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学史卷 时代华章——《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研究＊

□王阿陶 姚乐野

1 基本情况介绍

1925年6月30日，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以下简称“华图协”）创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以下简称“《会报》”）于北京发行创刊号。1925年7月25日，《会报》在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获得出版执照，9月5日在北平邮务管理局立案挂号为新闻纸类［1］。创办之初，《会报》由华图协执行部长袁同礼负编辑之责［2］，1941年改由刘国钧任主编［3］。该刊属赠送性质，每期印行千份赠予华图协会员与国内图书馆、各报馆、通讯社，以及“欧美日本各处”。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品国际交换局成立，华图协又将《会报》与英、美、法、德、日、比利时、西班牙、捷克、苏俄进行交换，“以促进图书馆事业之推广”［4］［5］。创刊之初，《会报》编辑部与华图协事务所一起设于南京，发行至第12卷第6期（1937年6月30日）时，因“七七事变”停刊。1938年7月，《会报》在昆明复刊，1940－1941年《会报》发行地转到了成都，1942－1945年发行地复转为重庆，抗战胜利后编辑部迁至南京继续出版。1948年5月31日，《会报》在发行了第21卷第3、4合期后最终停刊。1925至1948年这24年中《会报》总共发行21卷，102期（两三期合并刊行的算作一期），其发行时间的跨度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中最长，且载文数量多，信息量大，是近代图书馆学研究重要的史料来源，因此被誉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三种图书馆学期刊之一［6］。

2 封面与栏目设置

2.1 封面

《会报》封面正中从右至左题“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下一行为“第＊卷 第＊期”。接下来是《会报》的英文题名：“Bulletin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英文的卷期和出版日期。《会报》用“要目”将本期主要文章题名、相关栏目名及附录信息名称依次罗列。封面的最下方是发行者名称等：“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部”、“民國＊年＊日出版”、“出版地名”。《会报》第1卷第1期至第3卷第6期为上述统一形式的封面，从第4卷第1期开始有所变化，在封面中，除了列出主要文章的中文题名外，还列出了英文题名。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会报》的读者范围有所扩大，从一开始的完全以中文读者为主，扩展到了外文读者群。这也反映出《会报》对于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视与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业所做的努力。

2.2 栏目设置

《会报》的主要及常设栏目有：启事、学术研究论文、目录、新书介绍和图书馆界。

启事栏：《会报》一般在首页设有“本报启事”和“本会启事”栏目，依据启事多少，又分启事一、启事二等。“本报启事”主要说明《会报》愿代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协会披露任何消息、代为介绍新书及接洽事宜。“本会启事”是华图协为开展业务工作向社会各界发布的各类消息，具体有：图书征集、稿件征集、出版说明等。

学术研究论文栏：《会报》主要收录简短精要的学术研究论文及目录，如有鸿篇巨制则仅代为介绍，而在《图书馆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①《图书馆学季刊》（1926－1937年）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另一种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中全文发表［7］。据笔者统计，《会报》中刊载的学术研究论文、调查报告、数据统计等有明确作者的为266篇，是144位作者所作②此处数据来源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索引》中“作者索引”一项统计得来。本文的统计数据主要借助于赵俊玲等编《〈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索引》的指引和帮助，特此感谢。。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范围较广，从当时国内外图书馆界现状调查到历代古籍的重印及版片的修补，从具体的图书分类索引的研讨到较宏大的图书馆界在抗战建国中任务的开展，从图书馆事业本体到出版发行领域……涉及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方方面面，内容甚为庞杂、鸿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会报》编辑本身的兼容并蓄和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因为《会报》以“传达消息”为主要职责，所以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会报》的主要成就在于其刊载的大量通讯，而忽视了这部分研究性论文，不可不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目录栏：这一栏主要是对于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学者的著述目录加以罗列，例如《孟子集目》、《近二十年关于老子的著述》、《四书集目》和《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等。这一栏目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某一特定领域的材料来源和版本信息，为其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新书介绍栏：“选择国内外最近出版图书（暂以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入藏者为准）为之介绍，既以供研究与实施之参考，各图书馆亦将以之为采访之借镜，海内贤达及各出版家或赐以著述，或寄示书目，即当代为介绍”［8］，如此“不第可获宣传之效，尤有相得益彰之美。”［9］该栏中刊载的书目均注明作者（编者、译者）和出版者，定价及出售地点。据笔者统计，经该栏目介绍的书籍主要有文献学类（143部）、图书馆学类（122部）、综合工具书类（90部）、历史地理类（86部）、文学类（55部）、科学教育文化类（38部）、政治与军事类（36部）、艺术类（31部）、自然科学类（23部）、语言文字类（20部）、哲学与宗教类（19部）、经济类（11部）共计674部③此处数据来源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索引》中“新书介绍”一项统计得来。。推广宣传的书籍数量之多，无怪乎华图协都自认为《会报》在介绍新书于各图书馆及读者方面“效力颇著”［10］。从第1卷第5期起，《会报》还刊载了《季刊》当期及下一期的载文目录、发行所名称、代售处地址、名称、定价及邮费等详细信息。此外，还偶有《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文章目录登载于该栏中。

