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越天山

在卡拉奥什卡邂逅老乡

在我几次去中亚探访东干人期间，有件事颇使我难以忘怀，那就是碰到我的几位同乡，那确是意料之外的事。

我知道这里有我的老乡，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次，我去距离托克马克市西边不远的伊万洛夫卡镇子，到一位叫尔利的东干朋友家做客，碰到了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回民青年，他留有长胡须，经文念得很好。他问我从哪里来，我便告知他我老家是甘肃张家川，西北的回民应该对张家川很熟悉，因为那里是回民聚居区。结果，他告诉我，这里也有张家川人，是四个老汉，家口又很大。当时天已经晚了，而新疆青年说那几个张家川人住在不远的卡拉奥什卡（红渠）镇，我便嘱咐那位新疆青年，晚上去通知几位老乡，明天早晨，我去拜访他们。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和东干朋友来到了卡拉奥什卡村镇。

卡拉什奥什卡是介于托克马克与首都比什凯克正中间的一个大村镇，住有一千五百多名东干人。其实，从托克马克往西走，一直到比什凯克，有七八个大的村镇，其中卡不隆、米秋里、伊万洛夫卡、坎特、红渠这五个大村镇都住有大量东干人，其中坎特是个小型城市，有两千名东干人。从托克马克到比什凯克宽敞的公路恰好穿过这些村镇。

在一个大院子里，住着老乡罗志友一家。罗志友的经名叫“古班”，年纪在四个老人中是最小的，五十七岁，他在家里接待了我和陪行的其他东干朋友。我出去在罗志友家大院里观察了一下，院子很宽大，房子后也和东干人一样，都有一块空地，位置是属于秋河流域的大平原的中间。从院子里向南眺望，巍峨壮丽的天山清晰可见，风景极佳。

其余三位老乡是罗志成（罗志友之兄）和他们的姑舅（舅舅的儿子）马志万，他们三位是张家川县背武人，还有一位老人已六十七岁了，叫糟万有，经名“尔弟”，有十二个孩子，其中一位还是在张家川出生的。四位老人，都家口大，生下的孩子也多，其中罗志友和糟万有都有十二名子女，住在村子不同的地方。

这几位老人的家境看上去并不太好，他们用土豆炒羊肉的凉面招待了我和其他的东干朋友。中午时分，陪行的东干朋友都走了，留下我和四位老人闲扯。其中几位老人又分别宴请我。同一日，我接受几家请客，肚子实在招架不住。

四位老人很热情，说来到这里四十多年了，没有见过来自家乡的人。我给他们说了一些家乡的轶事和地名以及一些笑话，勾起了几位老人的极大兴致。罗志友老人说：“几十年了，这些地名已经都忘了。你现在一提，又记起来了，你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

在马志万老乡家，我们从闲谈中才知，他最早是从张家川出去打工的，按他的话说已走遍了半个中国，曾到东北工厂做过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回到老家，恰好是灾难时期，受不了苦，在外面闯荡惯了，跑到新疆，看见新疆比较宽松，人少地多，能吃饱饭，就写信给姑舅哥罗志成和妹夫糟万有，介绍新疆的情况，就吸引了其他三个人。

接着，兄长罗志成讲了当时所受的难和他们离开家乡的事。他说：“1958年后，那是灾难时期，地里种了粮食，但队上又经常开会，不让去收割粮食，慢慢都没有了粮食，饿死了好多人。我家没办法，吃的不够，把兄弟（罗志友）就送给了陕西凤翔的一个汉民家，换了些粮食。父母把兄弟送给陕西汉民，因为那里粮食多，这件事被舅舅家和邻居们骂了几次，说把回民的娃娃送给汉民，长大成了汉民，不怕报应吗？父母听了，又害怕，打发我去陕西寻找。我当时二十多岁，翻了关山，路途关卡又要查手续，吃了很多苦。到了凤翔，按地址找到汉人家，把兄弟接了回来。”

