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精品力作
——《雷云文稿》第七卷述评

□董建萍

潜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精品力作
——《雷云文稿》第七卷述评

□董建萍

近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雷云文稿》第七卷，计50万字，收录雷云同志发表于2009年9月至2013年12月间的51篇论文。在这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历经了许多重要事件和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庆，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建设战略地位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宣传活动部署，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党全社会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等等。《雷云文稿》第七卷涉及所有上述主题，尤其在党的历史、党的建设方面有较多篇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是他的研究重心。此外还有部分篇章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以及关于理论研究宣传的方法论等等。

雷云的论著历来以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为最大特色，《雷云文稿》第七卷发扬了这一优势。该文集具有诸多深邃思想和创新亮点。

一、雷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命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和精彩阐发，深化和细化了对党的基本理论观点的认识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1938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雷云将其本意概括为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总的指导原理，而不是个别的具体的行动方案；中国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性质；党的历史教训已经做了警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①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43、44、191-192页。他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际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来指导并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策略和道路问题，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另一个就是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把它上升到理性高度，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但两者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②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43、44、191-192页。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关系？雷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总目标总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不断“化出”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化出”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两者相互依存，其实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③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43、44、191-192页。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历程，就是一部在“结合”方面艰辛探索，虽有失误但不断取得成就的历史。因此，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应从这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必须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必须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实际和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④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43、44、191-192页。联系到当下，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其思想理论前提就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清醒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雷云在他的文章中，经常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两个句式连起来使用，就是因为他觉得两者之间是一种连带关系。没有对前者的正确态度，就不可能有对后者的正确认识。他还说，现今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结合”的“两次飞跃”和“两大成果”，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永恒的课题，要永远做下去，丝毫不可懈怠。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①转引自《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3-444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清楚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很重要。雷云认为：“其实这两者的含义完全一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仅仅在于：基本原理侧重在理论层面，指的是系统的思想观点；基本原则侧重在实践层面，指的是行动的准绳、准则。……实质上讲的是同一个东西。”②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39、214-225、393-402页。科学社会主义包含有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和运动形态三个方面的内容。如何概括贯穿这三方面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学界有讨论但未有定论。雷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条原则：第一，经济上，把所有制问题作为全部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但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政治上，以民主作为前提和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在此基础上最终使国家“自行消亡”。第三，在价值取向上，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作最高奋斗目标。第四，在发展方向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的。雷云认为，这四条体现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反映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共性。任何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四条，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四原则”的概括很新颖、很到位。过去人们一般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关于未来社会设想进行抽象，或者按照“苏联模式”从制度特征予以概括。雷云结合经典，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作了全新的提炼。例如他关于“经济”方面的概括，既坚持了所有制问题的根本性，又明确了公有制的实现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发展生产力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而言，不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过去我们的失误是离开生产力水平追求公有制“提升”“提纯”，现在也有光讲发展生产力而忽略所有制导向的倾向。雷云把两个方面讲全了。当然，共性不可能脱离它特定的载体，即各国社会主义的特殊运动形态和实现样式。或许，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还应该加上另一条，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雷云其实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讲到过这一条，③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39、214-225、393-402页。这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共性”之一。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雷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有诸多自己的创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收录了他多篇长篇论文，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2年9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和要义的新概括》 （2012年12月）、《坚持科学发展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2010年10月）等。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2011年7月）一文中，雷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各自的内涵以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曾在学界引起过较大反响和认同。比如雷云认为，“旗帜”侧重于党的纲领目标，“道路”侧重于党的基本实践，理论体系侧重于党的指导思想，制度侧重于事业发展中形成的规程体系。他归纳四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是：“道路”是“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检验标准，“理论体系”是“道路”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制度”是沿着“道路”的发展轨迹和循着“理论体系”的科学轨道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由精神力量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的必要关节和重要保障。而“旗帜”则是对“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总概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道路”，坚持和丰富“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制度”。④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39、214-225、393-402页。这一分析，非常清晰和准确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要素的定位及其联系。

