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国家“碳泄漏”的讨论与争议

周屹 郑兰平

摘 要：

当各个国家不能同时集体实施减排政策，或者减排政策存在差异时，很可能就会产生碳泄漏。碳泄漏不仅对经济成本、各国实施减排政策的效率与公平乃至全球环境保护都有重要影响。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将欧盟国家“碳泄漏”的研究分为欧盟国家“碳泄漏”研究达成的共识、存在的争议及较少研究的“碳泄漏”领域三大部分，使读者能够大致了解目前有关欧盟国家“碳泄漏”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为未来在该领域进一步研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碳泄漏;共识;争议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04504

1 碳泄漏的内涵

碳泄漏的产生要早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但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国际气候合作的不断深入，该问题日渐突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均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对历史排放承担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应该先行减排，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这使得一些国家和学者非常担忧，认为这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形成了不对称减排，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可能会使得非减排国家的碳排放增加，从而全球的碳排放不降反升。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就被称为“碳泄漏”（Carbon Leakage），具体定义是指由于一国（或地区）实施减排政策而导致的该国（或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现象。一般用碳泄漏率来衡量碳泄漏的程度，用非减排区域排放增加量与减排区域减排量的之比来表示（通常采用百分比的形式）。

2 欧盟国家“碳泄漏”研究所达成的共识

2.1 碳泄漏的渠道

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碳泄漏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于减排国家减排政策的实施，减少了这些国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因此，国际化石能源价格下跌，扩大了非减排国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导致碳排放中增加，因此出现碳泄漏。二是，由于减排政策的差异。生产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由减排国家像非减排国家转移，使非减排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扩张，引发碳泄漏。也即“污染避难者假说”。

例如，Alessandro et al.（2013）认为碳泄漏可能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第一个是生产向未受管制区域的转变，第二个是与非减排区域能源消耗的增长有关，这是由于减排国家对国际市场中化石燃料的需求减少所造成的低价格。

Babikers（2005）碳泄露的过程会通过两种不同但又有联系的渠道产生。首先，更低的世界能源价格（受排放限制的国家能源需求降低，迫使能源价格下降），促使采用那些没有碳排放限制的国家的能源进行替代。接着，能源密集型产业会从那些受排放限制的国家转移至不受限制的国家，再反过来向受排放限制的国家进行出口。

2.2 国家博弈与碳泄漏

一些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各个国家之间在减排上的博弈与碳泄漏的关系。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即认为这些国家不可能都参与到全球气候合作协议中，并且，序列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高于在同时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因为存在“搭便车”效应。

Barrett（1994）、Carraro和Moriconi（1997）、Carraro（1998）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下证明，国家之间的差异和“搭便车”激励使得所有国家都参与全球气候合作协议几乎不可能。

MacKenzie（2011）分析当污染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破坏性行为时，国际许可贸易性污染许可证分配的顺序声明。如果合计许可的声明是替代（补充）策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同时宣布的博弈，把这两种博弈所产生的污染进行比较，得出在序贯博弈中的污染要高于（低于）在同时宣布策略博弈中的污染。Sikdar和Lapan（2011）补充了MacKenzie（2011）的分析，得出，当污染是纯粹的全球性公共破坏时，在序列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高于在同时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我们分析的一个重要政策暗示是涉及在环境协议中所有国家的重要性，包括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因为顺序制定政策会导致更高的总污染。我们发现领导者的福利比在同时行动博弈中的福利更高，然而跟随者的福利低于在同时行动博弈中的福利。通过策略地制造更多污染，领导者可以通过跟随者降低排放，并且相比于同时行动博弈以跟随着为代价获得更高的福利。因此，因为先动优势，如果国家可以选择成为领导者还是跟随使者，他们在设定环境税时更愿意成为领导者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选择。

2.3 技术创新与碳泄漏

欧盟国家实施的减排政策不仅仅会影响世界能源价格，也会带来技术效应，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使减排国家的碳排放减少了，减排国家对非减排国家的碳泄漏也会得到遏制。

