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乡村世界的深入观察与独立思考

张艳梅

侯波是陕西青年作家，写小说很早，上世纪80年代就在《当代》发过。这两年间，从《上访》、《肉烂都在锅里》，到《思乡小学》和《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等作品，都产生了不错的反响。无论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的现实考察，民生关怀，抑或风物人情的描画，其思想和艺术表现不断走向成熟。侯波小说写得诚恳，时代语境和个人话语处理得从容自然，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看似浑然天成不经意，其实大都别有深意存焉。乡村世界的一花一草，民间生活的一枝一叶，他写得轻松自如，细碎饱满，外显幽默，内蕴悲凉。

乡村向何处去？

对于今日之中国乡村，复杂的政治经济形态，农民的现实命运，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何去何从的未来走向，这些话题从1990年代的三农问题提出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写作者与身俱在，共同经历这个大变革时代，对乡村的沉寂、荒芜和破坏，不可能无动于衷。如何去表现，抓住哪些问题，从何种视角切入，很多人在思索。侯波，有他自己所长，他对乡村生活熟稔，对基层政权，农耕，乡村教育，农民收入，感情和精神世界，都有细致考察和真实体验，不是做平面静态扫描，而是立体动态呈现，写起来朴实真切，没有隔的感觉。说起来，他所做的并不难，但又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那就是坚持现实性、批判性、民间性、人性立场，回到土地，回到生活，回到人本身，回到文学与生活的真实性基础之上。不是关在屋子里的主观想象，不是奇思妙想的向壁虚构，不是假得离谱的新闻报道，而是让农民说自己的话，让读者看到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的人们，看到他们的泪水血汗，看到他们的欢笑悲伤，看到他们苦乐交织的真实生活。他关注、体恤、书写，然后质疑、追问和思考。

侯波的《上访》是认识乡村现实的一面镜子。一个乡长腹背受敌的故事，引申出不少值得反思的话题。祁乡长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立体饱满，基层干部的苦辣辛酸抓的挺准，涉及了普遍的社会病象。包括修建公路拆迁民房，官员亲属为害乡里，错误引导农民大量种植韭菜，农民上访，利用黑牡丹和珍珍讨好马经理，以求获得文物保护经费，烟草验收中的欺行霸市大打出手，记者诈骗、禁牧政策与破老汉的生存艰难等一系列事件，细节上，看得出侯波花了不少心思，叙事节奏控制得也很适度。乡长的四面楚歌，村民的生活艰辛，各种现实的无奈，突显农村生存和发展的重重困境。对各级机关干部、工作人员、省城记者的勾勒，从工作作风到人性伦理，从社会身份到文化身份，笔墨所至寸寸剖析都很传神。小说对于上访事件的记述是平和的，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无间道，就是正常的问题，找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径。当然，小说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卖韭菜，抓羊群，这些是吃饭穿衣的基本保障，不关乎什么春秋大义。在祁乡长看来，百姓是在上访闹事中尝到了甜头，才不愿意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官民之间的思想对立，这是干群矛盾不断激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县长、禁牧办主任，省城记者的立场和行事风格，带出了全社会腐败的表象，其实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小说从政治、经济、人性不同角度切入，诊断社会疾病，思索农村出路。那么，出路何在？小说中，祁乡长选择了很多非正常手段，非常规途径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是临时抱佛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诉诸于个人道德化和感情化，缓解社会运行的危机，这与现代社会依赖完善的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机制相背离。所以，小说表面上塑造了一个两头受气真心为民的乡长，其实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以及乡土写作自身的局限性。新乡土小说，道德化叙事泛滥。无论是对为非作歹的坏村长的道德批判，还是民众中精英分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坚守，都只能是遮蔽了乡村社会结构和制度本身的缺陷。道德对制度的僭越，给了制度合理的弹性和容身之地，延缓了制度变革的步伐，最终只会让中国农村无路可走。这篇小说让我们沿着乡长这一角色思绪延展，当贪腐成为整个官僚体制的标签，塑造一两个为民做主的清官，没有任何意义。何况祁乡长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面对一车车韭菜拂袖而去，也没有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好人做官并不必然带来百姓福祉，依靠个人人格魅力，道德自律，解决不了中国乡村现实问题，包括翠花动员干部们买韭菜，祁乡长出卖倾慕自己的女人色相换取集体利益，拿老婆的奖金给困难户，不过是以道义的光环，掩盖制度的罪恶。让民众放弃对造成这一切社会不公的根源的追问。以社会公德旗号牺牲百姓私德，本身已经严重偏离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同时，民众精神层面的局限，在小说中也表现得很深刻。拦车的老人见市长说话和气，就感到很知足，心里很感动，认为见到了青天大老爷。寄望于清官，感恩戴德，是典型的奴性心理，是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小说结尾百姓给乡长送了个“公道人心”的匾，于今天的现实来说，几乎可以看成是不动声色的反讽了。

