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奕䜣的外交思想与策略

张春燕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奕䜣从咸丰帝三年开始到光绪二十四年，即1853年至1898年间，断断续续执政三十一年。他从二次鸦片战争时开始与洋人打交道，在长期的政治外交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与策略，其实践结果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势产生重大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地分析与研究。

一、自强御侮始终是奕䜣外交思想的主导方针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当英法联军逼近天津，以武力威胁提出“修约”要求时，奕䜣与他人联明上奏，基本态度就是要抵抗英法联军的进一步侵略；反对说大话，主张以切实可行的战略去打击敌人。这时的奕䜣年青自信，同时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准则一无所知，所以他这时对外敌入侵的态度是主张抵抗，不可一味示弱。

但显然此时他的外交思想还是幼稚的，徒有爱国热情，并不能使大清国摆脱战败的命运。等到他被咸丰帝指定留守京师、处理缮后事宜后，随着同列强打交道越来越多，他才开始对国际形势及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再不轻言开战。

二次鸦片战争时，奕䜣成功地办理了和局后，他想要用在办理和局过程中赢得的声望去谋求大清国的长治久安，使国家振兴富强。先是同桂良、文祥一起上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提出了新时期外交的总方针。接下来，又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况发捻等尤宜迅图剿办，内患除则外侮自泯。”①

上述这段话说明奕䜣等人提出的治国总方略是“自强”，“自强”的目的是“御侮”，“自强”的次序是先平内患，后御外侮，“自强”的关键是练兵。

辛酉政变之初，两宫名为垂帘，但实际上各种大权完全掌握在奕䜣的手中，奕䜣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自强”之道，按照上年与俄国公使的成议大规模引进了第一批外国武器。他是清政府上层统治者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最积极的人，比起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要早。当然由于俄国的背信弃义，这次引进又被他本人给拒绝了。但此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曾咨令曾国藩和薛焕酌量雇用洋人，教导铸造西式枪炮，又指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制定一个练兵计划，请英国教官，按西方军队编制、演练。从装备到训练，奕䜣开始全面学习西法，成为发起军事近代化的第一人。

自强御侮的方针是爱国的，当然奕䜣的爱国可能主要等同于爱大清国，不过，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一致；但自强要先平内患则是反动反人民的。

自强御侮是奕䜣内政外交的主导思想，开启了洋务运动的新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奕䜣的思想是正确的、积极的。外交永远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奕䜣已能初步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他极力提出自强之道，并在内政、军事、外交各方面致力于近代化的努力，这样的认识和胆识，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应该无人能出其右。即使他人有这样的认识，也没有奕䜣的执行力，能将认识转化为实践，当时只有奕䜣有这样的权力。他不仅形成了自强御侮的指导思想，还能在实践中努力践行。但由于奕䜣等人所主张的“自强”主要流于追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更多的是重视武器和军事改革，不注重也不敢发动人民的力量，更不能进行触动大清统治根基的政治变革，所以，他所主张的自强御侮并不能改变大清国衰落的命运。

二、开始放弃天朝大国的虚骄作风，初步形成了以平等礼节与外人交往的意识

奕䜣在同英法议和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实力的谈判是多么的软弱。他的拒敌思想在联军的炮火下就此完全崩溃，认识到在今后的谈判中已不可能再讨价还价，只能无条件求和了。他遵照咸丰谕令，无条件投降，最后以签订《北京条约》而了结了战事。在国家实力不逮的情况下，奕䜣签订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心不能不满怀歉疚。但不管怎样，“随着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大清国总算渡过了暂时的危机，华北大地避免了一次外国侵略军的武装蹂躏。”②

条约签订后，联军退兵，这时咸丰帝又责难奕䜣没能明确取消公使亲递国书的要求，身为皇弟还面见了洋人，责怪奕䜣没能坚持天朝的礼制。但经过整个的议和过程后，奕䜣对礼节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转述英使额尔金的话说：“（呈递国书）系两国真心和好之据，非此不足以昭美意”。据此，他认为：“罕其情词，似无诡谋。”其时，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符合西方国家以亲递国书表示友好的国际关系惯例。虽然，奕䜣当时对西方国家关系惯例还不完全清楚，但他认为以平等礼节接见外使，是进步的、有益的。

鸦片战争前，清朝自认为天朝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它国家都是藩邦属国，有外人来访也都视为朝贡，所以，并无平等的外交意识与观念。大部分人仍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而奕䜣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通过同外国人的接触，发现列强虽恃强凌弱，但也不无一些交往原则。在中外关系中，他开始认识到中国已经不能也不应该再按传统观念办理对外事务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有些问题通过协商谈判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所以这时的奕䜣有了一些平等交往的意识，所签条约虽不平等，但他也坚持认真执行，不但自己坚持，也谕令各地督抚落实执行。当然奕䜣的这种平等交往，信守条约首先是要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是基于大清国在外交中的被动情形，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初步的平等外交思想和意识还是打破了一贯以天朝大国为中心的愚昧思想，为晚清的外交走入近代开启了良好的开端。

三、竭力避免与外国开战、为保全大局做有限让步，一直是奕䜣外交思想中的主旋律

这一思想的产生是与大清国当时的自身实力和国际关系背景相关的。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已面临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国际形势。奕䜣亲眼见证了列强的船坚炮利，清醒地认识到大清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意识到这种差距是工业化浪潮对农业国的巨大冲击，并由此产生了想要顺应工业化浪潮、借法自强的想法。所以，在与外国发生冲突时，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极力避免与外国开战，为保全大局，不惜割地赔款，做有限让步，以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这一思想一直是其外交思想的主旋律。