当我问起他们为何逃难离开老家的事，老大罗志成说：“那时，你没出世，你不知道，我的老家背武庄里，实在太苦了，吃的不够，白天让你去修梯田，晚上又要开会，折腾得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兄弟和姐夫商量，去新疆找姑舅。姐夫一家是从住的马园村跑来的，不能给人说，家里又没啥值钱东西，晚上开会，我们还是去了，害怕人来查。我们出发的日期是1961年11月16日，那天晚上张家川还下了小雪。半夜我们几家人就从张板梁上的山路朝清水走去。走得早，好让下的小雪埋了我们的脚印，以免人追上来。到了天水北道火车站，就搭上了去新疆的火车。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乌鲁木齐。”

他们到了新疆，就准备去塔城。他们中最小的兄弟罗志友讲道：“那时去塔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车票，因为塔城是中国的边界城市，需要证明信。我们是农民，哪里去找证明信，没有办法，在火车站的轨道上闲转，突然看到车轨旁边有一份空的证明信，就随便写了我的名字在上面，结果，还买上了票，到了塔城。”

从乌鲁木齐到塔城，他们也受了不少苦，糟万有讲述道：“那时我们坐的是大敞车，坐了两天两夜。新疆下大雪，差点要了命。那时候我抱的大儿子才几岁，一路都没有哭叫过。到了塔城，是晚上，哪里去找人，几家人睡在坟墓旁的一间没有门窗的破烂小屋子里，第二天天亮去找，马志万原来就在附近住。”

他们是在1962年5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塔城事件”中跑到苏联的。当我问起那过程时，念过几年书的罗志友讲：“当时是中国的‘五一放假，听当地哈萨克、维吾尔族人讲，边界开了，好多人跑过去了。霍城县城里人少了，我们也就跟着跑过来了。”糟万友说：“过来时边界线上没人看，就跑过来了。几天后，关卡又被封了，再没有人来。记得跑过来后，要登记我的姓名、籍贯，登记的人问我怎么来的，有什么手续？我说：‘跑过来的，哪里有手续，你要啥手续？我记得旁边还有个讲普通话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女翻译，听到我这样讲，她还笑了。”

我后来得知，他们跑过来时，也碰到另外一位姓李的家乡人，他们被苏联政府安排在技术学校学习开拖拉机、收割机。此后，他们被分在哈萨克人居多的农庄中。听说托克马克这里有很多回民，他们又迁移到这里来。而李姓老乡，则和当地俄罗斯人住在一起，并娶了个俄罗斯女人，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缓和时，李姓老乡还带着女人和孩子，回了老家一趟，当时影响很大。他回来就去世了。根据马志友讲，那家已搬到了北方的贝加尔湖附近住，娃娃都不会讲东干话了。endprint

他们搬到东干人占多数的新渠后住了两年，又搬到这里。我便问为什么不住在陕西人居多的东干老村？他们说，因为背武的人老家也是陕西，都讲陕西话。罗志友讲道：“当时我们刚从中国过来，都是穷人，穿得不好，没有房子，曾住在用油毡纸做成的房子里，碰见那些新渠的东干人，说我们是从‘清国来的‘清国人。人家住久了，房子又大又好，我们受不了那种气，最后，就搬到了这里。”

罗志友还讲过一件有趣的事，“苏联的克格勃真厉害，我们从阿拉木图迁移到这里好多年了，1970年的一天，突然有位穿呢子的克格勃来找我们，问我们为什么搬到这里来？我们讲了理由，那克格勃的人看了我们的住房，还和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什么都没再说，还给我们给了些礼物就走了。我不明白，我们搬离多少年了，他们还知道我们在哪里。”

此后几天里，热情的老乡几乎每家都宰了一只羊招待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破费他们不少，因为他们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不好的地方。在红渠，我又拜访了其他一些东干人，以及公路旁的东干清真寺，发现这里的东干人有来自新疆的、宁夏的、青海的，还有甘肃河州（临夏）的，都属于“八号”，即1962年后从中国过来的新的东干人。