图书馆界栏：主要介绍华图协与各地方图书馆协会会务往来、个人会员的现状及活动、国内外图书馆界大事要事与零散讯息，“俾消息得以沟通，史家因而保存”［11］。此外，华图协与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部分往来函信也都刊载于此栏中。

1936年，华图协事务所曾发布有关改版《会报》与《季刊》的启事，拟在《会报》中增加“问题解答”、“通讯讨论”、“职业介绍”、“征求与出让刊物”等栏目：“事务所同人才短学浅，闻见不广，不敢擅持拙见，妄加改革”，特广泛征求会员意见，“俾便有所遵循，并收集思广益之效”［12］。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会报》自第12卷第4期（1937年2月出版）开始增加了三个非固定栏目：“问题解答”、“会员园地”、“图书馆界服务”。

此外，《会报》还不定期地载有新书广告。例如载于第4卷第6期的《国学论文索引出版广告》：

“君欲浏览近三十年来关于国学之论文乎？君亦曾思近三十年国学论文之繁富重要而不可不一浏览乎？……无此书以前，数万册之杂志，几成废物；自有此书以后，持此钥匙，则数万册之杂志，人人可得利用也。”［13］

《会报》对于刊载广告的范围也限制极少，只要是有关文化事业或书籍的广告，均给予刊登。

3 载文统计分析

发行之初，《会报》对于稿件内容范围的要求较宽泛：“凡图书馆或各地方图书馆协会之任何消息，皆愿代为披露”［14］，无文体上的限制，但求字迹清楚，并且以加新式标点者益善［15］。从第10卷起《会报》对于稿件内容有了较为详细的要求：“或简短之论著与译述，或可供参检之书目，或读书得间之书评，或海内外图书馆界之大事零讯，或个人活动迁转，不拘巨细，一律欢迎。”［16］此外，“如有新闻材料，不论报纸、杂志、公报、校勘或写稿，一律欢迎寄下，皆当代为披露。”［17］《会报》中刊载的文献类型有学术研究论文、规章制度、通讯、启事、广告、图片等。为了从中归纳和总结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图书馆界的关注焦点，笔者拟从载文数量、载文主题这两个方面对《会报》进行剖析。

表1 载文数量的年代分布表

3.1 载文数量与年代分布

《会报》从1925年创办伊始至1948年停刊，历经24年，共发行102期，总计载文4155篇。平均年载文量为173篇，期均载文量为41篇。各年载文量详见表1。

为了更直观地将《会报》的载文数量变化表现出来，笔者绘制了载文数量趋势图1。

图1 载文数量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25－1948年间，《会报》每年刊载文献的篇数呈极不稳定的状态，浮动较大。其中载文最多的为1935年的432篇，最少的为创办年（1925年）和停刊的前一年（1947年），分别为59篇和60篇。《会报》载文数量的变化基本符合张树华、刘素清在《解放前我国图书馆学期刊发展述略》中所述的我国图书馆学期刊发展阶段的划分。

