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若梦：文学意义之一种
——读书侧记

成旭梅

浮生若梦：文学意义之一种
——读书侧记

成旭梅

记得 《读书》杂志的1979年创刊词是 “读书无边界”，挺好。读书是个人的事，读什么书，怎么读，自在的状态是兴之所至，随喜随心。

还是会从教书的老本行开始，不自觉地偏爱文学。

可是今天，文学是个什么东西？是古希腊瑰丽的神话，是古中国干瘪的 “伪史”，是文艺复兴的人性革命的利枪，是经济社会不值一提又不可或缺的玩偶荡妇——文学在文学里羞答答地作秀姿态，挑起半遮半露的裙边，随便流转在政治、哲学、教育、世俗生活的膀子上——文学出卖了大众的爱情，在文化流氓那里迅速死去。

“文学死了吗”？当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从未问过自己，生活会终结吗？文学是如此鲜活地伴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她曾是多么美丽，今天又是多么尴尬，但是，如果她死了——我们的生活能够承受文学残废，但我们能够承受文学的死亡吗？文学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希利斯·米勒告诉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的答案：文学正在走向死亡——让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所有特征，如今大多数都在经历迅速地转型，或在经受质疑。米勒所提示的这些特征包括：人们现在已经不太确定自我的统一性和持久性，也不太肯定可以通过作者的权威来解释作品。福柯的 “作者是什么”以及罗兰·巴特的 “作者之死”，都标志着文学作品与其作者之间的旧有的纽带的终结。文学本身也促成了 “自我”的碎化。经济、政治、技术的力量也在介入这场谋杀文学的运动：全球化的力量，正多方削弱着民族国家的彼此分离、内部的统一和完整。意识到内部的分化，这正在结束文学研究按民族文学来进行制度化的做法；而20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我们的文明，旧有的西方文学荡然无存。技术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而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的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等，他们写作、教学的方式常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者忽视文学。

但是文学分明将继续活下去，是正如她在历史上生存过的各种姿态一样，或光鲜或屈辱？或主流或边缘？似有似无可有可无？文学的生态究竟靠什么来维护以什么来平衡？对于这个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的无俚头之问，实在非常赞赏米勒的勇气，他斗胆用了一个有悖科学精神的例举法，以之来为自己 “文学活着”的结论寻求辩护。米勒举陈了人类历史中诸多 “文学的秘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文学是 “全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古怪变形，它比所谓的 “真实世界”更真实，是幻觉中所见的超现实。特罗洛普则以文学实践着他的危险的习惯：小说里尽是日常的恋爱、婚姻、遗产继承。亨利·詹姆斯如是评价他：“伟大的长外，他不可估量的长处，就是能全盘体会日常之物。”而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质地和品质，恰与前两位作家 “源自真实世界之外的想像世界”迥异，他的小说写的是人物之间极为奥妙复杂的心理关系，而这些人物又是极聪明、敏感的。本雅明以为小说在译作与原作间让人窥见一种 “纯语言”。普鲁斯特以他的伪自传体巨著 《追忆似水的年华》，揭示了 “作为谎言”的文学本质。米勒以这些雄立于世的书写者来证明 “文学作品不是指称真实的世界，而是指向独立存在的另一个世界”。米勒所言尽管不够具备科学的严密性，但的确能够自圆其说：正因如此，所以文学并不会被真实世界里的一切所绑架，相反，文学语言本身是一种 “施行语言”，它使我们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像域，词语让读者能到达那个想像域。这些词语以不断重复、不断延伸的话语姿势，瞬间发明了同时也发现了（揭示了）那个世界。

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所以文学活着，因为本质上，“文学是世俗的梦境”，“文学是改头换面的自传”，米勒说。米勒是简单而纯粹的，我们需要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都需要另一个区别于真实世界的独立世界来让灵魂得到自由和快乐。这是文学的实用性意义，亦是文学无可旁贷的职任。“亚里士多德还活着”，那么“诗歌就不会死亡”，这是米勒的论证，亦是历史的人文立场所应面对、也正面对的质辩与解证的过程。

