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公益人

刘思维

25岁到35岁左右的一批公益人相继进入了

“三明治”的夹层状态。

一方面，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

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背景，

有公民社会的理想和信念，

另一方面，陷入无法跻身主流视野的尴尬。

在一些公益组织圈的朋友眼里，李珊（化名）现在的工作十分“高大上”：国际机构，德国政府背景，中德可持续发展合作议题，每天接触的是外国专家，工作对象经常是能源局的高层领导。这样的工作条件让一般草根公益组织的公益人望尘莫及。

从草根公益组织的项目助理一步一步做到国际机构的资深项目顾问，李珊用了7年，今年她32岁了。虽然拿着听起来就很幸福的高薪，但李珊感到自己不幸福了。她想离开现在的岗位，重新回到草根公益组织去。

和李珊做出相反决定的是比她小两岁的常成。在前年28岁的时候，常成将公益组织的工作从全职变为兼职，选择一脚跨进企业。

这些年轻人进入“三明治”的状态：一方面希望继续留在公益的战线上，一方面又得对家庭负责。但在中国公益发展仍处于探路期的现在，这群公益人面临的矛盾又何止两重？

离开，因为干得不爽

无论是犹豫着要回到草根组织的李珊还是已经跳槽进企业的常成，在解释他们想要离开的原因时都提到了这样一句相同的话：“我干得不爽了。”

2012年，“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3年届满后离任，机构公开竞聘总干事一职，常成参与了这次竞聘。由于平时工作成绩突出，他成为受理事会器重的候选者。然而，入职两年的常成作为“自然之友”内部成员中唯一的竞聘者，面临的质疑可想而知。考虑到他太年轻，缺乏领导管理团队的经验，理事会任命他为“自然之友”的副总干事。

这次晋升却成为了常成职业生涯的拐点。年轻，并且有野心。这种让大多数人不太舒服的侵略感，给这位副总干事的群众基础埋下了隐患。

上任后，常成主导了会员部和公众参与部的合并，这个过程必定牵扯复杂的人事问题。他以前在调研部的工作只需专注做“事”，在做“人”的工作上并无经验。在执行过程中，常成忽略了工作的难度，尝试的变革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他直率地说：“在这个阶段，我做得不好，也做得不爽。”

进入企业工作的常成把自己现在的状态描述为“创业者”。这和他之前在公益组织的工作状态完全不同，“在公益组织做一段时间，就感觉像进了政府一样，做得再好这个公益组织大概也就是这样，做得再差，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心慌了。”

让李珊“不爽”的原因是，国际机构的高薪吸引了一些毫无公益理想、只为了挣一份高薪的求职者，这样一来机构本身良好的气氛就被冲散了。在中国，关注公共领域的人都属于被社會边缘化的，他们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接纳和认同。之前在国际机构里，关注公益的人是主流，但是后来李珊渐渐发现周围的人根本就不关注公共议题，只盯着自己的工资。

“我怎么能跟这样一群人一起工作？我会质疑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个机构里工作下去。”这个机构里太多的人跟她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使她生出好像一个人孤独行走的畏惧，“我觉得在公益组织一直工作下去的人是对现实有充分了解的一群理想主义者。我知道现实很复杂，达到目的很困难，但我不会失去希望。如果这样一群人在公益组织里面如果不能在一起互相取暖、互相鼓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动力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有特别强大内心的人，我必须要有人跟我一块走。”

草根组织薪酬垫底

让李珊犹豫不决，不敢做出选择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生活的压力。她现在所在的“高大上的国际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收入也比较高大上，回到草根组织意味着收入必然会降低。李珊犹豫了。

“随着年龄增长，归零的机会越来越小，如果我现在下不了决心，我希望有人帮我下这个决心，但是没有人会帮我。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对你的未来负责。”

这也是常成跳到企业的重要原因。

名校法科出身，国外留学背景。无论从能力还是履历上看，常成都理应获得与之相符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但现实并非如此，目前，环保领域的经济生态并不成熟。

