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域下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发展演进

佘 曦

(华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广东广州 510065)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与体育有关的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1］体育人类学起源于北美，作为独立的学科架构由美国人类学学者布兰查德和切斯凯于1985年在专著《体育人类学》中提出。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也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相当长时间套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没有形成系统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构。直至1999年，我国第一部《体育人类学》［2］正式出版，标志着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成都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开始招收体育人类学研究生，在课程编制、培养体系和学科范式上各具特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在经典烛照、问题取向、学科交叉、方法创新和视域转换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促进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重构和学术深度。

1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史演进

1.1 观照人类学理论坐标的我国体育人类学初始建构

1986年，谭华教授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体育人类学论文《体育与人类学》［3］，将体育与人类学勾连起来阐述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成果在运动员选材和体质测量等方面的应用前景。人类学理论进入了我国体育学学者的视野，丰富了我国体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体育学研究走向和研究热点。我国体育人类学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资源来研究解释中国体育实践，力图寻求全新的理论解释框架。1990年以前，《体育与科学》《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知名学术刊物相继刊载了一系列体育人类学论文，开始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零星汇聚。这些研究都是嫁接西方人类学理论资源来观照中国体育实践，呈现“碎片化、浅层化”研究趋势。这些研究虽然视野不够宽阔，研究不够深入和体系不够完整，但是有意识的将人类学与体育研究关联，肯定了体育人类学的理论应用意义。这阶段研究较少深入探讨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建构，但学术史意义不可忽视，推动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累积。

1990年，《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刊载了日本体育人类学学者寒川恒夫的论文《体育人类学》［4］，全面宏观地介绍了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帮助我国学者进一步明晰了体育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和价值体系。1990年年底，寒川恒夫、涉谷道夫和獭户口照夫三位日本学者在上海体育学院讲学，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日本体育人类学最新进展，正式将体育人类学理论引进我国体育学学界。1990年以后，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开始走向理论框架的初始建构，学科建构意识开始萌动和问题意识开始深入。成都体育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人类学科研平台——人类学研究室，《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5］《运用体育人类学开展民族体育的研究》［6］《体育人类学的兴起》［7］《体育人类学概论》［8］等一系列体育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推动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的深入梳理和自我建构，实现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扩容和框架搭建。胡小明教授于199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人类学》，标志着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初始建构。2000年以后，我国学者席焕久教授［9］、饶远教授［10］相继出版了同名专著《体育人类学》，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框架、理论梳理和学科内涵的初始建构。

1.2 提炼本土化阐释模式的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拓展

我国体育人类学完成学科理论框架的初始建构后，开始了学科脉络的路径梳理和理论反思，提炼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积极拓展我国体育人类学的本土化理论话语、研究方法和框架体系。《体育人类学进展》［11］《国外体育人类学述评》［12］等一系列论述凸显了我国体育人类学学者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程度的深化，更加注重体育人类学学术路径的多元发生、多元演进和多元互动，寻求体育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提出和理论意识强化。国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外体育人类学主要学说的编译和研究》对《体育人类学》《人类学、体育运动与文化》等一系列西方体育人类学重要理论文献进行了全面详尽的编译介绍，梳理归纳了西方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学术价值、最新进展和研究特点。

我国体育人类学学术团队还赴西藏、贵州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达的区域进行体育人类学田野考察，介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深描、结构化访谈和体质测量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将民族传统体育民族志田野素材与人类学理论研究范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截面式的体育人类学实践路线，具有深远的学术史意义和理论价值。胡小明教授学术团队［13］运用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优势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将独木龙舟等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置于具体的研究场域和民族情境进行研究，成为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个案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我国学者还立足于体育人类学的理论反思和问题意识，分别以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4］、侗族“舞春牛”、苗族鼓舞［15］和广元凤舟［16］等民族体育为典型案例，运用参与性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进行体育人类学理论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视角。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深度日趋纵深化。《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17］是我国首部介绍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专著，对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概念、命题、原则和规范等各方面进行了梳理，推进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提升。崔英锦博士［18］在国内首次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系统研究和解读了朝鲜族传统游戏。

2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视域转向

2.1 以“回归田野”为方法论转向，构建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分析模式

我国体育人类学虽然在理论体系、认知路径和方法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缺少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实践，在民族志、深描和写文化等质性研究上缺少具体体育场景的细致深入研究。“停留在介绍的水平或应然的层面上，既缺少量化的研究，也缺少细致精密的个案研究，甚至常常没有一个不带个人意气的如实生动的描述。”［19］我国体育人类学缺乏经典精致的田野个案研究，没有认识到田野考察点样本资源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无法对体育人类学一系列的概念假设、理论范式和研究技巧进行研究验证、阐述分析和修正转换。