Gerlagh和Kuik（2007）技术变化对要素投入变动的弹性值越高，碳泄漏率越低，并且存在某个弹性值使得碳泄漏为负，即非减排国家的排放也降低。Di Maria和Van der Werf（2008）单边减排政策诱发的技术效应抑制了贸易条件效应引起的碳泄漏，并且在能源相对需求价格弹性足够大时，技术效应会完全抵消贸易条件效应的影响，使非减排国的排放也出现下降。

Sijm等（2004）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碳泄漏做了实证分析。认为，附件1国家采取的措施促使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得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就可以抵消碳泄漏，抵消力度可能很大，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适当的方式来量化这个好处。虽然现在全世界都给CO2的排放定价，但只要有未开发的潜能、技术、利用对外贸易转移的窍门和附件1国家给非附件1国家的教育驱动，那么，净溢出效应就很可能是正的。

2.4 不同模拟情景与碳泄漏估计

目前估计碳泄漏的方法主要是运用GTAP数据库和CGE（一般均衡）模型，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减排目标的设计和模拟情景不同，也出现了CGE模型的一些变形形式，学者们发现，评估结果的差异跟不同模拟情景中减排政策和减排目标设计不同有关。

Demailly和Quirion（2006）基于局部均衡模型的研究发现，基于“祖父原则”对欧盟水泥部门免费发放排放许可证，则该部门参与ETS引起的碳泄漏率高达50%;但如果根据不同企业产出水平来分配许可证，则碳泄漏率只有9%左右。Demailly和Quirion（2008）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对欧盟钢铁部门参与ETS产生的碳泄漏进行测算，发现碳泄漏率只有5%。

但是，Fischer和Fox（2009）的一般均衡模拟研究显示，如果对美国几个能源密集型部门给予每吨碳排放50美元的征税，则钢铁部门和有色金属部门引致的碳泄漏率分别达到58%和57%。

3 欧盟国家“碳泄漏”的争议

欧盟国家“碳泄漏”的争议和分歧有很多，但是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污染避难者假说和能源价格下跌的争议，另一个是减排国家采取的减排政策与碳泄漏之间关系的争议。

3.1 碳泄漏是因为产业转移（污染避难者假说）的增加还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下跌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碳泄漏的渠道有两个，即污染避难者假说和能源价格下跌带来的影响，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污染避难者假说并不成立。

Onno（2001）认为碳泄漏不会因为产业转移的增加而增加，而是由于世界市场上能源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增加。碳泄漏的主要路径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家庭使用了更多更便宜的燃料（技术效应）。行业规模和组合的变化很小。由于京东协议而对产出与就业会造成大规模迁移的恐惧在我们的分析中并未得到证实。贸易自由化对碳泄漏的影响是正的，但是影响很小。仅与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本身相比，将二氧化碳减排政策与自由贸易相结合，能够促进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形成更加碳密集型的行业结构。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而究竟是否支持要素赋予的假设仍不完全清楚，因为非附件一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效应影响各不相同。

而Babikers（2005）认为，正是由于能源密集型企业的产业转移，才提高了隐含碳率。本文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在能源密集型产品生产、贸易及碳泄露的地理分布上，发现了更全面的市场结构的影响。以世界经济为背景，采用多种商品、多个区域的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进行分析，得出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带来的竞争效应会导致能源密集型企业的产业转移，显著增加离岸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的影响程度主要由市场结构的表现情况，以及可交易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决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限制碳排放政策，带来的区域效应差异很大，其中大部分的碳泄露发生在中国、印度以及富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

从世界能源价格的角度来说，Eichner和Pethig（2011）能源价格下降产生的碳泄漏不足以抵消减排国的碳减排量。也就是说，能源价格下降并不是碳泄漏的主要原因。

而Kuik和Gerlagh（2003）认为碳泄漏的主要原因是世界能源价格的下降，而不是附件1国家内部采取的替代行为。使用了GTAP-E模型，得出，附件1国家（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行为‘碳泄漏是适度的，证实了很多早先的研究。碳泄漏率的中间估算值是11%，它很容易受到贸易替代弹性、化石燃料供给弹性以及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下降低进口关税的假设的影响。这种敏感性使得碳泄漏率的范围为6%-17%。

