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生活》的复刊、“新生”与停刊

张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文艺生活》的复刊、“新生”与停刊

张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是建国初年仅有的几份获得复刊机会的新文学刊物之一。然而由于敏感的“同人”出身，它的“新生”几乎以全方位的“延安化”方式展开。这种面向“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主动调整，见证了新文学期刊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的生存策略与尴尬处境，也折射了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环境中自我身份和文学认同的改变。而《文艺生活》的最终停刊，也成为当代文学版图重构中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相互博弈的记录。

司马文森 《文艺生活》 新文学传统 自我调整 人民文艺

与由香港移至上海出版的《小说》月刊一样，1950年后的《文艺生活》也是由香港回移内地继续刊行的。不过作为建国以后硕果仅存的几种同人刊物之一，《文艺生活》办刊历史最为悠久。这份刊物抗战期间创办于桂林（1941），由中共地下党员司马文森主编，先后历经被勒令停刊（1944）、复刊（1946）、再度被查封（1946）、移港出版（1946）等多番波折。作为左翼文学刊物，《文艺生活》在建国以后的复刊、“新生”与停刊，见证了新文学传统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中的生存策略与尴尬处境，也多少折射了左翼知识分子在新环境中自我身份和文学认同的调整。遗憾的是，对此刊物及其背后的体制与文学之间的复杂“故事”，学界至今尚未给以必要的关注。

一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命运多舛的《文艺生活》还在香港出版，其主编司马文森正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司马文森率领“香港文艺界回国观光团”参观解放后的广州，并重游了他在广州西湖路编辑《文艺生活》的旧居。两个月后，《文艺生活》即在广州复刊，成为当时与《小说》月刊、《大众诗歌》、《人民诗歌》等少数几种同人刊物并存的身份“暧昧”的刊物之一。这里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建国后，同人办刊已明显不合时宜。这是因为，历来“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都“是由许多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阶级和利益所构成”，对新政权而言，同人刊物的主持人即使可以信任，但因为缺乏体制性领导关系，它们与新政权的刊物“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嫌疑就必然存在。既然如此，司马文森为什么还要执意复刊呢？

推究起来，除感情因素外，还应有另外两点原因。其一，分享胜利的革命者心态。司马文森在写作上属“左翼”阵营，但在政治上却非“进步人士”。他17岁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这种经历，使他对新中国充满当仁不让的热爱与自豪，很自然地感觉自己有充足理由和自信来复刊《文艺生活》。其二，相对于延安的“外省经验”。司马文森出身南洋，又长期在粤港地区从事革命工作，这使他不但和延安文人缺少接触，更缺乏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体验。这种“外省经验”使他容易“以唯我革命的姿态激励着自己在艰苦的环境里孤军奋斗”，且“往往忘记了自己也会成为革命和改造的对象。”当然，从字面上看司马文森并非完全“忘记”（他在港版最后一期上曾提及“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然而理性认知毕竟不等于内心刻骨铭心的体验，司马文森对“改造”内涵明显缺乏充分估计。于是，《文艺生活》在一片解放的喜悦中重新回到了广州。

不过，同为同人刊物，复刊后的《文艺生活》和略早复刊的《小说》月刊、《文艺复兴》等存在明显差异。如果说，《小说》等刊物是“一个斗争的场域”,其中“某种思想体系最终会战胜其他种类的思想体系而占据主导地位”还要经过冲突与对话，那么《文艺生活》则无此“斗争”过程。从复刊第1期看，司马文森主动放弃旧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了强烈的“新生”渴望。与《小说》等继续沿用原有卷、期序号不同，《文艺生活》将移至广州出版的第54期删除原卷、期序号，改称新1号。其弃“旧”就“新”姿态一览无余。所谓“旧”，即指此前《文艺生活》所从属的新文学传统；所谓“新”，则指周扬宣传的“新的人民的文艺”。那么，《文艺生活》新1号怎样向文艺界展示“新生”的呢？一方面，通过“复刊词”与自己作为新文学同人刊物的历史“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以更急切的方式将自身的过去与现在都叙述进“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序列。在谈到《文艺生活》的任务时，他表示：“‘文生’创刊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那时我们的任务是担负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文艺宣传动员”，那么在新时代呢？司马文森主动地把规划、“建设”华南文艺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

