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自然 绿色发展

刘珉

人类社会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走向现代生态文明，几千年的历程中，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与实践不曾停息。而现代以来，在探索与物质世界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和以自然世界为本体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之中，发展与治理是否要同步的争论与抉择也持续升温。

传统思想认同以人为中心的思考逻辑，往往被称为人类中心论。其观点是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正如英国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言，人类是 “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类具有满足需要的道德优先权，自然仅仅被视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以人为尺度的观点推动人类同自然界做斗争，在人类早期的发展中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万事万物，过犹不及。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变本加厉，生态退化的危机也不断出现，人类中心论开始遭受质疑。与此同时，由于工业革命和社会与环保的压力、民众保护自然意识的觉醒，西方环境思想得以兴起，它以生态学原则为基础，强调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互关联性。西方环境思想有功利主义观、自由主义观、批判主义观之分，功利主义忽视环境价值，强调人类的现实利益；自由主义主张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环境改良；批判主义强调自然的休养生息和近乎苛刻的保护。就绿色施政措施而言，环境学派可以归纳为改良主义生态学派和激进主义生态学派。改良派认为环境损害是“外部性”或者“社会成本”，应该考虑到这些成本，试图建立现代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相比之下，激进派大多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性及其价值观、结构和制度是环境恶化的根源。

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何者为中心的理论争论更形象的体现为发展与治理的道路抉择。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建设起一个最低效的环境。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进入21世纪后，人类不断面临各种挑战，石油危机、全球变暖、人口爆炸，种种问题让我们的地球变得又热又平又挤”。一味追求经济产量忽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沉痛的教训。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等20世纪震惊世界的环境八大公害仍使人心有余悸。近年来，我国境内的太湖蓝藻事件、阳宗海事件、沱江污染事件等水体污染事件也令人心痛不已。世界自然基金协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更令人震惊：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足迹严重超标，地球生命力指数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28%，其中热带地区不到40年的时间就下降了61%。人类使用的资源量已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如果不改变目前过度消耗自然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2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气侯变化也已成为当前全球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显示：过去130年，全球升温0.85℃。气候变化可能进一步加剧冰山融化、海平面升高，大量生物将会面临生存威胁，一些小岛国也必须为将来另做打算。

针对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更新观念，还是继续沿续工业化时期的发展模式呢？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过去不复再来，将来弥足珍贵，重点要考虑现在如何决策及未来走向何方。但在贫困国家及新兴国家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过去大家在同一起点，现在出现差异和分化，是不公平的攫取和占有的结果，历史帐不能忘！经济发展是连续的，那么成本和收益也应该是连续的。数据显示：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1.1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占80%，美国占26.9%居首位，就人均排放而论，发达国家排放比例可能更高。

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科学理性的做法是追求绿色发展。现实情景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相关环境公约的达成几度搁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坚持举步维艰。如果我们列一个方程说明，因变量是产出，自变量是人力、科技、土地等，在一定假设条件下，不难得出最佳答案。而我们若把因变量换为经济发展或人类进步，自变量加入一些政治和社会变量，约束条件集为资源环境等，重新进行概念界定、可操作化处理，则复杂的多，有解可能会变成无解，有惟一解可能会变成多解。决策除了受到自然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国家利益以及公平公正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与环境的综合螺旋上升的过程，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难以单独解决，需要系统观与协同论加以应对，而社会学意义上的模式构建，又是长期因权、因人、因时而变的，因此就出现了所谓集体决策困境，两难选择、知行悖论。

人类要进步，自然要平衡，不进步意味着落后、愚昧、原始，不平衡则会出现失调、波动、甚至灾难。进步很必要，平衡更不可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调适的过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又要努力不断付诸于实践，最终在互动与磨合中，实现天人互益，人天互利，达到相辅相参，互养共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