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视域下《说类》性质初探

2014-12-11 06:07··
明清小说研究 2014年2期
关键词: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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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视域下《说类》性质初探

·刘天振·

叶向高编《说类》六十二卷在明清书目中被分别著录于子部的“杂家类”、“小说家类”和“类书类”,这种三类互著的现象反映了其性质的复杂性。而其编排体例又模仿正宗类书。自“小说家”角度考察,它体现出较为浓郁的小说性:主体内容来源于说部之书;所辑材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选材旨趣偏嗜志异性。同时,其题材还蕴涵丰富的知识性。这种说部资料汇编作为晚明士人读书治学的一种副产品,客观上为小说资料整理拓展了路径。

“小说家”视域 《说类》性质 小说资料整理

《说类》六十二卷,叶向高编纂、林茂槐增删。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年自号福庐山人,福建福清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选庶吉士,再授编修。历官南京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天启间曾两任首辅。其事迹详《明史》卷二四〇《叶向高传》。叶向高是晚明朝廷重臣,因其积极辅政,善于调护,对稳定晚明政局起到一定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垮台的进度。叶向高著作除《说类》外,主要有“苍霞七草”(《纶扉奏草》三十卷、《续纶扉奏草》十四卷、《苍霞草》二十卷、《苍霞续草》二十二卷、《苍霞余草》二十卷、《苍霞诗草》八卷、《后纶扉尺牍》十卷),及《四夷考》八卷、《蘧编》二十卷等。林茂槐字穉虚,为叶向高里人。万历乙未(1595)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精于小学,《明史·艺文志》“经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其小学著作多种。

在明清书目中,《说类》被互著于子部的“小说类”、“杂家类”或“类书类”。《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均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归之于“子部·杂家类存目”,钱曾《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又隶之于“子部·类家”。这种三类互著的现象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其性质的复杂及归类的困难。本文试从古代“小说家”视角、并参照现代小说观念,对《说类》的学术性质进行初步探讨。

一、主体内容辑自说部之书

叶向高的小说观反映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小说认识论思想。其《说类序》开篇即云:“稗官家言自三代时已有,而后莫盛于唐宋,学者多弃而不道。然其间纪事固有足补正史之所未及,而格言妙论,微辞警语,读之往往令人心开目明,手舞足蹈,如披沙得金,食稻粮者忽啖酥酪,不觉其适口也。”①这段话不仅表现了叶向高对小说学术价值及审美价值的重视,也流露了其对小说的由衷喜爱之情,这正是其编纂《说类》的动力之源。

从《自序》中可知,叶向高公余暇日嗜读说部之书,且每有会心处辄随笔记录、摘抄:“余在留曹日,偶得一书,皆唐宋小说,数十种,摘其可广闻见、供谈资者,录而存之”②。因此,日积月累,所获甚富。《四库提要》也说“是书摘唐、宋说部之文,分类编次”③。但此书采摭范围并不限于唐宋,而是涉及众多汉魏六朝及明朝的小说作品。兹仅以其“天文”、“地理”、“帝王”三部所采文献为例,窥其内容性质之一斑。

其“天文部”所采文献:(括号中数字为该文献被重复采集数量,下同此例)

《蠡海录》(7)、《续博物志》(11)、《鹤林玉露》(3)、《西京杂记》、《搜采异闻录》(2)、《懒真子》、《墨庄漫录》(3)、《独异志》(2)、《酉阳杂俎》(6)、《东坡志林》、《墨客挥犀》、《述异记》(19)、《异闻总录》

“地理部”采集文献:

《清波杂志》(2)、《老学庵笔记》(3)、《拾遗记》(7)、《续博物志》、《游宦纪闻》、《梦溪笔谈》(6)、《石林燕语》、《述异记》、《云麓漫钞》、《西京杂记》(3)、《墨客挥犀》(4)、《泊宅编》(3)、《博物志》、《鹤林玉露》、《搜采异闻录》