我们的任务，跟随时代发展也有了改变，那就是：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及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设。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学及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三、发展工农兵文艺，扶植及培养华南的文艺干部，建设新华南文艺。

一份与广东省委、华南文联几乎无甚关系的私办杂志，竟然要宣称“扶植及培养”华南文艺，恐怕连司马文森本人也多少有点心虚。所以，新1号还刊出了一份几乎囊括国内所有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的“特约撰述人名单”以壮声色。名单包括郭沫若、茅盾、周扬、荒煤、欧阳山、宋之的、何其芳、何家槐、蒋牧良、端木蕻良、华嘉、萧乾、林山、夏衍、冯乃超、欧阳予倩、荃麟、葛琴、黑丁、聂绀弩、罗烽、草明、黄药眠、康濯、孟超、周钢鸣、李季、易巩、郁茹、钟敬文、艾青、巴人、赵树理、孔厥、马烽、张庚、于伶、黄宁婴、杜埃、林淡秋等。应该说，这份61人名单比较“可疑”，因为司马文森在建国之前，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许多解放区作家素无接触，亦无交情，势难在短时期内“特约”到以上诸位。新1号刊出这份名单，恐怕是临时拟就，以强化《文艺生活》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专门刊物的形象。

新1号对《文艺生活》形象的自我塑造具有较强策略性，但其向“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归化之心无疑是真实、真诚的。其“新生”之旅由此启动。新2号提供的信息显示：该刊编辑人为司马文森，出版者为“文艺生活社”，发行者为南光书店（设广州、上海、香港分理处）。可见，其出版、发行渠道皆为私营。无疑，这完全是一份继续运作在旧有的新文学经营轨道上的“新生”刊物，它与香港的关系仍然紧密：“司马由于工作关系仍留在香港，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并负责我党领导的香港电影和新闻小组。《文艺生活》是他编排后送广州出版的。”那么，“新生”后的《文艺生活》将迎来怎样的新的局面呢？

二

告别新文学，主动取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是《文艺生活》“新生”以后最希望展示给文艺界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构成了《文艺生活》理论阐释和政策指导的核心思想。新1号开宗明义，明确表明了对“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悦服与皈依。在该期刊物上，司马文森发起了一场名为“对一九五○年华南文艺工作的希望”的笔谈。在笔谈中，林焕平宣布：“新中国的作家，谁能深刻地掌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谁就能走上正确的方向，创作优秀的作品。”陈君葆也表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指示我们的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的指南”：

在《论文艺问题》里边，毛泽东先生曾提到过革命的文艺运动的对象，革命的文艺做给谁看的问题，也提到过革命的文艺应该表现什么和表现谁的问题。毫无问题，我们的文学作品是要写给人民的，我们的艺术是要做给人民看的，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艺术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比这更清楚，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则了。

接下来的话就不免有点“讽刺”：“革命文艺的作用在催促旧的灭亡，同时也就是在催促新的诞生。现在新的是诞生了，但旧的还不是即趋于完全灭亡，在这个新旧递嬗的期间当中，讴歌新的自属必要，但对于催促旧的灭亡的基本任务，仍然要坚持不懈。”显然，陈君葆撰写此文和司马文森编发此文时，都没有意识到“新生”的《文艺生活》其实也可能属于“旧的灭亡”的一部分。

对于党员作家司马文森而言，缺乏此种“敏感”当属自然。新1号以后的“新生”各期继续申明这一立场。新2号刊出署名“顾问部”的文章，热情介绍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新的人民的文艺》，称“是这些年来，我们所读过的一些理论文章中最好的一篇”，“华南的文艺工作者，不但要精读它，更应该根据它来学习怎样把握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新3号又刊文表示华南需要“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没有这一个基础，是不能对毛主席文艺思想把握得正确的，但要彻底使自己更深入的改造，还不是谈谈就行的，还得自己到实际的工作中去，真正和工农兵结合，真正的走到人民中去受考验。”这接二连三的表态，与《小说》月刊、《文艺复兴》等相对“不形于声”的杂志不太一样，其急切之心甚至有过于中央刊物《文艺报》。这显然与司马文森的不那么自信有关。

