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内阁与军机处

2014-11-10 17:07范美玲
黑龙江史志 2014年15期

范美玲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摘 要]清朝专制制度中的核心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内阁沿袭明制,又颇具特色。所谓“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执宰”。“居六卿之首”,“赞理机务,表率百僚”,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内阁和军机处关系非比寻常。其后,军国大计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训示,拟旨缮发。而寻常政务,仍由内阁票拟。大学士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要比顺康时期的大学士大为提高,留守内阁的内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军机大臣的“首揆”往往是内阁大学士,这就使军机大臣身兼数职,正确处理内阁与军机处的职责分权,往往也是军机大臣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清内阁;军机处;内阁学士;军机大臣

雍乾时期的军机大臣必在大学士中选简,自始至终,大学士中之亲信者,必然是军机大臣,而且“自亲王外,其领袖必大学士(1)也。”所以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割断的联系。

(一)雍正朝军机大臣

雍正皇帝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其在位的短短十三年中,他亲自处理的许多政事,无不体现了他独具的才识与胆略。在用人方面,更是慧眼识珠,独具一格。雍正朝的军机大臣共有15人,其中11人为满族,4人为汉族。

这些军机大臣中,身兼内阁大学士的有:张廷玉、蒋廷锡、徐本、朱轼、鄂尔泰、马而赛、讷亲七人。(2)

(二)乾隆朝的军机大臣

从这些表格中我们很容易对比出,乾隆朝满族军机大臣共有30人,其中身兼大学士的有15人;汉族军机大臣共有15人,身兼大学士的有10人。所以总结出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乾隆朝共有军机大臣45人,而满人就有30人之多,占了一半还多。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这一点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康熙帝时期的九卿会议上,汉大臣极少发言,只有涉及到自身事宜时才会发言,而且只有一两人发言,不涉及自己事宜的时候,基本不说话,“众俱唯唯”的场面,都以此来明哲保身。像康熙朝的名臣熊赐履,深受康熙帝重用,依然沉默不语,明哲保身。这点清楚的看出汉大臣诚惶诚恐,不敢妄加断言。

满汉官员的不平等还体现在行走班次上,清朝官员实行满汉复职政策,同一官职,满人行走班次在汉人之前。康雍乾时期,满人为内阁领班,所以总的来说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要在汉大学士之前。例如乾隆元年,定大学士迈柱的行走班次在张廷玉之后,朱轼之前。而朱轼是在雍正三年升任的大学士,而迈柱是在雍正十三年补授的大学士。可见满大学士的行走班次排在汉大学士之前。

乾隆早期的军机大臣有鄂尔泰、傅恒等人,都是军机首领。都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乾隆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前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习经教导,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4)

军机处设立以后,它将内阁基本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将其职掌明确限制在日常政务范围。大学士也随之出现内外中堂之分,入值军机处的内中堂权力较顺康时期的大学士的权力大为提高。像张廷玉、蒋廷锡等人属于内中堂。而留守内阁的外中堂的权力明显削弱。

内中堂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要务,参与机密,同时可能还监管一些部务,故往往不到内阁办事。像张廷玉、鄂尔泰极少到阁办事。(鄂尔泰“惟阅散馆卷时一至堂”)(5)位入值军机处的蒋廷锡也“隔数日一至”。(6)张廷玉,雍正帝信任尤专,“内值趋承,无日不蒙召对。”(7)雍正十三年十月,命“张廷玉为世宗皇帝实录总裁官,嗣以廷玉所领事多,不必兼管翰林院事。”从乾隆皇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知道张廷玉深为皇帝倚重,交与重要职务,而对于寻常政务,张廷玉不必参与。雍正帝更是多次赞赏一些军机大臣。雍正八年十月,上谕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自间任纶扉以来,祇遵朕训,仰体朕心,懋著忠勤,恪恭奉职,今年夏秋之间,朕恭偶尔违和。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赞襄机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事事安妥,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8)可见,这些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参与机密。皇帝对他们尤为信任,对于内阁的一些寻常政务,他们自然不需费心。

嘉道以后,甚至出现内中堂不看本章的情形。“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9)《枢垣纪略》中就记载了皇帝的一道上谕说军机大臣不许将部务带到军机处来看。可见皇帝也是要求军机大臣将工作重心放在军机处这里。

这些军机大臣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军国大计上,那么内阁的日常政务就自然地落到了外中堂的手里。从制度上讲,“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10)然而雍正以后,因平常批本之事逐渐转入侍读手中,故外中堂的事物更为简要。即“票拟皆舍人,按故事为之,大学士晨入画可否,然少所更定。阅己,次阅丝纶簿,又次阅章奏文书,日亭午蔑不出矣。”(11)外中堂不到内阁的现象也常常发生,像大学士马齐在雍正中叶以后就“家居不至。”(12)虽然外中堂不像军机大臣事务那么繁重,但是内阁作为日常行政机构仍然负责很多文书工作。虽然军国大计交与军机大臣,提高了办事效率,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乾隆十二年以后,定大学士满汉各两人,一般有两到三人进入军机处当值。像在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有四名大学士,三名进入军机处,仅仅留下史贻直一人在内阁。而史贻直又监理工部事务。这就出现了内阁和军机处权力失衡、内阁人手不够等问题。致使乾隆帝不得不想出一些办法来平衡军机处与其他部务的分工。乾隆十三年上谕:“户部事物繁多,尚书蒋溥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以及乾隆二十五年上谕:“雅儿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13)乾隆帝有增设了一些协办大学士来平衡内阁的事物。

有一些跨雍乾两朝的军机大臣,像:张廷玉、鄂尔泰、班第、讷亲、朱轼、徐本、海望、纳延泰他们既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又受到乾隆帝的重用。“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勤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敍。”(14)乾隆帝应允交部议敍。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乾隆帝当政初期重用的军机大臣主要还是雍正朝的老臣。但随着这些大臣年龄渐衰以及政事的紧要,在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加入一些军机大臣,像傅恒、蒋溥、汪由敦等人。然而有一些内阁大学士从没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帝重用。像大学士史贻直,没有进过军机处,但是很受乾隆帝尊重,在统一新疆战争中,乾隆帝多次咨询史贻直意见,史贻直也是从容承对,忠诚谨慎。因此,可看出大臣能否受到重用不在于是否进了军机处,在于能否成为皇帝的亲信。

对于清朝的内阁和军机处,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内阁绝不是对明朝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不是“清承明制”所能概括的,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次,军机处的建立在清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转移使皇权达于极点,也使专制制度达到顶峰。

参考文献:

[1]《簷曝杂记》赵翼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3]《清代通史》萧一山著,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9月第一版;

[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5]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6]《内阁小志》叶凤毛《内阁署》;

[7]《澄怀园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

[8]《国朝耆献类征》(清)李桓辑著广陵书社;

[9]《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10]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内阁四》;

[11]《内阁志》习吴鳌,借月山房从抄本第十辑;

[12]《清朝内阁制度述论》高翔《清史论丛》;

[13][14]《枢垣记略》梁章钜,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