在拜访红渠的四位故乡老人家后，我觉得在走访红渠中除了探望老乡外，还有两个收获。

第一，红渠是东干几十个村镇中以新来的回民居多的村庄。他们是1962年从中国新迁移过来的回民，而且来自西北不同的省份，既然都是新来的，就不存在歧视问题，大家都一样。但这里牵涉到新旧移民的关系，这是海外华人中存在的一种共同现象。这次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机场转机室，碰到一批从美国来的旅行团，其中有几位华侨要去中亚伊塞克湖，所以在塔什干转机。我们在一起聊时，旅行团的一位老华侨得知我是大陆出来的，便大声说：“美国这几年来了好多大陆人，尤其是学生，待着不走，要拿绿卡，成为美国人，修养不好，坏了华侨的形象。”旅行团都是老华侨，我用华语给老华侨慢慢说了这样一段话：

“亏你们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我是回民，我相信整个大地都是真主造化的，每个人都有在大地上任何角落生存的权利，况且白人政府都可以让大陆人居住，你们却对同胞有意见。新来的大陆人不是和当年你的爷爷、父亲一样，从大陆去美洲找生活吗？中国人在美洲还是少数，才几百万人，而美国仅西班牙人就三千万。韩国一个小国都有两百万人，加勒比海的古巴人、巴拿马人和墨西哥人都想方设法到美国，他们在美国的人这么多，你们为什么不吭声呢？大陆人在美国增多，不是更好吗？”笔者说完一席话，那些老华侨再没有话说。所以，在红渠考察，使人惊奇的是，东干人中也有这种现象。

第二，笔者碰到的四位老乡都是农民，生活条件并不太好，房子都破旧，罗家连大门都是应付的，旁边开。他们都没念过书，后一代人也都是“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马志万老乡在家门口的公路旁，摆的是卖扫帚的小摊子，家里存放了一房子扫帚。我想以此为背景照个相，他不肯，说：“太害羞了，以前从中国出来时，是做扫帚的，四十年后，我还是在卖扫帚。若你照了相，老家的人都笑话哩。”几十年的迁离，他们的生活并没多大变化，和老家的农民情况差不多。他们很想去老家看一下亲人（他们都有兄弟姐妹在老家），但没有路费，都在做思乡梦。我体会到，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外，他们的经济环境不好，都是勤苦的人，家里有打好的堆起来的小麦堆，但价钱太低。我想，教育是最关键的，没有良好的教育，再好的环境也好不了，下一辈人也要受苦。

漂泊，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以前就有的现象，多少文人骚士描绘了人间悲欢离合之情，犹如早在宋代流传的一首诗：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喜几家愁。

多少夫妇同罗帐，

多少游子飘外头。

纳戎城见闻

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时情。

野鸟闲关难联语，山花烂漫不知情。

葡萄酒熟愁肠乱，玛瑙盃塞醉眼明。

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洋院鹧鸪声。

这是元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耶律楚材描绘西域边城情景的诗，我以为，用它来形容纳戎山城，是很适宜的。

纳戎山城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最东部的山城，距离中国的边界近，有关白彦虎的资料都提到纳戎。它是白彦虎1877年12月翻越天山进入俄境的第一个歇息处。

从托克马克去纳戎大约二百七十公里。我在第四次走访东干人时，便慕名启程前往早已在书本上熟悉的纳戎城。

纳戎是一个被天山群峰环绕的山城。在接近纳戎城的高原公路上，我向下面的山脉和草原上眺望，眼前是一片开满山野的金黄色的葱属植物，在中国古书上，正是由于这种植物，中国人才把天山的中央部分称为“葱岭”。

我来到了纳戎城，看到这里是一条狭长的河谷形成的城市，城的西端是湍急而又浑浊的纳戎河。我详细观察纳戎城的四周，使我惊讶的是，它东边的山脉是翠绿的，长满了矗立挺拔的松叶林带，而西边的山上则是一草不长的黄土堆积的山脉，恰如我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遇到的情形一样。居住在纳戎城里的人给我说，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西边山脉上的雪也会被迅速融化掉，不会留住雪层。我想，刚才看到的纳戎河的浑浊，是不是由于两边没有长草木的黄土山而冲刷造成的？