“帝王部”采集文献:

《述异记》、《拾遗记》(10)、《西京杂记》、《石林燕语》(8)、《归田录》(3)、《青箱杂记》、《东轩笔录》(4)、《渑水燕谈》(5)、《因话录》(4)、《东观奏记》(2)、《东坡志林》(4)、《儒林公议》、《清波杂志》、《癸辛杂识》、《随隐漫录》

由以上三部采集文献情况可以看出,《说类》文献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是博物体著作,如《博物志》及其续书、《酉阳杂俎》、《梦溪笔谈》、《蠡海录》等;第二是志怪小说,如《拾遗记》、《述异记》、《搜采异闻录》、《异闻总录》、《独异志》等;第三是文人笔记著作,如《鹤林玉露》、《老学庵笔记》、《归田录》、《清波杂志》、《东坡志林》、《因话录》、《石林燕语》等。

以上三类著作,第一类博物体著作,在古代书目中一般游移于“杂家”与“小说家”之间,而现代学界通常将其归入小说,基本没有异议。对于第二类《拾遗记》、《述异记》之类的志怪作品,宋代《新唐书·艺文志》以下书目均归入“小说家”,对其小说性质的认定是有高度共识的。第三类文人笔记作品最为复杂,学界对于唐宋以降琳琅满目、包罗万象的笔记作品的归类可谓歧见纷纭,莫衷一是。明代胡应麟将其归入小说家的“杂录”、“辨订”二种④;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它们分别隶于子部杂家的“杂说之属”、“杂考之属”和子部小说家的“杂事之属”。今人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将上述笔记之书区分为“历史琐闻类”笔记和“考据辩证类”笔记。而近代以来学界又统称它们为“笔记小说”,已经出版的多种版本《笔记小说大观》均收录上述作品。但无论如何,称它们为“说部”之书并无不妥。况且,叶向高《说类序》、《四库总目》均称其材料来自“唐宋说部”。

二、选材倾向重视可读性

首先,有关人物的部类以故事为本。《说类》中以某类人物为主题标目的部类有8大部,计有17卷,分量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这些部类汇辑大量构思精巧、情节完整、人物个性鲜明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臣道部·致仕类”采自《石林燕语》的一则: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从。仁宗时始命一章不允,两章而后从,所以示优礼也。熙宁末,范景仁以荐苏子瞻、孔经甫不从,曰:“臣无颜复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报。最后第五章并论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尝怒也。景仁既得请,犹居京师者三年。时王禹玉为执政,与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元祐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世尤以为高云。⑤

通过范景仁因一荐不从而五上章疏、决意辞职,以及他致仕后率意交游、决不返朝的事迹,使这一人物鲠直、洒脱的个性跃然纸上。而“元祐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这样的对比衬托则使范景仁之高逸个性更加鲜明突出。再如同部“忠实类”所辑《梦溪笔谈》中一条: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宴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对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⑥

在两次面对皇帝、关系个人升迁大事的关头,晏殊都能诚实以对。如果说前者考试作赋,因为自己曾作过此赋,乞请别题,还只是出于对自己才学的自信,那么后者叙众多文馆士夫皆于公余燕集寻欢,独晏殊兄弟杜门读书,皇帝因此除授其东宫官,他也能对皇帝坦诚交代,说自己本喜燕游,只因无钱不能出耳,这就从与其他官员的对比中,不仅衬托晏殊清简自守的品德,而且也披露晏殊喜好娱乐的本性与众人并无不同,只是物质条件不许可,这样就使晏殊的形象更真实可信,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其叙述层次又加深了一阶。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平添了许多艺术魅力。

《说类》“帝王部”选取前代君王故事,多琐屑细事,且叙述详切,刻画逼真,但往往以小见大,寓意深远,因而令人回味无穷。如“仁恕”类所采《东轩笔录》中一条: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⑦

