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兼识成败在勤

1982年时，作家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陈景润在数学上艰苦跋涉取得卓越成就的报告，引起轰动。其时正值“文革”结束，国内一片疮痍，出现转机之后，大家心中充满着希望。如何改变落后的现状，首先考虑到的是科学技术。陈景润的出现，点燃了大家心中的火花。

当年高考，报考数学的学生很多很多，家长们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陈景润式的人物，然据数学系的朋友说，在这领域中想作出成绩，定要绝顶聪明。世界上的大数学家绝大多数在一二十岁时取得成就，少有纯靠勤奋而在晚年取得成就的。学生家长恐怕不太了解这种情况，而且对子女往往有偏爱，结果选错专业，反而会误其一生。与此相似，有些家长看到影视演员和歌星舞星光鲜无限，挣钱又多，于是不顾子女本身条件，硬将他们推向这条道路，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误了他们一生。

已经进入了高等学府的学生，选好了专业，仍会面临不少诱惑，也会不断出现波折与迷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风行一时。处在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控制下，突然发现还有一种超功利的文化产品，处在青春时期的学生更易被它吸引，于是美学研究立即成了显学。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之风大盛，这也与前此的荒谬学风有关。“文革”之中的所谓“大批判”，上纲上线，信口开河，完全不顾事实。拨乱反正，要求一切凭事实说话，考证之风自然会引起重视。

自此之后，重鉴赏与重考证的学者大量涌现。由于各有所长，都有一大批读者来追随，彼此之间似又出现互争雄长之势。

这是一种好现象。比之前时，大家都更注意研究工作中的个性化了。只是从任职于学术界的人来说，光凭一己的兴趣还是不够的，要想在研究工作中作出成绩，则还得注意自己的个性。

顾颉刚在编《古史辨》第一册时，写了一篇很长的《自序》，介绍自己的经历、志趣和困惑，中间有一段文字，分析自己的个性，自称“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因为有了这几项基本的性质，所以我敢于怀疑古书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罗根泽接手《古史辨》第四册的编务时，也写了一篇《自序》，进行自我评估，认为“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彷徨多时之后，“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己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而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与哲学的事业。由是拟定了以毕生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其后顾、罗二人按照自己拟定的方向前进，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这些事例有其参照价值。说明每一个人选择发展方向时，都应作一番严格的自我解剖，不能一窝蜂，随大流，为外界形势所驱动。如果自己看问题时喜欢从大处着眼，而每忽略细节，那就应该作一种偏于宏观的研究，反之亦然。有人喜欢鉴赏，有人喜欢考证，也可发挥自己的所长，不必过于压抑自己而从众。这也就是说，应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

不过学问之道往往是相通的，宏观、微观，鉴赏、考证，有时也难截然区分。学者的修养，还是应该力求全面，因此正确的做法，应是扬长补短。

顾、罗二人的发展比较顺遂，一举足就步入了学界，而且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所长谋职。目下知识分子成堆，每一个岗位都有一大批人竞逐，你想去找一个好的岗位，格于情势，往往未必如愿。人总得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如果一时不能如愿，那也可来个迂回战术。或许在你从事另一专业的工作时，发现你的真正才能不像原来想的那样，自己还有好多道路可走。

对吾辈而言，情况更为特殊，大学毕业后都由组织分配工作。犹如老式结婚一样，对方是谁，事先一无所知。就以我来说，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犹如贫家女嫁入了豪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机构与文教单位亟需补充干部，全国的同班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等到我这个老肺病毕业时，全国已无大学毕业生供应，而党内元老吴玉章又正筹组文字改革方面的机构，这才给了我一个进京工作的机会。文字改革委员会是一个介于行政与学术之间的机构，集中了大批语言学者，如曹伯韩、倪海曙、周有光、杜松寿等，年轻学者中有彭楚南等，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这一单位规模甚小，但级别极高。吴玉章出任主任，凡有会议，只要他出面，各级领导都会出席。语言学家中来往的人员更多，如吕叔湘、王力、丁声树等，都来开过几次会。我被分配在汉字整理部，搞简化字工作，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曹伯韩负责，主任叶恭绰、副主任魏建功是兼职，一个星期也要来两三次。讲条件，那是首选的机构，但我却是处之漠然，因为我在语言学上天分太低，始终引不起兴趣。