在纳戎山城的北部，靠近东部山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山口，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出去，衔接中国边界部分的天山山脉。我注视着这个山口，浮想在一百二十多年以前，白彦虎率领的队伍，就是从这个山口进入到纳戎城的。我也无法想象他们的队伍进入纳戎城的情景。无论如何，当白彦虎率领的队伍进入纳戎城后，算来是进入俄境后，第一个有人烟和他们得到一些歇息的地方。住了两周多后，便又启程，穿过纳戎河，走了很多山路，才到了托克马克。据说，白彦虎的队伍在越过纳戎河时，折了不少人，因为纳戎河水流湍急，冰层薄。东干人一直讲，过纳戎河时，拿（冲）走我们不少人。有些东干人还说，“纳戎”在吉尔吉斯语中本没什么意思，可是因为当时东干人的队伍走过纳戎河时被“拿了不少人”，故又叫“拿人河”。所以，纳戎是“拿人”的谐音。还有，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东干人把它叫作“皮子街”或“皮街”（街，念gai音，陕西音）。据一些东干人讲，以前的比什凯克东干人很多，有几条街都是东干人做皮毛生意的，大家就叫“皮子街”或“皮街”，比什凯克的来源是“皮子街”的谐音。我曾就此事专门向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东干研究所所长、东干人学者伊玛佐夫询问，他说：“那是胡说呢，我们有些人爱吹牛皮哩，好像这里啥都是与东干人有关的。我们的前辈从中国来这里才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地名，是我们来以前就有的。”endprint

无论如何，纳戎是白彦虎队伍进入俄境后，第一次见到的有人烟的地方。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居住在这里？何必要疲惫不堪地翻山去托克马克呢？我曾经问过住在纳戎城的接待我们的朋友，也是白彦虎的后代，名叫阿不都拉·白彦虎，他来自新渠。他回答说：“纳戎是个碎（小）城，长约九公里，宽也不过七八公里，还没有我们的新渠大，哪里能容得下那么一大把子人呢？”

我在纳戎的实地行走考察也证实了这种说法。据史书记载，纳戎当时只是一个兵站，人口很少，即使现在，也只是驻扎着不少部队、情报机关和其他军营。而在纳戎的东干人有五百多人，多数是从托克马克附近迁过来的，城中心有一间东干人修的清真寺。纳戎城里的吉尔吉斯人占多数，所以，好多东干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吉尔吉斯语。这就和其他地方的东干人不同，如托克马克、新渠、营盘的东干人都讲俄罗斯语，不大熟悉吉尔吉斯语。

在纳戎接待我的是阿不都拉·白彦虎，他在城里开了间饭馆，租给别人。他是很好客的东干人，我很高兴的是见到了这位白彦虎的后代，他熟悉以前的事，给了我不少帮助。

晚上，我在他家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出去在纳戎城街道散步。但见山城街道空无一人，夜是漆黑黑的，仰视缀满繁星的夜空，空气非常新鲜，一股股凉意袭来。我一直思考着，白彦虎的队伍一百多年前，也是在这山城度过几个夜晚的，此情此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书生初次来纳戎，循迹探访古人行。

山城寂然皆不现，独然留我生幽情。

遥遥城外观雁鸟，高原喜见古葱岭。

第二天，我们驱车来到纳戎城东部的山顶上，眺望着最东边远处雄伟蜿蜒的天山群峰。阳光的金辉闪烁着宝石般的色彩，雪山重叠，清晰可辨，与蔚蓝色的天空相映成趣。我再次陶醉在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天山美景之中，同时，也再次勾起了对白彦虎的人马当年到达这里的无限追思。

走回逃亡的路

2002年夏季，我来到纳戎城。我走过的路线都是当年白彦虎和他的人马走过的。我到纳戎城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去白彦虎大队人马当年翻山的地方看看。

听当地东干人讲，在白彦虎翻过天山的第二年春上，冰雪消融时，那些去那个雪山下的峡谷里放羊的，去中国喀什做买卖的吉尔吉斯人，都要扪上鼻子，因为峡谷里腐烂的尸体发出的臭味难闻。这种气味在峡谷里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当地的土著吉尔吉斯人索性把那个峡谷称作“骨头峡”，这种名称一直延续到今。东干老人讲，当时来的东干人，在第二年也曾回到那里，把这些骨头和尸体重新埋葬好，并请阿訇上了坟念了索勒。有些东干老人还讲，几十年以后，有些东干人去中国做买卖，路过当年翻越的山峡时，在晚上还能看见山峡中骨头发出的磷光。