因此，《文艺生活》在文艺政策的指导上颇注意“延安化”。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正面强调“赶任务”。林林撰文称：“最近接触一些文工团的同志，他们提起了为着迎接任务，文艺创作配合任务的困难，就是说任务来得快，文艺创作完成得慢，赶不上；有时正赶这个任务的创作，还未了结，第二个任务又来了，顾此失彼，难抓得牢。并且，为宣传任务而去创作，为主题而去找题材，很难写得出，写出来也常常陷于教条公式的毛病”，对此，林林提出了对应之策，要求作家培养政治敏感，站稳立场，要写小型作品，如歌剧、短剧、活报，要注意集体创作，“如果以赶任务的创作，看做‘遵命文学’，敷衍塞责，那在作者的确是苦恼的事，就对文艺服从政治这基本原则还有认识不足的地方。”与此相关，在新4号“文艺信箱”中还刊出“顾问部”鼓励集体创作的稿件。而这两层，实际上是当时多数报刊暗自反对的。《文艺月报》创刊时，编委石灵就化名“玄仲”专门撰文《关于“赶任务”》抵制政治对于文学的过度介入。第二，强调群众化。新1号以公开征求文艺通讯员的方式响应《讲话》：“（毛主席）告诉过我们，文艺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个指示，现在已成为我们文化艺术建设的总方向”，“我们的文艺不是照像，我们的笔不是照像机。因而一个文艺通讯员在动手写作时，要先弄通自己的思想，一篇作品，不是把现实生活照抄，而是要达到一个斗争目的！表扬、打击，针对某个具体情况提出意见。没有革命立场的作品，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而从新2号开始，《文艺生活》即宣称要“开展文艺创作运动”，并发表了通讯员文章。

此上种种，显示了《文艺生活》誓与《文艺报》、《人民文学》“同调”的明确企图。然而，仅有理论阐释似还不能充分体现其弃“旧”就“新”的现实决心。第5号上的一篇批评文章因此显得意味深长。这篇署名“王迅流”的文章批评的是冯至一篇有关杜甫的考证文章，不过文章开头说：“昨天我在某书肆里，偶然翻到《小说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发现了冯至先生所作的《杜甫的家世和出身》”，如此强调文章出处“《小说月刊》第三卷第三期”恐非偶来闲笔。在下文批评中，王表示：

（杜甫）在中国旧社会里，固然被推为诗圣，但是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虽然在杜甫的诗集中，有几首描写贫民苦况，和对现实不满的诗，现在还可一读，可是作者偏不在他的诗里剔除糠粕，摭取精华，却要对他祖先戚属作无聊底考证，试问将这些知识报告给人民大众，有何作用？

应该说这种批评有故意“找碴”之意，冯作无甚可批而一定要批，且特意给出出处刊物，多少让人怀疑：《文艺生活》真正的批评目标未必是冯至，而是刊发冯至文章的《小说》月刊。在建国初同人刊物之中，《小说》月刊的来历、现实影响毌宁与《文艺生活》最为接近，那么批评《小说》是不是在有意与这种不改“同人”底色的旧刊物“划开界限”、以向新的文艺管理部门自明身份呢？

三

“新生”的《文艺生活》的“延安化”努力，还更明确地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它的作者，除了旧有的粤港地区左翼作家外，还增加了大批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解放区作家，如黑丁、李尔重等。而在作品内容方面，则明显遵从了“新的人民的文艺”要求——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