应该说，我对各种学术还是容易引起兴趣的，但在语言学上却是例外。曹伯韩为培养我们一批年轻人，特地举办了几个星期的语法讲座，他讲得津津有味，还是无法打动我。细究起来，可能与我一辈子没有上过一次正规的音乐课有关。我在小学、中学阶段，由国民党时期到日寇占领，再到国民党统治，兵荒马乱，时时辍学，因而连简谱都看不懂。语音、音韵方面的学问本属口耳之学，对此我却特为迟钝，一口浦东官话，一直改不过来，与人交往，听各地方言的能力也差。也想努力补救，但天分太低，无法彻底扭转。研究生阶段，虽然在音韵学等领域涉猎了一番，但为时已晚，偏于理性的认识，始终培养不起兴趣。总之，我在语音方面的感受能力太差。

自回南大读研究生起，就没有再离开过母校，从事的工作大体上都可称为古代文学专业，但从学科分类而言，还曾涉及哲学、历史、文艺学和辞书编纂等等。这些我都能接受，还能作些不同方式的研究。后来我一直在想，幸亏当年离开了文改会，否则定将一事无成。

可以说，我们这一辈人进大学选专业时家长往往起决定作用；分配工作时，各级领导往往起决定作用。即使如此，个人还是有其可能利用各种机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目前情况大异，比之前时，更趋开放，大家面临的机会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人们如想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机会自然更多，因此有志于学的年轻学者，还是应该首先作些自我解剖，认准自己的资质究竟怎样。

应该说，目前年轻学者面临的形势，比之过去已有根本不同。过去的学术资源，分配权都掌握在领导手中，个人少有回旋馀地。业务水平较好的人，如果政治上跟不上，容易被人扣上白专帽子，这样更会举步维艰。如果你对此很执着，风险也就更大，闹得不好还会毁了一生。现在情况不同，已经听不到有什么又红又专与白专道路之分。社会上总的形势，鼓励大家走专家道路。不过大家似乎也应警惕。当今社会各种诱惑纷至沓来，学者如果对学术缺乏高度的期待与追求，也就可能只满足于现状，不再前进，只热衷于吃老本与炒作；结果外面虽然风光无限，未到衰老却已销声匿迹。

也许这是一种偏见。我总觉得中、日学者对待学术的态度有所不同。日本学者的成就当然有高下之分，但他们对专业的热爱，却是基本相同的。他们大都一心向学，对升官发财之类的诱惑，不太趋之若鹜。记得当年兴膳宏教授出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主任时，我致信祝贺他，他回信说，这是他的不幸。我想中国学者中如此看待领导职务的，怕不多见。

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常是专注于某一专题的研究，先从积累资料着手，终身从事一种规模宏大的著述。特别是像广岛学派之于《文选》学，自斯波六郎始，历经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冈村繁等人，直到当下正活跃于学界的富永一登等年轻学者，一脉相承，代有撰述，从不懈怠。不但个人成果可观，整个学统亦卓然树立。这种精神，这种作风，值得学习，值得借鉴。

返观国内情况，似乎有些不太正常。一些有所成就的学者出了几本书，在学界或政界占有优越地位之后，忙于四处活动，多所应酬，随之沉醉于是，乐而忘返了。由此之故，一批批有望冒尖的人，最后却是未见大成。近来大家常是慨叹中国不见大家出现，此或亦原因之一。纵观学界，大家似乎太看重眼前利益了。学者如在学术上停止攀登，缺乏宏大目标，浅尝辄止，往往过早止步，自限于本可达到的更高成就前端。

就我而言，多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我们那个时代，出身于地主家庭而又与之割不断感情联系的人政治上充满风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前途。我的性格上还有一些孤高的毛病，不喜迎合上级，也不热衷于交际。有老同学指出，我有逆向思维的问题，人家说好的，我常要挑出一些毛病；人家说坏的，我又常是说有它好的地方吧，这在政治上很危险，因为政治场合要求一面倒。而在学术上，却又似乎有其好处，这样可以避免人云亦云，保持一些独立思考的天地。

我很清楚，自己难当时代宠儿，也不是什么做官的料子。处世之道，只能是“顺乎自然，随遇而安”。但我做事比较负责，也喜欢钻研业务，自有其使用价值。从研究生起，接二连三地参加突击，到处打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料想又要转向了，前时积累下的一些想法，如不及时记下，很快就会忘掉，这得抓紧时间写下来，我的一些书，好多是在工作的间隙中抢下来的。