当我决定去白彦虎当年翻过的雪山峡谷时，当地的东干人劝我不要去，说那里是属于和中国交界的地方。我询问原因，他们说俄语词汇，东干话他们讲不出来。他们在后来又解释说是边界地区，当年遇难的峡谷和雪山部分地区的边界尚未定。这样，我才推知他们说的意思是，白彦虎当年翻山的地方，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军事管制区，边界线和中国还未定好，属有争议的边界地方。

我执意要去看一下，就激励东干朋友讲：“老回回的本事大得很，想个办法，找官家拿个批文嘛，就说是要写文章呢，推广旅游线路哩。”东干朋友、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协会主席侯赛因·安说：“那边驻扎的不是地方边防军人，而是外地来的正规军，拿上手续的程序多，何况需要一两天去办，不是简单的事。”我不甘心，但又没有办法，侯赛因·安派他的表弟黑棒送我去纳戎。

后来，我到了纳戎，碰到了阿不都拉·白彦虎，他大学毕业，老家在新渠，娶的太太家在纳戎，他也就住在纳戎，新渠他还有家，有时两边跑。

听到我是为了寻找他的先辈白彦虎大人的足迹，他自然十分高兴，而我谈起去虎大人翻过的那座山的事，没想到他很乐意帮助我去。他当即打电话给纳戎驻军头子。后来他说，因为是周末，办不到手续，不能去到当年翻过的那座山和峡谷，但可以带我去另一个峡谷，那边也有几座东干人的坟，前几年他和他朋友去过，并在那里给遇难的人上过坟，还宰过一只羊。

第二天，他找了一辆越野吉普车换下我们坐的小轿车，说还是坐吉普车好，因为进峡口时有一条河，那里没有桥，吉普车过河越山时正好能用上，而轿车太娇气，车底盘又低，不能过河。我没有再强求，当地人自然比我知道得多。

从纳戎去到白彦虎一批人当年过来的峡口，要翻越一座大坡，下去便是宽敞的峡谷平原。现在的公路上，还有开往新疆喀什的“比什凯克—喀什”的长途公共汽车。走上当年白彦虎队伍走过的路，一路上我在思索，他们当年是怎样上路的？

一路上让我兴奋的是，在从纳戎上来的山峰上，向东边的远处望去，是连绵不断、巍然庞大的天山雪峰，风景是那样地壮丽奇美，让人心潮澎湃，顿时消却了行程的疲劳。

大约行驶了七八十公里，我们一行来到了大峡谷口，又绕过一段颠簸不平的河床，进入到峡口内。峡口里面很大，两旁是峻峭的山峰，我们宿营的地方是在一个被小河冲积而成的峡谷小河滩上，上面长满了绿草。

我想，大概是这里地势高吧，在旁边的草滩上和前面的山腰间，第一次看到耐寒的牦牛。听东干朋友讲，牦牛喜欢在有冰雪的山上，哪里冷，哪里有雪，牦牛就去哪里。记得在中学读书时，地理课本上就有描述“高原之舟”牦牛的。按书上写的，我认为牦牛只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如今却在天山这里碰到了牦牛群落，可见我真是“少见多怪”。同时又发现牦牛的脾气很大，很傲气，和草滩上的黄牛不相往来。有几头牦牛干脆在远远的山腰上孤独地徜徉啃草，任凭我们叫喊都不理会。在这里，陪行的朋友阿不都拉·白彦虎讲，这就是当年的人马过来的一个峡口，并说：“当时的队伍是从几个峡口出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人多，害怕聚在一起被追军杀个光。”

