［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7］(明)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M］.北京:中华书局，1925.

［8］(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6［C］//钱大昕.与友人论师书.北京:中华书局，1992.

［9］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七月丁巳［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朱诚如.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下·第4章·官僚集团的党争［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1］赵尔巽.清史稿·志第84［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55［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3］(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记荐举［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4］(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7［C］//任源祥.铨法.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清圣祖实录·卷218·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甲申［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6］(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2·记行取［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7］上谕内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谕［Z］.

［18］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壬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19］(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9［M］.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