常成所在的“自然之友”是毫无官方背景的民间环保组织，与国际组织和国内的基金会相比，薪酬待遇差距很大。如果把整个环保圈子比作一个生态系统，常成说：“国内的民间环保组织是食物链的最下游。”

国际组织的资金优势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国外筹款，国外公募放开，他们走上街头就可以直接伸手向市民“要钱”。国内基金会筹建者大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员工收入参考企业待遇，所以基金会收入也不错。

“他们的生活圈子给你感觉不像一个圈子的人。很多国际组织的人让你感觉不像是在做社会运动，就是一份职业，像一个白领一样很光鲜的。”

相比之下，国内机构的环保公益人的日子并不舒服体面。中国没有面向公众直接募资的机制，造成国内环保组织收入严重制约于国际组织和基金会与之合作时的项目要求。

常成说：“你虽然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你是真正有脚的，走在土地上的人，但是你无法把这种能力转化为你的造血能力。”

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与自身能力不匹配，也是让常成父母一直不能认可儿子这份工作的原因。即将步入而立之年，常成更加现实并且坦诚：“我也想在北京买房，我也想娶妻生子，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

在不能保证薪资的状况下，普通环保组织成为国际组织和国内基金会的人才储备库。公益组织中成长起来的人才纷纷跳到前两类机构，形成普通机构继续缺人、缺钱、缺项目的恶性循环。但常成并没想过跳槽进环保国际组织或基金会。他觉得，虽然这样收入也变多了，但是它们身上都有这个圈子的通病，自己的能力、平台和成长空间并没有大多少，还是困在一个很非主流的圈子里。

说起环保圈子的形成，不得不提梁从诫先生。梁从诫先生是中国民间环保的先驱式人物，也是“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民间环保，在环保领域贡献卓著。

和所有业内人一样，常成视梁先生为“精神领袖”。“我没见过他。”常成说，“直到追悼会的时候。”他至今仍为此感到遗憾。“虽然在我们这一代看来梁从诫先生环保理念比较保守，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但是他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偶像的力量，他在社会主流的关注度里也是占据制高点的。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乔布斯、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你的家人、朋友有几个知道马军和冯永锋的？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人知道王石、冯仑，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梁从诫。他其实帮整个行业打开了一个主流认可度。当你的主流认可度和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钱、资源、人、你可以发挥理想的平台都不一样。但现在这个行业差得有点儿远。”常成说。

完善性格，找寻另一个自己

回国后带着一身书生气和理想主义，进入相对较小的环保圈做研究工作，常成其实并没有充分接触过社会。他一直很渴望能真正地走出去，自己闯荡一番，看看社会的复杂，磨练一下自己的心性。

一位“贵人”的指引让常成找到了社会的入口。这就是他现在的老板，一个在任何角度上都跟他完全不同的人。

“我極其严谨，很学术，文气绉绉的特别礼貌，他是非常有冲击力、有气魄、说话很快，他也讲道理，但道理都不是从书里来的，全部都是从生活和社会中得出的。”常成语气里的仰视和惊奇打破了他自始至终不疾不徐的表达节奏，“我觉得我要跟着他能弥补我书生气、社会阅历太少的局限。我想认识一下真实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如何有效的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态下去发挥我的作用，实现我的理想和事业，而不是只在我的想象中。”

之前在公益组织工作时，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常成最不擅长的就是妥协，常常表现得很自我，交往能力差，还听不进人言。那个时候说话永远是“我认为……”心里老是想：“我来这儿，我连钱都不要了，我还不能按我的想法来做吗？”

从象牙塔走入社会，常成开始理解不同人的想法。现在，他正在做项目投资方面的工作，接触面比较广。和社会各界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经可以坦然地处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常成说自己成熟了。

天生的性格加上多年来在国际机构的工作经历使李珊养成了效率高、逻辑强、流程固定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她觉得这让自己的感情变得很硬、很脆，缺乏韧性。这很容易让她的耐力达到一个极值，就不想干了！但她明白其实自己的真正意图和初衷，可能只是想歇一会儿，冷静一下。