Sinn（2008）得出的结论和Kuik和Gerlagh（2003）一致。作者从能源供给角度出发，在某些情况下，能源生产者如果预期未来减排政策将更加严格，从而导致未来能源价格降低，就可能在当前时期加速对能源的开采，因此增加碳排放，产生“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即碳减排政策反而造成碳排放量的上升。

3.2 减排政策对碳泄漏的影响

目前，针对全球碳排放问题，出现了很多减排应对政策，例如有全球性的京都议定书，国家联盟性质的单边环境税改革，以及单个国家所指定的碳税政策等。这些减排政策都有一个共性：排外性。所有的政策都可以把国家分为减排国家和非减排国家，即使是京都议定书也不例外，例如，美国就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计划。针对这些减排政策的排外性质，学者们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减排政策无疑诱发了碳泄漏;另一派认为，减排政策对碳泄漏的影响微乎其微。

根据Paltsev（2001）的研究，碳泄漏主要来自京都议定书附件B国家，作者采用1995年的数据，用GTAP-EG模型（静态全球均衡模型）分析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影响。他计算出来的碳泄漏率是10.5%，波动范围是5%-15%，假设条件有聚集效应，贸易弹性和资金流动性的不同，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把非附件B国家（未在京都议定书附件B签约承诺量化的限制或减少排放的国家）CO2排放增加的来源，追溯到附件B国家的各部门和各地区。据Paltsev（2001）的研究，在部门来源上，化学和钢铁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分别是20%和16%）;在地区来源上，欧盟占的比重最大（是总泄露的41%）。欧盟对中国是最大的双边泄漏（超过了总量的10%）。

Alessandro et al.（2013）认为非全球化的环境政策，可能对一些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只有一些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那么非减排国家在生产与出口能源密集性产品方面有比较优势，这样就很可能会引发碳泄漏，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减排国家所做的碳减排努力。同意污染避难者假说，认为当国家拥有不同的环境管制强度时，生产过程将转移到环境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同时，由于减排国家碳减排政策的实施，使得非减排国家在碳密集性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在是否实施碳税方面，Alessandro et al.（2013）使用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GTAP-E模型，并设计可替代的碳税，结果证实，碳税在减少碳泄漏方面的效率不仅很有限，甚至可能会损害竞争力。此外，与世贸组织规则相符合的边境关税调整措施仍然值得商榷。

Kuik和Verbruggen（2002）把两种方案进行了比较，一种方案是，附件1国家遵守京都议定书宗旨，但是未调整进口关税，另一种方案是，在遵守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条件下调整关税。他们发现，自由贸易下碳泄漏率增长了。但是，减排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可接受性与可行性的时候。也就是说减排政策和国际贸易共同影响着碳泄漏率。

以上的研究都认为减排政策都直接或者间接诱发了碳泄漏，而Sijm et al. （2004）根据他们的实证分析认为，环境政策并不是投资定位的重要决定基准，也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能源密集型生产的关键解释因素，因为他们发现环境管制的成本效应很小。过去的研究也表明，并不是以前的环境政策变化导致全球市场生产份额的转移。这种生产转移并不是因为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因为市场大小、地区需求增加（因为新市场的开发以及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需求）和工资水平的驱动。这一结论可以从钢产业中得到验证，对钢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即使生产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类似于钢铁这样的产业仍然倾向于把最新的技术当作最小计划成本和维护费用。由此看来，环境政策的成本效应并不是转移生产的诱因。

Terry et al.（2007）认为碳泄漏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但是单边政策的实施所引发的碳泄漏是微乎其微的。有关碳泄漏的文章还不足以说明某一成员国气候变化政策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碳排放的影响。在全球背景下，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附件1国家对非附件1国家的碳排放有很大影响，但是欧盟内部的技术转让更容易，另外，跨国公司的跨境业务也更加广泛。