这样的研究工作，用一句俗话说，也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不成系统。我则努力在若干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批评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教学，融会贯通，培育一种宏通的视野。2000年《周勋初文集》出版后，大家方始看到一些全貌。于是有的朋友才说，你除了研究唐代文学之外，其他方面也写了不少东西；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朋友说，想不到你还涉足过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国大陆的学术界也实在分工太细，于是专家林立，其中一些人，除了个人从事的专业书外，不看其他方面的书，因此有些研究李白的人，还不知道我研究唐人的笔记小说，甚至不知道我研究过高适。比较之下，我所涉猎的领域已可算是较为广阔了。

黄季刚等人一再告诫后学，学习《文心雕龙》时必须兼习《文选》，反之亦然。目下《文心雕龙》学会与《文选》学会规模都很庞大，参加这些学会的人中却很少见到二者兼学者，他们都属于《文心》或《文选》方面的专家。《文心》专家缺乏作品方面的精心研究，往往流于从理论到理论；《文选》专家缺乏理论方面的厚实基础，往往难以深入阐发。这就影响了学术队伍的茁壮成长。

我读李白的《避地司空原言怀》诗，总觉得难以理解，中云“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这是本诸《晋书·祖逖传》而立论的，中云：“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史臣曰：“祖逖散穀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阅读文学史上有关刘琨的介绍，可以说是罕见的一位人物，《诗品》卷中评曰：“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重赠卢谌》诗末云：“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英雄末路之悲，令人心恻。反观同时文士，何异苍松之与弱枝。《文选》之中收入了刘琨《答卢谌诗》、《重赠卢谌》、《扶风歌》诗三首，《劝进表》文一篇，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文心雕龙》中亦多次叙及，《祝盟》篇曰：“刘琨铁誓，精贯霏霜。”《章表》篇曰：“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也。”《才略》篇曰：“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为什么祖逖、刘琨志枭逆虏这样的一代雄才，反遭恶评？

后来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才对这种情况找到解释。原来祖逖率族南渡时，属于晚来门户，东晋政要早已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这些先入为主者已成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让晚来的豪族继续南下，将之阻断在江淮之间，或距离都城较远的荒野之地，不让进入帝都，为先占高位者立一道屏障，阻止北方铁骑南下，又不支持祖逖等人北伐，防止他们借机扩充势力，因此祖逖等人虽怀忠义之心，却处境艰难，这就难怪他们满腔悲愤了。

田氏这一著作在陈寅恪所开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陈氏从典章制度、种族民族、民俗宗教、家世姻族等角度分析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翻开了学术史上的新篇章。田氏从分析流民集团着手，且对郗氏、庾氏、桓氏、太原王氏等家族重新作了审视，还对苏峻之乱等情况作了新的考察，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此亦可见，学术研究要想求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对前人的著述玩味有得，从中发现可以再作开拓的着力之点，也就可以取得新的成就。

五胡乱华，永嘉南渡，历史上不断出现类似情况，身当其时的文人也就枨触多端，怀古伤今。李白避安禄山之乱南下，乃有句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卢沟桥炮声响起，日寇兵临北平城下，陈寅恪匆忙避乱西南，亦有句云“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抗日战争前后，学界兴起的魏晋南北朝热，自与政局有关。

陈寅恪注意到了南朝统治阶层成员的兴替，《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详加论证，以为宋、齐、梁、陈四朝皇室之“社会阶级”均非文化显族，属于善战之“社会阶级”，由晋入宋之后的江左世局变迁即为后来侨寓江左善战之寒族北人又逐渐丧失战斗力，不能不重用新自北方南来之降人以为将帅。这些后来发生的情况，田氏书中未有申论，但在论述流民集团时已见端倪。应该说，田余庆所作出的解释，凭借很多新出的研究成果，自有其优胜之处，可以予人更多启发。

由上可知，了解祖逖的情况有助于对刘琨的研究，而研究刘琨，势必要对《文选》与《文心》下一番功夫，在《选》学与《龙》学上打下良好的基础。触类旁通，出入文史，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还是不能忽视。