“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2年11月）一文，则从必然性、完整性、正确性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深刻阐发。⑤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39、214-225、393-402页。关于“必然性”，雷云提出“两个重新确立”和两个“重新认识”。前者是指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后者是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因果关系。关于“完整性”，雷云是从领导力量、现实依据、基本路线、总体布局、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等六个方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框架和丰富内涵。关于“正确性”，雷云从“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通篇言简意赅，有很强的说服力。

（四）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雷云认为，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历史上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马克思主义化”、“民主化、制度化”、“廉洁性”、“先进性”等要求的延伸，也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有直接关系。这是基于时代发展、现实课题的党建思想的重要创新，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和完善。①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6、449-510页。而在提升科学化水平的三个元素——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制度保障、科学方法推进中，科学理论指导是其中的关键（前提和基础，旗帜和统帅）。具体言之，这一科学理论，首先是指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是特指列宁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党建思想；再次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的学说，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雷云强调，在党的建设方面，理论问题“从来是个根本问题”，②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6、449-510页。只有理论上搞懂了，指导思想端正了，才会有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法。落实科学理论指导还要着力解决当前干部、党员思想上一些突出问题。他认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定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标、坚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其中三个最根本最具实质性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一定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尝浅辄止地学一学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建党学说，学一学我们党三代主要领导人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党思想”③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6、449-510页。。把“老祖宗”和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党”的相关思想概括为“建党思想”，是雷云的一个坚持。依据一般理解，“建党思想”主要指党创建时期的理论主张，但雷云显然以为，这是一个存续于党的全部生命过程的命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成分和党的现实任务会有极大变化，党需要时时反省自身的阶级性质、历史定位和最终目的，由此才会有“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课题及永恒追问。应该说，雷云的这一观察是十分深刻、准确和发人深省的。

二、雷云关注重大政治和理论是非问题，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从众，尊重事实，服从真理

（一）关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界讲到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但后来有一个时期，将中国社会主义切割成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成为某种定势，从而使得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即便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其间具体联系如何认定，也众说纷纭。雷云撰文从道路、理论、制度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6、449-510页。他提出：首先，毛泽东在探索中国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行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和体制方面，有一系列重要创举及实践成果；其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矛盾运动，确立了重要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再次，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在建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雷云的结论是：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者。这一论点，事实清楚，说理透彻，把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阐述得非常清晰，令人信服。

（二）关于“两个先锋队”与党的性质

自2001年重提“两个先锋队”以来，理论界很多人认为这是党的性质的重大变化，基于时代发展和现实任务的转换，党的性质有必要从“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雷云不同意这个观点，也不认为党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他考证，第一，“两个先锋队”并不是新命题。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就有“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的提法。不过“两个先锋队”并不都是就党的性质而言，党的性质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主要是就党在全民抗战中的组织作用、表率作用、向导作用而言，并不指党的阶级基础，也不是讲党的性质，讲的是党在民族抗战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应当发挥的作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不同时期都用过类似“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先锋队”等提法，大多数都是就党和群众的关系、党在人民解放运动中领导地位和先锋模范作用而言。因此，雷云认为，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提“两个先锋队”，是党的历史上相似提法的沿用，并不意味着对党的性质的重新认定。就现实性而言，这个提法应该也是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强调党在这一事业中发挥领导、核心、凝聚、先锋作用。简而言之，“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指党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性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指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两个先锋队”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但属于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和概念，①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278、281、292页。学界不应该对此有误导，人们也不应该对此有误解。