新1号集中刊发了一组有关第四野战军的稿子，如戴夫《解放军南下故事选》、向旭《我是一个南下工作团团员》等。另外则是一组关于广州新、旧社会对比的稿子，如秋云的控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毁海珠桥的罪恶的《海珠桥，你要复仇》，黄药眠描绘“旧世界”临死面貌的《思想底散步》。两类稿子，都有强烈的政治化甚至政策化特点。这种风格，构成了此后《文艺生活》的基本用稿标准。新2号刊出戴夫《解放军南下故事选》、韩萌《落网》（短篇小说）；新3号又接着刊出王质玉《光荣回来了》（小说）、戴夫《粤桂边追歼战》等作品；新5号刊出的《垃圾的闹剧》（独幕活报剧，集体创作）、《纪律》（独幕剧，丁辛之）等作品；它们主要讲述新旧社会变迁的故事。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编辑作风，在《小说》月刊是难以觅见的，与另一家同人刊物《大众诗歌》（沙鸥主编）倒有仿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艺生活》已沦为一份乏味的刊物。毕竟司马文森未经“脱胎换骨”，又主要在香港编辑，这就使《文艺生活》不免时有“脱轨”，或与旧有“新文学”习气发生复杂瓜葛。比如新1号、新2号、新3号分别为郭沫若、茅盾、周扬绘像（大约是按三者行政级别所绘），就显然与文艺界实际情形有所隔阂。建国初年，郭沫若、茅盾皆位高权轻，“许多党员作家……对茅盾、郭老都瞧不起，认为这些人只能谈谈技巧”，两人实际影响力实在周扬之下。当然，更多“隔阂”还在于作品的不合“成规”之处。从新1号开始，司马文森就开始连载自己在解放前就已完成的长篇通俗小说《红夜》，仍是旧的“左翼”作风。而黄药眠的《断想》也流露出与“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太合拍的生命的忧郁：“胜利的阳光照过来，把我心里的忧愁的积雪都消融了。但你看见过初春的太阳照到山涧吗？流水旁边，或岩石的侧旁，总还有一堆堆的残雪。我猜，我们的灵魂深处，也许还有些残雪啊！”“我在晚上还常常在发惊梦，一时梦见自己被捕了，一时梦见友人们在惊惶中逃窜。但一觉醒来，只看见柜上的灯还是蹲在那里十分恬静。啊过去的早就过去了，但我们的心是一座坟，在里面埋下了多少当年的人物啊！”为什么“胜利的阳光”不能化去“心中的坟”呢？黄药眠显然是从个人生命的维度在观照历史。然而，最大的“脱轨”却是解放区作家。载于新4号的黑丁小说《新的开始》涉及农村土改中的复杂面。而李尔重小说《杨连长》更展示了解放军内部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小说中写到连长杨青山抗战胜利后出现的某种心理失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首长们生活比以前都改善了。对于这点，杨青山基本上没啥意见。可是有一件最使杨青山闹火的是：一些新参加的和首长结婚了的女人，也跟着首长住在洋房里，一桌上吃饭，牛哄哄的，实在顺不过气来的……。你看他们穿得干净，住的舒服，出来进去的当“太太”，真让人牙根子发麻。杨青山看看自己还是穿的“踢死牛”的撒鞋——硬捧捧的，穿的一身汗汗水洗的破军装。他时常地发牢骚：“完啦！吃不开啦！五个窟窿抵不住人家的一个窟窿！完啦！”

这或许是革命军队中真实滋生的“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化”的享乐思想，但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它无疑属于“不宜公开”的范围。尤其心怀不满的杨青山，因此充满性的向往，结果差点被女特务诱惑。这种军人形象当然不符合新政权对工农兵形象塑造的要求。

此外，作为一份主要在粤港地区发行的刊物，《文艺生活》还保留了不少“地方性知识”。比如，曾参与《文艺生活》早期编辑工作的地方小说家陈残云就在新1号上发表小说《乡村新景》。这篇小说记叙解放军部队途经某山村，农民对解放军由畏惧、疑惑到信任的心理转变。作者使用国、粤双语创作（叙述使用国语，对话则采用方言），颇能见出地方的心理与风俗：“她只管哭，半句话也不讲。地保急了，‘有乜野事情你讲呀，几十岁人，啼啼哭哭，唔失礼人都失礼长气公呀’。‘係啰，係啰，唔怪得人话佢越老越糊涂’”，“地保人急智生，悄悄地去问媳妇。媳妇细声说：‘唔见左只鸡哇——’地保说：‘车，唔见左只鸡使乜哭得咁紧要？’媳妇说：‘佢怒的共产军’。地保解释说，‘共产军点会要你只鸡？揾真吓呀？’说完，地保跟长气公、媳妇分头插寻。不久，长气公在柴堆中，发现这只鸡在生蛋。”这使《文艺生活》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趋随又兼含稀有的“地方知识”。

四

取向“新的人民的文艺”，无疑是新文学出身的《文艺生活》在新体制中的生存策略。在这背后，实际上含有司马文森对于《文艺生活》作为同人刊物的不安甚至自卑。事实上，新1号刊出61人特约撰稿人名单后，很快受到批评，《文艺生活》不得不撤下这份名单并公开致歉。这益发加深了刊物的不自信。借用英国学者Robert J.C.Yong的说法是，刊物“被人指点、被人取笑，而这还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情况”，“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处于这种情况当中的人内化了这一观点，将他们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低人一等的‘他者’。”《文艺生活》无疑为自己不是“机关刊物”的事实颇感不安。所以到新3号，司马文森又表示：

