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格美学视角再读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

李有亮

一、个体人格：因阻断而穿越

在关于严歌苓的众多评论中，有一位研究者的发见对本文颇具启示：“严歌苓并不试图去构建新的历史叙事，而是在人和历史的遭遇之中寻求一种对抗异化的穿越性的精神。”依我看，这种“穿越性精神”的内在支撑，正是她们坚韧而弘豁的个体人格。概观严歌苓的创作，扶桑、小渔、小菲、王葡萄、多鹤、小环，这些女性无一不是在与无比强大的历史潮流、政治运动、人生苦难、自然灾祸的对抗中放射出这种“个体人格”的耀眼光辉，以及女性独有的生命美感。就个人之于历史的复杂关系，作者有着独到的见解，她说：“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这表明作者一贯坚定持守的为宏大历史影像下遮蔽着的平凡个体生命精神立传的创作观念。

说到“个体人格”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对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表示深切的敬意。正是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突破了长期以来视道德或理性为人类精神的最后宿地的一元论思想窠臼，把人的解放落实在了“个体人格”这个更为坚实也充满矛盾的对象上。他对个体人格的阐释，不是囿于心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范畴，而是超越其上提高到人本哲学的高度，将个体人格视为人的根本属性，“它是人的最高本性和最高使命”，“人即个体人格”。在这样的价值认知谱系中，别尔嘉耶夫对这一核心概念作了这样的描述：“个体人格是这个世界进程的阻断、突破和终止，是新秩序到来的启蒙者。”联系到《第九个寡妇》这部作品，我觉得王葡萄恰恰就是一个“阻断、突破和终止”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从抗日、反蒋到建国初土改运动，再经历十年“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新世纪初，这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潮势，因了王葡萄这种个体人格与女性美相合而成的坚韧力量的阻断与突破，使其成为了史屯这个村庄历史的真正“穿越者”，以及每一次时代更替前处变不惊的“预知者”。

严歌苓在王葡萄这个人物的人格设计上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简化，通过简化而聚力。作品中王葡萄是一个被做了人格简化处理的女性形象，比如她的单纯、认死理、泼辣、扛事、不记仇等，俗称有点“缺心眼”。这些个性特征使这个形象更趋近于符号化，利于应对复杂世界，因而更具穿越力；二是放大，通过放大女性优势效应，来实现对女性人格力量的张扬。小说中王葡萄的女性特质不仅被充分重视了，如美丽、健康、能干、包容等传统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质素的突出与强调，比如她对自己性需求所采取的主动姿态，以及对男性世界的机智利用和从容驾驭等。一收一放、一张一弛之间，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特定个体人格塑造的一个有效审美空间。这也是严歌苓写女性的一个一贯性策略，见出其独特的文学智慧。

个体人格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形态和目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来缺少生长空间，它与个体生命所涉的自由与尊严直接相关。当自由与尊严无法得到重视和保障时，个体人格的价值实现就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与个体人格相对立的集体意志，则从来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集体剥夺个人思想的存在”，“集体代表着正确与安全”。所以在严歌苓的早期作品中，经常看到个体（以女性为主）遭遇集体的“围剿”，如《雌性的草地》中，杜蔚蔚被牧马班集体遗弃时的惊慌失措，《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小菲违背个人良心丢弃同伴而顺从大多数（集体）的痛苦，以及《人寰》中“我”父亲的创作成果被篡改成“集体成果”的无奈，这些作品正深刻揭示了集体意志无时无刻对于个体人格的压制乃至摧毁的历史真相。

但是，追求个体人格的理想之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在广阔的民间大地上，在每一个看似平凡的草根生命心中，永远都埋藏着顽强的人格火种。这也正是《第九个寡妇》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贡献，它把至高的人格精神与凡俗的民间生存深刻联系了起来，通过王葡萄的旺健生命与穿越精神，挑战了无比强大的时代力量，从而建构起了“一种民间的立场和视角”。而王葡萄这个乡村女性也以自己单纯的人生哲学、“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穿越了重重历史屏障和一切艰难险阻，成为了个体人格与女性美自在统一的艺术符号。