我国学者在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分支主题和问题预设上积累了大量的文字文本成果和基础性理论资料，但田野调查做得不够扎实，缺少民族志专著，缺少田野调查和深度描写，都市体育人类学调查几乎是空白。我国体育人类学亟待形成“走向田野”的研究新风，做扎实的民族体育田野调查，获得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和解释框架。我国体育人类学学者不再满足于在人类学理论框架内阐述民族传统体育，力图将民族传统体育的运用规范、概念指向和社会控制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田野情境和社会场景之中，转向“回归田野”的体育人类学理论分析模式。胡小明教授学术团队、白晋湘教授学术团队和李志清教授［20］等学术团队等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分别对西藏、贵州、湘西和广西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考察，运用了参与观察、访谈、收集口承文献、个案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做了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分析。成都体育学院体育人类学学术团队曾去过藏区十多次进行田野考察，搜集了格吞、俄多、抱沙袋和赛牦牛等藏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素材，共获取藏族族人体质测量原始数据3万余个，产生衍生数据1万余个。［21］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类学研究团队2009年远赴贵州［22］，联合贵州民族学院进行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法、民族志描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来尝试解构独木舟这个体育文化符号，获得苗族传统体育“语法规则”的文化再现和现场体验。

2.2 以“多元建构”为理论簇转向，实现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视域融合

我国体育人类学将人类学理论的理论逻辑和民族体育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试图建构我国体育人类学现代性解释性框架和价值结构。我国体育人类学学者撰写、翻译和出版了一定数量的专著与论文，为学界了解体育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学科前沿和问题预设提供了参照系和做出了贡献。我国体育人类学学界还进行了一些有专业深度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实践，出现了几个初具规模的学术团队，初步实现了体育人类学研究视野的下沉，使得体育人类学理论分析具备了事实的说服力和学理的启蒙性。

人类学理论经历百年发展，形成的人类学理论集成、问题诠释、研究描述和理论预设具有极强的沿袭性和规定性，使得体育人类学研究难以摆脱人类学理论的“理论向心力”，形成具有学科特质、理论特色和研究路径的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试图从人类学理论资源中寻找体育人类学的深层结构和内在脉络，融合研究视域，以图实现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初始起点、实际轨迹和理论提炼的重新梳理、理论转向和多元建构。2009年，华南师范大学牵头举办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体育人类学专题会”，对我国体育人类学学科概念、理论内涵、学科性质和理论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次会议成果表明我国体育人类学理论研究多元建构的理论转向，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下移，从关注体育人类学宏观理论转向为民族体育微观截面，从精英理论研究走向民族传统体育日常生活。这种理论转向的视域融合重视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回归，重视田野调查和参与性观察，注重对民族传统体育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提倡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较研究，将影响未来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2010年，课题《体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成为首个体育人类学理论研究的社科基金项目。该课题试图通过理论视域融合，倡导从地方性知识视角分析透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志深描和典型田野个案，探讨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建构，改变我国体育人类学界翻译、考证、梳理、解读和移植西方人类学理论和西方体育人类学理论的现状，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体育人类学理论体系和阐释架构。2009年11月20日，首届亚洲体育人类学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成立了亚洲体育人类学学会，日本早稻田大学寒川恒夫教授任学会会长，我国学者仇军教授任副会长。2010年11月19日，亚洲体育人类学学会首届年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我国学者宗喀教授做了《复活的记忆:却西德哇传统村民运动会的应用人类学实践》［23］，尝试性提炼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构成原则，把握民族传统体育变迁的实质，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民族传统体育分析性概念，是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理论转向的典范研究。

3 结语

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轨迹，大致可以勾勒出这门体育理论基础学科孕育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史。我国体育人类学通过初步形成的理论关怀、研究视角和作业技法，不断生产具有学术史意义的理论产品和思想洞见。站在学术史考察的高度来看，我国体育人类学面临“经院化、碎片化、浅层化”的研究困境，在研究层次上缺乏对民族体育“元研究”理论成果。我国体育人类学应在民族体育田野考据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微观描述、历史还原和知识重组，不断开拓体育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1］胡小明.国外体育人类学述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1

［2］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3］谭华.体育与人类学［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6(2):89

［4］寒川恒夫.体育人类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0(3):60

［5］叶国治，胡小明.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1):116

［6］胡小明.运用体育人类学开展民族体育的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1992(3):88

［7］胡小明.体育人类学的兴起［J］.体育学刊，1999(1):316

［8］胡小明.体育人类学概论［J］.体育与科学，2000(2):43

［9］席焕久.体育人类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

［10］饶远.体育人类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11］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3):17

［12］胡小明.国外体育人类学述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2

［13］胡小明.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J］.体育学刊，2009(12):01;胡小明.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二)［J］.体育学刊，2010(1):01

［14］谭广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考察——以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考察对象［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5)

［15］万义.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的田野调查［J］.体育学刊，2010(12);万义.苗族鼓舞文化生态变迁的人类学研究——湘西德夯的田野调查报告［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06)

［16］张正民.广元凤舟的历史嬗变与人文价值——一项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人类学解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10)

［17］王跃.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

［18］崔英锦.朝鲜族传统游戏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9］苏力.《波斯纳文丛》总译序［C］.波斯纳.波斯纳文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0］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1］胡小明.藏族体育的人类学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2］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5);胡小明.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J］.体育学刊，2009(12);胡小明.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二)［J］.体育学刊，2010(1);杨世如.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运用实践——苗族独木龙舟竞渡调查方法例证［J］.贵州民族研究，2009(06);杨世如，胡小明.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体质人类学分析［J］.体育科学，2009(7)

［23］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我中心、研究院宗喀教授出席国际亚洲体育人类学年会并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OL］.http://rcenw.lzu.edu.cn/lzupage/2011/01/12/N201101121 14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