（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共同富裕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一大理论贡献，是邓小平长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想结晶。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同时也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基本形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但二十多年来，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认识并不都是一致的。尤其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说有顾虑，觉得它与国家现实状态和现行政策相悖，似乎强调了这一点，就会影响非公经济的发展。于是，一段时间社会主义本质论似有“淡化、淡忘、淡出”之态。雷云对这一现象很是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趋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完全不必讳言。但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等作为基础。在还缺乏这样的历史前提时，我们不会去也不能去消灭剥削，而只是需要将剥削“限定在国家法律政策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许可的范围内”②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278、281、292页。。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允许剥削的合理存在，但决不能因为现在还做不到“消灭剥削”，就不敢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论。雷云强调，我们必须“克服任何不敢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讲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现象”③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278、281、292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强调的社会主义最高价值取向和最终奋斗目标。但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与这一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困惑。雷云认为，邓小平当年即有对贫富差距可能拉大的担忧和警觉。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分配不公，“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④《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雷云指出，二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担心的现象不仅未有扭转，反而有愈益发展之势，我们应该对此作深刻反省。他大胆提出：“应明确宣布‘允许部分人先富’大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停止使用‘部分人先富’的口号，极其鲜明地亮出共同富裕的旗帜，把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三层含义落到实处。”⑤参见《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278、281、292页。同时他也指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一再强调社会公平，说明“这种背离共同富裕价值取向的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十八大，首次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之一。他希望有关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能够尽快出台，不要老是口惠而实不至。

（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自我否定”说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有晚期马克思恩格斯与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有矛盾甚至互相否定之说。本来，只要是严肃的研究，分析并指出不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甚至某些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位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即便出现“否定之否定”现象也不奇怪。但是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所谓“早期”或“晚期”的片言只语来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问题还在于他们对所谓“早期”或“晚期”词句的解读并不正确。雷云2012年1月写了《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自我否定说”》，对这场公案中的两个问题作了重点分析。第一，马克思到底是不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者？第二，恩格斯晚年究竟有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目标？雷云通过对所涉原著原篇的认真研读，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指出：马克思早期受到费尔巴哈的某些影响，包括曾经借用过费尔巴哈的某些概念（如异化），与他后来形成唯物史观并不矛盾。衡量马克思世界观方法论的经典原著，举世公认的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而不是他的早期著作。至于马克思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历史情境是因为他的学说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对假马克思主义者“嗤之以鼻”。而国内某专家所谓恩格斯1886年的“93个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大名篇”更是莫名其妙。恩格斯只是认为共产主义理论的抽象不能等同于实践，否则“绝对无益，有时还要更坏”，从而对之前（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经没有说清楚的观点作出修正。纵观恩格斯晚年的论著，哪里有丝毫“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他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晚年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这无非是刻意编造的荒诞不经的神话罢了”。①《雷云文稿》（第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三、雷云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有扎实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必将随着新的实践而推出新的精品力作

《雷云文稿》第七卷华章迭出、精彩纷呈，以上列举仅是笔者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雷云文稿》第七卷的丰富内涵。雷云还有诸多精彩篇章，如《理论研究要敢于“碰”五个方面的问题》 （2010年10月）、《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典范》 （2011年3月）、《今天我们要怎样纪念毛泽东》 （2013年9月）等等，读来印象深刻，欲罢不能。总的来说，《雷云文稿》第七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严谨的学术性，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把握，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精品力作，也是浙江省科社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从研究风格上看，雷云善于理论抽象，善于历史梳理，善于辩证分析，他用词准确，行文简洁，警句格言迭出。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首席专家、中央党校科社部原主任赵曜先生，曾对雷云有一个评价，认为他的文章和著作“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又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厚度，还有回答现实迫切问题的深度，充满哲理思考、政治智慧和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说服力和吸引力很强”，“雷云同志不愧为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和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②赵曜：《宣传思想理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读〈雷云文稿〉》，《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笔者非常认同赵曜先生的观点。

《雷云文稿》第七卷主要反映了党的十七大以来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七大以来，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探索和回答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叫中国化。”③红旗大参考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参考》，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和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提出了坚定理论自信的重大命题。这种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探索中形成和坚定起来的。纵观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理论自信是在面对各种质疑和反对中锤炼出来的，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战胜了各种质疑和反对，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雷云同志紧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与各种观点展开论战，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进一步发展，雷云同志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园地中继续辛勤耕耘，为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凌 雁

作者董建萍，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杭州 3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