的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 《诗学》里，对于“模仿”这人类生存最本真的需求状态，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赞美：我们从模仿中学习，我们从模仿中得到快乐。亚里士多德以他坚定的、理性的口气说，“关于整个诗歌的起源”——“有理由认为，它源于两个实际的原因，这两个原因都根源于人性。即一，对人类来说，模仿的习惯从儿童时代就是天生的；于是产生了二，所有男子在进行模仿时都会得到快感。”模仿产生快乐，这是亚里士多德为诗辩护的理由之一。

亚里士多德以其形而上学安身立命，文学存在的问题却不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想到这个“误”入文学之藻的人。这个本苟且于一己之生存而毅然赴日学医的理科生，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学学习经历，更毋论科班的系统教育，他成年后所有的文学教育，仅只在听过章太炎先生的几堂文学讲义，但他却把文学玩了了大名堂，大学问，在现代文学巨流河里，鲁迅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而他却又不是着意在文学本身的趣味的，而在于文学的社会“意欲”，是以一种反传统的形式树立一种传统文学职任——在鲁迅那里表述为 “救治国民精神”——的大国民态度。

关于“意欲”，在美国学者艾恺早年的著作 《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里写道：梁漱溟指出，生命的过程类似于叔本华的“意欲”，人的全部生活就是这种盲目力量的表现，文化——“生活的样法”——是人们解决 “意欲”要求和环境所构成的障碍之间的矛盾的方法，因此，文化的不同归因于意欲趋向的不同。重读梁漱溟，在文化图景错综复杂的今天，尤其显得意味深长且令人心潮澎湃，“梁所提出的三种理想的类型——意欲趋向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是依次对环境所构成的障碍的不同路向 （或意欲和环境之间的不同的矛盾类型）的反应。”梁漱溟曾指出，由西方代表的第一种类型，是意欲的普遍或正常的趋向，它是对人类的基本问题——作为动物人类需要食、住和生殖的反应。在这里，意欲乃向前要求，去征服环境，以满足这些最基本的欲望；西方文化的一切特征和成就，例如科学、民主和改造自然，都是这种意欲趋向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意欲的第二种基本趋向是自居一侧，与环境调和，以实现意欲本身的要求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这种文化类型解决的是如何在情感上使人生活愉快的问题，并由此而获得最大的内在满足和生活的乐趣。中国代表了这种文化类型。第三种文化类型以印度为代表，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在最后阶段，人类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是暂时的虚幻的，从而追求最终的超越。民国其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提出这个文化三分理论，带着倾向于陈独秀派的否定传统的激进的西化态度，更带着明显的从佛到儒的自我斗争的痕迹，艾恺更指出“梁漱溟的理论是一种纯粹相对主义的价值空虚论。”但我们依然能从艾恺的别一种话语体系里看到一个现代中国的梁漱溟，看到他的文化三分法的清楚透澈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文化迷茫困顿状态的引领性意义。

掩卷突然想到 “浮生若梦”，这真是一个太漂亮的词语，漂亮就在于它是那么活生生地摧毁了生活（真实），又活色生香地建立了生活（梦），这个梦是什么呢？从米勒、鲁迅、亚里士多德、梁漱溟们那里，我们知道，“梦”不是一个虚无，梦恰是一个理想，一个自慰，一个从此岸达到彼岸的较为温和的路途，一个达成人性快乐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真实的梦境，一个可以用天真来解读的心境：这便是文学、文化的应有之义，这便是文学、文化继续活着的充足理由，正如雅克·德里达所说的：文学作品是回应或记录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永恒的另一世界。即文学对象的理想性。——是的，除此而外，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因之，让我们用严格的操守来阅读文学，用愉快的狂野来阅读文学——这也许更类似于一种祭奠，一种捍卫，让文学不死，让那属于人类之 “梦”的内核不死，让文学在立足于人性快乐的根本上重生，而不是无谓流连在现代性那些令人不齿的雕饰上。看，在文化流氓那里迅速死去的文学，正以人性文化的名义，占领华尔街，宣布左右这个真实世界的那些个政治流氓技术流氓经济流氓的死亡！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