1925－1929年是我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初步发展时期，《会报》的载文量在年增长25.3%－45.9%之间波动，呈缓慢增长的态势。1930－1937年是图书馆学期刊发展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的《会报》载文量虽也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始终未低于前一发展阶段中的高峰年。而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土沦陷，战火四处蔓延，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不复存在，图书馆界的信息传递渠道受到了交通和战乱的双重影响。因此1931年至1932年，载文量从285篇陡然下降至189篇。从1933年开始，《会报》载文开始逐年猛增，到了1935年甚至达到了432篇，是创刊年的7倍之多。然而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未保持长久。“七七事变”爆发，《会报》随即停刊。1938年7月，《会报》在停刊一年之后又在昆明艰难复刊。但1938－1948年间，受国内外战争的影响，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受到严重破坏，学术研究条件和氛围受到重创，因此这一阶段中，《会报》的载文量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降幅最大的为1941年，较前一年下降了48.4%。图书馆学刊物载文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与否，而从《会报》载文数量的趋势图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分水岭：前期，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较为稳定的环境，因此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博兴是必然；后期，战乱与复兴交织成为时代的主题，因此衰败与没落在所难免。

3.2 载文主题类型分析

《会报》刊载的各类信息按照主题可分为17大类，详见表2①《〈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索引》中对于涉及多个主题的文章同时归类于多个主题下，故此处的载文总数多于表1中的统计，总数为5321篇。表中百分比为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后的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会报》刊载的信息主题范围较广，一些主题下面又细分为不同的分主题，内容涵盖了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的美誉对于《会报》来说实至名归。

图2 《会报》载文主题与数量分布图

为了更直观地将《会报》刊载文献的主题及相应的载文数量对比表现出来，笔者制作了图2。有学者认为，20世纪20－40年代末是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整合阶段，“是一个由近代图书馆组织层面全面转向精神层面的阶段……，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研究，还是实践中的运作，都充分体现出了这种转向”［18］。当时各类型图书馆纷纷建立，图书馆的结构体系基本成形；中国学者不断汲取国外图书馆研究与实践的宝贵经验，充实着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研究；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尤其是藏书建设这一直接关系到使命实现的问题引发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运作与《会报》的三大载文主题类型相互印证。从图2可以看出，《会报》最主要的载文主题依次分别是：各类型图书馆（1935篇，占36.37%）、外国图书馆事业（610篇，占11.46%）、图书馆业务工作（538篇，占10.11%），这三个主题的载文量占到了总载文量的57.94%。

表2 《会报》载文主题分布表

11 图书馆对外交流22（0.41%）22（0.41%）国际图书馆事业 70（1.32%）亚洲 81（1.52%）欧洲 238（4.47%）大洋洲 6（0.11%）美洲 212（3.98%）非洲 3（0.06%）13 出版业343（6.45%） 343（6.45%）14 文化、教育203（3.82%） 203（3.82%）15 广告、启事77（1.45%） 77（1.45%）16 《会报》编务与勘误14（0.26%） 14（0.26%）17 照片6（0.11%） 6（0.11%）12 外国图书馆事业610（11.46%）

4功用及具体表现

《会报》在第1卷第2期的“本报启事”中称：“本报为本会传达消息之刊物，极愿以此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讯机关”。《会报》以辅助华图协开展业务工作、传达消息为首要功用。华图协的工作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19］，而《会报》就成为了华图协实现这一目标的得力工具。

4.1 辅助图书馆学术研究

据笔者统计，《会报》共刊载了258篇中英文研究性论文和译文，约占文献总量的6%，量虽少，但质不低。例如梁启超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对于中国图书馆未来发展的期望，以及对于华图协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期许，直到今天，该演说辞所折射出来的图书馆立足现实、服务大众、肩负教育的观念仍有其思想光辉。再如裘开明著《韦师棣华女士传略》、袁同礼著《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喻友信著《图书馆员应有之真精神》、于震寰译《图书馆员立身准则》等论文对于当前开展图书馆学人研究，推进图书馆工作及图书馆精神的塑造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此外，《会报》还刊发了有关期刊、书店、藏书以及图书馆损毁、国外图书馆概况等的17份调查报告，刊载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分类法方面的书目，以及各类图书馆的藏书书目和出版社的出版书目等，不仅为当时的图书馆学术研究提供了宏观的现时情况数据和入门指导，也为当今图书馆学人研究近现代图书馆学史、梳理图书馆学术发展脉络以及学术思想传承等方面提供了必不可少且极为珍贵的史料。