《肉烂都在锅里》表面上仍然写的是乡村日常生活，干农活，走亲戚，放电影，喝羊汤，打麻将……还有一种隐在背后的现实：官员们吃喝玩乐，玩忽职守，农村青年离乡打工，感情无着，村民得过且过，精神空虚，上下级工作是瞒和骗，生活也是瞒和骗……鲁迅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真的是习焉不察。体制的局限，文化的缺陷，加剧国民的怯弱和巧滑，没有正视和直面的勇气，又何来为人生的文学？侯波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写出了文化反思的精神向度和哲学思考。小说中，放电影只是个叙事道具，乡村露天电影代表那个已逝的时代。电视时代把人更深地关在个人主义视野里。农耕文明和农耕时代的集体狂欢，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仪式，空无一人的广场，在暗夜里愈显寂寥的声音，电影帷幕上晃动的影像，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丰富的文化隐喻。即使有免费羊汤，这种最物质的方式，也不再有多少吸引力。民众与时代的疏离，并非自觉的反抗集体主义，而是最现实性的利益衡量。作者由此进入生活和时代的内部，以精神和物质正面交锋的方式，冷静反思，深刻质疑。村村放电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一种方式，不过因为失去了现实性需要，而演化为一种纯粹的政绩工程。小说中，作者以一条文化反思的细线穿过这一个小小的时代针孔，写出了大时代里的乡村政治、乡村社会和民生百态。近年来，失地农民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其实失掉了文化之魂的乡村才真正丧失了自身的活力，没有自我疗救的再生力，民心涣散，伦理失序，政治腐败，社会高速流动带来的不稳定，缺少道德向上的内在机制，乡村处在病态发展之中。这篇小说也写出了民生疾苦。杀羊的，吃肉的，诚惶诚恐迎接检查的，放电影的丙发子，貌似强大的村支书，对照官僚主义的领导们，作者平静的叙述里，隐含着犀利的批判和反思的锋芒。

侯波小说里有着很深的乡村忧患，这来源于他对农村生活的熟识和感情。当然，很多现实问题，他也没有答案。但是，他关注，包括乡村文化的凋零，乡村爱情的荒芜，乡村政治的本质，乡村生存的真相，这一切，不仅在他眼里，也在他心中，始终环绕不去。苹果园里长满荒草，乡土乌托邦的梦想日益远去。乡土重建是一个大命题，不是每天新闻报道里花团锦簇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浮出水面风云际会的所谓新农民，乡土中国真正强大的梦想，还只是个幻影，而愈益凋零荒芜麻木的土地和人心，才是日日迫近我们的真实。就像孙慧芬所做的乡村自杀群体的调查和记录，那些矛盾，那些艰辛，那些绝望，那些挣扎，那些轻生，都让我们万分心痛，然后忍不住和孙慧芬一样发出沉重的追问。那些大地上不断消逝的身影、植物、动物，不断消失的各种美好的声音、表情和梦想，这一切，被谁剥夺了？谁来还给我们？乡土重建意味着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重建和人类文明的重建。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种有尊严的自治，重建一种大地的信仰，重建乡村的灵魂，获得一种文化自足，是最切近的现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向有失偏颇，很多经济学和社会学者都注意到了，如何校正，小说家不承担这样的社会使命，但是不能不认真严肃思考。