这种生活化、小品化的历史叙事,带给读者的是正史所不具备的历史逼真感和接受过程的轻松愉悦感。

除了上述各类人物的部类,其“文事部”、“武功部”等也网罗了诸多叙事性、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充分彰显其有别于正宗类书的小说本色。“文事部五”所辑数十种“诗体”,其实多为诗话,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从而异趣于汇选众文体的文学总集。这种重视可读性的选材倾向与类聚资料、供人检索的类书也是迥然有别的。

由上观之,《说类》中辑录人物故事的部类,撷取的都是帝王贵胄、名士显宦生活的吉光片羽,通过其琐事或细节,往往比其建功立业的“大事”更能表现其自然本真面貌。如“臣道部”荟萃了唐宋、主要是宋代朝廷臣僚的轶闻细事,多数故事的取材角度新颖别致,情节典型,画面精彩,能画龙点睛般激活人物的精神面貌。因此,从前代群籍中,将这些意味隽永的人物故事选辑出来,再根据故事性质、人物面貌进行主题分类,实际所做的是接近于编选分类体小说集的工作。是故这些以某类人物作主题标目的部类,可以视为一部部记录人物轶事的专题小说集。

其次,借“世说体”编写人物故事。众所周知,刘义庆《世说新语》于《隋书·经籍志》以下书目一般均列入小说家类。而叶向高《说类》的类目设置、编排顺序、审美趣尚等方面,均明显仿拟《世说新语》。其人物部类主要有“帝王部”、“后妃部”、“宰相部”、“臣道部”、“人事部”等,各部之下又细分诸多子类。

“帝王部”:

符瑞、年号、万岁、帝孝、好学、好文、幼慧、亲政、大度、远识、谋略、仁恕、宽恤、明察、却玩、信任、劝诫、用人、知人、嘉忠、举直、旌直、奖廉、抑竞、保全大臣、宠礼相臣、礼遇词臣、家法、内储、惜费、祈祷、巡行、宴游、溺情、妒能、谴辱、昏谬

“后妃部”:

慧鉴、灵兆、圣德、宠姬、惭德、废黜、诛戮

“宰相部”:

相权重轻、独相、多相、久相、方正、恬淡、先识、识断、不欺、救解、勤官、识体、慎密、荐贤、受谴、厚重、自尊、清俭、不避、辞迁官、不曾食、收恩、迎合、智数、矫诈、携交、招谗、乖忤、忮忌、倾挤、沮直、坏国、罢相、镌秩、归贫、权奸

“臣道部”:

忠实、刚正、直谏、悟主、受知、善言、辞官、致仕、避祸、嫌疑、乞外、淹外、请责、自污、巧宦、朋党、躁进、改节、嫌隙、谲害、阴薄、污讦、谗害、忌嫉、机诈、阿谀、骄恣、奥援、谗附、倖臣、欺罔、谴黜、诏狱、禁锢、奸祸

其“人事部”有10卷篇幅,占据全书近六分之一分量,是全书卷帙最富的部类。该部除了第37卷为人物论之外,其余9卷全属人物故事。其分类情况如下:

孝、孝义、忠义、义、清节、盛德、阴德、弘达、达识、雅量、崇厚、刚直、智计、先见、舍默、重名、延誉、识鉴、品藻、戒勉、安命、守分、恬退、栖逸、怪行、简傲、伪退、豪纵、诞僻、疏傲、忌讳、惑溺、淫祸、嗤鄙、盛事、奇事、身命、定数、先兆、薄命、撰词见黜、有心失物、早困、遭值、世情、利名、富厚、训俭、奢侈、骄奢败、警世、奇谈、滑稽、嘲戏、巧对、毁誉、释憾、弭谤、不修旧怨、报德不同、忿怨、轻诋、薄恶、残忍、僭窃、剑侠、亡命、盗贼、匿贼、避盗、诘盗、化盗、发冢、改变人形、杀人祭神