峡口里面有几座回民坟，据说，是几位重伤者去世后被掩埋在这里的。东干人来这里时，都要上坟。我们在草滩上做了礼拜，并替亡灵们上了坟。endprint

我和从新渠送我到纳戎的东干小伙子黑棒、阿不都拉·白彦虎一家几口人，以及驾车的司机（他是个吉尔吉斯本地人）一起野餐。就餐中我惊奇地注意到，吉尔吉斯人不愧是世界上最懂得怎样吃羊肉的，吃完肉后，他还拿出口袋中早已备好的小刀，一点一点地削刻着白净的羊骨吃。

在这峡口里，也住着几户吉尔吉斯人。有几位吉尔吉斯妇女在拍打着羊毛，来回卷动着，用以制作有名的吉尔吉斯地毯。还有几个吉尔吉斯小孩，在骑马放羊。看他们骑马的骄姿，我心里也发痒，便叫阿不都拉·白彦虎的小儿子做翻译，要求让我骑一骑他们的马，要找温顺、不怕生人的马。那小儿子叽里咕噜用吉尔吉斯话讲了，我发现这里的吉尔吉斯人并不熟悉俄语，而东干人一般都讲俄语。这些质朴的脸上发着红光的吉尔吉斯人挑了他们骑的一匹温顺的马让我骑。这是一匹良驯的马，我也第一次骑马走了这样长的路。

此行中还有趣的是，我们宿营的地方有座古代丝绸之路的客栈。客栈很大，是用周围山下的绿色岩石做成的。这就使人想象到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忙。客栈里面有石板制的床和马厩等，还有一扇以防被攻击时逃亡的小道门。里面有主人房和客房，都是用石头砌成，时间应该有几百年了。

围绕这个客栈，吉尔吉斯人有许多美妙的传说。一说是由力气很大的父子俩建成的。在砌石过程中，父亲曾给儿子讲过，若有女子来问，你可不能回应。结果，在快要完成客栈顶部时，有位女子突然出现，并叫着问那个儿子，结果那儿子不小心回应了，而那女子突然不见了。此后，那儿子再也没有气力完成客栈的顶部了。吉尔吉斯人说那女子是妖精。

客栈的岩石，明显地是从对面高山的顶部凿落下来的，现在看上去都头晕，可想而知，那时需要花多大的力气。

下午四点左右，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开始起风了，一下子变得很冷，我们赶快启程，打道回府。

再见了，那葬身在峡谷里的亡灵们。

去阿斯塔纳

阿斯塔纳是哈萨克斯坦新建的首都，其过去的首都是阿拉木图，以前叫维尔内，曾是最接近中国的邻国首都。

我从新渠坐车前往哈国南部的一个叫楚的城市。一路上是平坦的秋河平原。在距离新渠约十公里的土坎上，公路两旁，在初春的季节里，四野长出一片片美丽如画的大红花。2002年4月我曾在此地欣赏到令人眼花缭乱、沁人心脾的美景。东干人把这种红丽娇娆的花称为大红花。有些人看了照片说是野罂粟花，但我绝对不会相信它会生产出花汁。这种自然长出的花，就展现在公路两侧，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

无论如何，这种高贵优雅的大红花点缀了整个秋河平原的美丽，它像一个人工精心培植的、鲜花盛开的花圃，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一幅更加新奇的图画，充分显示出她的瑰丽。我是冲着东干人来到这里的，我联想到这些瑰丽无比的大红花，好像是那些勇敢的东干人的牺牲者的鲜血酿化的优美的花园。因此，一股激情和热泪涌上心头。我曾登上被繁茂的红花覆盖的山冈，从高处望去，那弯曲的河水和河沿上的鲜花更加秀丽无比，而在左前方，可以遥望到宽敞的被白杨树笼罩的新渠农庄。

更加荡人心弦的是，在几百米高的长满大红花的山岭上朝正南方向望去，又可以饱览到那遥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的绮丽多姿、白雪皑皑的天山景致，旁边是繁茂红丽的大红花田野。此情此景，让我永远难忘这种自然造化的奇美、和谐。我想，任何人站在这里，也会赞叹这种奇美的风景。

我来到楚城搭乘火车前往哈萨克斯坦北部的阿斯塔纳，这里已经很接近俄罗斯边界了。

我对出现的楚城感到怪然，怀疑这城市只有一个“楚”为名，恐怕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就像对秋河（也叫楚河）的感觉一样。中国对这里曾经影响了几千年，不会没有什么痕迹吧。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到现在把这里的天山，还是按汉语发成“Tianshan（天山）”。