乡土写作何为？

农民命运，是乡土作家的精神之源。近年来的乡土写作，基于田野调查的很少，夸张的渲染，沉溺的自恋，或是一厢情愿的啼笑因缘，或者宛如装神弄鬼的风水大师，如鲁迅所说，闰土和迅哥之间隔着厚厚的障壁，乡土作家和农民之间，何尝不狱墙高筑？理念化的乡村叙事越来越严重，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被遮蔽，漠视，成为主观世界的对应物，夸张的想象和虚构，极端的同情和批判，都是不负责任的。侯波的问题意识藏在生活叙事背后，隐约的乡愁里，是他真诚的文化忧思。自现代以来，乡土写作，大体上是沿着文化反思和生存实录两种方向展开，至于现代的浪漫抒情和社会批判传统，单一的视角或者价值取向都不能涵盖生活本身，当代乡村世界的复杂性，远非一个世纪前可比。失地、空村、拆迁、污染，留守儿童，精神空虚，这些是时代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裂变。真正热爱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乡村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成为主流，主导乡村发展的传统力量和新生力量，都在不断削弱。乡村，成为历史和未来之间，悬置的荒芜。村民和基层政权，和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日益松动瓦解，时代，在乡村留下了更多精神和文化的创伤。作家有义务穿越迷雾，揭示时代和生活真相。不一定要写得多苦难，也不一定非暴露黑暗面，不是批判才叫思想，真正有价值的乡土写作，应该是带着问题意识去写，有理想情怀在里面，是触摸得到乡村的温度，有生命感和痛感。关键在于呈现饱满的乡村生态，思考中国乡村重建的文化路径。那种歌功颂德的文字，不会有真正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思乡小学》写陆教授离乡多年后，回到烟山村，见村小破烂不堪，决定帮乡亲建个新学校。准备等思乡小学建成就离开烟山村。学校建成，胡乡长以招商引资需要，强行挽留他再办个养猪场，雇了一男一女二人喂起了猪。为迎接新的校舍建成，烟山村委会邀请县乡相关部门领导召开庆祝会，仪式非常隆重，结果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骨折，庆祝不了了之。孩子母亲叫红鞋，建新校舍也是征用了她家的地，当时庄稼长得正旺，村长说按每亩300元价格给她赔，却始终没有兑现，孩子需要医药费，红鞋就在开学那天封了校门。村长乡长都说没钱赔她，由她自己想法。红鞋无奈之下去抓猪，陆教授一怒报警，民警抓了红鞋罚了款，在红鞋孩子的哭喊声里，陆教授的言行终于激起民愤。所有孩子退学，思乡小学空无一人。陆教授黯然离去。小说依旧沿用了鲁迅开创的“去归来模式”。这一模式是远距离观察乡村和近距离体验乡村的结合，鲁迅的乡村观察是自上而下，从外向内的，是历史文化考察，冷峻的批判审视多，温暖的现实体验少，所以加入童年记忆作为对照和补充。对于中国乡村，鲁迅是一个情感有些陌生的外来者，《思乡小学》中的陆教授也一样。他并不了解真实的农村，也无法体会村民的诉求，村民和他之间的距离，不是物质形态的，根本上并不是捐建学校款和赔偿款数额问题，而是心理和意识上的，隔着万水千山，这个捐赠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一再碰壁，被打击。乡村改造自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不断持续，负面影响堪称深远。包括合作化，大跃进等等。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理念很好，落实起来很复杂，文化重建尤其艰难。陆教授的捐建作为民间行为，最终为政府利用和胁迫，变成政绩工程，其实是普遍现象。这一事件中，政府充当了不道德的角色，未能及时补偿村民的损失，导致捐赠者和受益者的冲突，问题发生，也没有正面解决，而是任由事态恶化，最终人去校空，陆教授的理想主义幻灭。