以上各部所拟类目,极少数除外,绝大多数明显模仿《世说新语》。其类目多为二字形式,有的类目直接袭用《世说新语》,如:“方正”、“雅量”、“识鉴”、“品藻”、“栖逸”、“简傲”、“轻诋”、“惑溺”。更多情况下是仿《世说》门目而立类,如:《世说》中有“早惠”,《说类》中有“幼慧”;《世说》有“任诞”,《说类》有“诞僻”;《世说》有“假谲”,《说类》有“谲害”;《世说》有“黜免”,《说类》有“废黜”;前者有“俭啬”,后者有“清俭”、“训俭”;前者有“忿狷”,后者有“忿怨”;前者有“谗险”,后者有“招谗”、“谗附”、“谗害”;前者有“仇隙”,后者有“嫌隙”;前者有“豪爽”,后者有“豪纵”;前者有“捷悟”,后者有“悟主”;前者有“贤媛”,后者有“贤妇”;前者有“赏誉”,后者有“延誉”;前者有“尤悔”,后者有“惭德”;前者有“汰侈”,后者有“骄奢败”,等等。

其人物品题标准及类目编排结构也见出《世说新语》之影响。刘义庆《世说新语》通行本分36门,其编排顺序并非随意罗列,而是有明晰的指导思想。饶宗颐先生说:“《世说》之书,首揭四科,原本儒术;中卷自《方正》至《豪爽》,瑾瑜在握,德音可怀;下卷之上,类指偏激者流;下卷之下,则陈险徵细行,浊清有礼,良莠胪分,譬诸草木,既区以别。”⑧所谓下卷之上与下,乃指六卷本而言,自《容止》至《简傲》凡11门为下卷之上;自《排调》至《仇隙》凡12门为下卷之下。而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认为:“总的说来,三十六门的排列是前褒后贬,渐次递降。这种排列方法,很可能受到当时人物品题分别流品等级的影响。”⑨而其品题的主要依据就是儒学道德尺度。《说类》人物部类的编排亦是如此。其主于对各类人物进行道德品评,当然同时也有对人物才智、气度、言语等所表达的审美欣赏。如“帝王部”所分38类目中,以“巡行类”为分界线,前32类为褒,之下(包括“巡行类”)转入惩戒,为贬;“后妃部”所列7类中,以“宠姬”为分界,前褒后贬;“宰相部”所分36类中,以“收恩”为界,前褒后贬;“臣道部”下列35类,可以“巧宦类”为界,前褒后贬;其“人事部”前四卷(自“孝类”至“嗤鄙类”)所分34类,可以“伪退”为界,前褒后贬。其评价标准当然也是儒家道德规范。

其所选作品的叙事风格、审美趣味也极力向《世说新语》靠拢。如“人事部·识鉴类”所辑三条:

晋孟嘉,未知名。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甚远。亮问江州刺史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认之。”俄然,指曰:“彼君少异于众,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独异志》)

河东柳先生开,以高文苦学为世宗师,后进经其题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尝有诗赠诸进士,曰:“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何及孙仅,外复有丁谓。”未几,何、仅连登状元,谓亦中甲科。其知人如此。(《渑水燕谈》)

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简肃侍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其后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有问公何以知其必贵者,公曰:“其为人端肃,其言简而理尽。凡人简重则尊严,此贵臣相也。”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归田录》)⑩

以上三则故事均注重通过人物言语,或正面或侧面展现人物内在精神,应该说,均有一定的韵致,尽管其总体韵味尚不及《世说新语》之隽永。

三、选材旨趣偏嗜志异性

其志怪题材主要收录于“外国部”、“释教部”、“道经部”、“灵异部”、“方术部”、“灾祥部”等部类,而其关于鸟兽虫鱼的部类,除了辑录相关名物训诂及事物原始的记载,而花费绝大部分篇幅搜集与这些名物相关的诡奇故事。如前秦王嘉《拾遗记》卷十为“诸名山”,叙述8处名山:昆仑山、蓬莱山、方丈山、瀛洲、员峤山、岱与山、昆吾山、洞庭山,皆记仙山仙境仙人、奇景异物殊俗,光怪陆离,词采华艳。《说类》“地理部·山类”从中选录了除“昆吾山”之外的7篇。如其一《蓬莱山》:

蓬莱山亦名防丘,亦名云来,高二万里,广七万里。水浅,有细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净,仙者服之。东有郁夷国,时有金雾。诸仙说此上常浮转低昂,有如山上架楼,室常向明以开户牖,及雾灭歇,户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承露而饮,终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银、仓环、水精、火藻为阶。有冰水、沸水,饮者千岁。有大螺名裸步,负其壳露行,冷则复入其壳。生卵,着石则软,取之则坚。明王出世,则浮于海际焉。有葭,红色,可编为席,温柔如罽毳。有鸟,名鸿鹅,色似鸿,形如秃鹙,腹内无肠,羽翮附骨而生,无皮肉。雄雌相盼则生产。南有鸟,名鸳鸯,形似雁,徘徊云间,栖息高岫,足不践地,生于石穴中,万岁一交,则生雏,千岁衔毛学飞,以千万为群,推其毛长者,高翥万里。圣君之世,来入国郊。有浮筠之干,叶青茎紫,子大如珠,有青鸾集其上。下有沙砺,细如粉,柔风至,叶条翻起,拂细沙如云雾。仙者来观而戏焉,风吹竹叶,声如钟磬之音。

《拾遗记》为六朝志怪书中的翘楚,作者王子年为道士,因此其书侈谈神仙,想象瑰丽奇异。梁萧绮《序》称:“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毕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音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可谓很充分揭示此书题材及叙述风格。唐刘知几《史通·杂述》论述“逸事”时曾从史家角度批评道:“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但从小说艺术角度讲,则恰好相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142评价王嘉之书:“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但又说“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态度比较中允。清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也称:“《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上述批评之语客观上证明《拾遗记》作为志怪小说取得了卓异成就,并在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叶向高显然对《拾遗记》创作方式及叙述风格颇为欣赏,因此从其卷十的8篇作品中采择7篇。

“外国部”所载诸国非出史志,而是多采自六朝及以下的志怪小说之书,如《博物志》、《拾遗记》、《酉阳杂俎》之类。其中,频须国、含涂国、背明国、宛渠国、骞霄国、卢扶国、广延国、渠胥国、扶桑国、涂修国、扶娄国、燃丘国、因祗国、旃涂国、泥离国、勃鞮国、日林国、奇肱国等18国出于《拾遗记》,而轩辕国、白民国、君子国、长人国、大人国、鲛人等国出于《博物志》,另有《龟兹国》、《乾陁国》则出《酉阳杂俎》。这些国度基本均为传说或幻想中的异域奇境。仅举《燃丘国》:

六年,燃丘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经历百有余国,方至京师。其中路山川不可记。越铁岘,泛沸海,有蛇洲、蜂岑,铁岘峭砺,车轮刚(钢)金为辋,比至京师,轮皆铫锐几尽。又沸海汹涌如煎,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蛟龙不能近也。又经蛇洲,则以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又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人并童稚,至京师,须发皆白。及还至燃丘,容貌还复少壮。比翼鸟多力,状如鹊,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遇圣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祥异也。

其人其物,其时间空间均是想象、幻想之物,奇妙瑰丽,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确如刘勰《文心雕龙·正纬》所说:“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有助文章。”

“释教”、“道教”二部选材标准、内容性质、编排结构,颇能见出叶向高对待宗教的态度,以及其辑录这类题材的真正动机。首先,其不采佛、道二教的基本典籍,而专采志怪小说中弘扬佛道二教的故事。如“释教类”屡屡采及《拾遗记》中作品,这种释氏辅教之作,其编造故事的方法完全符合小说创作的路径。