文生复刊匆促，不论内容或形式，都不如原先的理想。可告慰的是，各方面认识和不认识的同志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们决心逐步的改正它，使它能完全符合要求。……我们不是一份专刊作家稿件的刊物，也不是同人性质的刊物，是一份希望做到大家来办、大家来写的刊物。

不“符合要求”是显然的：它的众多政治化、政策化的作品未必令读者喜欢，而不时有之的“脱轨”之作不会令主流文艺批评家满意更是必然。建国初年，《大众诗歌》、《说说唱唱》等杂志屡屡遭到《文艺报》批评，就因为后者。从各方面看，《文艺生活》遭到“挑剔”、批评都几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文艺生活》出版到新5号都未遭到什么“有力的”批评。除“撰述人名单”之外，《文艺生活》刊登的各类作品都未引起什么“关注”。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文艺生活》可以安全地“新生”下去。新6号如期出版后，所载各种作品都一如既往地“正常”，然而在杂志最后，却赫然出现一篇《“文生”半年》，宣布《文艺生活》要“暂时停刊”了。此一宣布毫无预兆，不免令人愕然。估计司马文森本人也颇愕然，因为此前一月，他还在新5号上刊出《本刊稿约》，热情洋溢地“欢迎投稿！欢迎批评！欢迎订阅！”。那么，这中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对此，当事人司马文森、雷蕾（文森夫人）、知情人曾敏之都曾言及，但不免都弯弯绕绕不着正题。如司马提到“暂时停刊”的三层原因，除了刊登“特约撰稿名单”“不负责任”外，还有就是“半年来发表的作品，真正能反映华南人民生活的不多”和“定价太高”。关于经费，杨益群亦持相同观点：“（《文艺生活》）后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刊。”后两层理由都不能算非常充分。稿件质量不高是普遍现象，可以逐步改善而不必以停刊解决。至于销售不佳，或是事实，但司马办刊近十年，这种情况应已处理多次。所以更大可能不是事实而是托辞。或因此，司马文森不愿说“停刊”，而只说“暂时停刊”：“希望这次暂时停刊时间不会太长。从六○期起，‘文生’会用新的面目和大家见面。”而事实上，《文艺生活》的总60期（新7号）此后并未变成现实。那么，司马文森此时真实的心境如何呢？雷蕾回忆：“这次《文艺生活》的暂时停刊，并未能如司马所希望的是暂时‘停刊’。由于……种种原因，‘文生’没能再复刊。在那些日子里，我看得出司马心情极不平静。”从各方面看，《文艺生活》突如其来的停刊与稿件、销售方面的顾虑应有关系，但直接原因也许与它的新文学传统形象和同人刊物的办刊方式有关。对于新中国文学体制而言，二者是不安全甚至危险的。这不但因为私营刊物总有提供竞争性意识形态的嫌疑，也因为新生的国家自有一套完整规划，并不那么欢迎“异质”事物。Robert J.C.Yong曾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外表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将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有许多人，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为此受到了国家的压制。”这对于我们理解《文艺生活》停刊原因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不过，对《文艺生活》不信任并不等于对主编不信任。事实上，在《文艺生活》停刊不久，司马文森就担任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刊物《作品》的主编，还兼任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作协常务委员。到1955年，司马文森更被调至外交部工作，出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这说明，《文艺生活》的停刊，不因为人事纠葛，而是因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在文学版图重构中对于新文学传统的警觉。

Life of Art Reopened,Reborn and Discontinued

Zhang Jun
（Chinese Depart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LifeofArtMonthlyeditedbySima Wensenwas oneoffew literarymagazinespermittedtoreopeninthe earlyyears ofNew China.However,due tothe chiefeditor’s political identity,it was“reborn”almost completely in“Yanan”mode.This activeadaptationto“new people’sliteratureandart”manifested thesurvivalstrategiesandpredicamentof“NewLiterature”periodicals in People’s Republic system,and also reflected the left-wing intellectuals of self identity and literary identity adjustment in the new environment.Finally,the discontinuity of Life of Art has also become the record of game between the different literary forc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ma Wensen;Life of Art;Tradition of New Literation;Self Adaptation;People's Literature and Art

责任编辑：於可训

张均（1972—），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教育部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杂志与文学生产”（编号：10YJC7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