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河“落霞三部曲”看90年代文学场

范阳阳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后随父母迁至河南南阳。高中毕业后入伍，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任宣传部干事，40 岁开始创作小说。他的“落霞三部曲”出版时间为：《康熙大帝》1985—1989，《雍正皇帝》1991—1994，《乾隆皇帝》1994—1999。据报道称都曾“多次再版，”并且多次获奖，如《康熙大帝》（四卷本）获河南省首届文艺成果奖、河南改革十年优秀图书一等奖；《雍正皇帝》获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并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乾隆皇帝》（六卷本）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等。评论界对“落霞三部曲”的看法却褒贬不一，赞之者称：“《雍正皇帝》可说是自《红楼梦》以来，最具思想与艺术光彩，最具可读性同时也最为耐读的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称之为五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佳作并不为夸张。”批评性意见则多针对作品的思想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家作品及相关评论的分析，来找出90年代中国文学场变化的脉络、表征。

一、创作倾向与思想资源

二月河多次在文章中强调自己搜集资料的认真，“为了写好康雍乾三代帝王，他进行了高密度的资料收集工作。那时候，什么《清人笔记小说大观》、《清朝野史大观》、《清稗类钞》、《清史资料》、《故宫档案史料》等等，连清人当初的日记统统都搜集，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貌档案、食膳档案、起居注等。”他说：“当时，一斤豆腐多少钱，我都知道，还有纯度10%的银子到90%的银子怎么识别，皇帝一年360 天，什么时辰穿什么衣服，这都需要从查资料开始”，收集材料“又不能失掉宏观，又要全方位了解清代政治、军事、文化、风情民俗、宫廷礼仪，上至帝王之尊，下到引车卖浆之流，你都应该把他学活，需要下一番别人不肯下的功夫’。”如此事无巨细，与他追求正史的叙述效果不无关联，“我这样写出之后，没有专家敢挑我，因为我拿的是第一手资料。”

同时，他也反复强调自己秉持着客观的写作态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重要的历史走向的判断，我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具体到人物塑造上，他说：“对康、雍、乾我是既肯定又否定，如搞权谋、文字狱、专横排外、封闭、保守等等，这是康、雍、乾要负责的。”“有人说我是歌颂皇帝，其实我不是在歌颂皇权，而是在揭露专制，不是在美化皇帝。”

但细读作品之后，不难感觉出他在创作上的倾向性。首先在帝王形象上，作品用大量篇幅来展示皇帝的政治才能、及道德感化力量，如康熙如何智擒鳌拜、平定三藩，雍正如何力排众议、坚持改革等。《康熙大帝》中描写吴三桂的大将皇甫保柱，在奉命刺杀康熙的过程中被他的爱民、为民精神所感动，“康熙料理朝政，昼夜不停，连精力充沛的壮年臣子都觉得吃不消。有关康熙勤政的事，以前他也听说过，今天亲眼一见，才知道确非虚语。盗不走令箭，他本打算先回去再说，后听康熙君臣议论崔杜平的案件，又议及赈荒，康熙对民疾民伤处处在心——百姓到哪里再寻这样一个皇帝？”再如《雍正皇帝》中宫女引娣评价雍正道：“主子这个样儿做事，是天下最勤快的人。”李卫看到雍正的饮食极为简单，劝他不必如此节俭，雍正说：“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嘛！”“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倒进碗里，命人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指着那盘一筷未动的芹菜里脊肉吩咐：‘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而对于帝王处事中的心机、手段等，作品除稍有涉及外，大多赋予了道德色彩。