4.2 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

《会报》以沟通、交流图书馆界各类信息作为其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主要方式：“本报为本会传达消息之刊物，极愿以此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讯机关。凡图书馆或各地方图书馆协会之任何消息，皆愿代为露布，请即与执行部接洽为荷”［20］。为此，《会报》专辟一栏目“图书馆界”，发布有关图书馆界的各类消息。此外，《会报》还将华图协会务工作、经费收支、年度报告、所收捐款等情形逐一披露，供图书馆界及社会各界监督，使华图协的社会公信力与公共形象得以确立，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也进一步促使政府和民众关注图书馆事业。因此可以说，《会报》的这一间接作用对于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此外，《会报》中还刊载了大量华图协联合图书馆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报道，诸如数请庚款用于图书馆事业、抗争图书加税与邮票加价，争取图书馆经费保障及改善图书馆员待遇与社会保障，促进图书馆的标准化、法制化建设，倡导各地方图书馆协会与图书馆的建立，开展战后图书馆事业复兴工作，开办及宣传推广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参与国际图书馆界事务等等。1938年7月，《会报》在因战争停刊一年后于昆明艰难复刊，其主要内容与方向也开始转变，以刊载“有关于图书馆战时之工作，行政之兴革，被难之状况，文物之损失，以及个人在学术上之工作，各馆复兴之计划”为主。复刊首期中发表了《本会会报复刊感言》：“……吾人处此非常之变，应以最大的努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献身于整个计划之下，埋头苦干，勇往直前，群策群力，共同迈进。”［21］从此后直至1948年停刊，纵使战局危难，交通阻碍，经费支绌，《会报》都以“抗战期间，图书馆事业，关系后方文化，既大且巨”为由，而“决不因时艰而停顿”［22］，揭露日军暴行，激发民族斗志，宣扬抗战复兴。作为华图协的喉舌与号角，《会报》所倡导和宣扬的种种活动以及抗战精神引导等无不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有所裨益。

4.3 联络图书馆界

华图协的会员分为个人会员、机关会员、赞助（永久）会员和名誉会员，遍布国内外各行各业。《会报》定期披露新增会员名单，并对已有会员的诸如工作变动、通讯地址变更、新著出版等类消息进行刊载，一方面体现华图协逐渐发展壮大之势，增强会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为会员间共享经验得失、探讨学术问题架设起了沟通的渠道。除发布会员消息以外，《会报》还曾对影响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种种不良状况加以披露，以唤起图书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进而对政府施加压力。例如，江苏瑞安图书馆协会经费被该县教育局借修建西北区立图书馆之名挪用一事，再如天津第二统税局对于寄运的图书征收统税以及交通部邮票加价等等，都因《会报》的披露，引发图书馆界的不满呼声，而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权衡考量。华图协借助《会报》本身所具有的媒体号召力，使华图协会员乃至全国图书馆人与牵系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由一盘散沙而凝聚为和众之力，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5 结语

作为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一，《会报》通过其刊载的大量信息，不仅为当时图书馆学术的进步提供了参考文献来源与渠道支持，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宣传交流的平台。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会报》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又是聚集、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工具。它通过及时、大范围的信息扩散，使图书馆界相关讯息达及社会大众，从而引导社会舆论方向，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乃至相关事业的发展进行干预。笔者对《会报》的载文进行深入整理分析后发现，其中尚有一些对图书馆史、图书馆精神等方面研究极为重要且珍贵的学术文献，它们是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术研究和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见证，正如范凡所说的，是“一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23］，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的华章！

1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周年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6，2（1）：4－5

2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20

3 会报改由刘国钧博士主编兼发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5（3／4）：10

4 同1

5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周年报告（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8，4（2）：3

6 程焕文.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续）.图书馆建设，2005（1）：16

7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凡例.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10（1）：40

8 本报启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2）：2

9 同7

10 同1

11 同7

12 本会事务所启事二则.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2（3）：1

13 国学论文索引出版广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4（6）：26

14 同8

15 同7

16 编辑之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10（1）：38

17 同7

18 吴稌年.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图书情报工作，2008，3：53－56

19 中华图书馆协会组织大纲.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4（4）：4

20 同8

21 本会会报复刊感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1）：1

22 本报启事.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6（1／2）：23

23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