其“道教类”题材性质由其采集文献可见出一斑:

《续博物志》(5)、《酉阳杂俎》(14)、《述异记》、《独异志》、《游宦纪闻》、《墨庄漫录》(5)、《拾遗记》(5)、《闲窗括异志》(2)、《侍儿小名录》、《冷斋夜话》、《避暑录》(4)、《宣室志》、《睽车志》、《墨客挥犀》、《东坡志林》(2)、《老学庵笔记》(2)、《桯史》、《癸辛杂识》(3)、《清波杂志》(4)、《懒真子》(2)、《石林燕语》、《东轩笔录》、《蒙斋笔谈》、《梦溪笔谈》、《云溪友议》、《鹤林玉露》

“道教类”中同一文献重复摘引率最高者是《酉阳杂俎》、《续博物志》之类的博物体志怪小说;其次是文人笔记作品,诸如《墨庄漫录》、《避暑录》等;再次是《拾遗记》、《括异志》之类的杂史杂记类小说。如“道教部·仙类”采自《独异志》一条关于孙思邈白日冲天的故事: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过一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某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道教部”所辑故事性质多数如此。

有意味的是,其释、道二部之末又必录不信二教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也纯属虚构。这种编排设计,实际上是否定释、道二教的所有说教。这种编排,我们不妨也称之为“春秋笔法”。这与叶向高于其他诗文中表达的宗教观是一致的。但是,明知为妄,他却在《说类》中专辟两大部类辑录与佛、道二教相关的玄怪故事,这又是由其小说观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将“释教”、“道教”均纳入“说类”名义之下,意味着释、道二家亦属小说家言,因此完全可以将它们置于小说视野中去品读,去观赏。

其“灵异部”多达3卷篇幅,数量仅次于“人事部”和“文事部”,再加上“妖术部”1卷,“灾祥部”1卷,专门的志怪内容实有5卷之多。那些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部类,所辑内容重点不是有关其生物学或伦理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与各名物主题相关的志怪小说作品,以及琐闻、辨证类笔记中志怪色彩浓郁的故事。如由“草部”的采集文献可见其旨趣所在:

《梦溪笔谈》(3)、《博物志》(3)、《述异记》、《拾遗记》(3)、《游宦纪闻》、《侯鲭录》、《墨客挥犀》(2)、《癸辛杂识》(2)

所采以上诸书所记奇花异草均非世间所有,而只生长于神话传说世界。再如“鸟部”《沉明石鸡》条采自《拾遗记》。因此,这些动植物部类所辑均为志怪小说,其类目名称的主要功能是提领故事,方便检索。与正宗类书中类目统领文献、汇聚资料的功能实有根本的差异。

采自《拾遗记》、《述异记》、《宣室志》等书中的作品,往往篇幅曼长,情节曲折,幻想瑰异,辞采缛丽。如“兽部·猿类”采自《宣室志》的二篇、“狐类”辑于《宣室志》的一篇,“虫豸类”出于《宣室志》的《消面虫》一篇,篇幅均在千字左右,而《消面虫》竟有1400余字(因篇幅过长,此不抄录原文)。这篇小说叙事层次繁富曲折,叙述手法高明卓异。它一直守住陆颙的视角,采用限知叙述方法,讲述那群神秘的胡人对陆颙纠缠不休,群胡前后凡五次找上陆颙,而且巧舌如簧,一次次说服陆颙,情节完全跟随不明就里的陆颙的视点向前推移发展。陆颙所看到的胡人的法术一次比一次更奇妙,所展现的世界越来越神秘,陆颙所获得的财富也越来越多。最后陆颙被群胡带去游海的一部分,又是回环曲折,波澜迭起,不断考验着读者的心理承受力。海中来送宝的仙人一连来了三次,一次比一次的珍宝更多,但前两次均被胡人叱回,直到第三次胡人才满意。随即波澜又起。直到胡人带领陆颙进入龙宫,获得了亿万财宝,才算到达故事的高潮。这个故事顺着人类对财富贪婪欲望的不断扩张而向前渐次推进。其叙事结构是大故事套小故事,大乐章扣小乐章,回环上升,一步步推向高潮。但它的神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作者又很注意把握叙事的张力,他基本上一直带领读者沉溺于故事情境,但偶尔也越出故事世界,插入第三者的评论,如叙述群胡与陆颙首次欢会之后,插话道:“颙,信士也,以为胡不我欺。”似乎有意让读者清醒一下。其语言也很讲究修辞,如胡人第一次见到陆颙时恭维他说:“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连用四个排比句,感染力极强。