在这三个皇帝中，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是雍正，虽然关于他是否篡位尚无定论，但对他的负面评价依然有据可循。清史研究者冯尔康指出“像雍正那样不仅伪造历史，而且涂改档案、伪造史料则还是罕见的。在对照了雍正‘加工’过的《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等档案与故宫中幸存的原件后，冯先生也感叹曰：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大毛病’。”再如文字狱，“史料有记载，雍正在位时，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曾大兴文字狱”，这在作品中被略去。有论者认为：作者“极力为雍正正名，甚至不惜美化和粉饰。他以‘改革主旋’统领全篇，将雍正塑造成一位大胆革新政治、励精图治、勤政廉洁、忧国忧民、刚毅果敢、关爱臣民的好皇帝，为此不仅略去了雍正时代关于文字狱的种种记录，还着力表现他不惧骂名滚滚大刀阔斧刷新吏治，不怕得罪群臣大胆实施反腐倡廉的种种举措。”有论者指出：“凡是有损三位皇帝高大形象的史料，二月河基本不用。”

同时，作品还着力塑造了文人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受到赏识及重用的，如周培公、刘墨林等，他们都忠心耿耿、勤政爱民。《雍正皇帝》中为表现这一点，还虚构了年羹尧起兵造反时，刘墨林明知情势不对却未逃跑、而是甘愿牺牲的情节。二是不愿归顺政权的民间知识分子，如黄宗羲、曾静等，他们胆小、委琐、气量狭小。由此可见，拥护政权与否是作者用来区分、塑造文人形象的依据，传统的明君贤臣模式被肯定、赞扬，作者说：“康熙是明君，如伍次友、周培公诸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就要体现在君恩和臣忠上，这样才会出际会，才出事业。”因而也不难理解作品中出现了多个“帝师”形象（如伍次友、方苞、邬思道）。那些反抗清政权、或个性鲜明的文人则被视为异类、被矮化处理，“最典型的是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康熙大帝》中被歪曲成一个整日写诗闲侃的无聊文人”，“曹雪芹在《乾隆皇帝》中出场时是一个混饭帮闲的清客，他写《红楼梦》似乎是给达官贵人解闷儿之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更多是从传统文化中选取思想资源进行写作，这显然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拉开了距离。自近代以来，启蒙话语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评价趋于负面化，并倾向于将其归因为封建制度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以来知识界的基本共识。同时，关于晚清的负面记忆、评价，也使得清朝及其种种在启蒙话语的言说中成为传统文化负面形象的具体承担者。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规范中自有一套关于古代历史的评价机制，古代统治者基本上是被主流话语和启蒙话语所否定的对象，封建帝王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在此意义上不难理解。有论者认为：《乾隆皇帝》“缺少‘现代感’，……有一种陈腐的气息，对权力、权谋有一种颇含崇拜的渲染，对主子与奴才的伦理、忠臣与奸臣的类分有一种不假思索的认同。仿佛‘新文化运动’压根就没有出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观念上的历史批判基本完成，但现实中国人的奴性从未得到根治。如今，它又乔装打扮出现了。”传统文化与启蒙话语的二重分野，在小说与评论之间被凸显出来。

二、“文人资格”

除了人物塑造引来不同看法之外，“落霞三部曲”在形式上不免给人以通俗小说的阅读印象。在作品中，他加入了武侠、宫廷斗争、情感、公案等内容，甚至鬼神、离奇的描写。如《康熙大帝》中魏东亭奉命率领侍卫擒杀鳌拜一节，魏东亭会使“柔云八卦掌”，鳌拜则有“沾衣十八跌”的功夫；《雍正皇帝》中甘凤池用内力将手里的匕首熔化成铁水。有论者认为“落霞三部曲”中的打斗场景描写，“其情节之惊险，武功之高妙与武侠小说相比，毫不逊色。”“他写打斗追杀的画面，有时闪过金庸式的影子，他写勘破疑案的诡曲，颇有公案侦破之风。”而《雍正皇帝》中会用法术、行踪诡异的道士贾世芳在被谋害后又起死复生的情节则显然可归入荒诞；作品里的多处情色描写也屡受诟病，“写到贾世芳的神通、写到雍正与乔引娣的乱伦。这就使小说稍稍滑向了通俗文学的套数。”