小说以陆教授建学校和养猪作为比照，充满了反讽。村民最初是满怀感激的，从欣喜兴奋，到不理解，到愤怒指责，到彻底孤立，对待陆教授的态度变化主要因两个事件而起。一是孩子从树上摔下，好事变成意外；二是红鞋抓猪陆教授报警。这里面，村人不理解的是，陆教授既然能出钱建学校，为什么还那么小气，青苗费医药费什么的顺便都解决，就皆大欢喜了，也不至于大家都觉得他无事生非，闲着没事建什么学校。还有，村里有事首先诉诸于人情和调解，陆教授动辄借助专政工具对付手无寸铁、孩子住院、衣食堪忧的弱女子，道义上落了下风。作者在这里其实写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民间慈善的正义立场；二是乡村秩序的伦理立场。红鞋在人格上不是无瑕疵的，偷鞋抓猪，对错立现，但是这些细节使一个挣扎着要活得好的乡村女子立体化，个性丰满，人物是活的。比较起陆教授的外部描写，红鞋的精神世界要表现的更生动。这个女子有善良的一面，她会为陆教授的背影伤怀，也有偏执的一面，会面对陆教授的指责而蛮不讲理。红鞋和村民都认为有钱给大家分了多好，没事建什么学校呢，还不如办养猪场，招商引资的目标实现了，也是政绩，还有利可图。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好好培养孩子还不如好好养猪，这个太讽刺了，这种只顾眼前的普遍心态，生活就是物质化的追求，当然也可见物质的匮乏，温饱的不足。中国社会普遍就是这种状态，一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承受由此带来的全部社会问题。而因为体制问题，经济发展的成果很难惠及大众，大众最终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牺牲品。侯波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了很深的东西。包括民族性格、心理积淀、现实问题和未来道路等等。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对乡村生活的表现更细微，更深入。小说从春节临近，村长侯方方找红鞋她们组织秧歌队写起。写到组织秧歌队的经过，村民赌博被抓，以及村民的宗教信仰。红鞋是侯波其他小说中出现过的一个人物。有点泼辣，性格直爽，热心，也有头脑，在村民中比较有威信。红鞋带头组织秧歌队，解决了村长的难题。公公三娃老汉被抓到派出所，不明不白死在大年初一。红鞋不肯把冤死的公公下葬，因为信仰基督教，和邪教门徒会结了怨，被人诬告，也被抓进派出所。小说枝干简洁，触及的问题，比较坚硬，有质感。对农村的表现比较扎实，关注的焦点不局限于农民生存和农村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是抓住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深层问题，抽丝剥茧，触发思考。小说中的农民生活无忧，只是无聊。民间娱乐匮乏，书籍棋类没人感兴趣，村里的婆姨们信教，男人们就赌博，而且有未成年人参与。三娃冤死，红鞋抗争，上访无门，派出所随便抓人，这些现实我们简直耳熟能详，侯波没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批判立场，不过看得出他对问题的冷峻眼光和独立思考。侯波把陕北乡村生活写得根深叶茂，饱满丰盈，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体现了一位优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能力。另外，地域性赋予侯波写作个性。从一个生活场景延伸漫漶开去，从从容容，耐心细致。准备年货，村庄历史，秧歌排演，好多杂糅的民间文化景观在里面。小说中，除了红鞋，侯方方夫妇也塑造得立体可感。侯方方作为村长，上下协调，殊为不易。李翠翠人高马大颐使气指，其实胆子很小人也善良。侯波热爱生活，对人世心存善意，这些小人物，似乎都是他的亲人邻里，他一路写来，为他们画像，为时代立此存照。

侯波的乡土写作并不是最出色的，他只是有着自己的坚持，朴素诚恳，举重若轻，力求回到生活现场，以接地气的写作，把读者视线拉回土地和村庄，拉回到农民身上。从对乡土中国认知和关怀角度看，同为陕西作家，贾平凹显然是目前中国作家中做得更为出色的。新作《带灯》对乡村现实的透视不仅深刻犀利，而且艺术上也在炉火纯青之境。

今天的乡土小说到底应该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日常叙事几乎已经走到了极限，内在的叙事空间很难自我突破，浮光掠影的扫描无法深入乡村生活内核，美好的，多半写成了肤浅；苦难的，多半写成了偏激。诚然，小说是叙事艺术，审美追求永无止境，而这种审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思想和情感的探索和追求显然更为重要。一个写作者，始终保有纯正的艺术品质，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基础。近三十年来，新乡土小说与时代发展同步，从表现联产承包，乡村变革，农民进城，土地流转，到城乡交叉叙事泛滥，随着21 世纪乡村问题日益突出，我们读到了更多写作者对于土地和生活的心不在焉和无能为力。这个时代还有很多真相被遮蔽，还有很多土地被践踏和污染，还有很多底层生存和权力被漠视，写作者不仅要有眼光、勇气和才情，还要有文化自觉，站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现实格局之上，观照中国，看取乡村。写河流，街道，村庄和小镇；写失学，流浪，贫困和污染；写强权、不公，冷漠和贪婪……这一切不仅仅关乎现代民族国家的未来，而且关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能否有尊严地活着。只有对人类文明有普遍的认识，对普世伦理有基本的信任，对文化传统自身是有生命的有充分的理解，对乡村田野调查和人类社会学有浓厚的兴趣，把安静的心留给泥土，把不竭的思考留给时代，把美好的生活理想留给村庄，把热忱的情感留给乡亲，才有可能对乡土中国有真切的爱和理性的把握。侯波以纯正的民间语言，及饱满的土地情怀，写出了乡土中国可触可感的日常生活，以及色彩丰富的民俗风情画卷，有理由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厚重的作品。

注释：

①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66页。

②孙慧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201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