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就业保护因素分析

刘红英

摘 要：

保护就业是贸易摩擦形成的主要原因。在系统回顾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基础上，从行业特点、利益集团及欧盟内部成员国特点三个层面阐释就业保护因素对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形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贸易摩擦;就业保护;工会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06001

1 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欧纺织品贸易迅速发展的历程中，贸易摩擦不断发生且逐步升级。纵观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1979-2001年，这一阶段是中欧纺织品贸易的快速增长阶段，我国的纺织品凭借低价的竞争优势大量出口到欧洲国家，1985-1991年间，我国对欧纺织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30%以上。出口的大量增加使欧洲国家倍感压力，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在1979年至我国入世前的20几年间，我国对欧纺织品贸易一直受到连续的7个纺织品服装协定管辖。除此之外，各种名目繁杂的配额限制、对原产地规则的操控以及反倾销等措施也成为欧洲国家限制我国出口的重要手段。

第二，2001-2005年，中国在这一阶段已加入WTO，根据WTO《纺织品服装协议》（ATC）的规定，欧盟必须自2002年1月l日起取消部分对华纺织品配额，并且必须在2005年取消全部配额。在此期间，欧盟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第一，推迟纺织品配额的取消进程，在每个执行阶段，其开放的配额都没有达到ATC的要求;第二，利用高关税、补贴、双边协定等多种手段达到限制从我国进口的目的;第三，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大行其道，如欧盟公布的2002年第61号禁令——禁止使用四氨基联苯等22种染料，导致我国出口企业被迫使用进口自德国和瑞士的染料，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第三，自2005年1月l日起，纺织品服装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但配额的取消并不意味纺织品领域自由贸易的到来及贸易摩擦的减少，正如欧洲纺织品服装协会秘书长拉肯所说“欧盟有多种限制手段，具体使用什么贸易保护手段，需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事实上，欧盟除于2008年采取了“双重监控制”取代“配额制”对我国出口至欧盟的最为敏感的几类产品实施为期一年的监控外，还采用了如反倾销、特别保障措施、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更隐蔽的贸易措施来限制我国出口。

2 就业保护因素对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影响

对欧盟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历程的回顾中不难发现，欧盟对华贸易摩擦的具体形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隐藏在名目繁杂的贸易摩擦形式之后的深层原因——扶持欧盟内部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及保护就业——却始终未曾改变。几乎在所有欧盟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调查的理由陈述中，都不可避免的提到对本国就业的保护，就业保护因素贯穿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始终。

2.1 纺织品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欧盟纺织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也一直位于制造业前列。但近年来，欧盟纺织业就业数量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就业数从1997年的132万下降到2008年的68.3万，12年间就业数量减少65.7万，降幅高达48.7%。就业总量减少的同时，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比例也从1997年的0.05%下降到2008年的0.03%。纺织业就业人数骤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产业升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进口贸易的影响。纺织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影响了该产业的就业数量，这也成为欧盟纺织业频繁发动贸易摩擦的主要经济原因。

2.2 欧盟成员国内部行业工会的游说

工会对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行业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积极参与政治游说与捐献活动，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往往是保护贸易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保护了工人就业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了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进而导致贸易摩擦发生过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直接游说和间接游说作为工会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两种主要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直接游说面对政治制度中的立法者，其优点在于可以直接表达政策观点、输出贸易政策主张;间接游说说服的是选民，通过选民来影响国会立法者，其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为确保保护主义诉求得以实现，行业工会通常将这两种游说方式结合使用。

2.3 欧盟部分成员国的就业保护目标

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形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其政策制定不仅要受到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内部成员国的影响，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欧盟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形成机制中。阿尔卑斯山脉将欧盟分隔成了南欧与北欧，同时也划分出了对华纺织品贸易摩擦中欧盟内部成员的不同立场。在北欧，英国、德国、丹麦及荷兰等国的纺织业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或以研发为主，或生产规模较小，对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不仅不会对提高其竞争力反而会影响其零售业的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反对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在南欧，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纺织业发展较强大的国家以及葡萄牙等一些纺织业相对落后、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国家则强烈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纺织品给予制裁。如在《欧盟宪法条约》的表决过程中，法国等国家就曾向欧盟施压，最终，欧盟为转移这些国家的注意力，不得不紧急发动对华输欧纺织品的“特保”程序。

3 政策启示

着眼于贸易摩擦的内生形成过程，立足于就业因素对贸易摩擦形成的重要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注重就业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就业因素是导致贸易摩擦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对贸易摩擦的有效治理必须关注就业因素对其形成的重要影响。对于一些行业而言，如果这些行业就业受进口冲击大，行业工会力量强，政府对其关注度高，而我国在这一领域对该国的出口量又大时，实际上贸易摩擦的发生已不可避免。因此，针对这种贸易摩擦的治理就不该局限于其具体形式到底是各种类型的贸易救济措施还是名目繁杂的各种贸易壁垒，因为贸易摩擦的形式只是其实现贸易保护的手段而已，即使我们能够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能够有效的应对反倾销等贸易摩擦形式，那也仅仅意味着反倾销这种贸易摩擦形式的寿终正寝，贸易摩擦的数量并不会因此而减少，而仅仅会导致另一种新的贸易摩擦形式又被“智慧性”地创造出来而已。针对这种类型的贸易摩擦，除采取下文将要提到的各种对策外，可能更好的方法是加强行业自律，或是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

3.2 充分利用利益集团在贸易摩擦内生决定过程中的作用

贸易摩擦的内生形成不仅源于国家间的非合作博弈，同时更是国内各利益集团基于贸易政策收入分配效应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政策主张的博弈结果，相关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实际上是贸易摩擦发生的根本原因。在应对贸易摩擦时，应有效利用利益集团的这一特点，使其成为我国化解贸易摩擦的重要切入点。

工会作为保护就业的积极实践者，往往是贸易保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贸易摩擦的积极发动者，在贸易摩擦的内生形成机制中起关键性作用，我国应采取多种方式尽可能的改善一些发达国家工会对我国固有的偏见，消除其对我国的误解。而不同行业的资本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及贸易摩擦的态度上往往有很大分歧，我国应充分利用偏好自由贸易的资方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我国化解贸易摩擦的重要力量。

3.3 在国际博弈层面，在加强我国威慑能力的同时，建立与主要贸易摩擦国的定期协调机制

经济上的威慑能力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已不容世界上任何国家小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已具备了较强的威慑能力和报复能力。因此，我国政府也应适当应用这种威慑能力，在相关的贸易法律中明确制定针对我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报复性条款，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予以适用。例如，报复的可置信性威胁（Credibility of Threat）的有效使用往往可以避免贸易摩擦的发生及进一步升级。在1995-1996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我国针对美国的报复清单提出的反报复清单实际上就是“可置信性威胁”（钱学锋，2003）策略的具体实践，这一威胁手段的成功运用促使了中美相互妥协达成协议，避免了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双边谈判和协调是国家间解决贸易摩擦的基础，在加强我国威慑能力的同时，还应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定期协调机制。定期的双边谈判与协调可改善贸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避免双方陷入由此而导致的囚徒困境。双边谈判与协调主要是指由政府出面建立协商机构，通过谈判的方式达成协定以解决分歧，这种方式在维护日美经贸关系、缓和欧美贸易摩擦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今后，我国在处理贸易摩擦中也应在逐步完善和巩固这种定期双边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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