虽然二月河将“落霞三部曲”定义为“文化历史小说”，但它在思想内容上显然不合认同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口味，在形式上又与纯文学的审美趣味相偏离，自然难以得到评论界的肯定。有论者因此为其鸣不平，却未能看到背后隐含的文学立场的分立。“与大众热相反，评论界对二月河的作品的反应不仅迟钝而且关注程度不够，评论文章也不多。读者的热与评论的冷形成较大的反差。……1990年以前，二月河基本处于边缘的位置。……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篇首刊发《叩问历史，面向未来——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述要》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20 世纪80、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回顾和总结。然而，通读全篇将发现那么多著名的作家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评论家在谈论历史小说创作时只字未提二月河的作品，而此时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已全部出版。”这部作品曾经入围“茅盾文学奖”，但“难以理解的是，茅盾文学奖初评中得票最高的《雍正皇帝》，在终评时却名落孙山。对此，评委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不能不说一下的。有评委指出，此书虽好，但出版质量太差，满篇错字连篇，甚至第一卷的第二章整个没有，”后来发现“先前读的，竟是盗版。”

面对种种评论，二月河仍以纯文学自居，“纯文学的出路呢？纯文学卖不出价，是不是我们只要下里巴人，不要阳春白雪了？”说起他的创作历程，自然与其最初的红学研究不无关联。“我最终把《红楼梦学刊》作为自己的突破口，我自己感到以前在红学方面有些基础，从这里突破很有可能成功。我要想取得文人资格，就一定要进入这个被学术界称为‘贵族阶层’的团体中去。”“我特别感谢冯其庸先生，贵为红学要津，我一纸论文相投，纳我进入红学界，取得文人资格，继而又告诉我有写小说之才分，坚我信心，又硬跳了文坛。”

这里还要提起他那关于创作缘起的“故事”：他工作后“常为《河南日报》等报刊写点中州人物之类的文章，渴望当个研究历史的知识分子。……1981年，他写了一篇研究红学的文章投寄《红楼梦学刊》，杳无回音，于是直接给全国红学会副会长冯其庸先生去信，并附上稿子。信中不客气地说：‘我花了许多时间，费了很大气力，才写出了这篇稿子，寄走之后至今没有消息。‘红学’是人民的，不是‘红学家’的。如果冯老看过这篇文章，认为我不是‘红学’研究的料儿，就请回信，我就不再搞这方面的研究了。’7 天后冯老回信，将稿子推荐发表，并约见了他。”“1982年，在上海召开了《红楼梦》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二月河第一次见到了冯其庸。冯先生称他写的红学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二月河回忆道：“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有人说起康熙这个人：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智擒鳌拜，二十八岁平定‘三藩之乱’，三十岁收复台湾，修明政治，减轻负担，使我们中华民族版图达到空前辉煌。这样杰出的人物，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写他。当时，我脑子一热，我来写！会上有出版社、新闻界的朋友，有老专家，也有新秀，大家都没有怎么认真地看待我这句话，但我是不说就不说，要说就要守信用的！”于是便有了“落霞三部曲”的创作和问世。

从研究红学到转入小说创作，其动因都与他对“文人资格”的看重有关，因此也不难理解作者多次为自己的作品辩解，并因未能得到评论界的肯定而采取主动疏远的姿态。“我们文学界里评论家——高级读者，能给你造一点舆论的权威者吧，……不知道是谁选的，也不晓得是谁派的，因他能指手画脚说一通苏格拉底如何如何，莎士比亚怎样怎样——每隔一段日子，他便就聚在一起，吃吃，谈谈也顺便玩玩，新的一届什么奖也就诞生了。这是在用老话——旧时的话说该叫什么呢？客卿吧，清客吧……吃饱了玩美了，谈天是了，擦着油光光的嘴讲‘文学界’的是非，决定他人作品之文野高下粗细等等。总而言之，来‘执手再主骚坛’。”他还说道：“有些个档次颇高的专业读者很看不起我的这类文学。他们可能势力太大，有时可以不看作品就武断你的作品，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直到《康熙大帝》出书四套二年之后，还有人言‘二月河是武林高手’。他以为我写的武侠”。