二、个体人格：因他者而自足

别尔嘉耶夫在论及个体人格的特性时深刻指出：“它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也就是说，它既需要导向卑下寒微的事物，也需要导向高远神绝的事物。”对于王葡萄个体人格所需要的“他者”，对于这种须同时具备的“向下”与“向上”的悖离性价值维度，作者体现出将二者天然相融的一种出色的审美直觉能力，使一个普通女性身上同时闪射出人性的力量和神性的光辉。

在王葡萄的个体人格塑造中，作者并非一味从人物自身内部寻找价值之源，而是更加注重揭示其与外界的精神联系，并由此构筑起“他者”的重要价值维度。这里“他者”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人性的层面。王葡萄是在7 岁时“逃黄水”被孙二大救回家当童养媳的，正是出于对“被救”恩情的回报，才有了后来她对这个死刑犯公公窝藏地窖近三十年的义举，于中体现出的就是“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的简单生活信条，显示出其人格的真实、朴素与自然美；二是神性的层面。如果说对孙二大的报恩还只是源自人物本性中初级形态的伦理意识的话，那么在“向上”的精神向度上，王葡萄明显超越了一般乡村女性形象所具有的人格内涵，她在更高的神性层面上接受到了“他者”的救助，如那些来历不明的“侏儒家族”每每在关键时刻的出手援救，史冬喜、朴同志对其窝藏罪行的“知情不报”，还有越来越多的史屯人面对“外来人”时共同保护“秘密”的默契，这些源自民间大地的温情与王葡萄之间互为浸润、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厚重的、整体的人格力量。

这里正涉及了一个个体人格更深层次的力量源泉问题。作为一个女性生命个体，王葡萄的人格力量显然并非只是源自本能，而是与其生存的环境深刻关联。用别尔嘉耶夫的理论，是与一种“精神共相”密切相关。他说：“个体人格是存在于个别的不可重复的形式中的共相，是个别——独特与共相——无限的结合。”也就是说，王葡萄的个体人格不是凭空孤立产生的，而是与其置身的民间大地的内在精神息息相关。具体到作品中，就是与史屯这个中原大地上的小村庄里顽强衍续、生生不息的“共相”——民间精神力量息息相关。这种民间精神力量也被有学者称作“月性良知”，与主张“群体优于个人”的“日性良知”相对，更加注重和顺应个体的感受与需求。概括而言，就是王葡萄的个体人格源自其生存的民间大地的“月性良知”，同时又成为了这种民间精神力量的“共相”缩影。正是有了这种源自民间大地的浑厚“地气”的支撑，王葡萄身上才呈显出地母般的神性光彩。她对孙少勇这个“不孝之子”良知的唤醒，对史冬喜超越权力与平庸生活的鼓舞，对女革命家蔡琥珀落魄时的保护，以及收养被受辱女知青遗弃的孤儿，无一不是对俗世的精神救赎，充满着悲悯情怀。这样一来，王葡萄这个形象并没有流于概念化成为空洞的能指，而是在自身生命欲望的人性化满足与超越自我对现世施行神性救赎的自在统一中，实现了个体人格的自足与升华。

三、个体人格与女性美

论及女性人物的个体人格，自然离不开女性独有的美学特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看，对女性美的分析一般不外乎这样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貌——女儿性；第二层是性——女人性；第三层是爱——母亲性。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基本贯穿了女性美的三个思想层面或三个生命阶段，但由于有着独特的个体人格作为内在精神支撑，使这个女性形象有了更为丰富的耐人寻味的美学内涵。