比较典型的外交事件就是伊犁改约，这可以说是一次弱国的成功外交。在这次事件中，奕䜣客观地分析了彼我双方的实力，坚持定见，虽然清议派一再不顾大清朝的实际情况主张对俄开战，但奕䜣不为所动，表示：“战事无可恃”，力言不能以国事作孤注一掷。他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他对俄方与中方实力的分析。他从外国在华报纸上以及李鸿章处得到许多消息，谓俄海军军舰“异常坚利”，其舰上新式火炮、鱼雷和水雷等都是英、法、德各国在华军舰所没有的。鉴于上述情形，奕䜣指示负责谈判的曾纪泽要刚柔并济，以保全版图为重，以通商赔款为轻。几经周折，最后，俄国同意废除之前崇厚所签之约。新约在版图上收回了伊犁全境和帖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大大好于旧约使伊犁成孤悬弹丸之地的状态，但在赔偿问题上费用有所增加，增为九百万卢布，高于旧约的五百万卢布，在通商方面所让予的权益也有所减少。这一成果的取得，有曾纪泽的功劳，但更重要的是奕䜣客观理性分析后不为清议派主战情绪所动摇，同时加强海陆防的军事布置以配合谈判，为改约的成功准备了先决条件。

是否爱国不能简单以“战”与“和”为评判标准，无准备的、盲目的“战”不等同于爱国；有条件的“和”也不等同于卖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和平这也是一种外交智慧。战而能胜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但明知只能战败这时就不能逞一时之勇。奕䜣是明智的，也是理性的，当然这些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他并不赞成没有科学依据的主战，“他认为一般士大夫可以讲气节，而执政大臣则应以实际的利益为重。”③因此，在甲午战败之际，奕䜣又以全部的精力去寻找外交解决的途径，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四、“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以夷制夷”的策略就是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利用敌对之间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本国的外交目的，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④其实，“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并不是奕䜣的首创，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为各国的统治者所采用。

鸦片战争后，列强觊觎中国，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也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所以，奕䜣在处理外交事物中常常利用各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在二次鸦片战争时，为使英法尽早退兵，奕䜣就曾利用俄国进行调停，但这种利用也是有代价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俄使就以居中说合之功相要挟，奕䜣担心如果不满足俄的要求，会使俄国重新勾结英法，再次侵入我国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与俄国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伊犁改约时，中俄形势紧张，奕䜣在极力避免开战的情况下，争取重开谈判。为达到这一目的，对外要力争国际支持，孤立俄国。为此，他指示总理衙门续订了中德新约及善后章程，商订了中美修约问题，订立了中国巴西通商条约，并正式邀请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关系。

1895年4月3日，马关条约还在谈判进行时，奕䜣所主持下的总理衙门就向各国使馆密告了日本方面所提出的领土要求，希望通过国际干涉来减少国家的损失。对日本在远东的强大，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深感不安。俄对中国的东三省早有就野心。所以利用这一点，李鸿章去日之前曾经访问过俄国和法国公使并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意味着俄国要干涉了。五天后，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劝其放弃中国辽东半岛。最后，日本政府接受三国干涉，同意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领土要求。三国因参与“还辽”有功，后又在中国攫取了相关的利益。

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处理国际事务，这在当今也是常用的外交手段和策略。奕䜣在初与列强打交道时对于各国侵华政策之间的矛盾还不是了解得很透彻，他只是从传统的“以夷制夷”思想出发，开始利用第三方居中调停来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但由于他对国际形势和事物及各国之间的矛盾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有时又难免被人所利用，结果反而带来更大的损失。“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由于清政府的自身实力及对俄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清，这种企图利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结果只能是‘前门拒狼，后门引虎’，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损失。”⑤所以，这样的外交策略和手段可以运用，但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及国家实力的强大。即手段必须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评价

奕䜣的外交思想与策略是在西方各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封建的大清国正在走向衰落之时形成的。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外交过程便不时地伴随着委曲求全和丧权辱国。考察和评价他的外交思想与策略不能脱离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日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可能享有与列强平等交往的外交权力，为将国家利益损失减少到最低，常常要以妥胁和退让来换取和平。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弱国就要一味妥协退让，才能维护国家利益。古今中外，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例很多，它需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需要发动人民群众。但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封建统治的忠实维护者，显然是过于苛刻的，应该将他放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和评价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和公正。

从咸丰十年即1860年被咸丰帝安排留京“议和”开始，奕䜣几乎无时不在与西方列强及朝鲜、日本等国打交道。从对外事的一无所知，到亲自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对列强主张坚决抵抗、不可一味示弱，到利用条约以战避和，他不仅仅迅速成长为一个政治家、晚清名噪一时的中兴之臣，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与洋人打交道最多的外交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近代化的第一人。在近三十年的主政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与策略。他在坚持自强御方针、倾其一生都想在帝国危机四伏的情势下，挽大厦于将倾。但因国家实力的衰落，所以，他在竭力捍卫主权的同时，又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主权。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看到奕䜣的外交努力曾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也给大清国赢得了喘息与积聚实力的时间，从而在外交、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

④王宗运，王思怀.“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对《中俄密约》的影响［J］.鸡西大学学报，2010,(5).

⑤王义全，刘刚.试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J］.科技信息，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