在主流评论界不被认可，并不意味着作品就归于失败，因为在90年代，市场极大地介入了文学创作、销售，“落霞三部曲”的销售业绩使作者有自信采取这种不必顾及评论的态度。据称，《康熙大帝》（四卷本）“先后十数次再版，”《雍正皇帝》（三卷本）“业已再版八次”，“据新华社北京1999年3月6 日专电报道，台湾巴比伦出版社负责人花逸文表示，……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部作品在台湾出版后，没有做任何广告，完全靠读者口耳相传，出版几年来，年年都再版，成为该社的‘镇社之宝’。”二月河因而采取了强调作品是为读者而写的姿态来面对各种批评，“从写作方面讲，我认为只让评论界承认是不够的，我更要对广大的读者负责。”“我不会听你们理论家的，也多少有点腹诽的心思：你自家尚且昏昏，叫我如何昭昭。”他认为评价作品的“真正的标准只有两条：它拥有不拥有读者；它拥有不拥有将来的读者。”

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其实一直在不断调整自我定位：从看重能否取得“文人资格”，到逐渐疏离于评论界，再到以作品销售情况来获取自我确证，这恰好表征了90年代市场兴起带来的文学场变化：批评的导向功能逐渐被市场所挤压、乃至取代。

三、历史小说与现实

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进而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二月河也说道：“历史小说创作者既不能抱取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和不介入的态度，又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把自己投入进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息，让历史真正活起来，既让读者感到真切、地道，又让读者有所鉴戒和教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作者普遍怀有的创作意图。

二月河在“落霞三部曲”的形式和内容上所采取的写作方式、倾向，也自有其思想背景、时代背景，并非专意做翻案文章。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思想变动，使得主流话语也有意识地重新建构话语体系。王晓明说：“一九八〇年代，中国人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改革，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对改革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大体还能指向差不多的方向。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巨大的挫败，人一下子被打懵了。”当时，“旧有的统一建制文化体系正在发生裂变，有权威盲从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选择的眩惑。”于此同时，启蒙话语的逐渐式微、淡出，正好为其他话语的登场留够了空间。不管是出于事先设想还是事后补叙，二月河后来多次把自己的作品和文化重建联系起来强调其意义和价值，“我尽可能地从传统道德中摄取了带有活力的、有营养的东西赋予我的人物，让读者从这些人物与命运的抗拒联合中去体味中华文明浩然无际的伟大”。“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种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这里的“萎靡的精神”或许正对应着如下判断：“正是一九八〇年代末一九九〇年代初整个社会心态的大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纯文学’、‘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文学效应，将它们一步步改变为逃避现实的挡箭牌，自我矮化的遮羞布。那个总是要去破坏、去挑战的精神倾向被打散了，那种‘我们能改变现实’的‘政治无意识’消退了，一种深广的政治无力感取而代之。”

而在事实上，读者确实从中读出了与现实的某种关联，“很多批评者注意到《雍正皇帝》有意无意地迎合了大众现实的政治愿望，在历史叙事与现实语境之间寻求某种对应的文化策略。20 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有些矛盾比较尖锐，使得老百姓对政治有了更进一层的关切，《雍正皇帝》引起了他们对现实社会观感的共鸣，表达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一种理解与期待（尹鸿：《植根现实的历史热情》）。”改革是90年代社会生活的主题词，二月河将雍正塑造为不畏艰难险阻、锐意革新的改革者形象，自然与现实形成了呼应。“在保留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他输入了诸如励精图治、勤政廉政、惩治腐败、整饬吏治等具有鲜明‘警世’意义的时代话语系统，利用历史故事折射社会热点关注话题，暗合受众心理，寻求广泛共鸣，从而达到文学干预效果的最大化。”这种对“改革强人”的肯定、礼赞在当代文学中不乏先例，如柯云路的《新星》等。但值得关注的是，“《雍正皇帝》着力表现的‘当家难’主题，适时传达了内地民众对‘改革难’的感慨，小说中用心塑造的‘当家人’形象，寄寓着大众对‘改革能人’的期待；而其中所称道的‘非常手段’，同样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解决改革难题的可行性方案。”因而可以说，作品实际上“构成了20 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和整顿吏治反腐倡廉两大主题的政治隐喻，暗蕴着民间潜隐的‘明主’理想，有着明显的社会‘心理干预’色彩。”