首先看王葡萄的女儿性。由于其生命内部一直贯穿着一种“坚韧而弘豁”的个体人格，王葡萄的女儿性表现也与众不同。她并无绝人的女性姿容，小说中给予少女时期的王葡萄只是“口舌伶俐”、“个子不小”，七岁就能刷锅，八岁就会搓花纺线，十三岁就能独自外出收账，这些都和美貌不大沾边，却又均指向一种我们称之为“品质”的东西。在涉笔其容貌时，小说最令人难忘的是两处写到她的“眼睛”：一处是十二岁她看人时那双“直戳戳的眼睛”，另一处就是她五十来岁时依然有一双“直愣愣的眼睛”。几十年不变的“眼神”说明什么？无疑是说眼睛背后有一颗不懂变更的心。心灵的经久不变，同样也映射在生命的肌体上，王葡萄的康健、耐老、腰身活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这显然也是指向其达观、超脱的生活态度的。这与诸多小说中对女儿性的外在美乐此不疲的描写全然不同，也应更符合一个乡村女性美的本然。

再看王葡萄的女人性。女人性当然是指女性成熟状态下的生命内涵展示。作品在写到王葡萄成熟后的女性生活时，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性。虽然也有大量笔墨在写其如何应对各种艰难困苦，但是字里行间流溢着的更多是其对生活有滋有味、苦中作乐的受用。而当涉及一个“守寡”的年青女性最敏感的问题时，作品竟显示出少见的从容、淡定，举重若轻。性之于女性的不平等现象悠久而又普遍，正像《性政治》的作者凯特·米利特所言：“性统治绝非最后一种不公正现象，它成了人类不公正的总体结构的基础。”如此一来，女性的性权力就在根本上隶属于男人了，自己只能充当性的被支配者。然而，女性个体生动鲜活、多姿多彩的生命经验从来就不会完全膺服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作品中的王葡萄不仅有爱，更有属于自己的性快乐，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下，她都是自主的、投入的、享受的。她的身体语言看似出自本能，实则与其一贯的自主人格浑然合一。由此，你才从她的性爱中感受到的不是淫荡，而是女性恣意妄为、酣畅淋漓的生命之美。

最后说说王葡萄的母亲性。作品中传达出的母性美也是有层次的：一是天然自在的母性情怀。这表现在她对孩子的关爱（如对儿子挺的母爱、对女知青弃子的怜爱）和对男人的关照（如对朴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上。二是升华放大的地母特性。她对孙少勇的灵魂救赎、对孙二大几十年的冒死窝藏，是在现实意义上的神圣母性的呈现；而通过孙二大临终讲述的祖奶奶的故事，赋予了王葡萄“民间地母女神”的形象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葡萄就是严歌苓展示给读者的一部关于‘地母’生存的史诗。由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王葡萄还是其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诸如柯丹、小渔、扶桑、多鹤、小环等，作者更侧重于塑造得是她们内在的独立人格、坚韧的生存态度，以及以此为现实依托的神性超越，这显示了严歌苓更加成熟、从容、自信也更具生命激情的女性主体性立场。

个体人格的确立是人类摆脱一切异化力量的奴役以求解放自身的一个终极目标，女性个体人格追求更兼有父权制传统的重重压制与包围。女性个体人格的文学塑造于我们也仅仅还只是一个开端，它应是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性建构的主要落脚点。只有在个体人格独立意义上建立起来的男女平等，才是更加具有实质性的平等。这样看来，严歌苓塑造出王葡萄这样一个个体人格与女性美自在统一的历史穿越者形象，当是近年女性写作在人格美学意义上的一个新刻度。

注释：

①马兵.两个女人的史诗——评严歌苓的《小姨多鹤》[J].扬子江评论.2008（5）：85.

②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③④⑧⑨[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4、4、11、5.

⑤彭配军.试论严歌苓的后革命叙事[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5）：45.

⑥⑦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3）：103.

⑩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138.

11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3、333.

12[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48.

13冉春芳.“地母”的史诗——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J].语文学刊.2012（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