陈寅恪之治魏晋南北朝史，应当是在放弃东方学的主攻方向之后开辟的新领域，而他之研究李白，则应视为利用东方学研究的积累而在作家研究的一个点上进行的开拓。

我的从事李白研究，受陈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的影响很大，但我不相信他作出的结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我很清楚，闭关锁国之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无法傍东方学之门户，但我可以利用研究《九歌》时积累起来的一些知识，从地域文化与民族宗教等方面去审视李白的特异之处。改革开放之后，考证之风大盛，李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有人考察，取得很大成绩，我若于此再行投入，势难有大的开辟。若以“多元文化的结晶”的角度阐释李白的风格与创获，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一些研究李白的学者也认为，我的这种研究可称独树一帜，这也是我在出入文史、触类旁通的道路上迈出的新一步。

我在晚年重捡《文心雕龙》的旧稿，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新的开拓，力求在这领域中也能闯出一条新路。《文心雕龙解析》正式出版后，学界或许会认同我的这一预告。

我经常进行自我解剖。有人说我聪明，我可并不认为，周围比我聪明的人很多，他们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就，关键在未能找到合适的路子走下去。有些人反应特快，很敏感，但不肯下功夫，结果小的收获很多，却难有大成。我读书速度慢，反应也慢，但做事认真，肯下功夫，讲求效率，追求完美，反复琢磨之后，有时也能想出一些新意来。

自参加工作以来，常是多种任务重叠相加，感到难以应对，没有办法，只能以勤补拙。扪心自问，像我这样的体质，也可以说是尽力了。七十多岁之前，除了“文革”期间，从未在十二点钟之前上床休息过。无论寒暑，无论假期还是星期天，总要摸摸书本，动动笔头，这也不是说热情有多高，个人奋斗的精神有多么足，无非是任务接二连三地压下来，自有那么一种责任，要完成任务；说不定这种任务后来会成为罪状，但还是不愿草草了事，敷衍塞责。

从自然条件而言，南京地区可说更为艰苦。南京、武汉、重庆，人称“中国三大火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住在最高层五楼的一间十八平方米房间，内放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夫妻两人带两个孩子。阳光毒辣，面对南方的大门，薄薄的一层木板，无法阻挡层层热浪。夏天赤膊上阵，背脊上还是一层痱子。午觉醒来，草席上印下一个湿漉漉的影子。一到冬天，寒风又从木板裂缝中不断侵入，房间内的洗脸毛巾冻成了冰条，我只能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袄，坚持读书到深夜，手上长了好些冻疮，到春天后才慢慢消失。我也明白，比我艰难的人很多很多，君子随遇而安，我也应该知足。今日或许有人认为我一生顺遂，可以终日躲在书斋内读读写写，他们却是不太了解情况，与我当时处境距离过远。

人当然有聪明愚笨之分，但聪明的人也不一定能成才，关键在于是否找到与个人性分合适的路子，将这种聪明发挥到极致。这里还有一个勤奋与否的问题。考察前人的成功之路，可知一些大学问家，如顾炎武、钱大昕等人，无不极度勤奋。即以近人而言，像王国维、黄季刚等，也是勤奋异常，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小石师当年寓居清道人家中时，接触过王国维，后来二人还一起在仓圣明智大学同事过一段时间，故对王氏的情况有所了解。有一次我问他：“王国维是不是特别聪明？”小石师似有保留，只是回答说：“用功，用功。”由我看来，王国维应该是非常聪明的，也可称为才气过人，但他应是过人的勤奋，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刘知幾在标举学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时，强调才、学、识三个方面。这也就是说，一些热心向学的人，才也好，学也不差，但还不够，应该在识上高人一筹。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凡是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必定在识上有其过人之处。

如何培养“识”，更难确说，我虽然写过一些东西，也获得过一些赞誉，但自知识见有限，岂敢妄谈？为了表达我对刘知幾这一名言的理解，姑对前面提到的一些想法加以归纳，列出下面几条，供大家参考。

一、 避免平庸，但也不必标新立异。论从史出，凭材料说话，还是应该在继承的前提下追求创新，寻求突破。有人另辟蹊径，写法似乎面貌一新，实则他对过去的各种学说均已有所了解，才能提出一种崭新的学说。

二、 广泛涉猎近人著作，认真阅读原著与名家之作。反复琢磨，由此及彼，提炼出前人从未提出过的新鲜观点。视野宽，角度新，能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开拓，提出一些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观点，最好能够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

三、 不要人云亦云，应该独立思考。不分古今，不薄中西，去伪存真，兼收并蓄，一切出于个人的沉思冥想，戛戛独造，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识”字微妙，实难言说，姑妄言之，读者不妨姑妄听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