Barker et al.（2007）这项研究调查了六个欧盟成员国在1995-2005年实施单边环境税改革（ETRs）的潜在碳泄漏。为了使用动态比较分析估计在较长时间段（1995-2012年）内碳泄漏的任何影响，此研究采用大规模、多部门结合27个欧洲国家的E3（能源-环境-经济）模型和E3ME模型（欧洲的能源-环境-经济）。结果显示，EUETS（排放权交易机制）实行下不会有大量的碳泄漏，因为存在运输费用，当地市场条件，产品种类以及信息不完全，这些都会促进本地生产。有的情况下，因为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碳泄漏甚至是负数。

4 欧盟国家“碳泄漏”讨论较少涉足的领域

“碳泄漏”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话题，对它的研究和讨论也在不断地扩充、完善，通过对外国文献的研究，发现在国际运输、规模报酬与产品的差异性、清洁发展机制（CDM）对碳泄漏影响的研究较少。

在国际运输对碳泄漏的影响方面，Frank和Jean-Marie和Nicole（2013）认为国际运输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国际合作仅限于贸易，没有气候政策的实施，大约一半的全球排放量的增加都是由于国际运输。有趣的是，如果碳排放税只限于富国，且航空运输和水路运输免征碳排放税。在这样的情景中，碳泄漏发生于这些实施碳排放税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我们的结果提出了一个大约为15%的碳泄漏率，与近期估计的一致。至于国际运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效应几乎消失，这导致了这个部门的排放量增加了11.6%。虽然国内变化仍占主导地位，来自国际运输的排放量的增加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当使用相同的基数作为碳泄漏率时，它代表着一个额外的2%（例如这些实施碳税的国家的排放量的绝对减少），即碳泄漏的1/8。

Babikers（2005）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产品越同质、市场越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引发的碳泄漏率更高。作者建立了一个7个地区，7种商品，3个产业的全球CGE模型（和其他GATP模型类似，除了能源密集型部门和1992早些时候的数据）。他的创新在于考虑了IRTS（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能源密集型产业战略性行为的处理。假设OECD地区都采用京都协议，在这些假设成立的基础上，他提供了四种碳泄漏率：

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差异产品情形下（Armington假设）碳泄漏率是20%;

在IRTS和差异产品情形下，碳泄漏率是25%;

在固定收益和HG（同质产品）情形下，碳泄漏率是60%;

在HG-IRTS的情形下，碳泄漏率是130%。

可见，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产品差异性越小，碳泄漏率越高。

Knut和Jon（2009）研究了CDM机制对碳泄漏的影响。认为清洁发展机制很可能伴随着非附件B国家的碳泄漏。附件B国家排放配额增长等于CDM项目产生的初始减排额，全球碳排放将增加。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分析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果具有一定局限，关键问题是，化石燃料市场在何种程度上是全球性的，以及价格信号在市场上有多分散。答案因燃料而异，取决于运输成本以及各种其他因素。

5 总结

本文从欧盟“碳泄漏”的讨论与争议出发，查阅相关外文文献，总结归纳出有关欧盟“碳泄漏”研究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存在的分歧，并提到一些鲜有涉足的领域，期待这些领域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欧盟“碳泄漏”的研究在碳泄漏的渠道、国家博弈与碳泄漏、技术创新与碳泄漏、不同模拟情景与碳泄漏估计所得出的结果高度一致，认为碳泄漏主要有两种渠道：一种是全球能源价格下跌诱发的碳泄漏，一种是污染避难者假说;通过博弈论分析碳泄漏的学者们认为，序列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高于在同时行动博弈中的总污染，因为存在“搭便车”效应;技术创新起到降低碳泄漏的作用;不同的模拟情景和减排政策目标设计对模型计算的最终结果影响很大。

对欧盟国家“碳泄漏”的讨论存在共识的同时，也存在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碳泄漏是因为产业转移（污染避难者假说）的增加还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下跌;（2）减排政策对碳泄漏的影响。

除此之外，研究国际运输、规模报酬与产品的差异性、清洁发展机制（CDM）对碳泄漏影响的文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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