我坐在宽大的由俄罗斯人制造的列车上，开始了一天一夜的长途旅行。这是一条贯穿哈萨克斯坦南北的铁路线，这次旅行，并没有在我的行程计划之内，只是我的老朋友侯赛因·安要出差，强拉着我去的。

列车一直朝北方奔驰着，我看到的是高原上广阔的草原山谷，这里一路上显现出的是地理学上有名的低缓的“哈萨克丘陵”，再也看不到令人神往的天山雪峰了。只有火车道两旁放置着防雪栅栏，明显地是为了阻碍冬天暴风雪吹进铁轨。

列车行进了四五个小时后，东干朋友叫唤着说“巴尔喀什”“巴尔喀什海子”（湖，陕西方言）。我从车窗望出去，风景秀丽，令人陶醉。那浩渺的碧蓝湖水一直延伸到远处天际处朦胧的地平线上。这里看不到高峰的衬托了，我们迷恋于蔚蓝神奇的巴尔喀什湖。

巴尔喀什湖面积约两万两千平方公里，它最奇特的地方是湖的西半部是咸水，东半部是淡水，其间只有狭窄的水道相连。发源于中国天山深处的伊犁河也最后流入巴尔喀什湖。它出产的世界有名的巴尔喀什鱼，蛋白质高，味道极鲜美，鱼刺少，我在靠近巴尔喀什湖的火车站，看到不少人拿着烧烤好的鱼来卖，尝过后，味道果然极好。

看了巴尔喀什湖，想起在中学历史课上曾学到：清朝末年，沙俄吞并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中国的疆域，在沙俄吞食前，西部地域一直在巴尔喀什湖西面，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从中学时就知道的巴尔喀什湖。

对于中国人来说，1857年是一个耻辱的年份。鸦片战争后，这里曾经被中国统治的大帐、小帐可汗，转身投向了俄国，脱离了中国。一路上，看到的是没有人烟的土地，以及曾在中国版图内的巴尔喀什湖。我在车上也不由得从内心深处诅咒着清廷的无能，丢失了这样的大好山河。

在接近阿斯塔纳的时候，火车两侧出现了人工种植的保护林。列车奔驰而去，那青绿的树林的树枝低垂着，在风中摇曳着。

来到阿斯塔纳后，我发现这是一座正在开放的新型城市，有一些先进的超级市场。住在这里的东干人，大约有一百人，多数是开餐馆的。每个东干人的餐馆，都在店门前的标牌上用俄文写着“东干餐馆”。我的老朋友侯赛因·安带我几乎走访了每个东干餐馆，我很高兴地感觉到他们东干人之间的联系，从老家上来的东干人给予开餐馆的东干人很多鼓励，每当他们在细心述说他们这儿发生的一些情况时，我也似乎和这里的所有东干人成了朋友。他们无所不说，我无所不听。

我在阿斯塔纳的街道游转，道路非常宽阔。想找份英文报纸，结果找了很多报摊，都是清一色的俄文报刊。又想找个大型书店，通过随行的东干朋友问行人，发现指给的书店其实都是书摊，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大型书店。傍晚时分，当地东干人驾车带我去逛街，我看到有个哈萨克人在宴席上喝醉了酒，在一间餐厅外面傻傻地站立着，我让驾车的东干人把车停在路旁，慢慢观察人醉酒后的各种丑态。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种现象了。

晚上，我独自一人出来，在公园里散步。人影稀疏，夜景是寂静的。晚霞消失了，深秋之夜显得温暖而灿烂。繁星在晴朗的地平线上清晰地闪烁着，它的光辉平静、温柔，又似乎有些惨淡。

第二天，我们要辞行，这时，我看到那东干女主人突然流下了眼泪，恋恋不舍地与我们告别。其他随行的几个东干人一直送我们走到火车站，当车启动后，他们才招手离开。

（本文选自刘宝军长篇纪实散文《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题字：李兰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