结 语

《说类》内容蕴涵浓郁的小说性,与叶向高通脱的“语怪”观存在密切关联。叶向高思想开放,不仅是儒学信徒、治世能臣,而且容纳异端,旁交九流。其《说类序》中借客问主答形式发表了“语怪”合理论:

客有语余曰:“……且神鬼幽奇,滑稽嘲戏,无裨世教,奚取而并收之?”余曰:“天地大矣,万籁齐鸣。秦火之后,作者更繁,有心有口,其孰能禁?子不语怪,乃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易》已言之。桑间濮上,且列于《诗》。何况其余?《记》不云乎,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如必尽引诸绳墨,则后有论者,惟儒先语录足矣。……昔苏子瞻好人说鬼,其人无以应,则曰:‘姑妄言之’。茫茫世界,总是幻场。虫臂鼠肝,尻论神为,变化无倪,夫庸知子瞻所谓妄者之非真耶?世有大妄而人不怪,乃仅以耳目不及为妄,惑已!”

他对西方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文化也有浓厚兴趣,曾与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交往甚密,与之论学谈艺,淬砺思想,多次与之就中西文化交往中的深层问题争论辩难。叶向高曾为天主教徒杨廷筠《西学十诫初解》一书撰序,称:天学“余亦习之,而未及与之深谭。京兆淇园杨公时时为余言其微旨。”并说读过杨氏此书后“有当于心”,“自混沌开辟以来,世界皆天所造,决无他物更大于天,而佛氏乃以天为帝释,偃然欲据其上,此其为谬诞无疑,西氏所以辟之力也。唯谓天主降生其国,近于语怪。然圣贤之生,皆有所自,其小而有功德于人者,犹必以山岳以列星,则其大而主宰造化,开万世之太平如尧、舜、孔子,非上帝所降生,安得有许大力量?夫既生于东,又安知其不生于西乎!世儒非不口口言天,而实则以天为高远,耳目不接,若西氏之言天,直以为毛里之相属,呼吸喘息之相通,此于警醒人世最为亲切。故杨公津津有味其言之夫!”这种“语怪”观点与其《说类序》表达的“鬼神”观,正出于相同的思想基础。

应该指出,《说类》同时还兼具丰富的知识性。它借鉴正宗类书之体,构建了完备的知识体系,自天文、地理、人事、众物以及灵异,兼容并包。叶向高自序称:“盖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穷人事。大之而国故朝章,小之而街谈巷说,以至三教九流,百工伎艺,天地间可喜可愕可笑之事,无所不有”。同时,还标榜“分类编次,以便观览”。全书共分62部,部下分类,列子目1112个。每个类目下统领一至五条不等的文献,具体作品多拟题目,纲举目张,因此,它又极便于检索。综而言之,《说类》作为一部说部资料汇编,尽管其性质较为复杂,但作为晚明士人读书治学的一种副产品,客观上为小说资料整理拓展了路径。

注:

④ 参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⑧ 饶宗颐《世说新语校笺·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前附,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版。

⑨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责任编辑:魏文哲

*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明代类书体小说集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751046)的阶段性成果。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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