正是在对“明君贤臣”、“改革强人”模式化的书写和认同上，作者实现了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激活，并赋予了它在当下语境中的合理性、适用性。面对改革中出现的诸多困难、问题，“落霞三部曲”及类似作品“不是提供一个现代性民主政治的文化图景，而是着力建构对传统社会中明君仁政、清官贤臣、勤政亲民、惩贪除佞的政治模式的镜像式认同，为当前政治/经济二元式社会结构提供合法化历史叙事，造成大众的政治欲望投射与现实政治焦点的错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落霞三部曲”的写作姿态与主流话语形成了“态度的统一”：一方面强调改革者及改革过程的艰苦，一方面赞扬改革所带来的成就。“2002年中共‘十六大’期间，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向媒体表示，最近十三年以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堪称‘盛世’。”因而有论者将二月河等人的小说归类为“盛世叙事”，“从宏观上看，90年代以来的‘盛世叙事’属于中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话语建构。”

因此可以说，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在无意当中参与了90年代话语体系的建构，为改革提供了注脚。作品借用传统思想资源、运用类似通俗小说的手法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维度上得到彰显。“按照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观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也是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断沟通而后才能取得合法性的领导权。90年代的文化的市场化趋势，也给民间文化以及‘异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空间。90年代的主导文化也呈现出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合流的特征，特别是在大众文化方面，主导文化实践不得不借助大众文化的叙事方式和话语来表达它的思想，这本身说明主导文化也处于调整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异类’文化的存在，异类被允许存在，原因在于它可能给主导文化重建表意策略和多元的符号体系提供了有用的资源。”

经由以上对“落霞三部曲”及其周边的考察，我们可以说：在90年代，借助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写作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认可，并承担起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为推动改革扫清障碍的功用；同时，它又与市场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合力，在隐形效果上造成了对启蒙话语的进一步疏离、排拒。而评论者对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或褒扬或批评的态度，也是与作品所担当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注释：

①②⑧13 15 17 22 24冯兴阁等主编：《聚焦“皇帝作家”二月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第221页、第87页、第279页、第188页、第94-95页、第103页、第1-2页。

③刘雅鸣：《且看二月河这“一潭浑水”》，《北京档案》2002年第2期

④二月河：《搞文化的人要有健康心态》，《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14 日

⑤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人民日报》2003年2月28 日

⑥泛舟：《二月河与他的笔下王朝》，《今日湖北》2004年第6期

⑦张德礼等：《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⑨庄若江：《“民间立场”与“政治话语”——高阳、二月河的清史文本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⑩12王谦：《二月河：六百万字真实的谎言》，《出版广角》2005年第8期

11 20 25 30《二月河作品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第219页、第238页、第239-240页。

14齐裕焜：《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得失谈》，《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16张德礼等：《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18 23 26《二月河语》，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第151页，第169页。

19白万献、张书恒：《二月河创作座谈会纪实》，《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21久辛：《“帝王”作家二月河》，《华夏时报》2001年12月12 日

23《二月河语》，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8页。

27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28二月河：《致读者》，《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

29 32王侃、王晓明：《三足怪物、叛徒、谜底及其他》，《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

30舒也：《人文重建：可能及如何可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33赵玉芬：《“帝王作家”的人文情怀——二月河历史小说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4庄若江：《“民间立场”与“政治话语”——高阳、二月河的清史文本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5赵玉芬：《“帝王作家”的人文情怀——二月河历史小说论》，《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6姚爱斌：《暧昧时代的历史镜像——对90年代以来大众历史文化现象的考察》，《粤海风》2005年第6期

37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